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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和溥杰同时被俘。为什么溥杰会和其兄一同作为战犯被俘呢？这是因为，溥仪在最后逃命的时刻，抛下了妻妾、妹妹以及从小相依的乳母，抛下了无数的国宝珍玩，但却一直带着弟弟溥杰，把溥杰和另外几个实在脱不开的人，一直带入战俘营中去了。
据溥杰自述，他是1945年8月18日随溥仪乘坐飞机从通化飞赴沈阳的。当时说是换乘大型飞机东渡日本，结果，在沈阳机场降落不久，苏联空降部队就下来了，随即解除了机场日军的武装。接着，一位苏联空军高级指挥员，带着包括“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和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在内的一些人，来到溥仪休息的机场贵宾室。
见过面之后，人们围桌而坐，开始交谈。由通俄语的桥本先把苏方官员的话译成日语，再由溥杰把日语译成汉语说给溥仪。
当时，吉冈安直曾流泪哀求苏军：“请保全溥仪先生的性命，并允许他前往日本。”可是，溥仪却并不领吉冈的情。溥仪躺在溥杰身后的长形沙发上，就从这个特意找的吉冈看不见的角度上，他给苏方军官打手势，表示不愿意到日本去。苏方军官意会了，遂答复吉冈说：“在这里不便保护溥仪先生的安全，稍候一时，我们将把你们迁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当天下午，溥仪一行乘上了苏联飞机，说是飞往苏军司令部，结果却降落在了通辽机场上。那里有不少苏军高级干部，他们先把溥仪找去谈话，然后又把其余的十几个人也一一找去谈了话。结果，跟溥仪出来的八个中国人先后被允许回到溥仪身边，吉冈、桥本和一个日本宪兵却被剩在了飞机里。原来，这是苏方根据溥仪的要求这样做的。在通辽机场上，有位苏军少将跟溥仪谈得很投机，他们用英语对话。溥仪告诉他说，在这十几年间，自己完全被日本人把持、操纵，没有脱身之术，直到今日，他觉得很对不起中国人民。溥仪还介绍了飞机上那几个日本人的身份，表示希望跟他们分离。苏军少将态度温和地安慰溥仪说，请你和你带来的几个人先在市内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吧，其他情况我们来处理。
当天晚上，溥仪一行被安排在一家医院里过夜。次日清晨，有位苏军干部顺口称呼溥仪为“同志”，竟把溥仪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对溥仪来说，是太生疏又亲切的字眼了！
中午过后，一架苏制飞机从通辽起飞，于晚上9时把溥仪和随他同来的溥杰等八人载到赤塔郊外的莫洛阔夫卡。下机不久，有位苏方讯问员来找溥仪，特意笔录下了沈阳机场的一段场景：当吉冈向苏方请求允许溥仪赴日时，溥仪坚决反对，并主动表示愿来苏联。从政治上说，取得这一证据或许有利。
从押赴苏联开始，溥仪和溥杰一起度过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们才真正拥有了平等的身份和手足的亲情。特别是引渡回国以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劳动，有时也在一起娱乐。潘际坰先生1956年在抚顺亲眼看到溥仪和溥杰兄弟下象棋的场面，并拍了一张照片，还传神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一天晚上，我看到溥仪和溥杰在下象棋。溥仪神态自若，兴致甚高，又因为他那一小撮小型山羊式胡须给剃得干干净净，更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下棋的时候，左臂有时屈伏在桌上，低首观变；有时则用左手托腮凝思。且经常分析棋局，发言助威。
相形之下，溥杰就显得拘束沉默了。这也难怪，溥杰还是初次和我见面，不及溥仪活跃也是情理之常。
溥仪曾经指着溥杰问我：“您看我们哥儿俩像不像？”我向溥杰打量了一下，脸型和他的哥哥相似，鼻子上也架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重大的差别也许就在于溥杰小了一号，他的身材是算得矮小的了。但是，溥杰也有着饱满的精神。
我给了溥仪肯定的答复以后，又把眼光放在溥杰的脸上，并且轻声问他：“你比溥仪小一岁，是吗？”
“是！”他几乎用一个士兵回答上级军官的姿态，对我说出这一个洪亮而干脆的字音来。同时，他已经非常熟练地摆出立正的姿势：双手垂直，挺胸，小腹略微收进，双腿直立，两脚呈八字形，正像“步兵操典”所规定的那样。
我当时确实愣了一下。事后才想起，23年前他是“满洲国”留日的第一期陆军将校候补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他往往下意识地表现出迄未消失的军人痕迹来。
当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和溥杰的关系也并不总像下棋时那样和谐。头几年，溥仪还是抱着蒙混过关的宗旨，常与溥杰密商掩盖历史罪责的策略，订立对抗改造的攻守同盟，溥杰仍然很顺从。然而，岁月推移，溥杰的头脑渐生变化，他对其兄愈来愈不顺从了。
有一次，溥仪因倍感孤立而向溥杰诉苦说：“怎么连亲亲故故似也忘了伦理，如此不近人情？连我这个皇帝也全不放在眼里了。”
“世道变了，你也该扔掉老皇历！看看人家管理所的干部吧：所长、科长、大夫、厨师，一律平等，亲亲热热，多好啊！政府就是要把咱们改造成这样的人嘛！”溥杰的回答起初令溥仪惊愕，继而又使他思考溥杰提出的问题了。
哥俩儿在战犯管理所受到同样的教育和改造。据溥杰日记记载，他们一起观看日本战犯表演舞蹈及音乐剧，一起参加战犯运动会，一起学习文件、听取所方干部报告形势或学习心得，一起出席有关的活动，如与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或前来访问的各国记者会面，等等。
溥仪从1957年开始写自传，当时就把题目定为《我的前半生》，为后来那本震惊世界的奇书奠定了基础。
写自传是所方规定的，为了让溥仪全面总结前半生，永志不忘曾给祖国和人民造成的灾难，所方给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协助查找资料、发动其他战犯提供线索等，特别是让最熟悉情况且文字能力较强的溥杰执笔。回忆这件事情的经过，溥杰写道：“那还是我和溥仪都在抚顺管理所的时候，认罪阶段刚刚过去，我们都在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把它写出来供所方研究。所方对溥仪的特殊经历和他几年的变化尤为重视，便叫我帮助他。这样，我们俩就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3岁登基，一直写到1957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亲身经历，总共写了45万字。”
当1959年最后的月份来临之际，溥仪作为第一名获得特赦的国内战犯，就要告别抚顺了。溥杰自然替兄长高兴，可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反而不能获释？论罪恶自己比溥仪轻，论改造自己也比溥仪强啊！
金源副所长就此约溥杰谈话，非常诚恳地说明了理由。他认为，只有以溥仪之今对比溥仪之昔，才能显示出改造的神奇和成就，也才能理解为什么第一个特赦的人是溥仪。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全局观念、政策观念，而不能以人头作简单的类比……溥杰总算理解了。
12月7日晚上，这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最后一夜，金源副所长把溥杰叫到溥仪的房间里，让哥俩多聚一会儿。
“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连手足之情也被扭曲了。”溥仪感慨地忆及往事。
“这几年，我们弟兄才有机会推心置腹。”溥杰激动地说。
“是呀，自从你和嵯峨浩结婚，我就有所戒备了，怕你不跟我一条心，不敢当你说真话。”
“那时候都在陷阱中，人人自危，亲兄弟也隔心，我有事也瞒着你呀！”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至今仍与嵯峨浩联系的问题。她虽然是你的妻子，当年结婚却包含着关东军的阴谋。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她在日本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近年为了你的释放问题，她在日本又采取了一些行动，其性质一时难以判断。对此，你必须正确对待，谨慎从事，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必要时，可当机立断，不必藕断丝连，更不能因此影响了自己的改造。”
“大哥放心，我能够作出正确判断，能够正确处理与妻子的关系。”
“二弟，我明天就回北京啦，等你归来。你可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批获得特赦。”
“大哥回京后也别放松思想改造，要正确对待社会上的人和事，尤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
哥俩在相互勉励的话语中依依惜别。
溥仪走后，溥杰在改造实践中更上一层楼，学习最努力，活动最积极，受表扬最频繁，终于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获得特赦。
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对亲兄弟，如今以自由人的身份在北京相逢，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哥哥给弟弟斟上一杯美酒，以表庆贺。此时恰有一位记者追踪来访，于是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镜头被记录了下来。从这张照片看，论身材哥哥比弟弟高出半个头，论相貌则两人酷似一人，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全都戴着“二饼”（眼镜）。
溥仪和溥杰，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是皇兄皇弟，也曾经是难兄难弟，但从这一天起，他们才真正是亲兄亲弟了。结束了大半生与祖国近代屈辱历史休戚相关的坎坷命运之后，溥仪和溥杰终于重逢在通往光明的新生路口。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当溥杰深情地唤了一声“大哥”，溥仪抱住二弟，禁不住泪流满面，哭出了声音。
1960年12月18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统战部薛子正副部长接见了溥仪和溥杰兄弟，他们的叔父载涛以及第二批特赦的另外两三个人也在座。
溥杰以抑制不住的感情向党倾诉了内心的喜悦，他说：“这次获得特赦，又能回到北京与家族团聚，我真是感激党！”他在讲述特赦前后心情上的变化时说，起初心里有疙瘩，因为在战犯管理所的十多年，就像在学校里当学生一样，已经习惯了，乍一离开还真觉得无依无靠，似乎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回到北京后，感受到了家族亲人的温暖，更得到了组织上的种种关怀和照顾，他放心了，也安心了。都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哪里都一样。溥杰还激动地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今后只有听党的话，迈开大步向前走！”
溥仪也很激动，他接过二弟的话茬儿，十分真诚地说：“没有党，就没有这样的祖国，也就没有罪犯的改造，我也就不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就不会出现如今天这样的团聚。我真是感激极了！”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中唯一健在的长辈，载涛亲眼看见了家族的新生。在他饱经风霜的眼角和嘴角上，浮现出了丝丝微笑。他以族长身份，对党的关怀和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够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说明党的政策伟大。我们的家族今天获得团聚，全靠共产党，否则是不可能的。我要代表家族，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不久又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将要接见溥仪和溥杰兄弟。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溥杰的工作安排问题。溥仪获特赦后，总理曾亲自找他谈话，就工作安排征询了他本人的意见。这回轮到溥杰了，总理还是要征询本人意见。接见那天，溥杰非常紧张，溥仪就告诉二弟说，总理和气可亲、平易近人，你会感到很轻松的。见面之后，溥杰对大哥的话就有切身体会了。
在崇内旅馆集体生活两个月之后，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工作安排定下来了：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原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少将站长沈醉、原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罗历戎、原国民党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十师中将师长李以劻、原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等，都被派往北京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唯独溥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市内景山公园当一名园丁。
这时，溥仪刚刚结束在北京植物园的一年园丁生活，而与他同期特赦的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等人，那一年劳动生活同样是在旧宫大队度过的。如此安排的方案出现在周恩来的脑海里，当然不是偶然的。
之后，溥仪和杜聿明等人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一年以后，溥杰和范汉杰、沈醉、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等六人，也来到这里，同样当上了专员。
在为新中国服务的崭新的岗位上，溥仪和溥杰再度成为同事。在原清代顺承王府旧址上扩建的全国政协机关内，在专员办公室坐落的美丽的四合院里，溥仪和溥杰同被安排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的北洋组成员。他们不但执笔撰写亲身经历，还要为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承担组稿、审稿和编稿等工作。按分工，他们负责涉及清末时期的稿件，这无疑是他们最熟悉的一段历史。
除了文字工作，溥仪和溥杰还有许多共同的活动。他们在同一座礼堂里听报告，在同一个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一起出席天安门前的国庆观礼或人民大会堂内的盛大国宴，到全国各地或在北京市内参观游览……他们生活得美好而充实。
作为亲兄亲弟，溥仪和溥杰情深爱笃，交往密切。溥仪患病住院期间，溥杰经常探望，或代领工资送到溥仪手上，或是把每天的报纸送到病房里去，时而还托请日本岳父家亲属从东京带来珍贵的药品以供溥仪使用。在溥仪病危的日子里，溥杰和大嫂李淑贤轮流陪床，而那正是“红卫兵”猖獗的年代。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停止了呼吸。此前两三分钟，处于弥留状态的溥仪，微微睁开眼睛，看见了闻讯而火速赶到的杰二弟，他放心了，虽然未能说出一句话，却安静地睡过去了。据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回忆，在溥仪去世的当晚，“丈夫睁着眼睛看我，他还有口气，嗓子里可能有痰，发出细微的呼噜呼噜的响声。我想，他也许在等人，就马上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看二弟，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见，溥仪在临终时刻，心中呼唤的亲人还是“杰二弟”。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就溥仪的后事征求溥杰的意见，问他是否要建一座漂亮的陵墓。溥杰体谅总理在“文革”期间的难处，不愿再添麻烦，遂回答说，大哥是个普通公民，火葬以后，就把骨灰放在群众公墓里吧，让他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1980年5月29日下午3时30分，全国政协为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委员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宁一致的悼词中，客观评价了溥仪的前半生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后半生。追悼会结束以后，溥杰捧着长兄的遗像，李淑贤端着丈夫的骨灰盒，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此后，溥杰也经历了生活的沧桑，同时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94年2 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