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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住进我家张园，到1945年他命我留守长春，自己逃往大栗子沟之间的20年中，我从一般的陪伴到做他的秘书、侍卫参谋、禁卫军高参等职，与他有过不少接触。现罗列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以供参考。
现在的天津鞍山道67号，即天津日报社址就是张园的旧址，过去是日租界的宫岛街宏济里。前几年，我应邀陪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的编导到天津勘查旧址，我告诉他们，现在报社的办公楼已不是旧日溥仪居住的平远楼了，原建筑已于20世纪30年代由川岛芳子出面，转卖给日本的驻屯军司令部，现在的建筑乃是日本人翻建的。
张园曾因溥仪借住而闻名，但在此之前，张园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宅院。所以称其为张园，既是因为园主姓张，也是因为原来上海的法租界早有一张园，因清末地方人士在那里集会，演讲维新，召开“拒俄大会”，名噪一时。后来，上海张园因时代嬗变，地价上涨而废弃，并改建为联栋房舍，但当时人们提到张园，仍以“上海张园”、“天津张园”来加以区别。
我父亲张彪所以筹建天津张园，是因为辛亥武昌起义后，身为清廷湖北提督、第八镇统制之职的张彪见袁世凯在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之间坐享渔翁之利，自己又被袁世凯调离前线，因而自日本长崎退隐天津。为生活计，我父亲利用兴办楚兴纱厂所得官息七万余两例银，除在山西家乡榆次县左辅村修建张氏祠堂、开办晋丰元盐店、入股复义公洋广杂货庄外，又在天津购买20余亩荒地（12078平方米），以在湖北营造军事工程的经验，自购砖瓦灰泥，雇工兴建了一座壮观的三层大楼，命名“平远楼”；又在楼后为我兄弟八人筹建八幢二层小楼。另又添布园景，垒石洞山，池桥亭榭均备。最引人注意的是园中的水亭，构思奇巧，水亭亭柱中安有自来水管通到顶端，上又另配双龙，拧开自来水后，水即由亭柱流向亭子上端，并顶起一圆球，形成二龙戏球的样子，水止球落，收储在铁丝网盘里；亭顶的水顺亭檐流下，静坐亭中者如置身于水帘洞，三伏天也不觉暑热。我当时还是个顽童，最感兴趣的是园中的大鸟笼，有10米多高，面积相当于三间房，里面养着200余只禽鸟，除百灵、鹦鹉等小鸟外，还有大鹰。
在建园过程中，为经济考虑，先租给了上海商人，搭建竹篱席棚，取名“露香园”，售票供人游艺，品茗纳凉。民国6年，天津水灾受损后，由一广东商人继续租赁，除夏天做露天生意外，冬季则空闲，年付租金8000元。因承租者不欲沿用露香园的旧名，便借园主人的余声遗望和上海张园的名气，命名为“张园”。
现在，只要提到张园，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末代皇帝溥仪。其实，张园的第一位贵客却是我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
1924年10月，因直奉战争使华北政局发生了变化，在天津隐居的段祺瑞借机策划“善后会议”，特派许世英到广东韶关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先生遂于11 月13日起程经香港航海到上海，辗转日本再搭海轮于12月4日到达天津。许世英为安排孙先生的住所，先以他的女儿与我家小妹的同学关系来与我父亲商量。父亲以“张园乃园主退隐之所，不接纳政治活跃之人”的理由拒绝。后许世英又托天津居住的许多要人来说情，连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来家洽商此事。父亲见此事难以推却，便与我的哥哥们商议，说本园可租借给任何人，所以也不必单单拒绝孙先生而得罪那么多的说情人，遂允诺此事。
孙中山先生住进张园那天，正是年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当孙先生在平远楼前与欢迎的人们合影时，都无法忍耐那刺骨的寒风。我因年幼，没有去迎接。父亲只让我哥哥以房东身份参加欢迎的行列。父亲不但没有去迎接，而且始终拒绝与孙先生见面，说孙先生是“革命头子”，还一再对我说：“从今天起再不许到园中去玩。”稚童的我对当时国民革命毫无所知，又处于顽固的封建官僚家庭，受到严重的保皇思想熏染，我想象中的“革命头子”一定是青面獠牙，凶猛异常。家父越是不让我见越引起我的好奇心。当听我哥哥远博说孙先生夫妇每天到花园散步，我就悄悄地跑到花园，躲在树丛中准备一睹这位“革命头子”的真实面貌。谁知，当孙中山先生从我面前走过时，好像早已发现了我，竟招呼着我到他们面前聊叙家常。先问我可是园主之子，又问我家中情况，我如实对答后，他们又拉我到楼中去玩，让我坐在他们中间叙家常。我见孙先生个子不高，花白头发，非常和蔼。但说话口音较重，听不大懂。有一天，孙夫人宋庆龄看到我，便让我与他们合影，几天后冲洗出来又亲自送给我留作纪念，使我格外高兴。尤其是孙先生夫妇那庄重的举止、高雅的言谈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夫妇离开了张园往北京就医，前后共在我家住了27天。我能荣幸地谒见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引以为终生之骄傲。
就在孙中山夫妇离开张园的第54天夜里，溥仪也来到了张园，住进了平远楼，而且溥仪亲自挑选的寝宫是三层东内间，恰恰是54天前孙中山先生安放睡床的地方。只不过溥仪到天津时极为保密，也极为仓促，事先我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当溥仪潜踪夜行于午夜时分来到张园时，同行的日本人不管怎么叩门也未能叫开。溥仪只得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及日本警察等数人到附近的日本大和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带着两名宫女，都打扮成学生模样，身着同一颜色的斗篷，也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来到张园。他们与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见面后，才整装盘髻，会见外面的人。当晚，我母亲等在园内留宿以陪伴后、妃等女眷。因食宿设备未能就绪，溥仪于当晚被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即1945年就职的日本首相）请去赴晚宴，遂后又到大和旅馆住了一夜。父亲得知溥仪莅临，自然受宠若惊，忙命家人购置所需之物以备“接驾”。幸亏天津是通商大邑，中外物资丰富。父亲自到英国商人开办的惠罗公司买来上好的铜床三张、铁床10多张及舶来的被褥等。我家的所有女眷和临时召集来的女亲友们，都在二层大厅地上连夜赶制近百件床上用品，一日之间共花费3700块大洋。住在天津的遗老旧臣闻讯后也纷纷进奉硬木家具等，或呈献米折、肉折，凭此折可到某店铺随意领取所需米面、肉油等物。父亲为使张园成为皇上比较宽敞、理想的“行宫”，特意在平远楼上加筑了第四层楼，并在园内右侧盖起了相连的木舍四间，作为“内阁阁丞”“军机章京”“南书房行走”的所在。第四层楼建成后则用做放置大餐桌、弹子台、钢琴等物。因楼里住着皇上，怕惊吓了圣驾，动工时，开工晚，下工早，这样不仅耗资甚多，而且拖延了时间，父亲仍每天督促工匠，精细施工。每当三节两寿，父亲均要进奉暖窖培育出的大朵牡丹等珍奇花木，托以仿烧黄地彩瓷大花盆4对，再配以硬木座摆在平远楼的中厅。如有外国的新奇表演来津演出，便亲自召请来“御前”献技。连瑞典的小人歌舞团也被请来，很受溥仪等人欢迎。当市场上刚出现笨重巨大的无线电收音机时，父亲便不顾价格昂贵购买来奉献给“皇上”。因父亲曾严禁园丁靠近平远楼，如有落叶残枝，每天早晨便亲自入内扫除并整剪凋零的枯枝等。据我所知，父亲总认为自己是前朝一品大臣，辛亥武昌起义虽经力战收复了武昌、汉阳两镇，但起义将领士兵都是自己所练的湖北新军，从而导致清廷之覆亡，自觉愧对皇家，因此正好借此机会竭尽己力回报赎过。一日，溥仪看到我父亲正在清扫落叶，遂生恻隐之心，命随侍过来说：“张彪偌大年纪，就不要干这些体力活儿了。”我父亲一听，很是感动，就像当年的大臣受到皇帝的赦免一样，连连作揖谢恩。
我父亲对孙中山与溥仪截然不同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只是由于父亲一再告诉我们，未经他同意，任何人不准到平远楼去走动。当时我家的家法甚严，我弟兄自然牢牢谨记。不能去平远楼，也想见一见“活皇帝”，我们放学后，就临窗站立，遥遥相望对面的平远楼。很快我们就发现溥仪也经常从对面的窗子向后楼眺望。前后楼相隔不过六七米远，看得很清楚。我兄弟年纪轻轻，每次从窗户看到了皇帝，自然喜形于色，更不免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不料，我们的举止也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心。遂传下口谕让我们到前楼去见驾。那天放学后，因哥哥上学路远还没有回来，家父就将我叫去，让我到前楼朝见，并教我朝见的礼规和注意事项，自然少不了叮嘱一番，什么一定要行大礼，少说话，守规矩云云。当时还是少年的我，只想马上就可以一睹“龙颜”了，因此许多话都没听清。当我到前楼去见溥仪时，刚一进门就被人喝住，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是皇上让我来见面的，那人就把我领到一间“随侍间”，等了有十几分钟才由一名随侍引我上楼去见驾。他回禀一声：“张挺见驾。”我赶忙跪下磕头，口称：“张学毅叩见皇上。”行过礼，我就站起来上下仔细观看站在我面前的皇上。溥仪说：“坐下吧。”我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不料竟把溥仪逗笑了，问我这个“
”是谁教我的，我说是听大人说的，就记住了。他说：“你这是从戏台上学来的，那不对，应该答‘嗻’。”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又问我为什么老看着他。我说：“我从来没见过真的皇上，想看看皇上长的什么样。”他说：“怎么样，今天看清楚了吧？”他这么一问，弄得我很窘。接着他开始问我几岁了，在什么学校上课，我说13岁，在天津法汉中学读书。又问我学校里是否要学外语，我说我们学校都要学法语，因为这是法国人办的学校，非常重视法语。他问我每天怎么上学，我说有时骑自行车，有时乘人力车。又问我：自行车好骑吗？我说很好骑。接着让我谈一些学校的情况和一些社会上的新闻。他问得很仔细，显然是对我的话很感兴趣，而我也发现这位“万民之君”连一些生活中最平常的事也一无所知。比如我说上学时要带一些钱，好去买东西、打台球等，他竟然问我买东西为什么要付钱，打台球不给钱难道就不让玩么？他的惊讶也引起了我的惊讶。我慢慢明白了，越浅显的常识，对他来说就越是重要新闻。于是，我便从如何花钱、如何买东西、乘汽车等开始向他讲述一些生活中的常识，想不到我一个中学生的所见所闻竟会在这里找到了知音。我说得天花乱坠、海阔天空，他那里聚精会神，兴趣盎然。就这么神聊了两个多小时，溥仪才说，今天我还有别的事情，明儿个有时间我再来找你。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命人找我去见他。那天他的兴致好像更高，我也早把君臣礼仪扔到一边去了。到吃饭时，他留我与他一块儿进膳。那天也许是我肚子饿了，也许是他的菜肴实在太丰盛了。我尽量挑好的吃，且吃得很饱。站在一旁的随侍见我吃饭时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几次向我摆手、使眼色，好像是让我收敛一些。我见溥仪毫无怪罪于我的意思，看我吃得痛快，他还挺高兴地给我指菜，告诉我哪个菜好吃，让我多吃，但从不给我夹菜。事后，他的随侍告诉我，皇上很少与别人同桌进膳，哪怕是他的弟弟、侄子们与他同桌进餐也只是摆摆样子，一些皇亲国戚能得到皇帝赏赐的一两盘菜肴，也已经是深感“皇恩浩荡”了，所以从不曾有人像我这样与溥仪一起吃饭。后来我经常到他那里去玩，经常与他一起吃饭，我还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从来没有用君臣礼仪来约束过我。
后来溥仪对我说：“你以后没事就来找我玩，不要总等我去召见。”我一听皇上发了话，这样父母也就无法约束我了，真是喜出望外。以后，只要放学早，我就去找他。在楼门口对随侍说一声：“请通禀一下，张学毅求见皇上。”在随侍间等一会儿就可以上楼去见他。有时溥杰到天津，我们就一起去找溥仪玩。当然，见皇上有一套严格的礼仪，正式朝见要磕三个头，口称“奴才叩见皇上”。叩头后起身，但不能转身，要退步站到一旁。如出门时要横着身子退出去，不能给皇帝看见脊背。一般的时候只跪下请安就可以了。为了表示君臣有别，任何人不能在皇上面前称我、你、他，哪怕是同胞弟、妹也有着等级之分。新中国成立后，我见溥杰先生说大哥如何如何，我很奇怪地问他：“老溥，你说的大哥是谁呀？”他说：“我大哥就是溥仪呀。”可当年我称溥仪“您”，别人就说我：“你怎么跟万岁爷拉平了？”我到底是民国时代的一名中学生，实在不愿意自称奴才，也不愿意那么循规蹈矩。溥仪对我也从不计较。记得有一次有个叫赵阴茂的人（其父原在御膳房，后为北海仿膳创始人）很随便地说某某人的闺女不错，应该给某某家的儿子说亲。不料有人偷偷地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告诉了溥仪，而溥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在他背后互相议论。大概是有损他的威严，竟怒不可遏地大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周围的人就都成了罪人，都要跪下听候发落，我当时在场，也就跟着跪下了。他让所有的人都自己打自己耳光。当他看到我也跪在那里，就说：“张学毅，没有你的事，你起来吧。”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的身份与别人不同，以后行礼、问安就更是马马虎虎了，说话也就更无拘束了。有时他说半截话，我也敢搭个话茬儿。他对别人说一不二，我则常与他争辩个是非。记得我见贝勒载涛到天津来给皇帝请安时，溥仪竟然不动声色，连眼皮也不抬。我想年轻人应该尊老敬贤，就过去跟载涛请安问好。没想到，这位一向爱说爱道、很随和的涛贝勒好像吓了一跳，又似乎没听见我的问候，不仅不理睬我，还赶紧躲开了我。退下来后，载涛才对我说：“按朝廷的礼法，在皇上面前，任何人不能相互施礼、打招呼，你看摄政王载沣是皇上的亲父亲，在皇上面前也没人给他行礼，更何况我这个七叔啦。”我不以为然，就对溥仪说：“人家涛贝勒那么大年纪，又从那么远的北京来给您请安、下跪，您为什么理也不理？”溥仪听了，只是笑了笑，似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