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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清史史料学的教学，有零星的体会，也有做好这项工作的愿望，因将历年讲义加以整理，写成此书。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写得很不像样子，拿出来作为向方家求教的材料，以备异日的改进。
本书将介绍关于清史的各种史料，它们的体裁、内容和史料价值，重要史籍及其作者，史料的收藏和利用情况，史料的利用方法。
此书以“清史史料学”名之，而不言“清代史料”，笔者之意，“清史史料”包括清代和民国以来不同时代人们有关清史的著作，而“清代史料”一语，可能会令人产生清朝人写的清代史书的误解。当然清朝人提供的史料多于后人，我们的介绍也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力求按其本来面貌，以较多的篇幅用于清人著述的说明，不过要强调指出，对清朝灭亡后出现的著作，不因其晚而有所忽视，而是依其史料价值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交代。要之，是要说明研究清代历史的资料，而不管它是在什么时代形成的。清史载籍太多，笔者限于学识，本书所介绍的史料，将主要是清朝前期的，清朝后期的、开国时期的、溥仪故宫小朝廷的，将适当地涉及。在这里，还要说明清史史料和清人的历史著作也不是一个概念，清人的史著要对叙述清史有用，才是清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是记载清代以前历史的，整理清人以前文献的，对说明清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有意义，故对研究清史亦不无价值，但毕竟范围较小，意义不大。像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顾炎武的《日知录》，崔述的《考信录》，马骕的《绎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都是比较有名的史学著作。清人整理古籍，尤其是辑佚工作做得很有成就，出现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官辑的《全唐文》，徐松辑的《宋会要辑稿》，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这些图籍虽有学术资料价值，然而与清史研究关系微小，故而不作为清史史料学研究对象，本书将基本不涉及它们。至于有关清史的实物、口碑资料，如第三节所说，对于清史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它不是清史史料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所以本书在已作的说明之外，只对特别重要的史料加以介绍，其余的不再涉及。史料的利用问题是史料学要解决的任务之一，笔者深知它的必要和意义，对之尤为注意，力求介绍载籍的整理、保管、利用方法和有关的工具书，就是希望能对读者在利用上有所裨益。
本书将按清史史料的体裁，适当考虑史料的内容性质，加以分类，作分章的叙述，这些类别是：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通史，政书，档案，方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纪事本末体，丛书和类书，资料汇编，外国人的载籍，其他体裁史料。依体例分类介绍，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按照社会问题分类，而历史研究通常是以专题进行的，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将依照清代重大历史问题制一书目，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把它提供给读者，希望它能起一种索引的作用。不过，笔者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清史典籍那么多，只能从中选出为数甚少的几百种，怎能选择得精当呢？即该是代表作的应当入选，在可入目与亦可不入目之间的作品，选择就困难了，入目的未必妥当，未入目的可能却有代表性，所以附录中的书目，只是具有一种提示性、参考性，即研究该问题有这么一些类型的书，可供阅览，如果它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笔者就感到欣慰了，可以向读者做初步的交代了。
古籍分类，要想做得科学，是很难的，因为它本身的复杂内容和形式，有时很难把它归入哪一类，如《永宪录》，采用的编年体写法，但内容庞杂，信手写来，又像笔记，归入编年体，或笔记体，都有道理，也都有问题。又如《阅世编》，记松江一地之事，设目亦多同于方志，故可入方志体，然体例又不似方志那样完善，笔法上也是札记式的，故亦可入笔记体。再说职官表那一类的书，归入政书职官类或传记类，皆有一定理由。似此情形，笔者依己之见，归入一类，以便介绍，但是分得不合理处，就很难避免了。此等处请读者注意，以求使用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