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驿路传诗，是唐代诗歌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驿路传诗的存在，为不同地域生活的诗人之间互相交流诗歌提供了机会，为唐诗天女散花般的四处播散提供了条件，是唐代诗歌产生异地影响的重要因素，也为唐代诗歌团体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驿路传诗，利用的是驿传体系提供的各种便利。

驿传，又称邮传，指通过驿路实施物资和信息传递的组织体系。

中国古代的邮传都是由政府组织实施，以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驿传制度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秦时，已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驿传机构。到汉代时，“驿传”或“邮传”的称呼就呼之欲出了，用车传送称为“传”，用马传送称为“驿”，用人递送称为“邮”。

最早将“驿传”二字连用的当是汉人班固，《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云：“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 在这一段里，“以置驿传行”将“驿传”二字连接在一起。不过，这一连接虽与传递有关，但它需要分开来读，也还不完全是馆驿制度里的驿传之意。唐人李善《文选注》卷四《蜀都赋》注云：“汉明帝时，作诗三章以颂汉德，益州刺史朱辅驿传其诗奏之。语在辅传也。” 这里的“驿传其诗奏之”可以连读，但李善所指并不是驿传的机构组织体系，而是“通过驿路传送”。当然，这一用法，正是驿路传送诗歌之意。但驿路与诗歌的关系不仅仅是驿路传送诗歌本身，还包含驿路网络建设、驿传执行体系、驿寄传递速度等，而这些都与驿路传诗的速度、范围及影响有关，故李善之意还不是驿传组织机构之意。当然，使用“驿传”指称机构组织体系的，仍是唐人，但已经很晚，已是安史之乱之后。唐肃宗《贬李揆袁州长史诏》中指责李揆“私乘驿传，自越章程” ，就是在帝王诏书中直接使用了“驿传”二字，而所指很显然是驿传的机构组织体系。

唐代的驿传体系非常发达，有系统的馆驿制度，有合理的驿传路线，有严密的机构组织体系和监察体系，在唐代政治社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邮星整俗，驿传宣威” ，成为唐代统治者执行政令的重要渠道。地方官的政绩也要靠驿传层层上报，甚至有“幕客请余构驿传以备政，县吏请余广驿传以息责” 的说法。也正是因此，唐代社会普遍重视驿传建设。唐代通过驿传实施的物资传递和信息传递，以迅速、准确、安全为特点，可以说，唐代驿传为大唐帝国传达政令、运送官员、交流物资、传播信息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话题下，与本书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驿传体系所传递的官员中有许多人热爱诗歌，或者行走在驿路上的一些人本就是诗人，“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以下……机事之动，恒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 ；通过驿路所传递的信息中有些就是诗文自身；驿站关津有很多唐人的题壁诗歌，“扬子江津十四经，纪行文字遍长亭” ；也有一些官员“或指囷济乏，或置驿招士。赵瑟秦筝，将雏集凤，韩歌楚袂，飞尘留客” ，在馆驿里组织文人聚会。由此，驿传就与唐代诗歌之间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唐诗在当时传播中必须借助的组织体系，也正是如此，唐代驿传就必然对唐诗的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就笔者考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唐代驿传的研究，现在所能查知的最早的研究者是日本学者坂本太郎，其《古代驿制的研究》以研究日本驿传体系为关注目标，但涉及中国唐代的驿传体系。国内研究唐代驿传的最早文章当推1933年陈沅远先生在《史学年报》上发表的《唐代驿制考》。之后，从史学地理学角度研究唐代驿传的学者不乏其人。王仲荦、冯汉镛、王文楚、鲁才全、王宏治、卢向前、李之勤、孙晓林、黄正建、辛德勇、姚家积、蓝勇、华林甫、李锦绣、王冀青等老一辈专家和新一代学者，都对唐代驿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他们的主要研究目标是驿站的建设、驿路的连接、驿站的经营、驿站的功能等。

随着新兴学科的兴起，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成果受到学界的重视。近十年来，在交叉学科成果的启发下，唐代驿传与诗歌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关注，但发表论文还不太多，尚有很多未曾被关注却很重要的内容。近十年唐代驿传与唐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驿传体系的建设和馆驿诗即题壁诗本身，尤其集中于文人在馆驿中的生活以及驿站题壁诗情况的研究，如文人在驿馆中的活动、驿站的诗歌创作、驿站题壁诗的内容、驿站题壁诗的艺术成就等。最重要的成果是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德辉专著《唐代交通与文学》和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德辉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

《唐代交通与文学》全书九章，第一章略述唐代交通情况，第二章谈水陆交通与文学创作，第三章谈行旅生活与文人心态的变化，第四章探讨唐代交通与文学传播的情况，第五章谈唐代交通与文学创作方式的新变，第六章谈交通与文学母题的拓展，第七章探讨交通与南北方落后地区文学的发展，第八章探讨交通的变化与文学风格的变化，第九章谈唐代交通与唐人行记，全书探讨的内容十分丰富且深入。比如在谈及交通与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时，他大体认为：交通促进了唐人创作方式的变化和诗作的宣播、声名的传扬。适应行旅生活流动不居的特点，唐人灵活运用各种创作方式叙事抒怀，题壁、题名、联句、送别、寄和……诗作沿着驿路寄来寄去，诗名也随之播到宦游之地。中、睿宗朝，宋之问、沈佺期等诗人相继南迁岭表，其诗名不久以后也远播到江岭之间。元和年间，白居易和元稹先后在四川、湖北、江西、杭越一带迁谪为官，诗歌也随之宣播到这些地区。穆、敬宗朝，令狐楚为宣武节度使，镇汴州，和苏州刺史白居易常有文字往还，新诗写成，常寄到苏州，随即出现了“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 的现象，诗名竟盖过了官名。中晚唐，京洛、洪潭、并汴、荆夔、荆潭等邻镇间的道路，都曾经出现过上述篇章传播的现象，甚至吴与蜀、西北与东南、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城市之间，跨越千山万水，僚友之间也常飞函相示、酬寄不断，久而久之，唱和成集。邻镇交通与隔区唱和，因此又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又比如，关于唐代交通与南方地域文学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南北交通与唐代南方地域文学的发展，愈是偏僻落后的地区，交通的发展对该地文学发展的作用就愈大，唐代湖南、江西、黔中、岭南、闽中就是这样的地方。这些地区的文学创作，可依创作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类，一为北方刺史僚佐的作品，二为本地作家的乡土文学，三为从该地过境者的创作。第一、三部分的作者都是北人，可见整个唐代，南方文学建设的担当者仍不得不由北方人充当。没有大量北人的南来，这里的文学将更落后。类似的精到论述在《唐代交通与文学》中非常之多，恕不一一列举。

但有些地方笔者还是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第三章，从题目看，应该谈及行旅生活与文人心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但通览全篇，第一节是华山崇拜，第二节是关津与关津诗，笔者认为尚不能充分揭示唐代文人“人在旅途”的生存心态。也有一些问题是李德辉尚未关注到的，比如驿路诗歌的情感内涵、驿路诗歌的艺术特质、驿传与唐人诗歌观念的互相影响、驿传与唐人诗艺的互相切磋等。而这些，是笔者在本书中要努力重点探讨的内容。

《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全书六章，前两章“唐宋馆驿制度”上、下，主要是馆驿制度的研究，对于唐宋时期馆驿的性质、数量、种类、设施、功能、组织领导、驿道与交通工具、驿程的计算等做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还涉及人们很少谈及的水驿等问题。第三、四章重点讨论馆驿制度和唐宋文学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文人在馆驿中的文学活动、社交活动、生活条件和题壁诗的内容及文学特色等。第五章“唐宋馆驿诗个案研究”专门研究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和干越亭的馆驿诗。第六章“唐宋驿道的绿化问题”，则是附论性质，是借诗证史。古代文献学家陶敏对李德辉的努力十分满意，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书稿虽然以馆驿制度与文学之关系为题，但作者始终立足于文学的本位，以文学的发展为论述的中心。在史的叙述中，由于作者大量采用了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使这些千年前的陈旧的、琐屑的、枯燥乏味的事物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宋时期的人们在出行的时候，会遇到何种情况，使用何种工具，享受何种待遇，要遵守怎样的规定，会有怎样的心态，一般的迁转和因罪谪放的官员有着怎样的区别，这无疑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那些旅途中产生的作品的理解。在有关馆驿文学的叙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围绕着馆驿制度，唐宋时期包括馆驿诗在内的行旅文学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它怎样推动着诗歌通俗化的进程，它怎样促进着诗歌的传播和普及。这无疑更可以深化我们对唐宋诗歌的发展的认识。

李德辉为陶敏先生的学生，陶敏先生对李德辉书稿的赞誉客观而中肯，这一点笔者感同身受。但笔者对这一课题仍然有一些与李德辉书稿不尽相同的认识。应该肯定的是，李德辉著作探讨细致、丰富、深入；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探讨还不能算全面，尤其在探讨驿传与文学关系方面用力还不太多，如驿传对唐诗传播范围、传播速度、诗歌团体形成、诗歌风尚变迁等的影响，都还没有关注到，因此，在探讨馆驿制度与文学关系方面尚留有很大空间，而这些，却是唐代驿传对唐诗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影响，也是笔者将努力探讨的内容。笔者之努力，实期望与李德辉著作互为表里，共同完善唐代驿传与唐诗关系的重要课题。

笔者曾经在《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发表题为《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的学术论文，已经稍稍引起学界注意，但因为论文篇幅较短，还没有系统阐释唐代驿传与唐诗当时传播的范围、速度、唐人诗歌团体的形成、唐诗风尚变迁的关系等，而这些研究方向对唐代驿传与唐诗关系的研究将有很多新的拓展，在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方面能够收获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故笔者不揣冒昧，选择这一论题，试图挖掘新的研究领域，收获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