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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和溥杰的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天津和东京之间，形成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说到底，这是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沟通的神经。日本军阀曾利用这根神经，向溥仪传递信息，试探他的反应，借以决定相关的对华政策。至于这根神经的灵敏度，可以从溥仪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一个大致情形。
事变前约两个月，已有两位神秘的日本人士通过溥杰向溥仪发出了先兆，其中一人便是吉冈安直。几年之前，吉冈和溥杰就在天津相识了，那时吉冈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常往张园活动，时而也陪溥仪打打球。回国后，他任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大队长。1931年6月下旬，溥杰和润麒都收到了吉冈的盛情难却的邀请信，希望他们前往鹿儿岛度假。
溥杰当时并不明白这其中的政治含义，但他也很警觉，立即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溥仪。他写道：“藩之意，于考试完毕后即赴鹿儿岛吉冈大队长之约，在海边约住七八日，后即拟候船归国。一二日中藩拟与吉冈一信，先辞此次之约。不过，彼果然竭力邀约时，藩亦不好过拂其意，只得在其家小住数日也。藩届时拟先与之去信，请其毋庸过于招待，过于招待殊不敢往等语，与之先行约好也。”
无论溥杰怎样声明，在鹿儿岛吉冈的家中，他们还是受到了最殷勤的款待。特别重要的，是一条事关重大的消息。吉冈郑重其事地告诉溥杰和润麒说：“你们回到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不久，溥杰和润麒便把这条消息带到了天津。
另一位神秘的日本人是华族的水野胜邦子爵，溥杰回国前也曾与他会面。会面时，水野胜邦给溥杰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日本故事，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在南北朝内乱时代，受镰仓幕府控制而身处厄运的后醍醐天皇，又因“倒幕”失败被流放。就在他仰天长叹恨无忠臣的倒霉时刻，忽然看到一株樱树树干上刻着“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的诗句。经人如此点化，他才相信仍有忠于天皇的武士供其驱遣，遂重新组织力量，终于推翻了幕府，开创了“建武中兴”的政治局面。讲完故事，水野子爵接着便把他将要晋谒溥仪并赠呈书有樱树树干那联诗句的日本扇面之事告知溥杰。业已详知日本历史的溥杰当然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遂把这预示着“宣统中兴”的讯息立即转告给了溥仪。
他在信中特别解释了那联诗的典故：“昨日有一水野子爵，因将赴中国各省游历，至津时拟晋谒我君，彼将进呈折扇一柄，并拟赠陈宝琛同扇一柄。扇故无足观，其上书有诗一首，其诗乃日本后醍醐天皇被贼臣所扼，俨如幽囚，因叹曰：‘何我手下之无一忠臣也？’后在院中散步，见一树上书诗句二句，即水野子爵拟进呈我君者也。后醍醐天皇读之，大为感动，因知并非无忠臣也。后卒成中兴大业焉。”此时此刻，“九一八”事变尚未到来，溥仪却已陶醉在溥杰的信息中而昏昏然了。那鹿儿岛的新闻，那扇面诗的故事，都让溥仪把早已在日本人酝酿中的残暴狠毒的侵略事件，错看成了“重登大宝”的美梦，“宣统中兴”的希望。
后来的史料记载也证实了这个事件。在溥仪天津“行在”的《召见簿》上赫然记载着：从1931年7月23日至8月1日，溥仪连续召见归自鹿儿岛的溥杰和润麒，听他们转述吉冈安直的政治问候；1931年7月29日，溥仪召见前来“游历”的水野胜邦和稻川多四郎，并接受了水野子爵赠呈的扇面。陪见者中，有溥杰、萧丙炎、郑孝胥和润麒。
溥仪的春秋大梦并没有做多久，两个月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炮火点燃了中国的东北。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沸腾了，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发表演说，抗议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目睹这一现状的溥杰和润麒，立即写信给皇兄，“谨禀”实况，陈述己见。溥杰封发于1931年9月20日的信中写道：
近日此间民气昂愤异常，素日有“左倾”思想之新闻等，近日亦俄然一变，竭力鼓励民气，宣传满蒙事件、经过等。总观日本近日虽有思想恶化之倾向，然大多数人平日固彼此斤斤不相容，一旦对外有事之秋，率有一致同仇之概，此点实出藩平日预想之外也。
藩近日除读书以外，即忙于购读各种新闻。除固定之日报、夕刊外，尚时时有号外出售，真有如火如荼之概也。
际兹秋风多厉、寒暑交替之际，恳望我君起居动静诸事，举以妥慎周详出之，实藩所切祷者也。
润麒封发于1931年9月下旬的信中写道：
近闻报载，虽属远道传闻，然亦人言凿凿，遍地风声鹤唳也。际兹重大时期，英愚以为，实千钧一发之时，敢望动静兴居格外加意：慎不流于缓，断不流于猛，集众腋取其成裘，执中枢定其大计，此英之日夜彷徨切祷无已者也。
再，近日留学各派之人士，亦各自树奇立异、分道扬镳，俨然一小中国之纷乱状况也。欲归国者有之，喧骚者有之，五花八门，煞有可观，可谓庸人自扰而已。现此间有讲演、有谈会，率皆对中国问题（日前，英等学校亦开演一次，然未准许英及秉藩及尚有一名名林失敬之中国学生入听也）。各舆论机关亦颇一致，大有举国同仇之概也。
可见，坚决反对侵略的爱国留日学生，当时就对具有特殊身份的溥杰和润麒加以戒备了，禁止他们参加有关的集会。
不久，溥仪命家庭教师远山猛雄携亲笔黄绢信赴日，找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活动，希望日本军界和政界元老支持他的复辟大业。远山抵日后，溥杰也参与其间，并及时向溥仪汇报情况。
1931年10月31日晚，溥杰按约定前往东京丸之内饭店会见远山，听他讲述与德富猪一郎商谈的细节。德富猪一郎，即日本大名鼎鼎的评论家德富苏峰（1863—1957），他早年创办民友社，曾任贵族院敕选议员，抱有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建立战时体制过程中，与日本军部紧紧勾结，成为推动侵华的一个重要人物。溥杰当夜就给溥仪写信，转述了猪一郎所谈的内情，信中还说：“据德富言，此际前途未可知，行动上务须慎之又慎，以留前途之进退自由，实最要之事也。”
两三天之后，溥杰再度秘密会见远山。处于动荡的历史关头，溥杰身份特殊，为众目所矢，动辄横生疑窦，故事不宜泄。远山深悉内幕，言行有节，慎之又慎。溥杰就此致函溥仪时借题发挥，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写道：“藩愚以为远山做事，向来慎重过度，大有每事十思之概。我君于凡事谨慎思之之后，尚望加以果断。若全恃谨慎，或致如宋人之议论未定，金人便已过黄河之失也。”
在学习院读书期间，溥杰和润麒各有自己的日本名字：溥杰叫清水次郎，润麒叫清水文雄。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参与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时隐去身份。
学习院每年两度假期，寒假不足一个月，加之学习紧张，溥杰和润麒一般是并不回国度假的。但在暑期的两个月里，他俩总要回到天津“恭请圣安”。尽管当时采取了许多隐姓埋名的措施，他们来往于中日之间，还是不免被认出或干脆被跟踪，并常常受到记者的包围。于是，或就溥仪的生活起居近况，或就自己的留学生活，他们发表即兴谈话，其内容很快就被刊登在中日两国的报纸上。溥仪和溥杰这根连通天津和东京的神经在当时实在敏感，所以在那个特定时期，它如此受到社会的嘱目也是可以理解的。
1933年2月，当溥杰和润麒在学习院毕业的时候，溥仪已经出任“满洲国执政”，并于上年9月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出卖东北河山的《日满议定书》。溥杰和润麒的后台硬朗起来，终于被看做“有地方实力者保送”一流的人物了。从1929 年3月赴日之初到现在，时隔四年之后，他们学习军事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从1933年4月1日起，溥杰和润麒同时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生。除他俩外，溥仪还以伪满执政的身份，另外选送了十个人。其中有溥仪的堂弟溥佳、溥仪的未婚的四妹夫赵国圻、溥仪的族侄毓峻和毓哲、皇族熙洽的外甥马骥良、溥仪寓居天津时的房东之子张挺和溥仪的随侍祁继忠，这7人都是伪执政府的侍卫官，溥仪的亲信。此外还有伪满大臣孙其昌之子孙文思以及孙经纶和庞永澄。不久，溥仪把原由中华民国派在日本的留学生、其未婚的五妹夫万嘉熙也划归了过来。
这就是以溥杰为首的第一批“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的阵容。虽然他们不再像四年以前溥杰和润麒赴日时那样碰钉子，很快就由日本陆军省批准，全部“考”入陆军士官学校。但溥仪清楚地知道，因为日本陆军省早已向他打过招呼：今年“优待”伪满留学生，“一律予以考中”。否则，除了溥杰和润麒，其他肯定“一律落第”。祁继忠“恭呈”溥仪的信中就老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很客观地将他们能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归功于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的斡旋，而这正是溥仪委托此人负责“将校候补生”的入学事项。一副俗相的祁继忠还写道：“现奴才等全考中了！真不是自己的能力，全是小泉一手做成的……现奴才等已定二十四日六时，在山水楼请小泉、宫岛、大林、斋藤、冈本，表示谢意，一同吃饭。真正的谢意，还得由您或者给小泉东西，或者别的。”
到了分专业的时候，溥杰入步兵科，而润麒入了骑兵科。两人都是军曹，身着军服，佩戴肩章，各自与长春“帝宫”中的皇兄保持紧密的通信联系。寒假或暑假，他们都要返回溥仪身边，“进谒叩拜，聆听圣训”。
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溥杰等立刻到位于麻布樱田町的伪满驻日公使馆参加祝贺仪式，并在那里向皇兄发出了感情热烈的贺电。1935年4月，溥仪首次访日期间，在东京与溥杰和润麒夫妇手足团聚，分外高兴。润麒之妻“三格格”韫颖，还以钢琴演奏了一曲《皇帝陛下奉迎歌》，“骨肉亲情，溢于言表”。
日本帝国主义的高级猎犬——吉冈安直，当时作为教官在陆军士官学校讲授战史。他懂得利用身份特殊的溥杰。每逢学校放假，吉冈总不忘把溥杰请到自己家中，以美酒佳肴款待。随着师生“友谊”不断升华，吉冈也开始诡秘地透露起各色信息来。
吉冈对溥杰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可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作后盾，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倘日本陆军省一定让我去，我就要先跟他们约法三章，否则宁可不去，也不能自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兼有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吉冈所指的那份工作，首先是关东军提出来的，请他到满洲去，担任军方与溥仪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此前已有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两人先后担任此项工作，未能持久，似不成功。吉冈总结了这一教训，无论如何也要掌握“上方宝剑”。他感慨叹气地继续说下去：“像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磨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扎下根子，才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一番话迅速从“神经”的这一端传到那一端，吉冈安直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名字已经先入为主地在溥仪心目中起到了威慑作用。他就是要通过溥杰告诉溥仪：他将不仅担任在皇帝面前服务的“帝室御用挂”，还将以参谋身份成为关东军司令部内的有力的进言者。有这双重身份，傀儡皇帝岂敢不服服帖帖？
过了一些日子，吉冈又对溥杰说：“现在日本陆军省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溥仪遵命照办，给吉冈准备了办公室。吉冈显然是要做样子给关东军看，似乎他的确是与溥仪相知的老友，人未到，房间都给预备好了，无意之中已经抬高了吉冈的身价。吉冈就这样巧妙地利用了溥杰传出的信息，一方面打出关东军的招牌威慑了溥仪，另一方面又摆出与溥仪的交情，借以提高了自己在关东军中的地位。于是，吉冈两面发光了。
1935年6月29日，溥杰和润麒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在裕仁天皇亲临的毕业典礼上，溥杰又激动，又高兴，觉得自己没有辜负皇兄的一番培养。
同年9月11日，溥杰以及润麒等踏上归程，并于14日下午抵达当时称作“新京”的长春。像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到来一样，溥杰受到伪满宫内府和伪满军政部的热烈欢迎，当地报纸也纷纷报道。两天后，溥杰和润麒前往伪满军政部报到，随即任职：溥杰为步兵中尉，润麒为骑兵中尉。一切都照严格的规定办，“御弟”也不例外。他们于9月20日双赴沈阳（当时称奉天），开始了在陆军中央训练所一个月的见习生活。见习结束，分配具体工作岗位，溥杰被安排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该“禁卫队”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卫任务。溥杰留学数年，终于能以军人的名义和姿态，站在保卫“康德皇帝”的岗位上了。
一年之后，溥杰和润麒再度赴日，进入千叶县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在教导队从事包括联队炮（山炮）和速射炮（对战车炮）在内的步兵炮、重机关枪及一般教练等的军事研究，当然这已经属于“深造”了。从1936年8月18日抵达东京，到1937年9月14日返回长春，溥杰这次在千叶进修了整整一年。对溥杰来说，这是个甜蜜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他和嵯峨浩初识、结婚并开始了蜜月之旅。
回到长春以后，溥杰的军职按照规定顺提了一级，成为伪满陆军的步兵上尉，但仍在禁卫队步兵团任第二营第三连连长。在长春市内当时称作杏花村附近的街路上，溥杰有了自己的家，夫人嵯峨浩还在1938年2月为他生下了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儿。然而这一切仍未能令他定居下来。
1938年9月，溥杰被派往伪满驻日本大使馆，任武官室勤务。那次他是带着妻子嵯峨浩和出世未久的女儿慧生一起赴任所的。临行前，溥杰对送站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厅长官星野直树等人说，东京是他常年居住的地方，到那里去“执行勤务”，就像回乡一样，十分快乐。
作为勤务，溥杰的职责是协助武官和辅佐官，如遇有交际、宴会、视察等场合，处理相关的杂务。如武官或辅佐官因公出而不在馆内，溥杰可以以勤务身份在武官室代行一切。溥杰白天在使馆工作，晚上还常常有社交活动，他时而也偕夫人出席招待会。在东京牛若松町寓所，溥杰安设了临时的家。在那里，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愉快时光。
1939年9月，溥杰返回长春，由此开始了两年的军校教官的生活。头8个月在陆军训练学校任教官，嗣后担任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徒队第二连连长。从1942 年8月起，他进入伪满治安部参谋司，任第二科科员。
这几年里，溥杰频繁地入宫会亲，借以面见溥仪。正如外界所知，由于溥杰与嵯峨浩的“政略婚姻”，给哥俩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连谈话都各自戒备了。尽管如此，当爱新觉罗家族方面因故遭疑或遭忌于关东军的时候，溥仪和溥杰还是能够团结一致，相互掩护。1943年2月初，溥杰夫妇欲赴北京祝贺父王载沣的六十岁整寿，却遭到关东军的阻难。日本人始终怀疑溥仪，认为他从来不曾放弃复辟清朝的政治理想，所以特别关注并极力限制溥仪一系人士入关活动。这回溥仪对关东军拿出了强硬态度：“溥杰是醇亲王的儿子，还作为我的代表，祝寿之行无论如何也是免不了的。”关东军只好放行。在京期间，已经下台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宴请了溥杰夫妇，席间还试探性地问溥杰，是否考虑在北京地区有所举动？溥杰谨慎处之，未置可否。他后来回忆说，殷汝耕就是关东军的耳朵，一语错出，他和溥仪的头都是保不住的。
1943年11月，溥杰又和润麒一起被派往日本东京陆军大学。当时，由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败局已定。作为日本陆军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当时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培养大批战争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溥杰这次是以特别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学校，主要学习师团以上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的。这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实际，不但学习对美作战和对苏作战的概略知识，还具体研究当美国从冲绳登陆进入日本本土时，如何实行岛屿防御和决战的战术，以及在此种情况下防御苏军进攻“满洲国”的战术。课程中还包括如何使用火箭炮等新式武器的概略知识。
战争已把日本社会推入十分艰难的境地，偕眷暂居于麻布狸穴里寓所的溥杰夫妇，同样受到生活用品匮乏的困扰。溥仪仍然关心弟弟，时而派人把许多乳酪、点心等食品和必要的用品送到溥杰和嵯峨浩的身边。1944年12月，溥杰和润麒一起完成了他们的军事学习，返抵长春。
1945年8月到来之前，溥杰在伪满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任高级科员。由于在陆军大学时就已经接触了较多的军事机密，这时他对战争和“满洲国”的前途，应该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傀儡政权的最后时刻临近了，溥杰为自己担忧，更为兄长担忧。他进宫会亲更频繁了，哥俩常常密谈到深夜。
1945年8月3日，溥杰调任新职：伪满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徒队队长。上任伊始，溥杰就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训话说：“我们有能力击溃苏军的进犯，让我们创建日满一心一德的奇迹，为东方和平做出贡献！”当时他和溥仪的意见一致，并不想撤离“新京”。溥仪曾公开表示，如果自己逃离，将失去国民的信赖。其实，这哥俩的真正想法是：与其跟日本人绑在一起并为之殉葬，还不如乘机摆脱关东军的控制以实现“满洲国”的独立。
这只是他们兄弟俩的一厢情愿，“满洲国”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向通化撤退以备决战”的最后命令，终于由关东军在1945年8月11日送到了溥仪面前。不过，日本人对溥仪也有小小的让步：由吉冈安直出面，代表关东军答应溥仪的要求，让溥杰、润麒和万嘉熙随他一起撤往通化。并且在当天，日军下达临时命令，把溥杰等三人一律补为侍从武官室中校武官，这已是溥杰在伪满时代坐到的最后也是最高的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