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先人走过的历程，留给后人以经验，以启示，因此辨识先人的足迹、业绩是人类的本能愿望。然而历史是消逝了的事物，不会重演，也不能真正复原，所谓再现历史是艺术的夸张，乃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后人对历史的认知，靠传承下来的先人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生活方式和传统意识、观念，靠先人的遗物、遗迹，还靠历史文献。其中文献最重要，因为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去做历史的“复原”工作。资料越丰富，复原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会一步步接近真实。历史文献是历史的见证，研究历史文献的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最主要的辅助学科。没有历史资料无从去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我研治历史，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所谓“史料派”吧，因为不少同仁如此看待我，个人时或也这样地承认，故在1985年出版的《雍正传·序言》中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既然注重于资料及其搜求，在青壮年时代每读一书，不仅摘录它记叙的历史事件、制度、人物、时间和社会环境的材料，常常还对该书写一点札记。我的初衷倒不是要进行史料学或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而是依据利用历史资料必须对资料的保存形式有所了解的要求去做，及至史书读得多了一点，笔记也写得不算少了，同时我在清代历史教学过程中，深知青年学子占有史料的愿望和困难，遂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讲授清史史料学课程时撰写讲义，于1984年写出《清史史料学初稿》，并于1986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枣梨。既名“初稿”，就表示我不满足于此，将要继续进行研讨。事实上我也确是仍在关注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历时六七年，经过加工提炼，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3年予以梓刻。此系繁体竖排本，限于台湾发行，几乎不为我国大陆读者所知，纵有知者，亦难于寻觅，向我索取者，也只能抱憾地道歉，因我仅有的几本样书也早赠送友人了。《清史史料学初稿》和《清史史料学》，我将它们视作两部书，后者比前者分量多出二分之一，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质量上的提高，体现在分析论述加强，信息量增大，介绍对象从鸦片战争前清代扩展到有清一代的文献，附有书名及作者索引诸方面。书完成之后，我对史料学的研治并未停止，也未辍笔，还在清史史料学研究范围之外，把领域扩大到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社会史史料学，撰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2000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刷问世，此外我还写了若干篇论文，比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家谱的学术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辽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合刊）、《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家谱修纂与谱例的改良》（台湾《淡江史学》2000年第11期）、《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辑，中华书局2001年版）、《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21卷第4期），等等。现在我将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融会到新版的《清史史料学》一书中，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对清代文献的个案研究，比较深入具体地说明它们的史料价值，例如详细介绍清朝的“引见履历档案”：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况及与朝政的关系。又如为交代“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在一般性的说明之外，比较细致地绍述康熙帝、乾隆帝祖孙先后撰著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一书，借以明了康熙帝建立避暑山庄的原因，山庄的面貌，康熙帝喜好游猎的性格及与理政的关系，乾隆帝继承康熙帝事业和法祖的方针。另一个表现是对清史专题研究进行各种文体史籍的综合介绍，如增设《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一节，论说研讨清初吉林满族史的清代、民国年间形成的诸种体裁的文献；我原来写过《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沈阳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在研究这一题目时阅览了那些书，遂罗列成文。我在《清史史料学》中，对史籍是按其文献体裁进行分类叙述，自以为有其合理性，但也知道有其缺点，即对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查找起来不太方便，故而特地制作《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聊以弥补。现在增此一节，仍然是在进行弥补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对从事专题研究的初学者有所启示。此次的加工，还增加少许关于清史图书的新信息。不过最主要的是希望拙作能对史籍的史料价值分析上作得深入一些，由一般而进入具体，由浅显而深刻一点，企图提高其理论层次。惟不知达到何种程度，尚祈方家和读者指教。

有关清史的图书文献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重新整理出版，被继续研究，因此关于它的新信息无时不在出现，史料学的著作需要不停地更新，然而也很难跟上变化的形势。故而我以为“举一反三”是一种写作表达方法，读者使用时也需要这种方法，庶几减少一些失望。

自知清史史料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像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代文献，法文、英文、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清朝时期的有关中国及中外关系史的载籍，我介绍得很少，甚而完全没有涉及，此乃我的文字素养所不具备的，终成无可避免的遗憾，也只有赧颜向读者道歉了。当然，在小范围内我将有所补正，不过不是在此书中，而会出现在即将脱稿的《中国社会史概论》一书的《社会史史料研究》的一章之中。也正因赶写这部书稿，乃不能在清史史料学方面多下功夫了。

悠悠岁月，研治清史史料学已二十余年矣，倘有可能，仍将有所关注，此我所乐此不疲者也。

著者谨识
2003年12月5日
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