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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民党军第四次进犯中央苏区时，我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1934年3月，蒋介石又调我为侍从室主任。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中，我曾随蒋介石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策划追堵，因此对一些内幕有所了解。
1934年4月，国民党军步步向中央苏区进攻，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对苏区压力越来越大。当时，我正随蒋介石在庐山策划指挥。
1934年9月，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并对我们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军加紧包围，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能突围长征。
10月中旬，蒋介石正在扬扬得意间，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介石慌了手脚，立即匆匆赶回南昌，召集行营秘书长兼行营第二厅厅长杨永泰、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及林蔚和我商谈对策。当时大家议论纷纷，揣测红军的行动方向。记得杨永泰提出要考虑红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的可能性，蒋介石不屑地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都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上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除去心腹之患。”
1934年10月18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到达赣湘粤边。从国民党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于是蒋介石在当日下午7时召集我和贺国光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我们9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从挂电话听筒之声甚重，似已迫不及待。我迅速草拟了计划要旨，并发出电令，大意是：西路军何键部总部移驻衡阳，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南路军陈济棠部总部推进至韶关，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第四集团军总部移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蒋介石初意是陈诚，而陈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并抽出九个师归薛率领；陈诚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团策应各方面的需要。迨11月上旬，红军先头到达粤湘边后，蒋介石又认为何键原是西路军总司令，红军既已进入西路作战地境，便明令发表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同时命我电告何键指明薛岳所部入湘后悉归何统一指挥。蒋介石并未把将何键部调离湖南，而使何更易受控制的企图明确告知薛岳，所以引起狂妄自大的薛岳不服。另外，我在拟定堵截计划时曾想到两广是半独立状态，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军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因此当严电陈济棠、李宗仁全力防堵时，我对蒋说：“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介石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几句话使我认识到蒋对粤桂方面的阴谋诡计，也进一步感到，在堵截红军之初各势力间的钩心斗角。
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名义上何键是“追剿”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事实上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内，牵涉三四个省、十几个军（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薛岳所率嫡系3个军）三四十万兵力的行动，即令蒋介石亲自出马也不可能指挥得好，因此始终是以南昌行营这套机构在那里敷衍行事。
红军西进，于10月下旬突破赣南余汉谋部的封锁线（即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即电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即第二道封锁线），并指示他们分兵在乐昌、郴州、宜章、临武间沿粤汉路南段加强工事作防堵措施（即第三道封锁线）。11月上旬，粤军和红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瑚岗附近激战两日，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等军团番号。与此同时，何键以原在湘南的一个旅在汝城也与红军打了几天。就此，蒋介石便自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定下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
对这个计划，蒋介石很用了一番心机。他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而以几路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势逼使红军强渡湘江，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关键。
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的部属不认真贯彻执行，叫我将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电令中。希望部下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好好打一个歼灭战。
当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粤汉铁路宜章、临武地区，蒋介石在指示何键、薛岳部署的同时，曾电陈济棠派兵进占连县、星子防堵，并指定李汉魂率一个纵队进至蓝山、江华地区防堵红军入粤。那时蒋为利用粤军参战，要我们在电令措辞上尽量客气，特别是对粤军延寿之役一再嘉勉。
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了将近两周（由1934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一周，使用兵力二三十个师。这个时期，行营函电交驰，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也基本上待在蒋身边襄助策划，有时蒋陈密议的问题，作为侍从室主任的我也不知道。因为蒋介石惯于用权术收揽部属为其卖力，他自己写信频繁，内容不给别人知道，我只是事后与蒋闲谈中了解一些，至于这个仗是怎样打的，只能略知大概。
当时，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摆下的长蛇阵，未能阻止红军通过湘江，这与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不肯出死力不无关系。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只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便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过了湘江。而刘建绪及何键却向蒋介石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还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知之甚深，心里很明白。但事后蒋介石未曾追究湘江失守的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
与此同时，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的前线部队，为保全实力，也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堵击，而是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的新圩附近与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事令蒋介石大伤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只有三四万人，经长途征战使红军牺牲、损耗很大。对此蒋介石深憾不已，责怪桂军避开正面，错过时机，以致功亏一篑。
自从红军突围后，我们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人闲谈时，总说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国民党军人心各异，士气不振，于此可见一斑。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蒋介石除电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电令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电令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防阻。1935年1月，红军主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解放遵义，蒋介石乃将防堵红军的任务交给刘建绪，令刘部进至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布防，并电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第十军）派兵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部联防。当时湘西红军正在沅陵以北进行反攻，策应入黔的中央红军。何键深恐湘军入黔后自己失去控制，乃借阻击湘西红军为由，苦苦要求调其亲信部队李觉、陶广、章亮基等师回湘西，蒋介石允其所请，于是刘建绪只带四个师布防黔东。沿途并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
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安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奉蒋令薛岳率所部八个师不顾王家烈是否愿意，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我从陈布雷处得知蒋曾对他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1935年1月中旬，红军由遵义西进。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赴川的贺国光及四川省主席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1月底，川军旅长郭勋祺率兵九个团在土城附近顽抗两昼夜，被红军击败。蒋据报后认为郭勋祺“鏖战有功”，立即升郭为模范师师长；同时以守乌江的侯之担作战不力，令参谋团拘押查办。在红军压境下，蒋对川、黔军阀一赏一罚，不仅是施展其对部属威胁利诱的惯技，也是他欺软（黔军阀）怕硬（川军阀）的表现。
至2月间，红军进入滇东，行动情况忽然不明。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中，知道有遵义会议，毛泽东从此全权指挥红军行动，这引起他很大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随即蒋调整战略部署：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由此，在贵州的第二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划分，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七纵队。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歼。
正当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不料2月下旬红军挥戈东向，击破王家烈在鳛水的前线部队，势不可当，蒋介石得此情报，认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黔北突困，不可久留，回师向东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该地红军会师。于是，他急命薛岳拿出吴奇伟部由贵阳驰援王家烈坚守遵义、娄山关，令上官云相部驰援桐梓，令刘湘督促郭勋祺部尾追，并令第一路军何键注意黔东防堵。各军虽然是仓促应战，但蒋介石以为围攻军队已处于绝对优势，这样就可遏阻红军。哪知到了2月28日，红军竟乘胜再度攻取遵义城，击破了王家烈直接指挥的好几个团。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外接战，不到一天就被红军打败，狼狈退回乌江南岸。事后得知，吴、王两部伤亡损耗在万人以上。这是蒋介石布置川、黔、滇围攻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他却指责薛岳指挥不利，导致“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挥戈东向，二渡赤水，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是蒋介石最初意料不到的。
在遵义战败后，蒋介石坐立不安。两三天后（1935年3月2日）他就飞往重庆，陈诚和我随行。遵义失败薛岳确有责任，可陈诚为袒护薛岳未如实向蒋报告真情。我当时自有顾虑，因为薛岳部队一向归陈指挥，薛部失败，陈不说而我说，不仅陈不满于我，蒋介石会以我有嫌隙于陈，也对我不满。蒋介石到重庆后，不仅因前方打败仗恼火，另外又因何应钦在北平受到国人责难，且遭日方的过分侮辱，赖在南京许久不回北平军分会，使他更加大发脾气，责骂何“怕死就不要穿军服”。我委婉建议蒋作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蒋介石生气地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这些话说明蒋一心反共，不惜向日本侵略者屈膝。
薛岳、吴奇伟在陈诚庇护下没有受到蒋介石的惩处，王家烈迭失桐梓、仁怀、遵义等地，蒋介石也不便追究，只针对这一教训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指王家烈逃离遵义），一律治以失土纵敌之罪。
蒋介石在重庆不久，约在3月中旬，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吴奇伟，勉吴“雪遵义失败之耻”，指示其“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极慎重”。蒋写后，面交与我火速派飞机空投给吴。
红军在遵义获胜后，约在1935年3月9日左右复全师西进，这一着又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正当蒋介石捉摸不定之际，红军已三渡赤水。蒋在重庆范庄和我们讨论时认为：红军战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蒋介石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开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3月下旬各方来电，碉堡大致完成，乌江南岸各渡口，乌江北大定，黔西、金沙、仁怀、遵义、桐梓沿线都已初步形成碉堡线。蒋介石当时沾沾自喜，认为这本旧皇历——碉堡战术，是“消灭共军的可靠法宝”。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和我。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当时蒋介石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野心勃勃，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训话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并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
但没有几天，约在3月底（确期欠详）薛岳转据周浑元来电：该军在仁怀以南之鲁班场、枫香坝附近防线被红军袭击，打鼓新场也发现红军。蒋以为这仅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大在意。接着忽报在4月1日左右红军先头在安底坝将江防部队击破，巧渡乌江。红军这一出乎意料的战略行动，又使蒋介石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介石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脸红耳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做主。约在4月2日，蒋介石召陈诚、薛岳、何成濬和我一起商谈。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蒋介石随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薛岳奉命之后，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力竭声嘶。
4月4日蒋介石接李韫珩电告，该纵队在息烽县的黑神庙与红军遭遇，打了一仗，得知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的情况。蒋立即传令嘉奖李韫珩并给犒赏，同时立即召集我们商量对策。我们认为，红军虽距贵阳仅百余里，但判断红军急求东进，估计在优势兵力跟踪尾追下，顿兵攻坚难免受挫，可能不致进攻贵阳城；即使有靠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东移；在贵阳的守城部队只要坚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赶到。鉴于贵阳兵力单薄，援军（指孙渡部）尚在向贵阳疾进途中，为安定人心，必须加强城防工事。此外，则命令甫抵清镇之空军第三队，必须更番侦察敌情并探明追击、增援各军位置。为了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令韩汉英师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飞机场不得有误。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介石心神不安，竟步出行辕查看城区工事，申斥贵阳守军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可在公开场合，蒋介石还总要表示其临危不怯，以示其大将风度。蒋的侍从们不知内情，要我劝蒋不要疏忽，我也只好写一条子交宋美龄请她“规劝”。
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介石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并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
约在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薛岳马上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长去见蒋介石。对这些“勤王之师”、“救驾部队”的来到，蒋介石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对其均有犒赏。孙渡在贵阳周旋不到一天即奉命率部向龙里前进，途经黄泥哨（距贵阳30里）即与红军便衣队接触，后进至观音山与红军先头遭遇，激战竟日。蒋为此嘉奖孙部忠勇善战，并命空军侦察并轰炸红军。直到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三四十里外转向西南急进，与东追的国民党军甩开距离，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实际是红军调开了云南的堵军，甩开了后面的追军，坦行无阻，大步前进，而蒋介石却在那里大肆宣扬他用兵如神，指挥若定，为自己遮丑。追击部队师长万耀煌（我在陆大五期的同学）在贵阳时曾悄悄地对我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这话真是一语道破真情。
搞垮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是蒋介石布置长追红军的时候就便收拾川、滇、黔的计谋之一。在薛岳进入贵阳的三个月中，早已把王的罪状向蒋揭露，并向何、柏两人进行了分化收买工作。只是1935年4月前，红军尚在贵州，情势紧张，蒋介石对王还有所利用，所以迟迟未动手。迨至4月上旬，红军主力入滇，4月中旬黔境战事已近尾声。
蒋介石决定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并着我去与王商议。4月20日，我往见王家烈向其传达蒋意。王最初表示两个职务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我只好对王说：“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于是借口要与两师长商量再决定，意在求援于何知重、柏辉章两人。我乃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益。及王再与我会谈时，遂表示愿意干军长辞主席了。随后王家烈同我一道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表示辞主席职，蒋甚喜。不久蒋即发表吴忠信继王任贵州省主席职。
红军于1935年4月中旬向云南急进，所向无敌，很快就突破盘江八属的防地渡过北盘江（这也是一条地障）。蒋介石在贵阳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命将云南仅有的一些军队布置于滇、黔边黄泥河以东防堵，下令薛岳亲率吴奇伟、孙渡、周浑元、李韫珩等部尾追。薛岳以地形熟悉的滇军孙渡部作为前锋，分三路西追，月底沿红军去路到达云南境内，沿途在滇、黔边的兴仁、黄泥河、平彝、白水有些接触，没有大的战斗。对于留在乌江北岸的一部红军，蒋命令各军追堵，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这一支红军后来也顺利地经水城渡过乌江上游进入云南。
5月初，红军主力分向沾益、马龙、寻甸、嵩明前进。龙云当时因滇军仅有六个旅的主力早已外调，坐守昆明空城的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十分恐慌。蒋介石要薛岳兼程驰援，不料红军甫抵昆明附近又转头向昆明西北前进。当空军侦知这一情况，蒋介石和我们研究，认为红军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妄想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此外，他又电西康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进行阻截，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
约在5月7日，薛岳、龙云两人乘飞机到金沙江侦察后来电告蒋，红军主力已在后卫掩护下巧妙地突破了刘文辉部防线渡过金沙江。
约在5月12日，我随蒋介石乘飞机至昆明，住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共计住了20多天。蒋介石赴昆明，除拉拢龙云之外，主要是部署大渡河的会战。
大渡河会战计划，策动的总兵力计10余万人，5月中旬以后各部依计划行动。蒋介石曾两次由昆明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作出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姿态。可是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一样的覆辙并未出现。红军到泸沽之后，只以一部经大树堡，主力却分两路，一路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击败了刘文辉的守军，一路迂回到泸定桥击败刘文辉另一部守军，渡过大渡河取道汉源（在汉源也打了一仗）、天全、芦山、宝兴，在六七月间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今小金）了。
当红军渡过大渡河后，薛岳只命李韫珩率所部及指挥川军刘元璋部三四个旅过河尾追红军，经汉源、泸定北进金汤、丹巴。薛岳自己则率主力经汉源、大相岭集中雅安，沿途虽没有战斗，但因总得不到休整，官兵病号、死亡很多，部队拖得疲惫不堪，到达雅安时约在6月中旬了。川军杨森自告奋勇，率该军及邓锡侯、刘湘之一部共九个旅经芦山向宝兴北上尾追红军，亦无大的收获。所谓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只得草草收场。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随战事的发展，于6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约在7月初又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进行下一幕的活动。
在1935年以前，为了对付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所建立的根据地，蒋介石以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将川军主力20余万人编为六路进行围攻，但迭经红军打击，伤亡很大，弄得川军焦头烂额。因此蒋介石特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一面担任策划，一面督战，并对川军加强控制；同时派特务头子康泽率数以千计的别动总队队员渗透到川康各地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作为蒋的耳目。至1935年6月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于懋功时，刘湘、贺国光等人估计，分别占领岷江以西地区，北自松潘附近，南至理番、汶川，西迄大小金川之懋功的红军当在6万人以上。于是，川军在刘湘、贺国光策划下，仍按一至六路进行部署。即第一路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进至北川西北地区；第二路孙震部（第二十九军）进至北川西南地区（岷江东岸）；第三路李其相部（四川边防军两个师）进至汶川地区；第四路杨森部（第二十军）由宝兴向懋功前进；第五路唐式遵部（第二十一军一部）进至茂县附近；第六路王缵绪部（第二十一军主力）进至茂县、汶川间地区向理番推进。全川除蒋嫡系胡宗南部占据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据，形势比较有利。
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乘车到成都，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直辖各师也相继到达成都附近，这与3月初蒋介石到重庆的情况很不一样，一方面也和蒋已控制了黔、滇两省有关。蒋介石先给刘文辉一个下马威，电令刘文辉将在丹巴、大金川西岸为红军所败刘元琮、余松琳（刘元琮是刘文辉的侄子、余松琳是刘文辉的大邑同乡）两旅长法办，给刘文辉以打击，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
蒋介石到成都设行辕（设在刘文辉私宅）之后，我担任的侍从室主任与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工作上有些分工，我主要负党政方面的协调工作，四川反共军事方面则由贺负责。
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和我们一班幕僚研究过川西地形，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红军兵力显然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生，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于是蒋介石召集川军各路总指挥刘湘、李其相、邓锡侯、孙震、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等人在成都开会（杨森未来），要各路川军集中力量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包围封锁，在四川“剿总”指挥下同心协力，寻求最后胜利。川军方面由此订出两项禁令：（1）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2）藏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至于川军各路20余万人具体进攻与执行情况，我不甚了解。
将川军部置停当，蒋介石又于7月下旬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根据情报指出，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由于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同时，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也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当时薛岳统率的嫡系部队约在14万人，要在8月间均就战略位置，确非易事。由于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军粮补充十分困难，蒋介石便要参谋团仿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铁肩队几个支队2万余人专门运粮到前线。肩夫昼夜络绎于途，备极辛苦，累死无数。
1935年7月间，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陕游击区，西进至商县、洛南、山阳，消灭堵击蒋军几千人，8月间取道凤县进入甘南。成都行辕由所获情报中，业已知道中央红军已纷纷备粮北上，蒋介石判断红军会向西北前进，乃先后调动大军进入甘陕地区。首先，他同意朱绍良的请求，调第七路军毛维寿所率四个师分别由安徽、河南、河北三地调集甘肃，归朱绍良指挥。其次，他从豫皖边调第三军王均部（原滇军朱培德旧部）到甘肃以确保兰州安全，于8月以前在洮河两岸的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天水之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此外，他还从江西调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原湘军底子）到甘肃会宁、华家岭、静宁、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在8月中旬前后，他又调东北军张学良的骑兵军何柱国部进驻平凉，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至甘肃之天水，一部挺进至兰州；其余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已进入陕西，一部进至平凉、固原地区作最后堵截准备。最后，他又电驻宁夏的马鸿逵第十五路军派兵进出固原及甘陕边之环县布防。
以上七八个军的兵力多达二三十万人，蒋介石估计红军主力如北进甘肃，在北面堵截的兵力已不足为虑。
在蒋介石的“困死共军”的策划下，前方在8、9月间已布置就绪，蒋介石遂在峨眉举办训练团，训练川军将领，我亦随往。这时，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来电说，红军已从草地到达巴西，正同该纵队骑兵团激战中。9月中旬，又得悉驻守上下包座的伍诚仁师封锁线被红军突破。蒋介石在震惊之下怒火万丈，即将伍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另令胡宗南回甘肃，又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及天水、武山地区利用已构筑之工事布置堵截。但是不久即接朱绍良电，红军通过岷县哈达铺时，先头不足万人，没有发现后续部队，已在9月下旬通过渭河王均所部防线。蒋介石恼怒之际，又致电毛炳文，要毛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清末名将左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可后来该军只在通渭及华家岭地区打了一下，这道防线即被红军突破。10月间，红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又突破平凉、固原间马鸿逵部及东北军骑兵军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9月底，我随蒋介石下峨眉山时，蒋心情抑郁，暴躁异常。因为据朱绍良电告，从华家岭之役中得悉：这一路红军系红一、三军团，由毛泽东率领。蒋介石从知道毛泽东行踪后，就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他随即下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回甘肃天水整补，下令薛岳率各军从川甘边区撤回四川待命。此后，虽有堵截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但从总体上说，蒋介石亲自筹划的围堵红军北上的作战部署，已然告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