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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宦家庭长大的曹操，人生道路早已决定了，那就是踏上仕途，努力升迁，光宗耀祖。这本来是运行数百年的权贵子弟人生轨道，可是，到曹操要出道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乌云密布，山雨欲来，眼见着像往日那样平安顺畅是不可能了。
长年的外戚、宦官轮番争夺权力，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谁上台都长不了，因此像赶死一样拼命搜刮，以权谋私，腐败成风。如果只是一班人稳稳地腐败，或许还会注意贪腐的节奏，留鸡下蛋。现实是水火不容的两班人马争抢通吃的权利，谁都顾不上明天的事情，因此搜刮格外疯狂。在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所以土地首先成为权贵们的目标，而依靠权力的强占不需要本钱，所以他们可以肆意铺张，把掠夺来的土地大面积用于兴建园林别墅，把劳动者抛弃出去，流浪于各地。民生一片哀嚎。谁都知道，没有经济繁荣就没有政治稳定的基础，失业大军必定会引爆社会动乱，明眼人已经看到东汉王朝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
最先觉醒的是受到儒学教育成长起来的清流官员和太学生群体，他们最先在京城抨击腐败，提出种种肃贪救国的方案，相互激荡，蔚然成风。地方清流也起来响应，点评官员，将他们分成清流与浊官，分别做成排行榜，激浊扬清，酿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力图逼迫朝廷正视问题，进行彻底的变革。然而，出乎清流士人意外的是，朝廷视清流如洪水猛兽，非但不采纳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变革举措，反而对清流士人进行全国性的持续镇压，流血屠戮，爆发了东汉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党锢之祸。”当政者就是造成眼前局面的最大责任人，怎么会限制自己的贪婪？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去掩盖问题，以为没有人提出问题、揭开锅盖，就不存在问题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路在古代王朝统治者中经常占据主流，所以古代王朝就像压力锅，上面拼命捂着，里面压力不断升高，社会矛盾在镇压中激化，最终导致爆炸。
曹操对严酷的局势有所认识。作为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想法比较简单，以为重手反腐、整肃吏治就可以挽救时局。曹操为人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不顾自己人微言轻，敢于上书皇帝，为清流官员鸣冤叫屈，公开支持以垂老之躯拼死与宦官禁军抗争的陈蕃，希望能够唤醒昏庸的皇帝。20岁这一年，曹操举孝廉入仕，担任洛阳北部尉，也就是维持社会治安和秩序的基层官员。他一上任，立刻在衙门前摆出五色大棒，宣称要严惩所有的不法行为。要知道敢于无视官衙、为非作歹的人，靠山很硬，对于曹操的行为嗤之以鼻，视同笑话。
有人就是要挑战曹操，给他个下马威。这人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惩办他，故意违抗。曹操真不是官场常见的虚张声势，他明知对方是蹇硕的叔父，照抓不误，祭出五色棒，一顿乱打。养尊处优的富豪哪里经得起打，几下子就一命呜呼了。这件事远近轰动，大家都知道曹操的厉害了，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再去惹他，豪强重足屏息。曹操治理有方，升任顿丘令。
不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爆发了黄巾军起义。说到底还是掌权的宦官惹出来的民变。前面说过，宦官对抨击腐败朝政的士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同时憎恨舆论对他们种种劣迹的传播，严禁言论，钳制口舌，国人道路以目。事物从来都是相互依存且又相互竞争的，犹如阴阳两道，此消彼长。真实的声音被封禁之后，一定有别的声音传扬出来，那就是平日被正气压制的邪说异教，其宣扬者往往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贫富不均的民众怨气，吸引并组织他们。东汉末年利用宗教鼓动民众的代表人物就是张角、张宝和张梁三兄弟，他们创立“太平道”，描绘没有剥削压迫的太平世界，用咒语符水给百姓治病，获得底层民众的广泛拥戴，吸收了大量信徒，暗中用军队形式将他们组织成36方，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部众以黄巾为标帜，人称“黄巾军”。中平元年（184年）正是甲子年，张角起事，声势浩大，打得东汉王朝狼狈不堪。
黄巾军大部分是农民和流民，被压迫得走投无路，求救无门，所以作战特别勇猛。官军腐败到了根子上，可以摆门面欺压百姓，一旦遇到拼命的对手，马上露出原形，抱头鼠窜。朝廷只好放权给地方，调动各地起来镇压，这就给了真正的豪杰崛起的机会，曹操、孙权、刘备都在这个形势下脱颖而出。社会变动是波浪式推进的，黄巾军的领袖只想利用民众夺取皇位，没有社会变革的构想，最终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但是，其猛烈的冲击把东汉王朝的城堡撞出一道道罅裂，让长期被禁锢的人物和机会得以破墙而出，形成第二波次，甚至第三波次……至于最后鹿死谁手，出现什么结局，无法简单预测，必定是社会问题与各股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犹如洪水决堤而出，分叉奔涌，最终流向何方，将由复杂的地形地势决定。黄巾军的冲击引起朝廷放权给地方，唤起英雄辈出的局面，呈现的正是这种景象。
此时的曹操正在中原颍川（今河南许昌），被任命为骑都尉，率兵讨伐黄巾军，立功升迁，任济南相。在大变局中，曹操是清醒的，他知道迫使民众起来造反的原因是官场腐败，不加以整治，光靠镇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上任后仍然像以前那样，重手整治腐败，罢免了一批勾结权贵、横行地方的官吏，把贪腐重灾区整顿得贪官污吏纷纷逃离。曹操被调任东郡（今河南濮阳）太守。这一任命仿佛是升迁，但曹操很明白，他得罪的是当朝权贵，虽然靠自己的官宦门第荫蔽，权臣还给他面子，不像没有官场靠山的基层官吏一反腐就栽跟斗。然而，靠一个人去对抗一整个腐败透顶的官场，他输定了，接下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干脆辞官归乡。曹操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变得越发成熟，越来越用心观察思考。在事不可为的时候，退居一旁冷静观察，看清乱象，思考出路，不失为乱世良策。
曹操人是回到家乡了，这些年反腐败赢得的名声让他颇为出名。朝廷政治更加败坏，高层出现了要求肃清朝政的动向，谋划从穷凶极恶的阉竖手里夺回权力，还政朝廷。正好遇到汉灵帝驾崩的机会，太后临朝，打算重用自家人大将军何进。何进认为不除去掌握实权的宦官，谁当政都是花瓶。何进找来青年俊杰袁绍，密谋一举铲除宦官，为此召西北军统帅董卓带兵入朝，准备动手。何进根本没有认识到宦官虽然有时权势熏天，威胁到皇权，可那仅仅是奴大欺主。宦官是皇权上的寄生物，和皇帝才是真正的同伙，宦官要是被清除了，皇权立即不保。东汉乃至唐朝、明朝这些宦官权倾当世的王朝，宦官去则王朝亡，屡试不爽。何太后是否有那么深刻的认识颇可怀疑，但她直觉不能根除宦官，按下不批准。这种生死搏斗的大事哪有不透露风声的，宦官长期伺候人主，察言观色，窃听密告，早就看出苗头，趁着太后犹豫之时，抢先动手，把何进诳入宫中杀掉。袁绍立即率部冲入宫内尽诛宦官。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皇帝已经成为空头司令，失去权力了。董卓进入京城，直接把皇帝给废了，另立献帝。献帝完全是个傀儡，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仅靠董卓的军力维持存在的表象。再到董卓被暗杀，最后一层表皮被戳破，东汉彻底失控，军阀纷起，天下大乱，只待强人出现取而代之。董卓是东汉最后一个尚能维持一统的人物，他的死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实际结束。回过头来看，东汉桓帝拒绝反腐、镇压清流、钳制舆论，放弃了最后的转机，引爆社会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分裂内讧，从此局势江河日下，无可挽回。
曹操对于眼花缭乱的变故看得很清楚，心中有数，不曾迷失。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在重大关头棋错一步，很可能从此滑入深渊，一蹶不振。曹操准确把握形势的诀窍是对人物的洞察，据以决定自己的走向。例如董卓权倾一时之际，曾笼络曹操，封他为骁骑校尉。曹操不曾迷失于权力的诱惑，看清了两点：第一，董卓非忠臣，必将篡汉；第二，董卓没有政治和人事根基，企图以一人之强势维系天下安定，绝无可能，失败指日可待。因此，曹操决定不追随董卓，变易姓名，从京城潜逃回乡，散财招兵，竖起反董旗帜。作出这样的决断很不容易。表面上看，曹操的行为不啻以卵击石，实际上，近乎悲壮的起兵，为他赢得了匡扶社稷的正义名声，成为他日后坐大的重要资本。
曹操敢于挑战权臣董卓，是有所依恃的。黄巾之乱爆发后，东汉灵帝招募壮丁，在京城洛阳西园组织新军，任命八人负责，人称“西园八校尉”，其中就有典军校尉曹操，以及后来同他命运交集碰撞的中军校尉袁绍、右校尉淳于琼。何进被宦官杀害后，袁绍接管八校尉。这段经历让曹操和袁绍走到一起，共同对抗董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