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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挑选三国这么一个动乱的时代，可以看到各类英雄如何脱颖而出，殚精竭虑，建功立业，力图开辟出一片崭新天地的。他们虽然早已远逝，却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得以明白很多人情事理，避开隐藏的陷阱，少走弯路。如果说后人更加聪明，那并不是说后人的智商高于前人，而是因为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足够丰富。如果后人再犯同样的错误，那是因为疏于学习，没有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前人所思所为即为历史，学习历史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站得更高，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善于学习历史的人遇事冷静、分析问题客观周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醒”。处理日常事务的冷静，得益于性格；面对重大决策的清醒，只能源自学习。把问题看得越透，人便越发清醒。“清醒”是可以学来的。
这些年来，学习历史的人急剧增加，工作阅历越多、承担社会职责越重的人，越重视阅读历史。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是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基础，也是我们从事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依据。每个人都不可能在自我设定的条件下工作，而是在他者设定的场域内活动。这个场域就是我们每天所处的时代环境，它由过去所规定，并同我们现在所开展的活动结合起来规定着未来。所以，我们在进行工作之前，首先必须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理解构成今日的文明基础，才能做好工作，身心自在。
作为中国人，首先须要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早期经典，是孔子所整理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乐》这一部已经散失了，所以仅存《诗》《书》《礼》《周易》《春秋》传世。这五部经典里，《春秋》是唯一的史籍，表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
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不是某一个体的论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或者置身其中，留下记述，经过综合整理，得出集体的认知与记载，代代相传，遂成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一直影响着后来者的认识与行动。把孤立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便构成了认识的理路与行动的轨迹。发现其中的规律与特点、情感与愿望、艺术与信仰，便诞生了诗书礼乐的各种经典。显而易见，历史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在世界的基本素材和平台，脱离历史的思考片面而偏执，对历史的洞察则可以上升为悟性，把对于事物的根本性认识转化为世界观。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世界观，例如远古的华夏族群归纳出循环往复的易理观念，用以解释天地人的互动运行，自成体系。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样也是我们建构认识与知识体系的路径。
历史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亦即通过既往来认识现在，展望未来。故而，历史不是过去的学问，而是面向未来的积极探索。任何的事物都有其运行的轨迹，对此有充分的了解，便能循其轨迹判断今后的走向。所以，对未来的预测并非凭空而来，它立足于历史，亦即根据过去的运行轨迹而推演出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基本轨道。个人如此，民族与国家亦是如此。基于历史所作出的推演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表面上看，历史学家在还原古代的场景和真相，其实他们的内心却关怀着现在。这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根本区别。考古学要求完美地再现过去，历史学则必须启示未来，以至于有人称历史学为未来学。
历史是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写的启示。历史之所以能够启人至深，关键在于还原的过去真实且客观，尽可能让曲折隐藏的内情细节纤毫毕露，让人们看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如果事件的过程不真实，甚至是虚假的，必将造成误导，形成偏见，以至于自欺欺人。所以，研究历史和为人处世一样，必须兼听则明，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冷静地听取各方的论述，理出真相的头绪，走进真实的过往世界去追求真知。历史让人清醒，读史使人冷静而胸襟开阔。
人们理解历史的重大阻碍是强烈的主观感情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感情，无法做到完全的中立。然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把这些搁置起来，尽可能全方位地获取信息，多角度观察，然后形成独立的判断。如果从一开始就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带有执着的个人感情与价值判断，先设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是对的，哪件事是错的，然后再去阅读历史，结果就不是历史引导我们去冷静思考，而是我们的情感扭曲历史来进行虚构。这或许能够得到感情的宣泄和满足，然而，这种先导性的设定属于价值判断，本质上不属于历史学。这种读史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既有的判断，令人变得更加偏激，而不会提高思辨能力，让人变得客观冷静。与其说是启发心智的读史，不如说是自我封闭的固化。实际上，价值判断是每个人通过对历史的理解所形成的，既不需要请教任何人，也不需要让人强加在我们自己头上。价值判定必须在了解真相后得出，而不能倒置。
阅读历史的时候，先要能超然事外，又要能置身其中。明朝杨慎写的一首词《临江仙》，道出了读史所应秉持的态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讲透了一个道理：人的价值判断具有时代的强烈烙印和局限性，有不少事情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极其重要，为此不惜大动干戈，决一胜负。然而，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往往让人感到小题大作，毫无意义。凡人如此，历史上的大人物不也如此吗？人类的情感起伏变迁，但无法改变天地运行的法则。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上的人和事消失如烟，唯有自然亘古不变，青山依旧，红日经天。明乎此，读史的时候自然会超然物外，冷静观察，不被情感所左右。看得越全面，越细致，事情的真相就越会显露出来，洞彻其里。而且，有许多是非曲直属于当事之人，与今日未必有直接的联系，或许依然能提供借鉴启发的意义。所以，后世读史的人应该超越事件本身去看透它，又要超脱情感去理解它，让历史在清醒的“笑谈”中给人以最深刻的启示。
虽然说读史要超然物外，但还要能够置身其中，与历史同在。也就是说，在清醒分析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还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去分析，去决断，感同身受。虽说历史是无情的，但是，无情的历史却是有情的人谱写的。设身处地，想想自己会如何处理，再看看历史人物是怎样应对的，这样可以提高悟性，贴近历史。
走得进，出得来，既不成为“粉丝”，也不雾里看花，保持清醒的理解，到此境界，便能感受到历史就在眼前，豁然贯通，“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阅读历史，每个人读出来的味道颇不一样，感悟也大相径庭。其中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读书要靠学养、心智和阅历，读史更是如此。因为面对的是几千年来作出大事业的历史人物，如果不能尽量接近他们的高度，便很难理解他们。其次，诚如古人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很多事情必须身临其境方能明白。司马迁弱冠未久，父亲让他走遍了汉朝最重要的地区，从南到北，翻山越岭，访问乡贤，询察风俗。这次漫长的旅途，使他懂得了中国的山川地理与区域格局，了解到各地风俗的差异，成为他以后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促使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货殖列传》。没有现场的感觉，很多事情将流为泛泛空谈；不了解九州的地理民情，就没有资格言说中国。
用脚走访，用眼观察，用心感悟，这是读史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如果再有洞彻事理的名师指点，将犹如航船遇上东风，登山找到捷径，事半功倍。唐朝的韩愈在名篇《师说》中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问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平铺直叙，直线推进，而是在关键点上须要有突破性的跃升，否则就会留置于原地，无法登堂入室。历史似乎人人都能看懂，但其实只看到皮毛还是看透内里是完全不同的。当年刘邦战胜项羽而选择都城的时候，曾经援引东周建都于洛阳的史事，准备定都于此。然而，张良劝阻了刘邦，告诉他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至关重要的是周朝夺取天下及其采取的措施，是凝聚人心，团结各方；刘邦与项羽的战争却是血流成河，遍地哀怨。所以，周人可以选择难以据守的洛阳，汉朝却不能不选择山河险要的关中。刘邦和张良都在谈论历史，观点大相径庭，采取行动的结果也会迥然不同。项羽错误地选择以彭城为都，无疑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知，历史看似易读，却因为内在的道理非常深刻而难以掌握，绝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简单。张良可谓是刘邦事业上的良师，他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历史给人无穷的回味和启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比厚重，丰富多彩，无论翻开哪一个篇章都让人获益良多，掬水月在手。本书选取三国曹操指挥的强弱悬殊的两场战役，一场是强敌加诸他的官渡之战，一场是他主动发起的赤壁之战，通过他对战争进程的控制，反映出他在不同阶段对于敌我态势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敌人和自己的深刻认识。官渡之战是以弱胜强，赤壁之战则是纠错止损；前者是基于对敌人心理的正确把握，后者则是骄傲自大时的猛然醒悟。料敌如神与自省纠错，都因清醒而来。
在各种情况下都保持清醒，何其重要，却也何其不易。要求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十分清醒，恐怕做不到。但是，遇事冷静，知己知彼，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锤炼而成。曹操在力量弱小的时候十分冷静，却在大胜之后骄傲恣肆。不过，这个转变十分自然，毕竟他是感情奔放之人，如果一点感情冲动都没有，他也不可能成为充满个性的领袖。有感情、会犯错的曹操，在骄狂之中回归冷静，这个真实的过程才会给人以真正的教益。
历史教给后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慧水一掬，先从曹操的事例来一起品味人间清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