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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按照纪传体的传统体例纂修的史著。本书将概略地介绍它的纂修、资料来源、得失评价及版本等情况，以期对这部既重要又多误失的史籍有个正确的了解，以便较好地利用它来研究清史。
中华书局版《清史稿》
民国伊始，北洋政府国务院欲循历代为前朝修史的成例，于1914年向总统袁世凯呈请设馆纂修清史。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便立即允准设立清史馆，并以总统名义，派秘书赍文至青岛，延聘在做寓公的前清大官僚赵尔巽为史馆总裁（后改称馆长）。赵欣然应聘赴京就任，并主张重金聘请纂修人员，为袁世凯所接受。是时，馆设总裁，修史者设总纂、纂修、协修、征访等职，执事者设有提调、收掌、科长、校勘等职。撰写者先后延聘的有柯劭忞、缪荃孙、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百数十人外，尚有名誉职聘约300人。赵尔巽（1844—1927年），汉军旗人，同治进士，历任编修、国史馆协修、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是清朝遗老。柯劭忞（1850—1933年），光绪进士，官编修、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著有《新元史》《译史补》，担任清史馆总纂，赵尔巽死后为代理馆长。缪荃孙（1844—1919年），光绪进士，为目录学家，著《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辑《续碑传集》。他们依照旧史纪传体例，尤其是《明史》体例，于1920年写出初稿，1927年修订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即张罗出版，并于次年出齐。自知未为定稿，仿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取名《清史稿》。此书编写了14年，在军阀混战条件下写就，分量又大，能够修成出版，实属不易。
清史馆成立，接收清朝国史馆资料和清宫的一些档案文书、图籍，以备利用。《清史稿》的取材，大体上来自两个途径，一是作者自行搜集资料，撰写成文；一是摘抄、综合前人成著，敷衍成篇。它所以出得快，质量上问题多，与后一种方法的采用有很大关系。
《清史稿》的著者们从实录、会典、方略、《国史列传》、各种档案文献、私人著述中取材，选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如张尔田（采田）写的《乐志》8卷，《刑法志》2卷，《地理志》江苏1卷，《图海、李之芳列传》1卷，均为广征博采之作。其《后妃传》草稿，虽未被采用，自编成单行本《清列朝后妃传稿》2卷，仅参考书籍便九十余种，其中有内阁档案、玉牒、御制集、起居注、圣训、实录、《东华录》、《碑传集》、则例、文集、笔记等。这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和整理工作。但是《清史稿》作者众多，治史态度及史法不一，利用资料多寡各异，所以各人成品的质量颇显高低之分。
《清史稿》移取其他著作和文献，在列传部分表现得相当明显。有一些列传是据《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碑传集》《耆献类征》加工而成的。笔者将《清史稿》的揆叙、鄂伦岱、阿灵阿、阿尔松阿、觉罗满保、拉锡、顾琮、查弼纳等人传记与《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作一比较，发现它们大体相同，惟《清史稿》的较简略，有些连在叙述人物事迹的次序上也都是相同的，是抄录这些书而成的，只是作了不同程度的压缩和改写工作。
《清史稿》行世，傅振伦即撰《清史稿评论》一文
，予以猛烈批评，指出它有19条罪状。1930年，国民政府以它犯有反对民国罪列为禁书，后来学者孟森、容庚等著文，认为《清史稿》的错误是学术问题，无需作政治性的处理，得以开禁。这是一部问题百出的书，学术界对它的看法大同小异。大同者都是否定它，小异者在批评分寸上有出入。因它是纪传体史书，人们把它同二十四史比较，觉得它不是一部好书。张宗祥说它“芜杂紊乱，仅足供资料之用，未可谓之史也”
。认为它不能列入二十四史之林。章太炎评论说：“《清史稿》写了很多无关重要的事情，体系极不整齐，因遗老所作，议论往事一定不会公允……《清史稿》比《宋史》《元史》较好，尚无一人两传的，比《明史》则逊一筹。”
他比张宗祥肯定得多一点，认为《清史稿》可以进入二十四史之列，只是质量不高。《清史稿》究竟有哪些成功和失败的地方，还是作点稍微具体的检查为好。
《清史稿》值得肯定和重视的成分是：
第一，内容丰富。《清史稿》有529卷，其中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这个卷数，包括《新元史》在内的二十六史中它是分量最大的一部。比它稍少的《宋史》496卷，次少的《明史》才332卷，不足它的三分之二。它反映清朝一代的重要史事，汇集了大量的资料。
第二，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它的一些传记有成功之处，如卷295《隆科多传》，虽是根据《清史列传·隆科多传》节写的，但也增加了一点内容，如在指出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后，紧接着加“孝懿仁皇后弟也”之句；《清史列传》未提隆科多与雍正帝继位的关系，《清史稿》添了“圣祖大渐，召受顾命”的话。其所加文字虽少，然对了解隆科多的历史很是重要。不讲他是皇后弟弟，不提他受顾命，对他在雍正前两年飞黄腾达的历史就难以说清了。
第三，为翻检清史的一般资料提供了方便。《清史稿》的纪传体体裁是史学工作者所熟悉的；兼且大致有体例可循，何事应入何种类目，易于读者按类寻找，所以它可作为清史研究者查找基本资料的索引，有利于资料的搜集。
《清史稿》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多，概括讲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观和史观落后于时代。清朝已经灭亡，可是作者中的许多人还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来叙述清代的历史。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承认民主革命，如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
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事，《清史稿》不屑于提孙中山姓名，只记：“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
至于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运动，则一律被书为“盗贼”“土匪”。与此相对照，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同治纪》论云：“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铲平，中外乂安。”
显示庆幸清朝消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态度。又如对鸦片战争丧师辱国的道光帝，在其本纪论中说：“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
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包括林则徐等禁烟抗战派在内的诸臣身上，而颂道光帝为贤君。书中宣传传统伦理，鼓吹忠孝节义，称颂反对辛亥革命的端方、赵尔丰、恩铭、陆钟琦、松寿等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
第二，受旧体例的限制，已反映不了变化发展的清代历史。《清史稿》是按传统的纪传体编写的，虽新立了交通、邦交、交聘等表志，但在体例上没有大的增损，未从清代历史的实际需要出发，增立新的传目，以容纳更为广泛的历史材料。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的一些秉笔者站在“图报先朝厚恩”的立场上，固执旧史体例，“以先朝之欲想为取舍”，硬是不给反清反帝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参加民主革命的爱国志士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如只将洪秀全与吴三桂并列于列传之末，视其为“叛逆”，这哪里还谈得上司马迁为项羽、陈涉立“世家”那种秉笔直书的勇气和精神呢？
即使依旧体例，《清史稿》也有许多不合规范的地方：列传同一类人物编排，应依时间为序。然而这部史籍里乾隆时期的顾栋高，嘉道时期的唐鉴均立传于卷480《儒林传一》，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张尔岐却立传于卷481《儒林传二》。陶澍生卒均先于林则徐、琦善，陶立传于卷379，后林传卷369达10卷、后琦善传9卷。分类亦有不当，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史稿不取其学术成就立传“文苑”，只用其“悲不自乱”自尽于“昆明湖”的复杂原因，硬谓之殉清而死，塞在《忠义传》内。唐甄本应于“儒林”设传，史稿却为其置传“文苑”。
立传标准不太明确，像侍郎赵殿最、太监李莲英、豪奴刘全等人都是有事情可以叙述的人，应该立传而未立。
至于“一人二传”的现象，并非像章太炎所说，不是不存在，重传的就有9人
。如蓝鼎元，卷477《循吏传》有本传，卷284《蓝廷珍传》有附传。又如王照圆传在卷508《列女传》，在卷482其夫郝懿行传中亦作介绍。
第三，繁简失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这是作者的史识问题，是衡量一部资料著作的重要标准。卷295《年羹尧传》讲到年议处青海善后事宜13条，简单一提，然而这是重要事情，需要多着笔墨，可惜作者识不及此。卷482《王先谦传》，不讲传主编纂《东华录》，这也是分类不合理造成的，因把他置于《儒林传》，就介绍他的《尚书孔传参正》《荀子集解》等书，若放在《文苑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遗漏了。《王先谦传》不提“王录”，还是《清史稿》不重著述的表现，而《贺长龄传》在论中讥其“儒而不武”
，没有介绍他的著作（特别是未及他与魏源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就不能表达它的论断了。
第四，史实错误。时间、人名、地名、事件、制度的叙述中错误极多，大多是小错，有的易于辨认，有的似是而非，不易发现，误信了就出漏洞。关于军机处建立的时间，卷114《职官一·军机处》说：“雍正十年，用兵西北，虑儤直者泄机密，始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
同卷《内阁》条则云：“雍正时，青海告警，复分其（指内阁——笔者）职，设军机处。”
如众所知，青海告警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内阁》条的说法则是含糊的。卷176《军机大臣年表》复谓：“雍正七年己酉六月，始设军机房。”
是认定在雍正七年（1729年）。一件事，同一部书中有三个说法，令读者相信哪一种？关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地点，卷6《圣祖纪》作保和殿
，卷109《选举志》书为体仁阁
，自相否定。卷256《董卫国传》，记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湖广总督被劾，下廷议，月余死
，然《清史列传》卷7本传云二十一年调湖广总督，二十二年（1683年）遭廷议，十一月命他进京，十二月卒于任。显然是《清史稿》为简略，误把他的卒年记得提前一年了。卷6《圣祖纪》将吴三桂反叛的时间写成康熙十二年十二月
，实应为十一月二十日，这又是时间误失的一例。卷7《圣祖纪》说敏妃死，“诚郡王胤祉其所出也，不及百日剃发，降贝勒”
。胤祉的生母是荣妃，敏妃是怡亲王允祥的生母，《清史稿》的作者并未考察究竟，以为胤祉守孝不敬得处分，必是敏妃的儿子，这是猜度之误。卷114《职官志》谓礼部下属有“典制司”，实应为“仪制司”。第40卷《灾异志》错误百出，据禢锐光、夏晓和校阅，从中选出16条资料，竟有12条错漏之处
。
第五，疏漏。《清史稿》还有因疏忽大意而产生的毛病，如卷115《职官志》，目录中有太仆寺，正文中却没有它的内容。
《清史稿》的著作者中有一些桐城派古文家，善于书写，文从理顺，但是不怎么懂得史法，对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作史要素理解不深，用力不勤。他们虽是史书的撰稿人，但却不是史家。这部书也没有名副其实的主编，没有通稿，体例不一，首尾失去照应，缺漏、失实等毛病不能发现和弥补，加之仓促印刷，它的错误百出，就不难理解了。
《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书籍，但是不妨碍我们利用它。中华书局在《清史稿出版说明》中认为《清史稿》“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料的素材……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这样说是中肯的。《清史稿》毕竟是第一部比较详细的大部头的清代通史著作，能够提供大量的清史资料，这就成为它可被史学工作者利用的第一个理由；第二，说它不是好的史书是从质量上讲的，这要与它的使用价值有所分开。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纪传体清代通史，在它问世八十多年以后还没有能够代替它的同类著作，这样，人们就只好利用它了，所以孟森说：“欲治近代史，舍此奚由？”
研究清史，还是要读《清史稿》的。
《清史稿》的版本较多，人们也很难都见得到，因此根据某些文字介绍，并不能获得全部实情。笔者所见亦少，参考几种不同说法，略事说明。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1928年在北京印刷，536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将军袁金铠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他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如朱师辙撰拟的《艺文志序》。这一次印刷了1100部，金梁运到东北400部。运出关的就是所谓“关外本”。后来这个本子经过修改重印，所以又管它叫“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的1100部中，留在关内的700部，当即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金梁的篡改，又把它改回来，并取消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这就是所谓“关内本”。其实关内、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作了点抽调，从发行上讲，关外本在先，从原稿讲，关内本恢复了金梁私改前的原貌。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印，绝大部分依关外本，惟去掉志卷29—34的《时宪志》6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总卷数为529。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地方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可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2册，一为小本2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
。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梓刻。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长处；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没有改动，但也作了一些统一的工作。它于1977年出版，分装48册，其中目录1册。这个本子附有人名索引，可供检索。这是《清史稿》最好的一种本子，读者利用起来较为方便。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铸版，529卷，有金梁《校刻记》。该公司在《清史稿出版内容说明》云全书536卷，志142卷，给人以据关外一次本排印之感觉，及校对目录和内容，实非。
《清史稿校注》《清史稿》问世后，陆续出了一些评论文章，还出现了叙述它产生过程的专著。前述傅振伦的评论外，当时出了一批，其中有王伯祥的《读清史稿述臆》
，陈登原的《读清史稿偶记》
，徐一士的《关于清史稿》
，范希曾的《评清史稿艺文志》
，孟森的《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
，容庚的《清史稿解禁议》
，还有史馆人员的如金梁的《答哀灵君论清史稿》
，海珊的《清史稿邦交志原稿自序》
。20世纪50年代后，李瑚的《清史稿食货志钱法篇校注》
，李鼎文等《〈清史稿·张澍传〉笺证》
。日本学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一些文章，有中山久四郎的《阅读〈清史稿〉》
，小竹文大的《清史稿正误表》
，松崎鹤雄的《关于清史稿各部分编纂的分工》
，河崎章夫的《关于清史稿的各版本》
，等等。
朱师辙是《清史稿》的撰著人之一，厘定《艺文志》，费力颇勤。1928年发现金梁对原稿的篡改时，他适照料保管馆中资料，与到馆理事诸人议定恢复原稿事宜，是有关内本之出。朱师辙留心并熟悉馆中之事，有志于撰写《清史稿》编纂史，史稿成后，于辅仁大学开设《清史研究》课程，以《清史稿》为范围，讲述修史方法，终经30年的努力，于1955年编著成《清史述闻》，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行世。该书18卷，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史稿纂修经过，从发凡起例，搜罗史料，到撰著人及写作，以至出版的全过程。二是与《清史稿》有瓜葛的人员拟议史稿体例及纂著方法。三是选刊史稿问世后的重要评论文章。不用说，在叙述中，作者也发表了他对史稿的评价，断言它是不可废之作，研究清史必读之书——《清史稿》之价值，纵以后有良史重撰，亦将如《旧唐书》《旧五代史》而不可废，是可断言。况复有世界各国图书馆为之保存乎，故人欲知清一代事，则不能不读《清史稿》
。《清史述闻》是一部关于《清史稿》的历史专著，欲了解《清史稿》的编著及其出版初期的评论，它可以提供资料的帮助。
《清史述闻》所收评论《清史稿》的文章很少，大陆清史研究者认为有进一步开展和总结《清史稿》评论工作的必要，遂把关于它的论文、资料，汇编成《关于〈清史稿〉的纂修与评论》一部书稿
。内容包括《清史稿》的纂修和对《清史稿》的评论两大部分，然未公开出版。
批评《清史稿》的同时，台北学者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对《清史稿》进行加工，意在“正其谬误，补其缺憾”
，于是以之为蓝本，增写一些传记，纠正《清史稿》错误三千则，修成《清史》，由“国防研究院”于1961年刊印，16开本8册，6278页，550卷，计本纪25卷，志36卷，表53卷，列传315卷，《补编》南明纪5卷，明遗臣2卷，郑成功载纪2卷，洪秀全载纪8卷，革命党人列传4卷，附录《革命党人列传撰修后记》《清史纲目索引》《清史人名索引》。它不同于《清史稿》，主要在于增加了南明史和民众运动、辛亥革命领袖的传记，弥补了《清史稿》编纂人史识上的缺失，也是对《清史稿》的一种完善。该书还有1971年成文出版社印本。
台湾学者许师慎编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于1979年印出二辑，1990年刊出第三辑，还将有四辑、五辑的出版。该书汇编关于《清史稿》编纂、印刷及各家的评论文章，分出类目，如清史馆之设置，编撰人员之延聘，修史体例之商榷、史料之采择、《清史稿》之急遽付印、关内本与关外本、各方对《清史稿》及清史之意见等，颇便于读者阅览。
批评《清史稿》的文章虽属不少，但零碎难以利用，台北“国史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用十年工夫，检核原北洋政府清史馆存档纪、志、表、传原稿，清国史馆历朝国史，朱批奏折，宫中档，实录，《东华录》等史料文献千余种，勘订得《清史稿》谬误或待商榷的地方6万余条，编著成《清史稿校注》，1991年出版完竣，计16巨册，1500万言，是对《清史稿》评注做了总结性工作，集纠谬之大成，有裨读者利用《清史稿》，编者还制作了该书的人名地名索引，亦为利用者着想。1500万言，比《清史稿》本身分量多得多，亦见《清史稿》谬误之多和校注编者用力之勤，当然，近年学者发现，“校注”纠谬并未尽善，真是学无止境！
不满于清史馆的学者总有写一部新清史的愿望，20世纪80年代大陆清史学界酝酿有年，尚未能正式展开工作。台北“国史馆”在完成了《清史稿校注》之后，立即着手《新清史》（“定本清史”）的编写，预计600卷、1000万字。1992年9月下旬大陆清史和清代档案学专家多人到馆访问并座谈，学者建议海峡两岸清史专家合作，以便高质量的新清史问世，无愧于二十五史之林。至1997年完成《本纪》《地理志》《礼志》《乐志》等部分。馆方宣布已完成的部分暂不出版，而以资讯网络方式提供各界参考，并征询意见。据赵晨岭阅览的《本纪》印象，认为“优点很多”，但“问题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