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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挑选三国这么一个动乱的时代，可以看到各类英雄如何脱颖而出，殚精竭虑，建功立业，力图开辟出一片崭新天地的。他们虽然早已远逝，却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得以明白很多人情事理，避开隐藏的陷阱，少走弯路。如果说后人更加聪明，那并不是说后人的智商高于前人，而是因为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足够丰富。如果后人再犯同样的错误，那是因为疏于学习，没有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前人所思所为即为历史，学习历史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站得更高，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善于学习历史的人遇事冷静、分析问题客观周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醒”。处理日常事务的冷静，得益于性格；面对重大决策的清醒，只能源自学习。把问题看得越透，人便越发清醒。“清醒”是可以学来的。
这些年来，学习历史的人急剧增加，工作阅历越多、承担社会职责越重的人，越重视阅读历史。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是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基础，也是我们从事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依据。每个人都不可能在自我设定的条件下工作，而是在他者设定的场域内活动。这个场域就是我们每天所处的时代环境，它由过去所规定，并同我们现在所开展的活动结合起来规定着未来。所以，我们在进行工作之前，首先必须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理解构成今日的文明基础，才能做好工作，身心自在。
作为中国人，首先须要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早期经典，是孔子所整理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乐》这一部已经散失了，所以仅存《诗》《书》《礼》《周易》《春秋》传世。这五部经典里，《春秋》是唯一的史籍，表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
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不是某一个体的论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或者置身其中，留下记述，经过综合整理，得出集体的认知与记载，代代相传，遂成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一直影响着后来者的认识与行动。把孤立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便构成了认识的理路与行动的轨迹。发现其中的规律与特点、情感与愿望、艺术与信仰，便诞生了诗书礼乐的各种经典。显而易见，历史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在世界的基本素材和平台，脱离历史的思考片面而偏执，对历史的洞察则可以上升为悟性，把对于事物的根本性认识转化为世界观。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世界观，例如远古的华夏族群归纳出循环往复的易理观念，用以解释天地人的互动运行，自成体系。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样也是我们建构认识与知识体系的路径。
历史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亦即通过既往来认识现在，展望未来。故而，历史不是过去的学问，而是面向未来的积极探索。任何的事物都有其运行的轨迹，对此有充分的了解，便能循其轨迹判断今后的走向。所以，对未来的预测并非凭空而来，它立足于历史，亦即根据过去的运行轨迹而推演出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基本轨道。个人如此，民族与国家亦是如此。基于历史所作出的推演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表面上看，历史学家在还原古代的场景和真相，其实他们的内心却关怀着现在。这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根本区别。考古学要求完美地再现过去，历史学则必须启示未来，以至于有人称历史学为未来学。
历史是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写的启示。历史之所以能够启人至深，关键在于还原的过去真实且客观，尽可能让曲折隐藏的内情细节纤毫毕露，让人们看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如果事件的过程不真实，甚至是虚假的，必将造成误导，形成偏见，以至于自欺欺人。所以，研究历史和为人处世一样，必须兼听则明，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冷静地听取各方的论述，理出真相的头绪，走进真实的过往世界去追求真知。历史让人清醒，读史使人冷静而胸襟开阔。
人们理解历史的重大阻碍是强烈的主观感情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感情，无法做到完全的中立。然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把这些搁置起来，尽可能全方位地获取信息，多角度观察，然后形成独立的判断。如果从一开始就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带有执着的个人感情与价值判断，先设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是对的，哪件事是错的，然后再去阅读历史，结果就不是历史引导我们去冷静思考，而是我们的情感扭曲历史来进行虚构。这或许能够得到感情的宣泄和满足，然而，这种先导性的设定属于价值判断，本质上不属于历史学。这种读史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既有的判断，令人变得更加偏激，而不会提高思辨能力，让人变得客观冷静。与其说是启发心智的读史，不如说是自我封闭的固化。实际上，价值判断是每个人通过对历史的理解所形成的，既不需要请教任何人，也不需要让人强加在我们自己头上。价值判定必须在了解真相后得出，而不能倒置。
阅读历史的时候，先要能超然事外，又要能置身其中。明朝杨慎写的一首词《临江仙》，道出了读史所应秉持的态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讲透了一个道理：人的价值判断具有时代的强烈烙印和局限性，有不少事情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极其重要，为此不惜大动干戈，决一胜负。然而，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往往让人感到小题大作，毫无意义。凡人如此，历史上的大人物不也如此吗？人类的情感起伏变迁，但无法改变天地运行的法则。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上的人和事消失如烟，唯有自然亘古不变，青山依旧，红日经天。明乎此，读史的时候自然会超然物外，冷静观察，不被情感所左右。看得越全面，越细致，事情的真相就越会显露出来，洞彻其里。而且，有许多是非曲直属于当事之人，与今日未必有直接的联系，或许依然能提供借鉴启发的意义。所以，后世读史的人应该超越事件本身去看透它，又要超脱情感去理解它，让历史在清醒的“笑谈”中给人以最深刻的启示。
虽然说读史要超然物外，但还要能够置身其中，与历史同在。也就是说，在清醒分析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还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去分析，去决断，感同身受。虽说历史是无情的，但是，无情的历史却是有情的人谱写的。设身处地，想想自己会如何处理，再看看历史人物是怎样应对的，这样可以提高悟性，贴近历史。
走得进，出得来，既不成为“粉丝”，也不雾里看花，保持清醒的理解，到此境界，便能感受到历史就在眼前，豁然贯通，“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阅读历史，每个人读出来的味道颇不一样，感悟也大相径庭。其中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读书要靠学养、心智和阅历，读史更是如此。因为面对的是几千年来作出大事业的历史人物，如果不能尽量接近他们的高度，便很难理解他们。其次，诚如古人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很多事情必须身临其境方能明白。司马迁弱冠未久，父亲让他走遍了汉朝最重要的地区，从南到北，翻山越岭，访问乡贤，询察风俗。这次漫长的旅途，使他懂得了中国的山川地理与区域格局，了解到各地风俗的差异，成为他以后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促使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货殖列传》。没有现场的感觉，很多事情将流为泛泛空谈；不了解九州的地理民情，就没有资格言说中国。
用脚走访，用眼观察，用心感悟，这是读史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如果再有洞彻事理的名师指点，将犹如航船遇上东风，登山找到捷径，事半功倍。唐朝的韩愈在名篇《师说》中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问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平铺直叙，直线推进，而是在关键点上须要有突破性的跃升，否则就会留置于原地，无法登堂入室。历史似乎人人都能看懂，但其实只看到皮毛还是看透内里是完全不同的。当年刘邦战胜项羽而选择都城的时候，曾经援引东周建都于洛阳的史事，准备定都于此。然而，张良劝阻了刘邦，告诉他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至关重要的是周朝夺取天下及其采取的措施，是凝聚人心，团结各方；刘邦与项羽的战争却是血流成河，遍地哀怨。所以，周人可以选择难以据守的洛阳，汉朝却不能不选择山河险要的关中。刘邦和张良都在谈论历史，观点大相径庭，采取行动的结果也会迥然不同。项羽错误地选择以彭城为都，无疑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知，历史看似易读，却因为内在的道理非常深刻而难以掌握，绝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简单。张良可谓是刘邦事业上的良师，他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历史给人无穷的回味和启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比厚重，丰富多彩，无论翻开哪一个篇章都让人获益良多，掬水月在手。本书选取三国曹操指挥的强弱悬殊的两场战役，一场是强敌加诸他的官渡之战，一场是他主动发起的赤壁之战，通过他对战争进程的控制，反映出他在不同阶段对于敌我态势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敌人和自己的深刻认识。官渡之战是以弱胜强，赤壁之战则是纠错止损；前者是基于对敌人心理的正确把握，后者则是骄傲自大时的猛然醒悟。料敌如神与自省纠错，都因清醒而来。
在各种情况下都保持清醒，何其重要，却也何其不易。要求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十分清醒，恐怕做不到。但是，遇事冷静，知己知彼，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锤炼而成。曹操在力量弱小的时候十分冷静，却在大胜之后骄傲恣肆。不过，这个转变十分自然，毕竟他是感情奔放之人，如果一点感情冲动都没有，他也不可能成为充满个性的领袖。有感情、会犯错的曹操，在骄狂之中回归冷静，这个真实的过程才会给人以真正的教益。
历史教给后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慧水一掬，先从曹操的事例来一起品味人间清醒吧。
了解一个人，应该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现代心理学显示，家庭环境对于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尤其青少年时期，正是性格养成的阶段，处在什么样的空间、环境，有什么样的境遇等，都会对以后的性格产生无法磨灭的影响。
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社会变革家，然而，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被称作奸臣。网上随便搜几张曹操的京剧脸谱，都是大白脸。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种形象同他一生的业绩并不相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身世。
曹操出生的家庭，在东汉王朝的政治地位相当高。他的祖父名叫曹腾，在皇宫内当宦官，颇得信赖和重用，一路提升，先后担任中常侍、大长秋，甚至还被封为费亭侯。一个宦官能够封侯，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说起宦官，人们很自然地心生鄙夷，但在东汉那个时代并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讨论。
更先遇到的疑问是，曾经一段时期掌握东汉朝廷大权的宦官曹腾怎么会有儿子？而曹操怎么会是他的亲孙子？
宦官也被叫作阉竖，当然生不了儿子。那么问题来了，曹操的父亲，也就是曹腾的儿子曹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当时吴国有人写了一本《曹瞒传》来骂曹操，说他其实不姓曹，而是姓夏侯。陈琳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称曹嵩是曹腾从路边捡回来的孩子，不是曹家的人。
这些说法流传很广，以至于后人一提起曹操，大多认为他姓夏侯，众口铄金，几乎成为非正式的结论。可是，如果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些都是有意的抹黑。三国分裂，南北敌对，吴国人写关于曹操的书，光从书名《曹瞒传》就能看出不像是严肃的记载，不用曹操正式名字，特地使用他的小名，明显带有嘲讽鄙夷的味道。至于陈琳讨曹檄文中的说法，更没有多少可信性。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不管是姓夏侯，还是路边捡来的孩子，无非在说曹操是个野种罢了。只是编排得高明，骂人不吐脏字，显得自己十分高雅。对于不实的传言，听者应该查验一下证据，免得成为谣言制造者的传声筒。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更愿意停留在市井传说的世界里，附上自己的想象和推断，添油加醋，津津乐道，满足文学猎奇的心理。就三国时代而言，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正史的记载，而是《三国演义》的小说之言。那么，曹操到底姓曹还是姓夏侯，他同曹腾是否为直系亲属呢？
正史记载抵不过文学叙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正史缺乏无可置疑的证据。2010年伊始，网络上出现了质疑河南安阳新发掘的大墓为曹操墓的舆论风暴，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都是空前的，各种关于曹操身世业绩乃至评价的观点全都涌上台面。一件考古发掘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表明人们对于历史的高度关心，这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无疑都是巨大的推动力。人们广泛质疑的焦点在于，墓主人是否就是曹操，何以证明？一千多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浮现出来，无法回避。只要不能给予科学的结论，这个问题还将反复引燃。这次争议可谓适逢其时，直到几十年前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到21世纪已经具备了彻底解决的条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运用对遗骸提取DNA并加以比对验证的技术。然而，就国际学术界当时的情况而言，使用DNA做研究的基本是史前时代而非历史时期，原因在于生物基因所作的年代测定误差较大，对于几万年前的研究尚可接受，对于仅有几千年的历史时期则价值锐减，甚至失去意义。所以，利用DNA技术寻找曹操家族的基因类型，仍是巨大的科学挑战。
2010年1月，我们提出用DNA的手段来验证南阳大墓是否为曹操墓的建议，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每天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关注者在网上发表意见，促使我们下定决心启动寻找曹操家族基因的研究项目。根据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当代的各种疑问，我们最初设想提取大墓中三具男女尸骸的基因，同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东亚人群基因库作比对，确定男性尸骸是否为曹操。但是，这个简捷的研究路径很快被堵死了。因为我们希望从尸骨提取基因的要求被拒绝了，只能另辟蹊径，根据当代曹姓的人口统计数据，调查曹姓在全国的分布情况，通过曹氏族谱同历史记载相印证考索源流，勾勒出曹姓在全国的集中分布图，确定基因采样点，从现代曹姓人群中随机采集基因，解码分析，比对验证，用文理跨学科的方法找出曹操家族基因类型。这个计划不仅大胆，还相当激进。这是第一次通过现代人群自身去追溯祖先的尝试，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当时有许多曹姓人氏支持我们，主动报名查验基因，献出家谱，更多人向我们提供各种线索。一项科学研究得到全国如此众多的群众支持，热情超乎了预期。当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我们的想法，或是认为曹操肯定出自夏侯氏；或是认为司马懿篡魏时对曹氏进行了大屠杀；还有不少自称是曹氏改姓的族群浮现出来。总之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列入研究的范围，逐一调查。2010年的春天和夏天，多个小组在全国各地采集基因，到当年年底我们发现了六对基因组的Y染色体属于互不相干的同源家族，全都与亳州曹氏相符。生物统计学计算出来的可靠性为92%—93%之间，基因类型是O2F1462（O2M268）。
此后我们又到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群找到了当年出土时发掘出来的曹鼎（曹操的堂伯叔）的前臼齿，提取了基因，同前面作出来的结果完全吻合。至此曹操家族的基因类型完全确定下来了，我们在国内第一次建立了历史时期的家族基因样本，打通了从现代人身上提取基因追溯远祖的科学道路。
根据基因提供的证据，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曹嵩并不是曹腾路边捡回来的孩子，也不属于夏侯家。在对曹氏进行基因调查中，我们还确定曹操家族并非出自西汉宰相曹参的家族。这三个基因证据彻底解决了正史中被视为疑团的问题，同时又推翻了成为通说的历史记载。
整理过的DNA证据表明曹嵩就是曹家的孩子。正如我在启动基因调查之前提出的推断，曹腾从其曹氏家族的兄弟中过继子嗣，血缘一脉相承。如此则解决了曹操——曹嵩——曹腾之间的血缘关系问题，亦即他们属于孙子——父亲——爷爷的血亲关系。困扰人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疑团解开了，然而新的重大问题却被揭露出来，那就是曹腾并非曹参的后人。
图1 基因所示曹氏家族分布图（王传超等，2012）
关于曹腾的出身，《三国志》明确记载为曹参后人。曹参是和刘邦一道起兵的西汉开国元勋，建国后位居宰辅，与皇族刘氏世代通婚，家门显赫，经久不衰。刘邦这个人还是很讲义气的，当年和他共同举兵反秦的老乡，诸如曹参曹家，夏侯婴夏侯家，萧何萧家等，在西汉建立后都成为权贵之门，相互间儿女通婚，以至于传出曹操出自夏侯家的说法，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亲密。到安徽亳州曹家所在地调查，密布的几十座曹氏大墓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族在乡势力的庞大和数百年根深蒂固的荣耀，显示了刘邦的沛县功勋集团的繁盛与稳固。20世纪70年代，曹氏宗族大墓遭到损毁，考古队紧急进行了保护性发掘，挖开7座墓，出土墓碑、墓志、遗骸、随葬品等大批珍贵文物，所展现出来的宗族势力远超正史记载，让人们可以对汉代权贵家族的在乡形态有比较鲜活的了解。
这样一个强宗大族必定大有来头。《三国志》说曹腾出自曹参后裔似乎非常合理，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可是，如此高贵的权贵家族为什么会出宦官呢？多少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虽然都姓曹，基因采集验证的结果显示，曹参家族的基因属于O3类型，亦即有代表性的汉族基因类型，而曹腾家族O2基因类型则来自古代所谓的“夷蛮”，截然不同。显而易见，曹腾家族是后来混入曹参家族里的，因为曹腾在官场上的飞黄腾达，竟至鸠占鹊巢，不但冒充曹参家族，而且成为曹氏的代表，让严谨的历史学家陈寿深信不疑，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采纳其说，编入信史，得到公认。基因验证揭露了这段不为人知的事实。
这段伪冒的过程并非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曹操在自述家世的时候，称自家来自邾国曹氏，应该比较真实。到了魏明帝时，改口称曹氏出自西周曹叔振铎，同曹参家族的族源一致，明显是在消弭两者之间的抵牾。由此看来曹操对于自家的出身多少有些了解，而且相当在意。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带给他特权阶层的享受与自高自大，同时也给他镂上阴影，让他感到羞辱，这一切都因祖父曹腾而来。
如前所述，曹腾是大宦官，官至大长秋，亦即皇后宫官头领。他权力之盛是因为东汉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从第三代皇帝开始直至灭亡，皇帝都短命，年纪轻轻就死掉，皇嗣年幼登基，无法掌控朝廷、处理政务，因此只能依靠辅佐大臣。为了皇位不被篡夺，辅弼便由外戚担任，舅舅最为常见。等到皇帝长大要亲政的时候，辅臣执政已久，恋栈不去，皇帝便借助宦官发动政变夺权。东汉政权就在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的内斗圈子里恶性循环，政治不稳定，国家衰落，边患因之迭起，内外交困，直到董卓进京，东汉完全失控，名存实亡。在外戚当政的时候，大内实际掌权的是皇后，所以身为皇后宫内大总管的大长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曹腾身居此位，给曹家带来了巨大的权势。曹操出生在这样一个权势家族，从小享受着豪门的特权和光耀，俯视众生，唯我独尊。日后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足以惊诧，这就是特权子弟的内心真实想法。
另一方面，曹操又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人。他从小看惯了官场内里的龌龊，也学会了行政的手腕，精明强干，看到东汉上层官僚颟顸愚钝，基层胥吏如狼似虎，他知道大厦将倾，很想奋起支撑，施猛药救治，内心燃烧着务实的理想。然而，东汉已经病入膏肓，统治者的高压暴政导致社会各个集团乃至阶层无法沟通，亦即政治上最可怕的社会断裂。社会断裂的一个症状就是人们的价值和是非尺度单一而绝对，例如仇富、仇官，认为凡富必坏，凡官必恶。特别是掌权的宦官更是十恶不赦的跋扈贱类，被称之为阉竖，欲尽诛除。后来袁绍不顾一切地彻底清杀宦官就是绝对化政治形态下的行动，完全没有想到此举的后果是他想要挽救的皇权也随之坍塌，从此天下大乱。身处东汉末世，曹操的情怀不被理解，他的家世反而遭到社会的鄙夷，以致有种种嘲讽，诸如姓夏侯、乞丐携养，不一而足，总之被说成是个丑类野种。这使得曹操对于家世怀抱羞耻与愤懑。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性格充满矛盾，激情与冷静，自大与自卑，奔放与多疑，放荡与机警，雄图与务实，对冲的性格杂糅于一身，精于术却昧于道，勇于决断却没有远见，服膺法家，属于典型的乱世枭雄类型。这种强势人物在乱世容易建功立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到了和平发展时代则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和长远眼光，加之个人擅权而阻碍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容易把国家导向衰败。曹魏政权的兴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这个高度去看曹操，唐太宗表达了对他的轻视，说他“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操小名阿瞒，所以吴国人写了《曹瞒传》来贬损他。其实曹操小时候很聪明，机警敏捷，讲义气，也很淘气，不务正业。和其他顽皮孩子的不同之处，是他善于察言观色，把握别人的心理，用脑子算计，甚至连大人都会落入他设计的圈套。他平日里“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叔看不下去，遇到了总要管教几句，还向他父亲告状。于是曹操心生一计，等某天叔叔出来的时候，他突然倒地不起，口吐白沫。叔叔见状大惊，赶快跑去告诉他父亲。父亲连忙奔过来，却见曹操生龙活虎玩得正欢，问他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叔叔说他中风倒地？曹操说道：“我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叔叔平时讨厌我，所以总是瞎说我的不是。”眼见为实，从此曹操的父亲不再相信叔叔的告状，曹操大获胜利，再也没人管束他了。这类事情实在太多了，长大后曹操驰骋政坛，翻云覆雨，难怪世人都说曹操奸诈，诡计多端。过滤掉负面的感情因素，可以说曹操这个人豪放却不鲁莽，遇事冷静，善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