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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的资料书，有清朝人编纂的，也有清亡后史家撰写的，不过清人撰著的占主要成分。这里主要说明清朝政府的修史制度和史书的写作。
清朝政府和士人注意编写史书，有它的客观需要和充足条件。清朝统治者努力吸收前人统治经验，弥补其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文化低、经验不足的缺陷；它对汉人一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因而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又鼓励士人按照它的要求从事文化建设，其中重要一项是编修史书；汉族士人在参加政治活动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着力著述；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要求文化的相应发展，其中包括历史学的发展，以巩固其经济基础和政权建设上的成就。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物质条件，政权的提倡更起了保证作用。正是在这需要和条件相结合的情况下，出现了清代比较繁荣的历史编纂学。
清朝自建立政权起，就开始了修史工作，努尔哈赤设文馆，召通晓满汉文的达海入直，命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皇太极即位之初，就于天聪三年（1629年）命文馆分办两方面事务：由达海、刚林等译汉文书籍，当时着手翻译的有《资治通鉴》《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书；命库尔缠等“记注国政”
。崇德元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
。清朝开国二帝注重翻译汉文史书、政书，同时着手清朝历史资料的积累、保管和编写，纂成《满洲实录》《满文老档》，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重视档案文书的收藏整理，今天才能由专家译成《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译注》（台北广禄、李学智等译）、《天聪九年档》（关嘉禄等译）等书。
清朝入关统治之初，即表现出对编修史书的浓厚兴趣。顺治二年（1645年），即入关后的第二年，清朝设立明史馆，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范文程、刚林等人充总裁官，修《明史》，然限于当时全国政权初建的不安定环境，未能开展工作。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博学宏词专科，取士50人，命学士徐元文、叶方霭为明史总裁，率领大部分中试者撰写《明史》。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命侍读王鸿绪为总裁官，借万斯同等之力，成《明史稿》。雍正元年（1723年）又以张廷玉为总裁，至乾隆四年（1739年）终于修成332卷的《明史》。此书修纂长达95年，是中国官修史书历时最久的一部。此书编定用力甚勤，诚如张廷玉等《上明史表》所说：“搜图书于金石，罗耆老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同年令编写《元史》，是后一王朝替前朝修史最早的，清朝在明亡的第二年着手写《明史》，是次早的。《明史》的纂修过程和特点，表明清朝为吸取统治经验而高度重视历史编纂学
。
清朝为修史，建立常设机构，主要有内廷三馆，即国史馆、方略馆和武英殿修书处。
国史馆，属翰林院，主要任务是纂写清朝历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设“三朝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的历史，书成，该馆即行撤销。乾隆元年（1736年）复开史馆，纂修已过之五朝（前三朝加康熙、雍正两朝）历史，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功，史馆亦行裁撤。乾隆三十年（1765年）为写国史列传，再设国史馆，自此遂为常设机构
，直至清朝灭亡。国史馆下设若干机构，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道光以前，设有翻译股、纂修股，满纂修房、汉纂修房、书库。光绪、宣统年间，设有承发房、长编处、奏议处、文移处、蒙古表传处、十四志处、四传处、画一传处、大臣传处、满堂、蒙古堂、书库、币库等。国史馆官员有总裁、副总裁，从大学士、六部堂官中简任，兼用满汉官员；有提调官，满、蒙、汉各2人，从侍读学士、侍读中派充；总纂，满洲4人，蒙古2人，汉6人；纂修、协修，满、蒙、汉各若干人，由侍读学士、侍读、编修、检讨中选派；清文总校1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校对，满、蒙汉各8人，从内阁中书中派任；光绪间增置笔削员10人
。国史馆修书，完成了许多半成品和成品，撰写了若干帝王本纪、大臣传记、传记长编、《大清一统志》，积累了很多素材，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的就有四万二千多册
。
方略馆，属军机处，撰著清朝发生的战争专史。康熙时起，每当一次战争结束，或者遇有重大政事，皇帝命令设专馆修书，备记其始末，名曰“方略”或“纪略”，书成由皇帝审定，所以说是“敕修”“钦定”。方略馆设总裁，由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兼任，另设提调、收掌、纂修、校对诸职。方略馆系有事时开设，事毕即行撤销，但因屡修方略，使它等于常设机构
。
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负责修书和刊刻图籍，并以后一任务为重。武英殿修书处总裁，满汉各一，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简任，下设提调、纂修、协修、笔帖式
。设有书作、印刷作等下属机构，拥有书匠、界画匠、托裱匠、刷印匠等专门工匠。武英殿印书甚多，刊有经、史、子、集，丛书595种，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即达数百种5万余册
。它枣梨的图籍，除收辑宋元版本的《武英殿聚珍丛书》《十三经》《二十二史》外，还多刊刻清代著作，诸如政书、方略、皇帝的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等。它所印制的书称为“殿版”“殿本”。
内廷三馆以外，还有一些常设的修书机构，重要的有起居注馆，属翰林院，内设日讲起居注官，满洲10人，汉12人，由翰林院、詹事府各官简用，满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各兼一缺；主事，满洲2人，汉1人，以科甲出身官员充任；笔帖式，满洲14人，汉军2人。起居注官侍从皇帝，记录其言论行动，成历朝起居注
。有玉牒馆，隶属于宗人府，掌修《宗室玉牒》和《星源吉庆》。修玉牒时，特设总裁、修纂等官主持其事。正副总裁官，由皇帝从宗人府宗令、宗正和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中点任，用大学士一人领催，以宗人府丞担任管校官，以府属理事官、满汉主事、内阁侍读、翰林院官及礼部司官任纂修官。书修成功，皇帝阅后，奖励与事人员
，可见皇帝的重视。实录馆，新皇帝必定替前朝皇帝修纂实录，届时设馆，任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为监修总裁官，另设副总裁官、纂修官，事毕撤馆。
清朝临时性的修书机关更多，是一些“奉旨特开之馆”，事竣即行裁撤。其中著名的有蒙养斋馆。康熙后期，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其事，馆设于康熙离宫畅春园蒙养斋，故名。允祉召集名学者陈梦雷、方苞等人及西洋传教士参加工作，派人在京城及广东、云南等七省进行天象观测，撰成《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三书，康熙帝赐名《律历渊源》，为天文、历法、数学、音乐方面专著。允祉等又从事《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工作，至雍正时成书。
四库全书馆，乾隆后期开设，辑成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同时对古籍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虽然由于政治原因，毁坏了一批珍贵图书，但整理和保存载籍，意义重大。
三通馆，乾隆时设立，续修《前三通》，撰成《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三通》（《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
清朝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需要，编写专门载籍或工作条例，如中央修会典、一统志，各部院衙门定则例，地方上编方志等。清朝凡编纂会典、一统志，则开设专馆，司理其事。各省、府、州、县地方政府的编纂方志，经常地、反复地进行，屡次设局聘员，竣功始罢。
清朝后期官方设立一些翻译机构，民间也有建立的。同治元年（1862年）设置京师同文馆，在其内部陆续开设英、法、俄、德、东（日）文馆，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为译学馆。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出现广方言馆，同治六年（1867年）并入上海机器制造局为翻译馆。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同文馆、光绪十四年（1888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洋公学译书院、1905年学部图书编译局相继成立。这些机构编译外文图籍，仅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到光绪五年（1879年）就译出西方书籍98种，梓行于世。
清朝政府有时特命编纂一些书籍，如康熙时修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佩文斋书画谱》。这类图籍虽不是史书，但对治史者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一些高级官员，也以政府的力量，进行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如刑部尚书徐乾学回原籍昆山闲居，康熙帝命一统志书局随从他工作，他延聘《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和考据家阎若璩、学者胡渭等人参与其事，所谓“一堂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
。又如曾国藩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延聘儒雅，校刊群籍”
。
清朝政府经常进行本身历史的编纂，间亦从事前代史的修辑，这是事实，不必多叙。但是近代史家中有不少人认为，清朝满族统治，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因而造成清代史学的不发达，如史学名家李宗侗所说：“清代以厉行文字狱之故，学者遂不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故清代史学家只最初有数人，季世有数人，中间只有历史考证学，而无纯粹史学家。”
清代史学家对当代史的著作，大部头的带有一定综述性的，仅有魏源的《圣武记》等少数几部书，不像宋人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不像明人有何乔远的《名山藏》、朱国祯的《皇明史概》、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在这一方面，清代史家确实相形见绌，但是清人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的叙述则是繁富的，而从今天保存下来的看，比历代都多得多。这里只要举一个事实即可明了，即私家撰著史料笔记的甚多，像《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啸亭杂录》《槐厅载笔》《养吉斋丛录》《熙朝纪政》等书，都保存了大量的清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史料，只是不是对某一史事作系统的说明。因此说，清代史家对当代史的著述堪称为名著的少，而所保存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并非不丰富。清代始终存在着满汉矛盾，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许士人结社，迭兴文字狱，又利用编辑《四库全书》，删改、销毁所谓“违碍书籍”，所以姚觐元、孙殿起才能分别编出《清代毁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反映清代文网的暴行。这种政策自然影响了史书的创作，尤其是明满关系、满汉关系及史论方面的述作，故而真实记载明满关系的著作简直没有，但这样说，不等于清人没有明史著作，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以前，人们写了一些明史和南明史，庄廷珑的《明书》销毁了，可是傅维鳞的《明书》流传至今，南明史的著作很多，被禁而不绝，即如“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翁山）著作，在其身后，于雍正、乾隆两朝遭到查禁，他的著作《寅卯军中集》《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易外》《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登华山记》皆被毁禁，但又多保留下来，继续传播，其中的《四朝成仁录》，是南明史专著，而这类著述很有一批。看来清朝尽管禁止对明史、南明史的写作，但是经不住人们对文网的冲击，写作并保存下来。而且从时间上讲，康熙前期以前，是清朝在全国统治初建时期，无暇无力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写作；康熙后期至乾隆间，是清朝统治最强盛时代，也是文字狱猖獗之时，影响了人们对明史、南明史的研究，但远没有影响到全部历史的写作。总之，说清代缺乏史著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反映清代史学的全貌。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清代保持并发展了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纂辑出实录、起居注、列传、方略、政书和方志，私人也写作了各种体裁的史书，拥有提供历史资料的极其丰富的著述，可供后人研究清史利用。
清朝灭亡以后，学术界在研究清史的同时，也有人写出清史资料专著，或涉及清史资料的作品，像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朱彭寿的《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一类书籍，充实了清史资料宝库。
从广义上讲，凡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皆成历史，有关各种事物的文献均可作为史料。这样理解的话，清史的资料就多得不得了。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对它们做过彻底的清理，尚弄不清它的底码。《清史稿·艺文志》作了初步工作，它著录的清人著作有9633种，武作成为之作《补编》，著录为10438种，合为20071种，除去个别重复的，约为2万种。武氏的目录学之功甚巨，但是远没有反映清人文集及清史资料的全部情况。比如清人族谱类图籍有好几千种，该书只著录了数十种，这一项就把几千部书拒之门外了；又如清代方志有五千多种，该书著录不足3000种，这一项又少了二千余部；至于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的图籍，如释老经典，其数量、收藏就更不清楚了。这还是仅就汉文资料而言，我国尚有满文、蒙文、藏文、维文、傣文、彝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史资料，我们更不知其究竟了。从2002年柯愈春编辑出版《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获知，清人文集至少有4万多种。总之，清史资料之多，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是毫不夸张的。
多的情况虽搞不清楚，但不论已成书了的，还是单篇的文献，未整理成书的档案，依其体裁，大体上可以归类，按其类别也多少可以反映清史史料丰富的概况：
（1）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通史：以中国史学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体裁，撰写清朝一代历史，如清历朝起居注、清历朝实录、《东华录》、《清史稿》等。
（2）政书：政府行政法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及其归宿的载籍。这类图籍亦称为典制体史书。
（3）方志：各种类型的志书，从全国的《大清一统志》、各省的通志，到府州厅县志、村镇志，以及山水、寺院等专志，如果把游记算上就更多了。
（4）文集：基本上是私家个人著作，文体多种多样，内容包罗万象。
（5）传记：各种体裁的传记文献，有专著，有汇编，也有的散见于各种书籍中。
（6）谱牒：关于宗族、家庭的专书，有其特定的体裁，为民间的宗谱、支谱，皇家的玉牒。
（7）笔记：随笔札记之作，本身也有多种类型，均具有史料价值。
（8）纪事本末体史书：专记一事或数事之始末。此类书清代不是太多，然而“方略”甚多，富有史料价值。
（9）丛书、类书：清朝以来人们编辑的丛书、类书很多，其中不少刊印清朝以前人的著作和言论，但也兼收清人的，亦足资治清史者的利用。
（10）档案：清代遗留下的档案极其可观，分藏于各档案馆。它是最原始的史料，其价值业已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11）资料汇编：这是后人把前人的文字，按专题加以汇辑成书，其形式亦有多种，或是语录式的辑录，或是专题文章的汇集，或是区域性内容的汇编。此类文献，在清代较少，近几十年学者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发展了这种体例。
（12）外国人关于清史的著述：这项分类与以上着重考虑文章体裁的办法不同，是从图书作者的国别、著述使用的文字着眼的。这种图书，有日文的、各种西文的，也有汉文的；而从文体讲，则纷繁多样，有编年体的史书，也有随笔、信札、专著，以及各国的官方文书和档案。
（13）其他：上述类型的文献以外，还有很多体裁的，如契据、日记、书札、诗话、戏曲、小说、历史演义、书画、僧道著作、宝卷、谚语等。
以上是文献资料，清代实物史料也非常丰富，它有实物和遗迹两种。清代遗留的实物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各项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衣服、器皿、家具）、武器、碑刻、文化用品（文房四宝）等等。遗迹也不少，著名的有圆明园遗址、柳条边遗址、乾隆地宫等。实物有传世的、出土的，还有埋藏在地下待发掘的。
实物和考古发掘的史料，宋元以来的，其受学术界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唐代以前的。后世文字资料丰富，实物作为史料的价值有所降低，但是它仍不失为一种史料，对某些方面的社会历史研究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试以清代实物言之，如研讨清代建筑史、园林史、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史，离开清代的建筑、园林、生产工具当然很难弄得清楚。物质文化史如此，社会科学史也是这样，如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研究，只看文献记载，可能理解不深，甚至搞不清楚，若到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增加感性知识，认识即可深化。在承德观光，对乾隆大造寺庙的事实，除作政治原因的解释之外，对其本人是否真信佛的问题，尚有怀疑，但位于遵化的清东陵裕陵的发掘向人们展示乾隆地宫从石门到大理石壁面、券顶，都是佛教题材的雕刻装饰和经文。地宫是秘密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乾隆真信佛。他不只是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若说他不信，是无意中改变了他的思想境界。这就有助于说明统治者与宗教的关系。又如关于香妃，过去有许多传说，以为她是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役俘虏来的罕妃，怀念故主，不甘心侍奉乾隆，且欲伺机刺之，为乾隆母后所警觉而遇害。此说流传甚广，后有史学工作者根据文字资料著文加以否定，知香妃即容妃，家在叶尔羌，系出和卓上层，但不属大小和卓木之支，其家属未参加叛乱，入宫后受乾隆宠爱，为实际上的代理皇后，死年55岁，系自然亡故
。迨后清东陵的容妃墓发掘，她的头发中杂有花白色者，证明她年龄和记载也符合，从而搞清了容妃的历史，对关于香妃的流行说法的澄清很有好处
。又如李自成之死问题，为湖北通山县乡民所害之说，不乏疑点。湖南石门县夹山灵泉寺墓志碑出土，社会出现李自成在此为僧隐居病死的说法，它能否成立，尚有待于讨论，但它把李自成和南明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六七十年代屡传发现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如诗词、肖像、笔山、故居，如果是真的，当然很重要，这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本人经历、思想和《红楼梦》都有关系，甚至关系到对曹雪芹纪念馆的建立。倘若北京香山正白旗村38号真是曹的故居，岂不可以开辟成纪念馆，惜乎不像罢了。所以真正的文物发现是有意义的。有一些清史疑案，也要靠发掘来解除。如雍正帝之死，被吕四娘刺杀之说流行至今，服道家丹药中毒而死说、病终说也并存着，如果发掘他的泰陵，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澄清了。1981年，当地有关部门挖掘泰陵，尚未挖到地宫，即被中央有关部门制止，所以并未能见到雍正帝尸体，可是世间已传说泰陵打开了，雍正帝只有尸身，没有脑袋，从而证明确为吕四娘所刺。其实要知端底，还得等待打开泰陵地宫。可见某些清史问题的解决，也还是要仰赖于文物和考古发掘的。
清代实物中，有的亦有文字——题铭，如碑刻，就有很高史料价值。如在理学名臣李光地的家乡福建安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与雍正十一年（1733年）给李的祭文碑，一通至今完好保存，一通有残碑存世，对了解李光地的哀荣很有帮助
。1936年嘉兴图书馆筹办“嘉区文献展览”，从碑刻上摹拓明清嘉兴府县告示、揭帖、民间规约六十余件，其中属于清代的30件。半个世纪以后，碑石毁坏，只有少许残片遗存，但它的拓片，仍能提供清代社会原始资料
。不少学者留意于碑刻资料，做了收集整理工作，并把它们公诸学界，为史坛佳品，如《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诸书。
还有口碑史料，亦当留意。流传在民间的清朝故事是很多的，它可以丰富史学工作者的感性知识，帮助理解文献资料。当然它的真实性不大，需要考订使用。如杭州灵隐寺，康熙帝南巡至此，为题“云林禅寺”匾额，云林寺与灵隐寺名称不一，民间解释是康熙帝酒醉误题了寺名。传说是康熙帝喝多了酒，应灵隐寺长老之请题字，提笔就写，本欲书灵隐寺三字，然一下笔，把灵的雨字头写大了，没法收场，得大学士高江村（士奇）之暗助，就雨字头改为云字，为与之配合，又将应书之隐字改为林字，写出云林寺匾
。这只能做传说故事看，很难符合事实，比如高江村从来没有做过大学士，他当时是退职的少詹事。
口碑资料的获得，来源于调查。如曹雪芹是汉人血统的旗人，他是属于汉军旗籍，还是满洲旗籍，记载混乱，学术界莫衷一是。笔者因其为汉人血统，疑其非满洲籍，就此问题，在1974年与香山正白旗村38号房主舒成勋交谈，他说其先人属于满洲正白旗，而实为蒙古人，姓舒穆鲁氏，是蒙古人而入满洲旗一例。同年去遵化县（今遵化市），访问定小大队刘云甫，他于1922年担任溥仪小朝廷东陵领催。据他讲，其祖先为汉民，从龙入关，隶籍满洲镶黄旗，有先人任过东陵员外郎，这是汉族血统者而入满洲籍。经此两番调查，证之文献记载，明了非满洲血统者入满洲籍并不奇怪。曹雪芹的满洲属籍应是没有问题的，原来以为汉人血统而否认满洲籍说的糊涂观念不复存在了，这就是调查口碑资料的收益。同年，笔者还去时为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调查清初圈地历史，获知青甸大队有“一马箭地”等圈地时实况传说（即清初跑马圈地，圈地者以一箭所至之地为圈地范围），可帮助对王庆云《熙朝纪政·纪圈地》等文献的理解。
清代文献、实物、口碑资料丰富，就有一个如何搜集、整理、利用的问题，其中就有史料学所要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