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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走呼号，五次环行世界，足迹遍及全球各地，然而他对南京却情有独钟。他在《建国方略》中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月，却是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初创的阶段，是他的理想、奋斗目标初步实现的三个月。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当时南京还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孙中山要葬于南京，正是要激励同志继续努力，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其寓意是深远的。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三次演讲，值得记述。
1911年10月武昌新军起义，各省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沪赴宁。深夜11时，孙中山在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各省公民代表齐集，欢呼万岁之声震动天地。军乐奏后，由各省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况，谓：“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翻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孙中山宣誓。
孙中山即大声宣述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并对外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宣言表示将努力“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对内政务之方针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为：“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宣言最后说：“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孙中山首次在南京向全国人民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开启了民国时代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仍将自己的民本情怀付诸实施。他经常宣传“公仆”思想，并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他力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民政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势，当时的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对峙的政权。为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南北双方进行了和平谈判。和谈期间，孙中山先生于某日突然来到夫子庙，他走上文德桥巡视了一下，即叫卫士到桥畔的月台茶社泡了一杯茶，借出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做临时讲台，孙中山就对群众讲起时局问题和阐述革命的道理，并听取群众对时局的看法。孙中山当时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用喇叭筒对大家问道：“你们知道当前的国家大事吗？”接着便扼要地讲解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方清政府正处于对峙中，论政治形势，南方优于北方。讲军事实力，则北方胜过南方。因此有人碍于北方实力，不主张用武装力量去打倒清政府，而主张用政治方式进行和平谈判。也有人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克服困难，一鼓作气，乘势进攻，一定可以获得胜利。这两种看法各有不同，你们认为怎么办？战好还是和好？”
南京人民当年在革命军尚未攻克城池之前，受到城内清军张勋辫子军的蹂躏屠杀，一听到“打仗”二字，莫不谈虎色变。所以不约而同地喊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孙中山含笑说道：“我是孙中山，你们的意思我知道了。”大家至此方知这位演讲者竟是现任临时大总统，人群中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由于立宪派和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两条与定都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欲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于3月8日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
从这一逸闻佳话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孙中山的平民本色和民主气息，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为“布衣总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承认、肯定人民是国家唯一主人的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称“合众”之“众”，指的就是人民，它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体制的明确否定，也是对改良派设想的“君民共主”体制的明确否定。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将奋斗目标定为“建立民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孙中山先生是这么说的，并且一生也是为此而奋斗的。
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奔走革命时，就对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建设长远目标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规划，希望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世界强国。孙中山虽然做了临时大总统，却没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种种压力之下，不得已解除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只能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来呼吁实行他的民生主义。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出席南京同盟会员之饯别会，到会者千余人，唐绍仪、汪精卫、胡汉民、徐绍桢、王芝祥等陪同出席。孙中山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之演说。
孙中山首先提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接着，他说：“今日最富强的莫过于英、美，最文明的莫过于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是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土地为生产之元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措施是改变原来的按面积纳税为按地价纳税，如地价一百元时纳一元之税，至一千万元则当纳十万元之税。为防止私人哄抬或压低地价，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以照地契之价收买。
孙中山还谈到引进外资的问题。他说：“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和东亚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
此外，孙中山还简略地谈了节制资本的问题。他说：“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入加数十倍，至铁道收入，30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14万万，矿山租款约10万万……此时政府所患已不在贫……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孙中山这次演说的前半部分，被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又被译成英文，载于本年7月13日出版之美国纽约《独立杂志》。同时又由法文译成俄文，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17期。列宁在该期刊物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先生此演说词作出评论。列宁十分赞扬孙中山的精神，称赞孙中山是“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称他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国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对孙中山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称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办法只不过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一个必定会促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国有化计划。列宁因此称孙中山是一个“主观社会主义者”。
从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言论来看，他始终充满着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尽管孙中山的主张中有不现实的因素，但是他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中国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所以列宁后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为唤醒人民、争取自由、争取比较民主的制度做了很多事情。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