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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与溥杰的患难兄弟情(上)
——青少年时期的“皇兄”与“御弟”

王庆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对兄弟,他们本想充当时代的弄潮儿,大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时代的大浪冲击得面目全非。他们本出生在皇室,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却不曾想有朝一日家国巨变,他们由王公贵族变为普通平民甚至阶下囚。唯一庆幸的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周围人的眼光如何,他们之间的兄弟情却一直未变。他们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

哥哥的“陪读”

爱新觉罗·溥仪,生于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日,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溥杰,生于1907年5月27日,只比溥仪小15个月。1912年2月12日,清朝统治者隆裕太后代表当时只有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并同时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按照优待条件的规定,皇帝虽退位,但皇帝尊号仍不废,并可暂居紫禁城,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清帝私产也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这样,6岁的溥仪就和以前一样,照样在紫禁城里生活玩耍。

1913年10月8日,6岁的溥杰忽然接到7岁的溥仪以“关门皇帝”身份传来的谕旨:“溥杰著加恩赏给头品顶戴。”从这时开始,紫禁城中的溥仪已经懂得“复辟大清”,而醇亲王府的溥杰也已懂得“恢复祖业”了。

据溥杰回忆:“在我童年时,母亲即经常拿‘恢复祖业’教育我,如痛恨革命党人、咒骂孙中山先生等。所以在我七八岁时,每当在我祖母处看到杂志、书刊上登载的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相片,必定要用手指把两个眼睛挖去,因此很得到祖母以次的家人的赞扬,说我‘有志气’。有一年,看见父亲的月份牌上,在中华民国的‘民’字旁边,加上一个‘亡’字,我就问:为什么改为中华‘氓’国?我父亲会心地笑了,我也悟到‘氓’字的意义。在我母亲自杀之前给我写的遗书里,就有‘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阿玛那样没有志气,要好好地念书,好好地帮助你哥哥,这才不负我生你一场’等语。”

应该说,在“帮助哥哥”这一点上,溥杰对母亲是尽了孝心的。至于那开历史倒车的事业最终不免于失败,本是时代安排好的结局,溥杰也无力回天!

溥杰对其兄的“帮助”,从清宫“伴读”就开始了。所谓伴读,就是陪伴溥仪读书,以促进他的学业。

张勋复辟失败后,溥仪的小朝廷日见不稳,开始考虑退路。奉旨“照料内廷一切事务”的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接受了李经迈(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之子)的建议,同意让溥仪学习英文,并延聘了英文师傅庄士敦。当载沣提出让溥杰充任英文伴读时,却被庄士敦拒绝了。理由是溥杰没学过英文,须从头教起,太麻烦了。庄士敦希望由溥仪的堂弟溥佳伴读,其时溥佳已跟庄士敦学过数月,有了相当基础。于是,挑选溥佳伴读英文,同时又决定增选溥杰伴读汉文。

从此,溥杰拿着溥仪赏赐的“月例银”80两,每天在宫中伴读度日,主要任务是代书房中的皇帝受责。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不好好念书,老师不可正面批评,规劝、警诫或教训只能施于伴读。但因溥杰有“御弟”的身份,扮演倒霉角色的常常是毓崇。毓崇是道光皇帝后裔,1912年8月就奉旨进宫给溥仪当伴读,比溥杰要早好几年。溥杰入宫伴读,始于1919年初春,终于1923年秋末。那年12月9日,溥仪传出一道谕旨,告诉溥杰、溥佳和毓崇“毋庸陪读,着赏在内廷行走”。

“御弟”对哥哥的“另类”帮助

有溥杰陪伴的这几年,是溥仪走向成熟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生出了出国留学的念头。皇帝要摆脱紫禁城,跨海越洋读书去,这消息震惊了皇族。唯有溥杰一人坚决支持,并忠心耿耿地协助其兄内外联络、筹备经费,从事必要的准备工作。向宫外转移珍贵书画和善本古籍,便是这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溥杰后来叙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1921年、1922年前后,溥仪因为他的家庭英文教师庄士敦(英国人)的缘故,遂想到英国伦敦去留学,我也赞成,并且也想和他一同去。但溥仪深知他所处的环境是在清廷的腐败遗物——王公、大臣、遗老、太监等的包围之中,他们为了吃饭起见,是绝不能赞成他们的饭东——溥仪抛下他们而到外国去的。所以,溥仪当时便和我商量,把当时紫禁城内的宝物中值钱又轻便易运的古代书画真迹和宋版书等悄悄地运出宫外,当做赴英国的旅费及若干年的留学学费和生活费等。于是我们便利用我每天陪他读书的机会,在正午放学后,由他交给我一个乃至两个大包袱的东西,都是以‘赏赐溥杰’为名,当时共搬运了约有半年。其中最有名的稀世之宝,有晋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的真迹、唐代大李将军的青绿山水真迹和宋版书等。名字及件数现在虽不记得,但以一天两大包袱的运量算,总体数字是可以推算得出来的。并且,我所运搬的东西,都是字画、书籍中最好的稀世珍品,这一点是我敢确保的。”

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廷物品时,在养心殿发现了“赏溥杰单”,按其标明的时间,始于“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即1922年9月4日),终于“宣统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923年1月28日),历时5个月,证明溥杰所述完全属实。这里仅列出几份赏单的目录,已可见这批“御赐品”的大概了。

1922年9月4日赏:

宋版《毛诗》四册

宋版《韵语阳秋》一套

宋版《玉台新咏》一套

宋版《卢户部诗集》一套

宋版《五经》一匣四套

宋版《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一套

御题宋版《尚书详解》一套

宋版《帝学》一套

宋版《孙可之文集》一套

1922年9月6日赏:

宋版《说文解字》一套

宋版《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一套

宋版夏侯阳《算经》一套

宋版《画继》一套

宋版《班马字类》一套

宋版《周礼辑闻》一套

宋版《说文解字韵谱》一套

宋版《云溪友议》一套

宋版《春秋繁露》一套

影宋钞本《唐史论断》一套

仿宋版《周易王注》一套

1923年1月28日赏:

唐寅《野航雨景》

周之冕《花卉》真迹

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

马远《溪山秋爽图》

赵伯驹《蓬瀛仙馆》

文征明《赤壁赋图》

宋人摹顾恺之《斫琴图》

仇英《五百罗汉》

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溥杰每运出一批书画,就转交给七叔载涛,再由他运到天津,藏于溥仪在英租界戈登路购置的一处花园洋房之中。如此盗运了五个月,忽然停止了,这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已有耳闻,起了疑心。加之溥仪身边的王公大臣竭力劝阻,这次中国文化史上的盗运事件才未能继续下去。

溥杰说,后来溥仪在天津居住期间的生活费,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变卖这些书画珍品。“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把这些东西运到长春,伪满垮台后又跟着逃亡的皇族到了通化大栗子沟,这以后就散失了。

弟弟欲投张门,被哥哥拿下

1925年2月,溥仪潜赴天津,在日本租界内赁房蛰伏七年之久。溥杰这时虽然仍住北京醇王府,但却常来常往于北京天津之间。翻开溥仪这一时期的《召见名簿》,总是少不了溥杰的名字。到了1928年夏天,面临北伐军的进攻,张作霖退守关外,载沣乃携眷避居天津,溥杰溥仪从此又朝夕相处了。

1929年3月,溥仪把溥杰和皇后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送到日本留学,他为什么要走这步棋呢?

原来,溥仪被逐出清宫后,并不曾放弃出洋留学的念头。而且,在遗老中间,也有一位人士站出来支持溥仪前往日本,这人就是罗振玉。不过,在溥仪身边,大多数遗老仍反对其出国留学。这些人或以“安土重迁”相劝,希望他以自身安全为要务,“伺机观变,静以俟时”,或以“复号还宫”为目标,唯愿返回清宫小天地,在“优待条件”下打发时光。他们的想法各异,但都反对溥仪越洋留学。在这样的争论中,几年过去了。

其间,溥仪注意研究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从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的发迹史上得到启发:欲实现复辟大业,必须掌握兵权,先有军队,才有一切,洋人也才来帮你。溥仪遂决定把身边最亲信的人派到日本去学习军事,以培养将帅之才,他感到此事比自己东渡留学更有必要。也是在这一时期,溥杰在北京与少帅张学良结为密友。深受张的影响,溥杰产生从军带兵打天下的念头。1928年初,张学良邀请溥杰参观南口奉军工事并检阅部队,溥杰乘机提出投军从戎的请求。起初张学良颇觉为难,让御弟当部属,这关系似乎不大好摆,经溥杰一再恳请,少帅才答应让他先进奉天讲武堂学习。

不久,战事趋紧,奉军处于北伐军以及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围攻之中,在将要退守关外的紧急关头,张学良特意通知溥杰先到天津躲避。而载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带领一堆未婚子女撤离北京醇王府,避入天津英租界戈登路那栋花园洋房的。溥杰这时已经结婚,遂带着妻子唐怡莹,乘坐少帅的专列赴津。他既未投奔日租界内溥仪的张园,也不与英租界内的父亲同住,而是直接住进了法租界内少帅的张公馆。

张作霖被炸后,少帅已在东北主持大计。溥杰决心实践与张学良在北京商定的从戎计划,他明知父亲载沣和大哥溥仪都不会同意,干脆不辞而别,随张学良的眷属一起乘船离津。等载沣看见溥杰的一纸留言,客轮早已驶入渤海的浪涛之中了。

载沣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要进奉军军校,这无异于上辱祖宗。载沣急往张园报告溥仪,结结巴巴地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溥杰追回来。溥仪当即找到日本驻津副领事白井康,并给关东厅“通译”中岛比多吉拍了电报。溥杰万没想到,当他刚刚走下船舷登上大连港,就被守候着的中岛和几名日本警察拦截,并不由分说地遣返回了天津。

在哥哥的严厉训斥下,溥杰据理力争,说他投笔从戎正是为了恢复祖业。这本来与溥仪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溥仪跟载沣一样,绝不同意他加入奉军,投在张学良帐下。这里不仅有身份上的考虑,更有政治上的原因,溥仪怎么能容忍张氏父子当“满蒙王”,与他争帝位呢?溥仪安慰弟弟说:“你的志向不错,不过怎能给张学良做事呢?不如直接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军事。”溥杰遂又高兴起来。

为实现复辟大业 派弟赴日学习

既然派溥杰和润麒赴日学习的大计已定,溥仪便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他先请日本驻津总领事介绍,延聘天津日侨学校中国语教师远山猛雄充任溥杰和润麒的家庭教师,教授日本语。半年之后,又把溥杰和润麒召到面前,亲自给他俩各起了一个别号:溥杰叫金秉藩,意在秉承清朝曾国藩的遗志,成为完成本朝中兴大业的重臣;润麒叫郭继英,愿他继承明代开国元勋沐英之大业,成为恢复大清江山的名将。嗣后,给两人带上旅费和学费,让他们跟着远山猛雄,踏上了赴日的旅程。

溥杰和润麒是在1929年3月初登程的,族亲们或以金樽玉酒祝福两位王孙平安东渡,或以即兴篇章表达寄托在御弟身上的复辟大清的希望。其中有一首五言绝句《恭送溥杰游学日本》这样写道:

登程辞北阙,游国赴东邻。
桃李园林晓,梅花岛屿春。
兴邦逢圣主,求学有宗臣。
航海归来日,重看宇宙新。

溥杰、润麒和远山由天津万国桥登轮,沿海河出塘沽东渡。漂洋过海的溥杰欣喜若狂,诗兴大发,挥笔成篇,抒发自己的抱负。这里选录两首,可见溥杰当年的豪情。

赴日本道中

挥手别亲爱,扬帆直向东,
一心之异国,万里动长风。
峡激狂涛涌,松翻要塞雄,
曈曈朝日上,浴出海天红。

有 感

也怀仇怨也怀恩,
往事宁堪迹旧痕,
聊自宽时心未死,
不分明处且难论。
慵慵已惯真成痼,
戚戚如斯半类愍,
忧患过当人易老,
阿谁还识故王孙。

溥杰和润麒原拟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想到到了日本,情况却变了,该校竟以“没有地方实力者保送”为由,拒绝他们报名。远山于是四处活动,竭力奔走,终于取得日本财界著名人士大仓喜七郎的帮助,二人被允许先进入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读书,攻读高等文科课程。然而,该学习院要求学生除日语外还要具备算术、地理和历史等学科的相应基础。而对溥杰和润麒来说,这些科目甚至有的从来都不曾接触过,这就需要补课,为此,他们还临时聘请了武田秀三和持原之妻两位教习。到1930年4月1日,溥杰和润麒才正式进入学习院。

与醇王府任真堂家塾和紫禁城毓庆宫帝王学校相比,溥杰感到还是日本这座学习院学习的内容更丰富。仅就课程设置而言,第一学年就开设了汉文、作文、日本古代国语、日本国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修身、武科、马术、英语、德语等课程。到第二学年又增设了东洋历史、西洋历史、伦理、法制、军事教练和体操课等,时间安排也相当紧张。

溥杰是位用功的学生,除数学、日本古代国语和英语等几门原无基础的学科成绩稍差,其余各科成绩都属上等或中上等水平。而第一学期的“平均评点”就达到乙等,这对留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溥杰并不因此而满足,他写信告诉溥仪说:“来学期当以甲为目标,非夺得不可也。”

学习院的紧张生活并不曾消磨掉溥杰的从军之志,为了有一天能够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时刻准备着。有一次他参加“寒稽古”活动,碰上一位军官,便问:“在士官学校中,除了操练以外还有什么武术?”军官回答说:“柔道不算太重要,但击剑一定要懂。”于是,溥杰决定预习剑术和柔道,“隔日习之”,以备将来入士官学校以后“实用”。溥杰还积极报名参加了学习院的“射击部”,该部每月活动三次,进行步枪、手枪、机关枪和各种炮的射击训练。他认为,“在入士官以前,能稍得此种知识,亦入学校之一助也”。每逢星期日别人休息的时候,溥杰常常还在孜孜以求地钻研军事学课程。

论及人生哲学,溥杰写道:“大凡一个人不能不达观。既是一个人,就得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宗旨,亦即孔子所云,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子思亦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因由素其位而行也。”说这话,当然是劝勉别人,其中也包含了自己的谦虚。

隔海相望 书信传情

其实,溥杰的事业心是非常强的。他在东京不断听到溥仪身边的遗老一个接一个寿终正寝的消息后,曾为此致函溥仪,表达万千感慨:“……载泽等之逝世,藩前未之闻。现藩所知之人陆续亡故者多矣,虽然无关紧要,然每闻一知者亡故,便凄然感人生之无常,慨己身之日就老大也。上未能雪祖宗之恨,慰君父之心;下亦未能肄业学业,徒日糜饮食,日糜岁月,诚百身莫赎之不肖者也。果如是随日月之流逝,纵老纵死亦将不能瞑目,言念及此,每不知将置身何地也。藩之竭力锻炼心身,亦为将来作铁血之预备。不过,身虽健而心则犹昔,殊不配谈铁血,遑论将来能实行之?是藩所日夜引为自咎者也。”这感慨背后,正是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声。

溥仪对溥杰以及同时留学的润麒,都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常亲笔给他们写信以资鼓励,他们当然也是很听话的。有一次,溥仪在信中命溥杰“努力读书”,溥杰立即回信,表示对此语“永矢不忘”。还有一次,溥仪函告溥杰“无论事务繁简,总须时常来信,俾互相砥砺”,溥杰则回信表示“拟每星期日上禀一次,定为必行之事,则远离千里亦如一廷之间,朝夕仰对矣”。

溥仪也常寄书籍、物品或食品到日本。有一次,他给溥杰和润麒每人都寄了一匣书籍,其中,诸如《史记》、《左传》、《列子》、《文心雕龙》等类书应有尽有。溥杰也向溥仪“邮呈”过《明治大帝之事迹》和《日本之精神论》等书籍。

他们还常常以诗词表达两个人隔海相望的心情。溥仪的诗总是充满对溥杰的期待之情,有一首《寄秉藩》写道:

浩浩去千里,悠悠岁华长。
念子增寥寥,宿夜常哀伤。
目击四海沸,坐视邦家亡。
久欲奋双翼,继子游东方。
奈为俗营牵,日夜交彷徨。
勾践志报吴,薪卧兴胆尝。
……

诗中有对胞弟的思念,有对时局的评估,亦有对自身处境的哀叹,对前程的信念,这是兄弟二人心声的交流。

还有一次,溥仪写了一首《秋日感怀》寄到东京,溥杰极为欣赏,称之为“穆穆春风之诗”,并回信评论一番。他写道:“古人云,诗能见性情。藩恭读我君之诗,实不觉欣喜无量。感慨悲愤之余而以平和冲淡之语出之,不流于激,亦不流于颓丧。藩敢不揣愚昧,断定为有读书养气之工也。藩平日之短处即浅躁二字为害,我君昔日亦未能摆脱此二字也。今读是诗,如‘为公忘恩仇’及‘心如秋江静’等句,深喜我君之圣学有进也。”

溥杰写诗比其皇兄更见功力,常把新作随信“恭呈御览”,那是很自然的。看了《秋日感怀》,溥杰欣喜之余,“恭和”一首,并当即付邮。溥仪很快就在天津静园展读了这首和诗:

袖手俟河清,大地沦浊流,
丈夫轻死生,含笑眄仇雠。
寸短志徒长,圣道苦探求,
求伸必先屈,表里期相侔。
启心矢日月,天意即人谋。
渺然一寸心,不贻先人羞。

对溥杰和润麒,溥仪有时像兄长一样对他们关爱有加,有时也采取皇帝手段,向他们颁发“手谕”,对他们的行为做出种种规定。这正好也反映了皇兄皇弟的特点。

1931年暑假,溥杰和润麒回国探亲,先到天津恭谒皇兄。溥仪是这样教训他们的:“你们留学日本已经两年了,回忆数年经过,我们受良心的激刺与境遇的逼迫,真是不堪回首。你们毅然决然相偕留学,备受艰辛,预备为君国之报效,这是最使我觉得欣慰的。我望你们时刻以此为怀,终始履践,不以富贵贫贱生死而移其志,不为悲欢喜怒而动其心,谦虚接物,公正处事,济世为仁,克己乃勇。既能上对祖宗在天之灵,亦可慰答君父念念之意。然时局艰危,天命不易,我们自当尽人事以待天命,其共勉之。”

同样,溥杰在许多场合,也以臣子身份向皇帝呈递奏折,向溥仪提供建议或表示希望。仅举溥杰规劝皇兄的一个事例就可见一斑了。这是奏折中的一段话:“夫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我君之博采众议,折中短长,实有斯气象。唯只能以之寡过少尤而已。至于决大疑,定大策,则须本心中所定大纲而行,其余细目自须以妥密周详出之。盖大人始可任巨负,小人则不过辅之助之。助荷重负之人,以期万全而已。孔子曰:再思可矣。诗曰:筑室道谋。皆可引为大戒也。”

溥仪和溥杰这一对皇兄皇弟,为了“复辟”两个字而奋斗不息,到头来不但一无所获,反而被这两个极具诱惑力而又炫目的字眼,给牵进水里去了。 ZkjiSr89bMuIi4qdAvVOmVH2L7ftuKT6RdpC9FMvHJD+Y086Y5TTAKQfNRRGA2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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