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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分析材料，从中得出客观事实所固有的结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科学的方法，而占有资料是这个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搜集资料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存在决定意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来源于实践。历史资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记录，人们要了解历史，说明人类的历史实践，必须向历史资料作调查，发现新资料，调查得越充分，掌握的资料越多，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比如人们对《尚书》就有一个搜集资料加深认识的过程，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尚书》失传了，西汉初年根据伏生的记忆，录出《尚书》（即《今文尚书》）。至汉武帝末年，相传在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古本《尚书》，加之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与伏生口授的不同，后遂形成经今古文之争，促进了对《尚书》等古籍及上古史的研究。孔壁藏书的发现，起到了增加史料的作用。孔壁藏书中还有《左传》，不过此书是否真为左丘明之作，抑或是汉朝人刘歆的伪作，人们疑惑不清。2012年4月24日《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图书首发式，展出几枚楚简，该校藏有楚简160枚，其中一百二十多枚记载《左传》的内容，从而能够确定《左传》在战国时期业已流传，绝非刘歆伪撰。浙江大学的楚简是由该校校友从海外发现，购买赠送母校的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史学研究发现新史料的必要和意义。又如满洲与明朝关系问题，由于清朝统治全国后，隐讳满洲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将大量原始资料焚毁，致使记载有明一代历史的《明史》就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只根据比较容易搜集的材料，就很难说明这一问题。不满足这一状况的史学家，想方设法扩大资料来源，谋求占有更多的史料。对明清史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孟森、吴晗都从朝鲜人的史书《李朝实录》中搜集有关资料。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京只有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李朝实录》，年逾花甲的孟森每天步行去阅读，另一位青年学者吴晗也是风雨无阻，去翻阅同一部著作
，这一老一少从中获得大量的满洲开国史的资料，又同中国史料相结合、比勘，孟森借以形成他的《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吴晗写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论文
，并辑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资料集。
吴晗为着便利明史的研究，也为了有利于搞清满洲与明朝关系史，积极主张和出版了不易见到的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编》。可见真想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着力于调查研究，千方百计扩大资料来源，更多地占有史料。谈迁为撰写《国榷》，查阅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崇祯朝没有实录可作依据，乃广泛搜集朝报，摘录史料，书稿写成，不幸被盗。他毫不气馁，重新收集材料，并到北京访问明朝遗民，资料齐全了，著成《国榷》，反映明朝一代的历史。其史料之丰富，来源于他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对遗民的访问。吴晗充分评价了《国榷》的价值，出力将其梓刻。再如同治之死，向有亡于性病之说，光绪之死，久有为慈禧所害的怀疑，这一类宫闱之谜，很难澄清。20世纪80年代档案资料研究者与中医学家相结合，把现存的同治、光绪就诊的《脉案》档案当作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同治死于天花，光绪死于肺病的结论。21世纪最初十年，法医学家依据对光绪帝头发的测定，认为他死于砷中毒。这些观点是否成立，能否为学术界所公认，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推动了研究的深入。这些扩展史料来源所取得的成果，同样表现了详细占有资料的思想和方法的意义。
只有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才能对资料本身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揭示历史的真相。某一种史料，只能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或某种表相，据此而得出的结论，很难反映历史的本质。有的史料作者写作态度不严肃，记事有失实之处，还有的作者故意伪造历史，有的不同载籍的资料互相抵牾，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详加调查，以便进行史料鉴别，去伪存真，避免上当。比如李渊太原起兵，《旧唐书》的《高祖本纪》记唐太宗首先倡议举兵反隋，化家为国。《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唐史主要典籍，也作同样记载，这都突出了唐太宗的作用，抹杀了李渊及太子李建成的作为。而不常见的早于这些著作的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记李渊早有起兵谋虑，举兵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同样建立功业，据此可知太原起兵，李渊主谋，李建成与唐太宗辅之。对《大唐创业起居注》与两《唐书》、《通鉴》的矛盾记载，需做认真分析，辨别出反映历史实际的资料。对这类有差异的文献，如果不以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来对待，很可能因两《唐书》、《通鉴》为名著，也就满足于它们所提供的资料了，而知道《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人少，书也不好找，没有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也就难以千方百计去寻觅了。所以详细占有资料既是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也是研究态度问题。
只有详细地、全面地占有资料，才可能克服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气，随心所欲，有了一点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或形成什么史学体系，然而却是不反映历史实际的，是非科学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史学界有些问题的讨论，未能取得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认识，原因之一，是没有全面占有资料，大家都根据那几条史料，用来用去，好像炒米饭一样，用的佐料不同，名称不同，但做出来的还是炒饭。没有提高到新境界，也就没有解决问题。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常用的资料就是《明神宗实录》关于苏州织工的记录，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关于他的先人发家史的叙述，徐一夔《织工对》关于杭州织工的描写，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施复发家的故事。如果凭着这点资料，只能把观点悬在起初提出的水平上，很难深入下去。又如关于清代秘密结社的文献，屡言会首劝人入会，交纳会金，许以将来给官给田，并把这种会费名为“种福钱”“根基钱”。有的研究者谓之为预言给农民平分土地。时至今日，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尚处于开展阶段，关于它的资料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有了搜集，但还很不完备，因此那种均田说至多只能是一种假设，而不能作为定论。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实践。史学研究者搜集材料，伴之以鉴别，继续发现新资料，继续加以审定，再一次扩大资料，又一次进行评论，这样不断积累史料，反复进行研究，不断修改意见，最后做出结论，这个持续研究的过程，也是史学家不断实践的过程。实践出真知，实践中改正错误观点，争取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实践，就是付出劳动，就不能怕艰苦，怕麻烦。孟森、吴晗以这种精神去查阅资料，才取得优异的成绩。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
也是这样的学者，他为史坛贡献出《晚明史籍考》（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出版增订本）、《清开国史料考》、《明清笔记谈丛》、《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南明史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等大量著作。他到晚年，以八旬高龄尚由北京去江苏、浙江搜访图籍，写成遗著《江浙访书记》。他的史籍考订和资料汇集，为后学提供很多方便，他能有如此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勤于访书，勤于阅读和抄录。史学工作者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详细占有资料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