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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史料包括文字记载、实物和口碑三种类型，它们也就是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但在不同类型史料中，又以文字（包括题铭在内）史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物和口碑资料尚有文物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它们的研究成果，史料学、历史学可以并且必须利用。
史料学的任务是阐明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方法。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无论史料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由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观念决定的，因此必须对它进行科学的鉴别和说明，以便正确地利用，这就需要有史料学来完成这个任务。
即要搞清写作历史文献的材料根据和作者写作情况，比如要了解清代的历朝实录，就要弄清它们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纂的，它的材料依据是什么，如果依据资料中有清代历朝起居注，就要追索起居注是什么样的书，材料来源又是什么，以期明了它的史源。
史书有曲笔，有误记，不能尽信，必须加以鉴别，做到去伪存真，这就需要在了解史料来源基础上，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态度、资料依据诸方面，确定某一著作的真实性程度。以朝鲜《李朝实录》来说，朝鲜人在很长时间内看不起清朝皇帝，大体上讲他们在乾隆以前，外恭而内傲，肃宗、景宗、英宗（相当于清朝顺康雍时期）的实录，对亡明尚称“天朝”“皇明”“皇朝”，而对清朝、清人，则谓为“胡”“虏”“胡皇”“胡国”“胡使”“胡敕”，或者直称为“清国”“清人”。在这种思想情绪下，乐于看清朝的笑话，因此在其记载中，难免歪曲事实，过甚其词。事实上，朝鲜人从清朝得到的有不少是伪情报，因为有些汉人知道朝鲜对明清两朝的态度，投其所好，送假消息，如说南方反清复明的活动如何开展，其实多为小股势力或子虚乌有之事。这样的事发生多了，朝鲜人也发觉上当受骗，但是还是把花钱买来的这类假情报载于史籍了。所以《李朝实录》所载乾隆以前的清朝史事，不尽真实，需要认真分析。
当然史料学的任务是从总体上确定历史文献的可靠性，至于史书中每一个具体内容是否真实，那是历史研究过程中史学工作者考订的工作，不是史料学所能完成的。如关于军机处成立的时间，王昶在《军机处题名记》中说是雍正七年（1729年）创立的
；梁章钜在《枢垣纪略》中认为始设于雍正八年（1730年）
；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含糊地说是建于雍正七八年间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军机处条则谓设立于雍正十年（1732年）。像这样众说不一需要订正的问题，就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了。
根据历史文献的内容及其真伪性，可以大体上断定该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如系官书，会在哪些方面有利用价值，哪些方面有缺陷，不可信；同样，若系私家著述，又会有怎样的得失，在做具体分析的同时，找出一些规律性来。在这里还要区分文献作者的写作意图，当时的用途与后人作为史料来运用的异同。如清朝官员上书议政，是为制定政策而写作的，如果被采纳，就具有实践的意义，对于后世自然失去了它的现实性，只可作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了。
即要分析历史文献作者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他的政治立场，他赋予作品的感情和寄托，又要与此相结合分析史书的思想倾向，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生产斗争及对民众的态度。清史史料，多出于官员、文人之手，他们的立场和史观会在其著述中反映出来，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实。即使叙事是按客观实际进行的，但如何叙述它，对史事作怎样的取舍，也是由作者的观点决定的。只有分析了作者及其作品的思想性，才能更好地明了史料的来源、可靠性和价值。所以进行史料分析评论，是史料学的灵魂，是它的根本任务。
讲求史料的利用方法，是史料学的重要任务，因为史料学的最终目标是为历史研究服务，是被历史学来利用。史料的利用方法包括较多的内容：史料的搜集和收藏；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史料目录学和工具书；史料被利用的情况，如某项史料被历史研究者利用了，如何利用的，效果怎样，某项开始引人注意，而某项尚无人问津。史料利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向史学家提供史料的信息，以便利史学家更快更好地利用史料。
明确了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它同历史文献学、目录学、史源学以及历史学的关系就容易把握了。历史文献学，白寿彝认为应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内容，以及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
。目录学，是研究关于图书分类和收藏流传的学问，它的书籍要著录图书名称、作者、篇数或卷数、版本，还要做到刘向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介绍图籍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流派。史源学是了解历史文献的资料来源，从中鉴别真伪。史料学与这些学科在把握史书的基本情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它的研究范围包含这些学科的内容，但是它又有自身的不同于这些学科的特点，它以把握图书的基本情况为出发点，以阐明其史料价值和利用方法为任务和归宿。而古典文献学、目录学、史源学都没有史料批判的任务。史料学说明历史文献，以此为历史研究服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历史学要阐明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规律，不用说这是史料学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所以史料学把它自身视作为历史学服务的学科，而不是历史学本体。
具体说到清史史料学的任务，除了上述史料学的五个任务以外，根据清史史料及其研究情况，笔者以为还需要注意：
（1）了解清史史料文献的底数并加以搜集。
前面业已说明清史资料丰富，然而底数不是很清楚。清史史料，分藏在全国各地，大陆有，台湾也有，国外也不少，但是究竟有些什么书，藏于何处，不是很清楚的。所以首先要知道关于清史的资料，不管是清人的作品，还是后人的，无论是汉文的、满文的、蒙文的、藏文的、维吾尔文的，抑或是俄、法、英、日文的，都有哪些，藏在什么地方，是国内还是国外，是在哪一个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关、学校，抑或是私人手中。如果有可能加以搜求，则应在可能范围内集中到应当保存它的公共机构，以便读者利用。
（2）对清史史料进行整理。
清代文献因距今较近，而整理的任务较大。这整理就是指校勘、考订、辨伪、注释以至出版。
书籍的版本不同，或者印刷不精，因之需要校勘。清代史书大多未经过校勘，各种文体差异较大，讹误甚多，不加校订就难以使用。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萧奭《永宪录》记叙浙江绍兴堕民除籍事，令人读不甚懂，原文是：
巡盐两浙监察御史鄂尔泰请除绍兴堕民籍。疏言：堕民为宋罪臣之遗，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故，斥曰堕民，勇帽以拘形状，女不长衫裙，以横布区其门曰乞户。
原文有几处文字错误，因而标点也不准确，致令人无法读通。奏议人不是鄂尔泰，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是噶尔泰。“勇帽”应为“男帽”，“拘形状”应为“狗形状”，原文断句似应为“男帽以狗形状，女不长衫，裙以横布，区其门曰乞户”。经过整理的图籍尚有如此严重的错误，可见认真地校勘、考订是多么的必要。
清代虽离现代较近，但当时的制度、语言习惯、公文格式、风俗习惯有许多已为今人所不懂，或不易理解的了，因此整理那时的文献，势必要作点注释工作。如在清人文献中有时可以见到“入八分”“不入八分”“赏吃神肉”“跳大神猪”等类词汇，是些反映当时有关制度的专门用语，如能在整理文献时加以注释，将惠予读者良多。
有的史籍只有稿本或抄本，可又很有价值，有的史籍虽然已有印本，但其价值之高又需要重新印刷，所有这些都要求在整理的同时，予以出版行世。
（3）制作工具书。
工具书，在索引、提要、目录诸方面，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在索引方面，传记索引有《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一书，明代传记索引搜集文献89种，清代只辑录了33种，太少了，清人传记资料那样丰富，更需要包罗多种文献的索引。此外，有陈乃乾的《清代碑传文通检》、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魏秀梅的《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杨廷福等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书。文集索引有王重民等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收录文集440种，而清代文集当有几万种，大部分还没有编成索引。在提要和研究方面，张舜徽撰《清人文集别录》，介绍600种文集。谢国桢在《明清笔记谈丛》中介绍48部笔记著作，属于清人的为29部。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版，介绍了八百多种年谱。他们阅读文集、年谱甚多，但未过目的也还不少，故而来新夏表示要做续编工作
。已经出版的索引、提要、年表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应当感谢它们的编著者。但是这个工作做得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故极需加强。关于清史各种类型的史料，若不加介绍，几乎不为大家所知，更谈不上利用。如档案资料，首先需要有一个完备的目录，但是一件件档案文书，都制成目录实非一时能够做到。不过研究者若能够像来新夏那样的态度，说到做到，继续对年谱的信息作出究治，乃于2010年出版《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中华书局梓行），绍述1251位谱主的1581种年谱，比原书增加了近一倍的数量，几乎将清代人物年谱一网打尽。
提要、索引，可以按文献的体裁来做，也可以按照文献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分类编写，以便利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