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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马萨利克有些紧张。他几乎从来不见媒体记者，而是更喜欢待在幕后。他护照上给出的身高是1.8米，但实际上没那么高。他在门口楼梯旁等待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是马萨利克没有戴围巾和手套，他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深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件收腰大衣，和平常一样留着寸头。
他等待的谈话对象是本书的作者——我，我们见面的日期是2020年2月的一天，Wirecard倒闭前4个月。我们本来计划的是一起在巴伐利亚宫廷酒店（慕尼黑的一家豪华酒店）喝个咖啡，没想到最后一直聊到了深夜。马萨利克说了很多。
他说话带着维也纳口音，听起来很舒服，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以及对行业的看法。马萨利克1980年3月15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他父亲是捷克人。他和父母的关系不算很好，每次回维也纳看望父母时，都住在宾馆。当我问他，他的名字应该读作“马萨利克”还是“马莎利克”时，他说：“随您喜欢。”当天晚上，还有一位同事给他发信息说：“别相信任何一个记者！”
马萨利克是在维也纳附近的高中上的学，高考前5个月的时候决定不读了，他承认自己没有参加过高考。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接受我采访时的他已经是成功的DAX指数公司董事，但是说起这件事，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谈话中他说自己比较叛逆，相比上学，他更喜欢编程和为初创公司打工。他也没考过驾照。那时候他整晚整晚地工作，饿了就吃比萨，然后就到了Wirecard。
马萨利克的出身和经历，似乎跟犯罪不怎么能联系起来，他的家人里也不乏正面榜样。他的父亲是一名企业管理人员，祖父是一名警察。纳粹统治时期，祖父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在被征入德国国防军之前逃到了布拉格，加入了共产主义抵抗运动，1941年被盖世太保抓捕，送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活了下来，后来当上了奥地利反法西斯联邦协会的名誉主席，还成了一名警察。马萨利克很自豪，因为自己的家庭在关键时刻站在了对的一边。
但是马萨利克似乎没有继承到这些品质。他虽然天资聪颖，在编程方面特别有天赋，但是正如他母亲在Wirecard倒闭后的一次电话访问中所说，他也很“präpotent”——在奥地利，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很傲慢、蛮横不讲理。他失踪之后，家里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只有债主总是来找他。
马萨利克花的钱比赚的多。而且他总是把账单地址写成他父母家的，所以父母总是会定期收到催款单。“我们坚决和他的所作所为划清界限。”他母亲说道。她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马萨利克了。她表示，有这样一个儿子不是什么好事。
马萨利克于2000年开始他在Wirecard的职业生涯。10年后，30岁的他成为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业务运营。到他2020年6月卸任时，他已经在集团工作了整整20年，比CEO马库斯·布劳恩还要久。他自己也很乐意强调这一点。在巴伐利亚宫廷酒店接受采访时，他跟我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那个马库斯”的朋友，他们私底下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一起出去过了。他们之间是董事会主席和下属的关系，虽然他们一起共事了近20年，但是布劳恩时时都提醒着马萨利克，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年纪轻轻就当上高管的马萨利克在生活中很懂得享受。他花钱大手大脚，就好像钱是自己家印的一样。他刷着真金打造的信用卡，在慕尼黑著名夜店“P1”和卡扎菲的儿子们一起尽情玩乐；慕尼黑最昂贵的餐厅Tantris，他也是常客，每晚光是香槟就要喝掉几千欧元；在马克西米利安大街的奢侈品店里，他为了买一件貂皮大衣，直接将2万欧元订金甩到桌上；为了弄到一种俄罗斯的流感药，他甚至派员工乘私人飞机去莫斯科购买。
马萨利克没有孩子，但有一个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他很喜欢和女朋友一起去高级餐厅Käfer吃饭，不用说，这家餐厅也是Wirecard的客户。知情人透露，空闲时他喜欢研究军事战术，还喜欢尝试在暗网上购买的各种毒品。他喜欢那些能让他在举杯痛饮之后仍然保持清醒的东西，这一点和他身边其他人不同。
作为Wirecard的运营主管，他的任务是让布劳恩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现实——至少是在纸面上。不管大的经济环境怎样变化，Wirecard每年都要保持30%的增长。欧洲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马萨利克负责的亚洲地区就必须增加销售额、利润和现金流。一位管理人员称，公司有一半的人都害怕马萨利克。一位女同事形容他很有魅力，另一位男同事说他就像一个“魅影”，从来都见不着人。
当然，在我们的谈话中，马萨利克不会提Wirecard的业务和诈骗有关。不过他很诚实地提到，Wirecard的成功离不开那些高风险客户。他称：“我们每6个月都会讨论一次，要不要放弃高风险领域。”但是要放弃并不容易。“他们有些已经和我们合作18年了，没有这些客户，我都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存在。”他的坦率令人惊讶，他说直接把这些客户赶走太“马基雅维利主义”了（太没良心了）。
“你算一下就会发现，想把高风险客户换掉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是这些客户带来的利润要比普通客户高得多。马萨利克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从未故意做非法生意。我们99%的客户都是干净的。”从内部人员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也是一个妥妥的谎言。
马萨利克让人感觉琢磨不透，很不真实，但也不是说他给人感觉不好、不舒服。他非常有礼貌，表达也很清楚。他跟我谈到高风险客户，谈到他们正在搭建一个叫Elastic Engine的新平台，还提到亚洲业务中的种种问题。而几个月之后，正是这些问题摧毁了Wirecard。
很显然，马萨利克身上有一种镜像效应。无论是在财经记者面前，还是在俄罗斯寡头大亨面前（他很喜欢跟这些人来往），他总是会让人有一种跟他在同一高度上的感觉。根据法律心理学家的说法，历史上很多有名的骗子都有这个特点。虽然我跟马萨利克在巴伐利亚宫廷酒店聊了好几个小时，但他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Wirecard事件中有很多谜团，有一个核心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如果说Wirecard通过高风险客户赚钱不成问题，又有像ALDI超市、奥地利联邦铁路和厨具品牌WMF这样的正经客户，外部形象也很光鲜，那它究竟为什么要从2015年开始进行财务造假（检方推测可能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将自己推向深渊呢？
2010—2018年，Wirecard的营业额从2.71亿欧元增长到了20.162亿欧元，利润从7300万欧元增长到了5.6亿欧元。但是贪婪的布劳恩对此并不满足。他在公司内部的“2025战略”中提出的目标是2025年营业额达到120亿欧元，利润达到38亿欧元。执行董事会内部对布劳恩也有批评的声音。收购美国花旗银行的部分业务已经让公司不堪重负，而且高风险业务也越来越难做。“美国博彩业崩溃之后，Wirecard的业务也受到了冲击。同时它还要每年增长30%。”托比亚斯·博斯勒（Tobias Bosler）说道，“这肯定是不行的。”博斯勒是最早对Wirecard提出批评的人之一。他是个投机的投资人，专门做空，指着股价崩盘来赚钱。Wirecard把他当作敌人一样看待，但其实空头常常是最先发现问题、发出警告的那批人。
有三件事表明Wirecard最晚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美国监管机构介入，债务爆表，以及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增加。但是Wirecard用极其巧妙的方式化解了这些问题，让公众没有注意到这些警告信号。
从2015年12月的一次事件中，就能看出赌博和网络诈骗交易的业务变得越来越棘手了。美国在对诈骗网站Banc De Binary进行调查时，请求德国提供帮助，慕尼黑检方因此第一次搜查了Wirecard总部。BaFin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对Wirecard的关注，因此其高风险业务频频受阻。但是媒体和股市都对此一无所知，公司的执行董事会向投资人隐瞒了调查情况。
但是另外的警告信号就瞒不住了，Wirecard的债务已经爆表了。瑞士银行（UBS）的分析师汉内斯·莱特纳（Hannes Leitner）在Wirecard倒闭前就曾指出：“虽然Wirecard的营业额、利润和现金流每年都在增长，但同时债务也在飞速增长。”2010—2018年，Wirecard的总负债额从2.6亿欧元扩大到了39亿欧元，9年中有6年，债务的增长超过了营业额的增长，公司的运转越来越多地依靠贷款。然而董事会很快就将外界的声音平息了下来，他们的解释是：成长型企业必须要依靠贷款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创新，而且Wirecard有良好的财务缓冲，经营状况也良好。
2010—2015年，Wirecard财务报表的关键数据确实一直在以两位数逐年增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数字也在增长——对亚洲“第三方银行”的应收账款。这是第三个警告信号。金融记者海因茨-罗格·多姆斯（Heinz-Roger Dohms）在分析师托马斯·博格维尔特（Thomas Borgwerth）的帮助下揭露了此事。他们在德国《经理人杂志》（Manager Magazin）上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是成功预言了Wirecard后来的命运。多姆斯在文章中写到了Wirecard 2015年资产负债表的“2.5亿欧元之谜”。他写道：“在Wirecard集团的某个分支下一定存在……大量的应收账款，虽然从资产负债表来看，这些款项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却没有与之对应的负债。”
多姆斯注意到，虽然Wirecard的营业额和利润是随着应收账款稳步增长的，但是现金余额也就是实际收入的钱，却差得很远，流入的现金和毛利润的增长情况不匹配。“在过去19个季度中，有15个季度的经营现金流量远远低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Wirecard是不是在应收账款变现方面存在困难？”多姆斯提出了这个问题，还将Wirecard称作“黑盒子”。
今天看来，这些高额的应收款项可能很多是伪造的。Wirecard的财务欺诈可能远远早于2015年就开始了。针对应收账款的问题，Wirecard当时也给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它通过律师等向提出批评的人施压，阻止了这些报道的传播。人们依旧不知道Wirecard这个“黑盒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布劳恩提出的增长目标，集团内部也时不时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员工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服从。不管怎么说，每次欧洲市场疲软时，马萨利克带领的亚洲分部总是能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至于亚洲发布的数据可能大部分都是伪造的，Wirecard员工是不相信的。毕竟数据都是由首席财务官（CFO）报上来的，而他在员工眼中可是体面正派的人物呢。
Wirecard负责财务的有两个人，伪造的数据是在他们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出去的。其中一个叫布克哈德·莱伊（Burkhard Ley），他重点负责外国公司的收购。60岁的莱伊此前也被拘留，后来又被释放，但是他跟Wirecard事件没有完全脱离干系，检方仍在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莱伊领导Wirecard财务部门长达12年，于2017年年底离职。他甚至还担任过Wirecard银行行长。离职后，他回到家乡索林根做独立顾问，同时也继续为Wirecard做事。
多年来，莱伊一直是一个严肃、保守的形象，和雄心勃勃的布劳恩、神秘莫测的马萨利克形成鲜明对比。他从不穿修身的西装，而是喜欢更舒服的款式。他是从底层开始学习银行业务的：先是在索林根市的储蓄银行接受了传统培训；1988年到私人银行Sal.Oppenheim工作，2000年离开的时候已经做到了董事；然后他又出任慕尼黑媒体公司Kirch New Media的CFO；2006年跳槽到Wirecard，很快就成了投资人最重要的联系人。对于金融市场中那些怀疑Wirecard的人，他也束手无策。某美国大型银行很早就停止了和Wirecard的合作，其德国负责人称莱伊是一个才不配位的人。这位负责人还记得他们的一次谈话，回忆说：“他的知识很有限，我根本无法想象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但是那些Wirecard的追随者都极其相信莱伊。很多投资人对布劳恩那一套技术官僚主义的言论不买账，却坚持相信莱伊，认为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莱伊2016年接受行业杂志《金融》（Finance）采访时强调：“我们不做任何非法的生意。”据他称，Wirecard有一个风险管理系统可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但是公司内部邮件显示，莱伊其实密切参与了许多有问题的交易。
2015年，Wirecard围绕着应用程序“Hermes i Tickets”收购了一系列印度公司，这可能是Wirecard历史上最可疑的一次交易，后来也成为检方关注的重点，而莱伊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次收购中，Wirecard向避税天堂毛里求斯的一个“新兴市场投资基金（EMIF）1A”支付3.2亿多欧元，而EMIF刚刚在几周前才以35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这些公司。不少人当时就觉得这笔交易非常可疑，但Wirecard始终坚持不知道基金背后是谁在操纵。马萨利克在巴伐利亚宫廷酒店对我说，Wirecard对该基金的背景没有进行充分调查，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布劳恩也曾对此公开表示歉意。但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怀疑，在这次收购过程中，钱最后都进了Wirecard高管的口袋。当被问到这是否属实时，布克哈德·莱伊的辩护律师回应道：“我的委托人正积极配合法律程序，他拒绝接受任何指控。”
莱伊后来虽然离开了公司，但一直到2017年，他都在Wirecard扮演重要的角色。Wirecard聘请他为顾问，年薪为90万欧元，另外还提供公务用车和奖金。Wirecard总部还为莱伊保留了一间办公室和一名助理。莱伊曾多次参加德国总理府的会谈，并和政要保持着联系。他还曾协助有争议的外国投资者收购德国枪械制造公司黑克勒-科赫（Heckler&Koch）（见第5章第3节）。
继任的CFO亚历山大·冯·克诺普（Alexander von Knoop）薪资远远低于莱伊。检方也在对克诺普进行调查，但未将他拘留。克诺普身材高大，很有贵族气质。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Wirecard工作了近15年，可以说完全是Wirecard培养的人。布劳恩很看重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没什么野心，对布劳恩的地位不构成威胁。克诺普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担任的是顾问，然后他为Wirecard做了近10年的内部审计，还当了4年Wirecard银行的行长。虽然Wirecard集团的5000名员工中，只有大约150名在Wirecard银行工作，但它却是整个集团的核心。早在2006年年初，Wirecard就收购了以前的XCOM银行，也由此获得了参与VISA和Mastercard网络的许可。
2018年克诺普升为CFO时，很想把Wirecard财务报表中隐藏的问题弄清楚，至少几位管理层对他有这样的印象。其他一些人则称克诺普的账务工作“很混乱”。财务报表他反正是永远不可能整理清楚的，因为对于棘手的亚洲业务，他一直都是直接拿马萨利克汇总的数据填进去的。多位内部人员对此事的报告是一致的。
外界认为，对于财务报表的大规模操纵，历任CFO不可能毫不知情。Wirecard倒台的直接导火索是菲律宾一笔19亿欧元的信托资金被发现竟是空头支票，如此之大的一笔数目究竟是如何累积起来的？接下来的故事将带领我们走向Wirecard欺诈案件的核心。
2015年，Wirecard资产负债表中一笔2.5亿欧元的应收账款出了问题。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报道指出了此事。安永——Wirecard自己的审计机构，也对此很不满意。审计师警告说，应收款项已经越堆越多，变得越来越难审查和核实。首席财务官布克哈德·莱伊和安永的审计人员得出的解决办法是：不确定的应收款项应该转化为现金，变成安全的集团资产。这听起来跟炼金术没什么区别，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很巧妙的举措。Wirecard成功地进行了一次2.0版本的财务欺诈。
要理解其中的奥秘，可能需要先了解一点经济史的知识。财务欺诈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说，诈骗者可以设立一家公司X，对外宣称自己的公司向X出售产品，开假账单，然后就可以将这些虚假的销售额和产生的利润写进财务报表。这样，好看的报表就完成了。但这个过程有一个问题——因为交易是捏造的，所以不会产生资金流动。X公司不会为所谓的产品付款，所以最后就会少了这笔钱。营业额和利润是很容易捏造的，但是实际的收入却不容易造假。
Wirecard绝不是第一家夸大财务数据的公司。但是和其他财务造假的公司不同的是，Wirecard不仅伪造了营业额和利润，还成功地伪造了硬资产，即现金。一切大概都是从2015年那笔2.5亿欧元的应收账款开始的。
根据Wirecard官方的说法，这笔款项是给第三方合作伙伴在亚洲开展业务的保证金。这些第三方公司需要有资金缓冲，以防客户大范围地撤销支付；同时，第三方合作伙伴也要付给Wirecard佣金。Wirecard和安永的财务专家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让应收款项不断堆积，不如让这些第三方公司直接用佣金填补保证金。佣金名义上归Wirecard所有，但同时也可以为其亚洲业务提供保障。
图2-1 Wirecard的欧洲业务现金流
保证金由Wirecard委托给信托管理人管理，这样它就可以作为“现金等价物”算作集团资产。安永在其中也提供了有力支持，接受了信托存款作为现金的核算方式。
图2-2 Wirecard亚洲业务现金流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服务所带来的应收款项本来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数值，现在它就这样转化成了现金，而现金本来是最难操纵的一个数值。街角的小商店无法伪造其收银台中现金的数量，但是亚洲的信托管理人却可以为Wirecard开具假的银行对账单。这样，Wirecard就可以伪造营业额、利润以及资产。“财务欺诈2.0”就这样诞生了。
在这场精妙的欺诈案件中，有三家公司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是迪拜的Al Alam、新加坡的Senjo和菲律宾的PayEasy。大家都已经知道，建立第三方业务本来是为了掩盖高风险客户的交易，但是从某个时候（检方认为最晚是2015年）开始，第三方公司夸大销售额，于是这变成了妥妥的欺诈。
原本应该支付给Wirecard的佣金，流入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信托账户，位于阿什海姆的Wirecard总部不能直接访问这些账户。随着所谓的亚洲业务的增长，这些“集团资产”也在增长，最后的结果就是Wirecard集团的营业额、利润和现金持有量都在持续增长——但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利用这些虚假的数字，Wirecard向外界讲述了一个关于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完成了一场21世纪最成功的财务欺诈。
据估计，全球有好几个地方都参与了这场案件。其中，Wirecard在新加坡的亚洲总部和它在迪拜的子公司及第三方伙伴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根据“吹哨人”向英国《金融时报》提供的内部报表来看，起初是从较小的数额开始的。2015年年底，Al Alam和Senjo的信托账户上分别有1000万欧元和4700万欧元。2016年年底，Al Alam有2.63亿欧元，Senjo有8400万欧元。到了2017年年中，Al Alam就已经有3.33亿欧元，Senjo也有1.04亿欧元了。这些报表还没包括PayEasy的款项。
根据内部整理，亚洲信托账户的金额呈指数级的增长。2015年年底总额加起来是5700万欧元，2016年年底就到了3.47亿欧元，2017年年中达到了4.37亿欧元。特别审计报告的机密附件显示，2017年之后，这种增长还在继续。2018年年底，新加坡的信托账户上已有10亿欧元了。2019年，据说账户被转移到菲律宾，总金额在年底已达到19亿欧元。2020年，账户空了——Wirecard倒闭了。
这一切怎么可能逃过Wirecard财务部门的眼睛呢？“如果我把我1/4的现金放在某家银行里，我一定会连银行行长的老婆叫什么名字都搞得清清楚楚。”一家德国银行的高管说道。首席财务官克诺普显然完全相信马萨利克对信托账户的余额进行了确认，而他自己并没有仔细查看交易和成本报表，这“完全让人无法理解”。“我从没见过哪个CFO允许COO对自己负责的领域进行财务核算的。要么就是这个CFO完全没能力，要么他就是知道更多的隐情。”
显然，克诺普知道集团深层次的秘密，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检方对他也有所怀疑。对公司内部账目做了10年审计，然后又当上CFO领导整个财务部门，克诺普必定知道一些内幕。或许他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无能，但众所周知，无能并不是借口。他的前任布克哈德·莱伊的角色可能更加关键，因为这一套信托体系就是在他手下建立起来的。调查仍在继续。
审计机构安永身上也有诸多疑点（见第4章第2节）。直到骗局曝光之前，Wirecard的现金持有量一直都是通过了审计师核实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才没有起疑心，Wirecard的股价才能创造历史。
2010年年初，Wirecard的股价约为10欧元。2016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亿欧元大关。2018年夏，Wirecard股价超过195欧元，挤进了优质股行列，将老牌的德国商业银行挤出了DAX指数，到达了成功的巅峰，它的市值比德国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加起来还要高。在粉丝眼中，Wirecard就是德国所需要的企业。旧的金融世界正在被一个新的数字巨头所取代，它掌握着技术和创新能力，可以和美国硅谷的公司比肩。
一直到最后，许多员工和股东都始终相信布劳恩的美好愿景真的会实现，并且还自愿充当“辅助者”。Wirecard的粉丝在网络聊天室、股市论坛和推特上对批评Wirecard的那些人狂轰滥炸，CEO也用无穷无尽的推文和媒体稿件煽风点火。2018年，Wirecard市值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位240亿欧元时，布劳恩曾说：“我们绝对有潜力，在未来几年让Wirecard的市值超过1000亿欧元。”
一直到最后，Wirecard的外表都是无比光鲜亮丽的。2020年2月14日，也就是事发前4个月，布劳恩还像往常一样自豪地对外公布：Wirecard 2019年的营业额增长了38%，利润攀升了40%。同行业的竞争者辛辛苦苦也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率，而Wirecard集团的利润率却可以达到近30%。“这是我们在盈利增长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伟大的成果。”布劳恩欣喜地说道，“这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商业模式具有持续盈利的实力。”然而布劳恩肯定知道，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
公司内部的许多员工也知道官方数字存在明显问题，支付和风险部门提交的10多份所谓的交易总结报告，也揭示了真实的情况。每个月，相关部门会通过邮件将报告发送给250多名员工。仔细查阅这些报告就会发现，该公司实际处理的交易量只有管理层对外公布的一半。
知道这些情况的还有首席产品官苏珊娜·施泰德。她是Wirecard执行董事会中，布劳恩、马萨利克和克诺普之外的第四位董事。和克诺普一样，她也是一路从Wirecard内部升上来的，而且她和布劳恩、马萨利克一样都是奥地利人。施泰德先后就读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和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企业经济学和心理学，还曾在菲律宾工作，帮助受到性虐待的女孩。她非常热爱滑雪，所以没有去远离山区的维也纳工作，而是选择在慕尼黑的一家咨询公司Axxion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这家公司专门为生产和物流开发优化软件，但是因为发展不尽如人意，最终被收购。2006年，施泰德加入了Wirecard，那时Wirecard总部还在慕尼黑附近的格拉斯布伦。施泰德当时和马萨利克共用一间办公室。
施泰德主要负责产品方面的工作，为客户提供支付服务。2018年，Wirecard的执行董事会成员从3人扩大到4人，布劳恩希望有一名女性加入，又不想要外面的人，所以就把施泰德拉了进来。她的工作重点一直是美国，也担任Wirecard美国子公司的总经理（2017年Wirecard收购了花旗银行的预付信用卡业务）。美国业务盈利不错，且不像亚洲业务那么复杂。
进入董事会之后，施泰德开始负责整个产品的开发，同时负责其中一个最大的项目，即Wirecard 2017年从花旗银行接管的2万家东南亚商户。这个项目在公司内部被命名为“阿斯兰”（Aslan），它所消耗的时间和成本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外界看来，身材娇小的施泰德是Wirecard最受欢迎的高管，她很乐意与人交谈，因此经常被派去面对记者、参加展会。而公司内部很多员工则指责她受到高层的偏袒，工作中很多重要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施泰德有一点备受诟病，就是她只关注她想关注的东西。比如马萨利克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她就毫不关心。“她知道亚洲有很多不干净的业务，但是她不想管。”一位前管理层人员说道。对于布劳恩和马萨利克来说，施泰德没有什么危险性。但她实际上是有理由对二人质疑和提出批评的，因为她负责Wirecard的服务器和阿什海姆的支付系统，可以说集团的技术核心都由她掌管。从内部交易报告中施泰德肯定能看出来，Wirecard公司已经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
对集团内部的人员来说，“支付和风险月报”（Payment&Risk Monthly Reporting）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会被广泛查阅。报告以幻灯片（PPT）文件的形式在每个月月初发布，其中包括交易数据和重大IT项目的关键信息。25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很多技术人员和像施泰德这样的管理人员——都可以随时查阅这些真实数据。将它们和布劳恩向投资者及公众说的数据一比较，就能看到差异。
在“月报”中，各部门会汇报业务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数“交易计数和欧元成交额”。报告中会列出Wirecard的十大商户的本月交易次数和处理的金额，以及年度预测。
2020年2月是Wirecard集团的最后一个正常月份。同年3月新冠危机来临，6月份Wirecard宣布破产。所以说2月的月报十分关键。以成交金额计算的十大商户包括维兹航空（Wizz Air）、阿曼航空（Oman Aviation）、荷兰皇家航空（KLM）、旅行社FTI Touristik和购物平台QVC等。奥地利联邦铁路的交易次数虽然也在前10之列，但是欧元成交额没有达到前10。成交额主要还是来源于高风险客户。隐藏在Fenix、Direx NV、SKS365 Malta、Fortrade或者Freedom Finance Cyprus这些名字背后的，其实都是在线赌场、诈骗交易和色情网站。
排在第一位的英国线上金融平台Revolut占了总交易额的35%。2020年2月，Wirecard交易总额近72%来自十大商户，这个月“所有商家的交易总额”达到86亿欧元。Wirecard内部预测，2020年一年的交易总额将达到868亿欧元。在此之前的2019年12月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的实际交易量为613亿欧元。
这些数字是Wirecard破产之后，《商报》公布出来的。文章揭露了Wirecard对外公布的数字和真实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公司2019年官方公布的交易额几乎是实际交易额的两倍。根据Wirecard发布的季度报告，它在2019年前9个月就已经达到了1242亿欧元的交易额。第四季度没有发布官方数据，但是按照持续的增长速度计算，Wirecard全年处理的交易金额应该会达到1650亿欧元，这几乎是公司内部预测的2020年交易金额的两倍。显然，Wirecard很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业务是伪造的。
Wirecard怎么能对外公布如此之高的交易金额呢？“这种对外和对内报告之间的巨大差异，哪怕是对公司内部员工来说，也是没道理的。”一位了解这些报告的内部人士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在线赌博业，我们的利润会是多么糟糕。尽管如此，只要仔细看一下每个月的月报，就会发现其中肯定还有问题。”关于扬·马萨利克的亚洲业务以及那些第三方机构，一位高管是这样说的：“马萨利克管理的部分对我们来说一直都像一个‘黑盒子’。”没有人清楚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大家究竟是为什么没有质疑Wirecard呢？内部人士认为，这是公司隐瞒高风险支付带来的直接后果（见第2章第2节）。第三方机构的客户，也就是那属于法律灰色乃至黑色地带的赌博、色情和投资网站，出于“道德和法律的原因”不能出现在官方账目中，这在Wirecard总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集团里没人想知道，马萨利克那边具体在做什么，反正他会带来业务和利润就是了。但是所有人都在猜测，他负责的业务可能不干净。”一位管理人员说道。
结果就是，没有人会过问马萨利克报的数字。虽然他会按时向Wirecard总部上报关键的财务指标，但是亚洲地区的业务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资金如何流动，以及马萨利克究竟跟哪些人有往来，都是不为人所知的。“在亚洲赚的钱，都会留在亚洲。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疑问。”这就意味着，这场财务欺诈背后的头目可以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哪怕是在倒闭前几个月，Wirecard已经遭受很多攻击的时候，这些人还是选择了沉默。
以月报为例。“施泰德应该能从实际的交易额中看出，官方的数字是不对的。Wirecard平台是由她负责的，交易额出现了一半的亏空，她怎么能不管呢？”一位管理人员批评道。有人提出，理论上马萨利克也有可能通过自己单独的平台进行操作，但这位管理人员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萨利克没有技术方面的资源，“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在施泰德手下，马萨利克在这方面没什么人手。施泰德应该强硬起来，问问马萨利克那一半交易额究竟去哪儿了。”
就拿交易转移来说，施泰德最晚在应该2019年12月悬崖勒马的。新来的监事会主席托马斯·艾克尔曼（Thomas Eichelmann）强烈要求把亚洲的交易额转移到Wirecard自己的平台上来。但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交易额压根就不存在。根据Wirecard官方的说法，2019年曾进行过一次这样的转移，将第三方机构处理的支付数据反映到Wirecard的平台上，这样审计师就会看到相应的交易报告。但是从月报中可以看出，直到2019年12月，这笔交易额也根本没有转移到Wirecard的平台上。
再说新冠肺炎疫情。早在病毒暴发之前，Wirecard就一直很依赖少数几个高风险的客户，并且处理的付款金额远比对外公开的要少，但是2020年3月和4月的数据与实际情况差得就更远了。那期间很多国家在经济上都采取了激进的封锁措施，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像Adyen和PayPal都对接下来的业务完全没有把握，不敢做任何的预测。Wirecard的老总布劳恩却表示，Wirecard没有受到新冠危机的影响。他在2020年3月底时说：“我们不认为病毒会对Wirecard有长期的消极影响。”计划的季度目标和2020全年的预估利润保持不变。但公司内部，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3月和4月的内部月报清晰地显示了疫情带来的影响，“细分的商户报告显示新冠危机带来了业务的大幅缩水”。
感兴趣的人可以详细了解一下Wirecard亏损的情况。“Revolut——我们的头部商家，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减少了60%。”报告中称。“其他某些行业的情况也类似，例如交通运输业（德国共享出行服务商MyTaxi和奥地利联邦铁路交易也都减少了70%～80%。）。”零售业有小幅度的增长，如ALDI超市（10%），在线赌博领域有大幅度的增长，如Direct NV（70%），但是这些增长改变不了总体的下滑趋势。Wirecard专业部门的报告称，业务量下滑了40%。
2020年6月初，Wirecard领导层决定停止招人并拒绝给员工加薪。“我知道，这令我们大家很失望，尤其是他们对此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一名管理人员给他手下的员工这样写道。很可能“谣言”在当时就已经传开了，不过这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认为疫情应该不至于威胁到Wirecard的生存。员工对于涨薪无望表示大失所望，一名员工这样说道：“公司一直宣称可以顺利度过新冠危机，那这些做法又是为什么呢？”
像往常一样，CFO克诺普表达了他的乐观态度。2020年2月时他还表示：“精准的投资和积极的成本管理在2019年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可观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另外我们还期待2020年我们的现金流会更加强劲。”这究竟是谎言，还是痴心妄想？有些同事为克诺普和施泰德开脱：亚洲那边一直是自己向财务部门提交数字的，而他们把虚构的第三方业务报成实际的交易；但是这些交易不会进入月报，所以相关部门对此也就不会过问。也有同事认为，克诺普和施泰德二人对数据严重不一致的情况保持沉默，是不可原谅的。目前检方正在对二人进行调查，但二人仍是自由身。他们的律师也没有发表意见。
一直到倒闭之前，Wirecard的业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对警告信号，董事、部门主管、管控人员、监事会和安永的审计人员都选择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大家的沉默使得一个人如鱼得水、肆意妄为——他就是马萨利克。
扬·马萨利克不仅是这起围绕着亚洲信托账户十几亿欧元欺诈案的组织者，而且他和他的同谋还从中捞取了大量的私人利益。Wirecard倒闭前的最后5年时间里，他一边给Wirecard注入财务泡沫，一边一步一步抽干了公司的钱。现在人们只能找到他的律师，而律师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
最后几年里，马萨利克很少待在Wirecard总部，虽然他在那的办公室装修得十分奢华。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东南角，面积非常大，连同前厅和会议室，约有110平方米。布劳恩和克诺普的办公室面积都只有他的一半。办公室里摆放着马萨利克的外国友人送的各种纪念品——普京脸的套娃、俄罗斯皮毛帽子、伏特加酒瓶，还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特朗普人形立牌。
马萨利克丝毫不排斥灰色业务。他还曾在利比亚等国家寻求投资机会。知情者称，他在利比亚的两家水泥厂拥有股份，并且还计划建立一支安全部队（见第5章第3节）。2017年叙利亚战争期间，他还曾前往刚在俄军的帮助下从恐怖组织手中获得解放的巴尔米拉。马萨利克刚到机场就被俄罗斯士兵嘲笑了一番，因为他全身配备着一看就很值钱的防护装备——头盔、防弹背心、迷彩服。俄罗斯士兵对此的评价是：“你穿成这样会被第一个射死。因为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我们这最重要的人。”于是马萨利克换上了破旧的俄罗斯装备，后来还跟人吹嘘自己试着发射了一枚“铁拳”（反坦克榴弹）。马萨利克一直跟俄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还参与资助了俄罗斯的即时通信应用程序Telegram，在Wirecard集团内部也积极推广Telegram的使用。
凭借Wirecard，没读完高中的马萨利克过上了毫无节制的生活。他一手编造了十几亿欧元的财务假象，为Wirecard神话般的崛起推波助澜，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和贷款方向Wirecard不断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就这样，Wirecard成了罪人；但同时，马萨利克也把Wirecard变成了受害者。在Wirecard倒闭前的几年里，马萨利克和他的同党从公司弄走了上亿欧元。
他们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从Wirecard弄钱。第一种是高价购买公司。Wirecard 10年来一直在疯狂地收购，收购总价值高达12亿欧元，这些收购正是由马萨利克主导的。第二种是向亚洲的第三方伙伴提供贷款，这些贷款从未得到偿还。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有近5亿欧元以这种方式从Wirecard流出。第三种是以为Wirecard提供咨询或其他服务为由，向其他公司支付费用（实际上常常连合同都没有），总计超过1.25亿欧元。三种途径交织在一起，先收购，再借贷，然后再为莫须有的服务支付费用。
Wirecard主要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有迪拜的Al Alam、新加坡的Senjo和菲律宾的PayEasy。临近Wirecard倒闭，又有3家Senjo周边的公司加入了进来，它们是OCAP、Kalixa和Ruprecht。这些公司听起来分散在各处，但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圈子。Wirecard的大部分第三方合作伙伴都跟一个男人有关，他就是詹姆斯·亨利·奥沙利文，许多不光彩的交易都是由这个英国人一手操纵的，他是我们了解Wirecard欺诈案的关键。
奥沙利文在Wirecard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一名管理人员说，别人向他介绍奥沙利文时说他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国际支付业务的大佬”。他很少出现在阿什海姆。在Wirecard的通讯录中，奥沙利文被列为自由雇员，有一个不是Wirecard公司官方邮箱的邮箱地址，资料照片用的是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照片——这又是马萨利克的一个冷幽默。
马萨利克和比他大6岁的奥沙利文是密友，他们在阿什海姆的千里之外共同谋划了很多阴谋。奥沙利文，这个彪悍的英国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他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楼顶的顶级餐厅用餐，俯瞰海港的美景。照片上，他跟马萨利克、马丁·W.（Martin W.，后来帮助马萨利克逃跑），还有马萨利克的私人助理一起享用牛排，唱卡拉OK。为了节省时间，奥沙利文在短途出差时会乘坐直升机，长途旅行时乘坐私人飞机。他有时候住在摩纳哥的一艘游艇上。据说整个庞大的Senjo集团都由他指挥，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除了他自己，还有一个叫卡洛斯·H.（Carlos H.）的人。
2014年11月，为了庆祝40岁生日，奥沙利文举办了一场让人仿若置身天堂般的派对。他把Wirecard的律师、管理人员和高层领导都邀请到了本盖鲁阿岛——东非莫桑比克共和国海岸边一座梦幻般的小岛上。扬·马萨利克和他的女朋友也在邀请名单之列。奥沙利文让马萨利克带一些笔给当地的孩子们，再带一些香槟在派对上喝。奥沙利文为了庆祝生日而租下来的豪华度假村Azura Retreats旅馆就在海滩上，棕榈树下，蔚蓝的大海旁。奥沙利文的助理在派对举办的1个月前就提醒宾客，需要蹚一小段及膝深的水才能到达酒店。不过这对于马萨利克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因为他会乘直升机去。
奢华的派对正对马萨利克的胃口。2014年，马萨利克还专门邀请奥沙利文飞到慕尼黑跟他一起庆祝啤酒节。2015年，他们一起乘坐Learjet 45XR飞机
穿越了南非。2014年，有一次奥沙利文想在雅加达和马萨利克见面，为此他还发邮件让一名印度尼西亚员工给他找一个适合“春游商务旅行”的酒店。
事实上，Wirecard很多重要的人脉都依靠奥沙利文在其中牵线搭桥。财务董事布克哈德·莱伊曾在公司称赞奥沙利文“个人知名度很高”，而且“为人正直毋庸置疑”。奥沙利文先是给Wirecard介绍了一些重要客户，包括后来破产了的英国廉价航空公司君主航空（Monarch Airlines）。2015年，他和马萨利克一起飞到印度金奈，谋划了可能是Wirecard历史上最可疑的一次收购——在Wirecard之前，用毛里求斯的EMIF收购了“Hermes i Tickets”相关企业。据某个和马萨利克关系密切的人透露，EMIF背后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奥沙利文。公司内部邮件和法庭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奥沙利文代表EMIF方进行了谈判。在某个微醺的晚上，奥沙利文曾向身边的人吹嘘自己马上就“身价10亿”了。因此内部人员猜测，马萨利克应该也从中获取了一笔利益。某种程度上说，大概是马萨利克将钱放在EMIF，由奥沙利文进行信托管理，但此事无从考证。奥沙利文已经躲了起来，不回应任何询问。新加坡检方目前正在对他进行调查。
光是2011—2019年，Wirecard就进行了17次收购，其中很多公司都是高价收购的，但它们至少是真实的公司，也有正规的许可证。但是涉及贷款时，情况就不同了。许多迹象表明，Wirecard向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贷款并不是为了刺激实际的业务增长，而主要是马萨利克为了从Wirecard榨取更多的钱。
这种行为开始的时间点已经获得了准确查证——2018年11月底。那时Wirecard正面临很大的压力。这一年9月Wirecard刚进入DAX指数，股价接近200欧元。布劳恩想让Wirecard的市值翻两番，但股市走向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发展，11月底，股价跌回了130欧元，比刚进入DAX指数的时候少了1/3。必须得想个办法了。11月20日，4名执行董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战略目标的框架下，扩大“商家现金预付款”（MCA）计划。这意味着Wirecard未来将能够向合作伙伴提供5亿欧元，以促进自身业务的发展。接收这些现金的是亚洲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对外的说法是，Wirecard在这些国家没有许可证，所以必须依靠第三方。但私底下，这些公司会为Wirecard带来大量利润丰厚的客户，而这些客户压根就不会出现在官方账目里。公司内部的解释是，MCA计划能够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简单。
第三方公司利用MCA计划的经费把钱借给商家，吸引零售商和网上商店，将它们和自己绑定在一起。当顾客用VISA卡或Mastercard卡购物时，商家通常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拿到顾客的钱。但是Wirecard会立即给他们付款。MCA计划收效甚佳。2019年，Wirecard官方公布的营业额增长了38%，达到28亿欧元；利润增长了40%，达到7.85亿欧元。
第三方合作伙伴对于Wirecard来说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至少从2016年开始，Wirecard集团的利润就全部来自少数几家Wirecard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85%以上的收入来自自己资助的第三方合作伙伴。
为了促进业务的发展，第三方公司从Wirecard获得了数百万欧元的资金，而且资金往来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如果一家第三方公司承诺会给我们带来10亿欧元的交易量，我们就要先转给对方1000万欧元。”Wirecard的一位管理人员回忆道，“后来，保证金的数额越来越大。”这种看似安全的机制显然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在这些款项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钱的数量并不会因为转移来转移去而变得更多。
破产报告中称：“至少从2016年年底开始，Wirecard就向TPA以及和Senjo关系密切的OCAP公司提供这种形式的贷款。”2017年和2018年，Wirecard向OCAP提供贷款超2500万欧元。除了OCAP，2018年Wirecard向其他公司提供的贷款金额超过1.15亿欧元。截至2020年5月31日，Wirecard向第三方合作伙伴共提供贷款近5亿欧元。2020年3月27日，也就是倒闭前3个月时，Wirecard还向OCAP转了一笔1亿欧元的贷款。财务部门提醒董事会，这应该是公司最后一笔大额流动资金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Wirecard借来这么多钱的OCAP，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公司？2018年以前，OCAP一直是从事石油产品批发及提供船舶管理有关服务的，后来发生了一次所有权变更，在Wirecard工作多年的马萨利克的亲信卡洛斯·H.成了老板。他改变了OCAP的经营模式。自从他接手之后，OCAP就开始为在线商家提供临时融资。光是2018年，OCAP就从Wirecard获得了1.15亿欧元的资金。但这些钱不是直接来自Wirecard总部，而是来自Wirecard的新加坡子公司。而Wirecard新加坡子公司的负责人是布里吉特·H.（Brigitte H.），卡洛斯·H.的妻子。OCAP到底是否为Wirecard提供过服务，目前尚不清楚。H.夫妇对此问题没有回应。新加坡警方已经没收了他们的德国护照，二人相当于被软禁在新加坡。
Wirecard和OCAP之间没有合同，表明OCAP需要为Wirecard介绍客户。调查人员认为，H.夫妇是一个大型资金流转回路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存在可以方便相关人员在各处需要资金时及时取得。仅在2019年第三季度，Wirecard就向5个子公司及多家第三方伙伴提供了高达3亿欧元的贷款，其中就包括Al Alam。
Al Alam位于迪拜，可能是所有TPA中最知名的一家。这家公司形迹可疑，媒体曾用大量篇幅对其进行过报道。据称，该公司为Wirecard推进了巨额业务，但是不管媒体如何追问，董事会成员也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业务。Al Alam的负责人是奥利弗·B.。他2005年起在Wirecard集团工作，帮助建立了Wirecard银行，并作为中东地区子公司Cardsystems的总经理，与迪拜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一起管理业务。根据官方报表，中东地区为Wirecard贡献的利润是巨大的。和Cardsystems有着紧密联系的Al Alam公司有时竟能占到Wirecard总利润的一半以上——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见第4章第3节）。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称，Al Alam由奥利弗·B.和其他人共同领导。2020年春季，Al Alam停止运营，它的业务很快就被一个新的公司——Ruprecht——替代了。“布劳恩说，他需要Ruprecht来接替Al Alam的业务，因为Wirecard自己在当地没有执照。”一位监事会成员说道。
事实上，整个过程都是欺诈案的一部分，至少奥利弗·B.后来是这样交代的。Wirecard倒闭后，他向检方自首，供出了很多内幕。调查人员扣押了他的资产，其中包括列支敦士登的一个基金会，奥利弗·B.是该基金会的受益人。基金会的名字叫黎凡特（Levantine），资产610万欧元。从这个基金会可以看出，马萨利克等人从几年前就未雨绸缪，以便“某一天”到来的时候能有所准备。当被问及此事时，奥利弗·B.和他的律师均未作出回应。
在最后几年，马萨利克等人显然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这些手段捞钱，公司高层对此没有任何限制。他们也不断地想出新的方法，把钱偷运出阿什海姆。Wirecard会计部门的一个内部名单上列出了24家公司，这些公司可能都与马萨利克有关，可见马萨利克的朋党有多么肆无忌惮。这些公司很多都有代号，比如叫Bijlipay、Goomo、MPS Munich PS、Istratos、GetNow或者IMS。2017年成立的IMS尤其值得注意，马萨利克的许多私人投资都是通过IMS管理的。部分的投资大概是为了转移资金，其他的则是为了扶持有前途的初创企业。Wirecard就像奶牛一样，不断地给这些幼崽喂奶。名单上的公司从Wirecard获得的贷款金额从100万欧元到2000万欧元不等，不过个别公司否认了对Wirecard存在欠款。根据名单，Wirecard为这些公司总共输送了1.25多亿欧元。
在互联网和各大企业信息数据库中，基本上查不到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也看不出它们具体从事什么业务。比如，Comepay虽然是一家美国佛罗里达的公司，但却主要活跃在俄罗斯，而俄罗斯正是马萨利克经常去的地方之一。从人员构成上也能发现很多关联。比如IMS的老板就是马萨利克的心腹，而且他同时也在一家叫Atraves的公司里担任重要角色。这家公司从2019年3月到2020年6月，从Wirecard获得了16万欧元，由头是帮助Wirecard获取客户和发展业务，但它究竟有没有为Wirecard提供过这些服务，就不得而知了。
IMS的老板和Acomodeo公司也有关联。Acomodeo现已破产，它原本是一家为商务旅客提供公寓住宿的公司，从Wirecard获得了一笔250万欧元的贷款，另外还获得了20万欧元，据说是开发成本补贴。名单上的其他公司获取资金的方式不是通过贷款，而是通过账单直接收款。IMS从Wirecard拿到了150多万欧元，GetNow拿到了35万欧元，Goomo甚至拿到了410万欧元。
很多账款连合同都没有，却都获得了支付。面对审计人员的审查，马萨利克直接利用董事的身份置之不理。当他手下的员工提出要看一下相关文件时，马萨利克总是推脱搪塞，还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按照他的指示汇钱，就要当心“后果”。他简直胆大包天、毫无顾忌。内部邮件和文件显示，2016年，Wirecard曾经为维尔京群岛一家名叫Cottisford的公司担保过一笔1000万欧元的贷款，而这家公司正是马萨利克的派对朋友奥沙利文的公司。公司迟迟没有还款，Wirecard银行董事莱纳·韦克斯勒（Rainer Wexeler）抗议道：“监事会今天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很‘好玩’……你能不能把奥沙利文的私人地址给我，并且给我发一下他的业务数据，告诉我他和Wirecard公司的具体关联？”马萨利克对此置若罔闻，不久贷款就在莱伊的同意下支付了，并且还“长期”有效。
集团老总马库斯·布劳恩也是一样的独断专行。Wirecard的股份约有7%归他所有，其中近一半（410万股）在2017年被他以3.5亿欧元的总价抵押给了德意志银行。作为回报，布劳恩从德意志银行获得了一份1.5亿欧元的贷款协议，够他享受生活了。马萨利克也从中获益。2019年2月，一份怀疑他们洗钱的报道称：2017年年底，布劳恩以共同投资为由，借给马萨利克整整5000万欧元，没有要求任何担保权益。不过布劳恩称这笔投资跟Wirecard没有任何关系。
德意志银行在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终止了与布劳恩的业务往来，这时布劳恩正需要钱。2020年年初，布劳恩从Wirecard银行的一家子银行支出了一笔3500万欧元的贷款，并在事后才告知监事会。新任监事会主席不停地催促布劳恩还钱，布劳恩却一拖再拖。监事会要求的逾期利息和罚息，他也是后来才补交的。
2020年3月底，Wirecard又向新加坡的OCAP授权了1亿欧元的贷款。当被问及此事时，布劳恩的律师说这笔贷款是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批准的。检方调查结果显示，OCAP把一部分钱转移到了立陶宛的Ruprecht公司，而这家公司同样也归奥沙利文所有。Ruprecht又将3500万欧元转到了一家控股公司，然后控股公司将钱转到了马萨利克在裕信银行的账户上。据说利用这笔钱，马萨利克偿还了大部分从布劳恩那里借的私人贷款，而且根据《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报道，恰恰就是布劳恩在Wirecard银行的贷款到期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Wirecard的钱可能最后都进了布劳恩的口袋。律师称布劳恩对钱的来源并不知情，并且马萨利克还欠他1400万欧元（包括利息）。
一位在Wirecard集团工作多年的高管说：“Wirecard就像一个桶，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最后里面的水就漏得一点都不剩了。”
Wirecard事件的助燃剂，一是资金，二是“敢想”。2019年，也就是倒闭前不久，Wirecard的领导层还在做着美梦——收购德意志银行。Wirecard的管理人员甚至联系了德意志银行CEO克里斯蒂安·索英（Christian Sewing），但是合作在初步洽谈的时候就以失败告终了。“合作的内容很不具体，而且都是假设性的，没有实质深度。”索英在后来谈到和马库斯·布劳恩的会面时，如是说道。
然而据内部人士透露，Wirecard并不想停止这次收购计划。于是他们开始考虑恶意收购。这个计划起先代号是“路易十三”，后来又改为“黑豹计划”。最初的计划就已经大概描述了收购的资本条件、主要参与人员以及收购之后的打算。麦肯锡不顾与德意志银行的多年情义，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起草了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根据该报告，德意志银行若和金融科技巨头Wirecard结合，在2025年之前，每年可以获得60亿欧元的利润。
这份机密报告里满是咨询行业的套话。里面写道：“新公司必须按照超大规模科技巨头的模式来建立。”麦肯锡咨询师口中的“超大规模科技巨头”是指急速发展的IT集团，和传统的德意志银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报告中称：“技术转型要遵守严格的规则，重点在于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增长。”根据麦肯锡的说法，其中包括“通过增长创造价值”“盈利只是第二位的”，这完全和Wirecard以前的模式一样。
对于Wirecard来说，这简直是个完美的计划。因为在德意志银行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中，亚洲业务缺的19亿欧元就可以很容易隐藏起来了。Wirecard的股价一旦达到140欧元，它就会启动收购计划，可惜这个美梦永远不会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