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三

韩成武

近年来，唐代驿传与唐诗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重视，题壁诗、馆驿诗的研究出现很多成果，驿传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发展之关系研究》。但淑玲新著《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即本书）却从更新、更系统、更贴近文学发展的角度，对驿传影响文学的层面进行了解说，比如对驿路诗歌的生产方式、情感内涵、艺术特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文学意义的阐释，对驿传的异地传诗功能、具体的传诗方式、诗歌团体的形成对驿路的依赖、驿传对唐诗风格变迁的影响等都做出了新的解说。

这一成果是在她的《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华书局，2013年）的基础上的深入拓展。在《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驿传：唐诗传播的制度凭借》只是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而在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里，已经拥有了整整二十五万字，其材料的充实和研究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个已经拥有一定成果的课题里，相对于以往驿传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此书在多方面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收获了独到的成果。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对驿路诗歌的生成方式、情感内涵和艺术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书第二章探讨了在唐代驿传背景下的驿路诗歌的生成方式、情感内涵和艺术特质，这是以往研究中没有进行过统筹观照的内容，尤其是对驿路诗歌情感内涵的揭示和对驿路诗歌的文学特质的探讨，有比较新颖的观点。对驿路诗歌情感内涵的揭示，认为驿路上变动不居的生活，长年在外的飘泊，使得很多唐代士人不得不以馆驿为家，而乘驿的诗人入驿之前和入驿之后，生活和心态都会发生很多变化，其所创作的诗歌，也与常态生活下的创作有很多不同，其羁旅行愁之作、思乡恋家之作、留别送行之作、酬唱应和之作，既有不同的功用，也有不同的情感内涵，这对理解行驿之人的心态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唐代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的镜像。对驿路诗歌文学特质的探讨，从其写实性、内容与现实的疏离性、情感审美的悲凉性等层面深化了对驿路诗歌的研究。如由唐代驿路诗歌的内容去追寻唐代驿路诗歌的艺术品质，她认为：驿路诗歌中的写景作品写实性很强，并因此而具有地域性特征；应酬唱和之作更多追求表面的形式美，但也不乏情深义重的送别诗，如李白的《送友人》《送别》、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写景抒情之作和思亲念友之作则以追求真实为尚，往往产生优秀之作，如杜甫在去往成都的路上所写的诸多诗作，思亲念友的作品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所写的诸多思亲念友诗作。这就在更深层次探讨了驿路诗歌的文学价值。

二、探讨了唐代驿传在唐诗异地交流中的功能。该书第三章集中研究了驿传在唐诗异地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其研究成果确证了驿传体系在传播诗歌的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转送诗人到新的诗歌创作地和传播地；通过驿寄让诗人之间实现诗歌互相寄送；诗人们还可以通过驿站题壁诗的抄写、阅读，实现诗歌的互相交流和情感的互相沟通。在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中，异地诗人之间的互动，异地诗人的诗歌交流，是唐诗发展的重要环节。研究结果证实：驿传，实在是唐诗异地交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探讨了唐代驿传的比较具体的传诗方式。在该书第四章，作者从唐代驿传怎样传播诗歌的角度入手，侧重探讨了驿传在唐诗当时传播中的实现方式，旨在探讨唐人在当时怎样因驿传而传播诗歌，并使诗歌成为社会风行的文化现象。研究结果认为：驿路行人的携带使得诗歌得以传递到异地；驿路吟诵、驿路传唱则会给诗歌的传播带来很好的影响，过往行旅中的好诗之人让“篇章传道路”，成为唐代驿路上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未容寄与微之去，已被人传到越州”（白居易语）也是驿路传诗的功劳。这些描述，真实地再现了唐代诗人之间交流诗歌的历史场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生动的诗歌传播的时空中。

四、探讨了唐代驿传与唐代诗歌团体形成的关系。唐代诗歌团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诸如时代环境、文人情趣、文馆活动、文人入幕、诗人个性、文人唱和等，驿传也是一个层面。事实上，驿传对唐代诗歌团体的形成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不同地域的诗人的聚合、相距较远的文人之间诗歌观念和诗艺的互相影响，没有驿传，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该书考察了一些诗歌团体因驿传连结而形成的情况，认为是驿传使得远距离的诗人们能够较好地沟通彼此之间的诗歌观点，是驿传让他们彼此寄送诗歌实现诗艺的互相切磋，是驿传把一些诗人从四面八方连接到一起。由此而形成的远距离诗人之间的诗风的共同律动促进了诗歌团体的形成。比如元、白之间诗歌观念的交流、诗歌的互相寄递、诗艺的互相探讨，绝大多数是通过驿路实现，这是形成元白诗派的重要因素。韩愈与其麾下诗人的结成团体，驿传的功用也很明显，一些文学观点的交流，一些诗人对韩愈的追随，韩愈对某些麾下文人的指点，干脆就是在驿路或驿馆完成的。类似现象，在唐代中后期的文学团体中极为普遍。可以说，驿传对促进唐代诗歌团体的形成有诸多助益。这方面的探讨，是同类著作中所没有的。

五、探讨了驿传与唐代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诗歌风格的变迁是唐诗发展中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它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这样变化，都是文学的本质性问题。驿传作为一种制度或行政运作方式，它与文学风格的变化到底有没有关系，这种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才是文学研究的本质性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探讨，“驿传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就会沦入为其他学科打工的尴尬境地，好在淑玲没有留下这方面的遗憾。“唐代驿传与唐代诗风的变迁”的探讨集中在第六章。作者经过考察认为：唐代驿传的快捷使得唐诗影响唐代诗人的创作得以实现，某一阶段的唐代诗人的创作影响同时代或稍后时代的诗歌风格。驿传速度和范围关涉诗歌的影响力，比如元稹、白居易的诗歌能够达到天下共追随的盛况：“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驿传受阻之时，受阻之地就不能与唐代主流诗歌协同变化，如敦煌陷蕃时期就未能及时接受唐诗的影响。驿路覆盖范围广，也能促使唐诗在当时影响的范围很广，敦煌的唐诗写本实例说明，内地的诗歌风尚都能直接影响到边远地区，如著名陷蕃诗人马云奇的诗歌就颇受唐代边塞诗歌的影响；驿路风物和风土人情直接影响诗歌的创作风格，如杜甫的驿路诗歌，在秦州附近凄苦，在同谷一带险怪，在成都附近平和。临近地域的诗人或关系密切的诗人之间容易在诗风方面互相影响，如元稹、白居易、崔玄亮的三州唱和，刘禹锡和白居易的汝洛唱和，刘禹锡和令狐楚的同苏唱和（同州、苏州，诗在《彭阳唱和集》）。这些探讨，确证了唐诗风格变化与驿传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以上五个方面的成果，所用材料扎实可靠，所获结论均颇有新意。虽与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发展之关系》选题方向相同，而努力方向却大有不同，因而所获结论亦各有己见。而淑玲作为女性学人，尤其有其细腻和周到之处，文笔优美，富于情致，在阅读该书时能令人感受到文学研究的文学魅力。

该书在驿传体系的考证方面功力不及李德辉著作，但正像她自己所说：她的目标不在体系和制度本身，而在文学与体系或制度的关系，所以，体系或制度方面的材料，她就多采用李德辉的成果，但都一一注出，这是她的学德之所在。

（原刊2016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