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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到200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再次实证了福卡智库1999年的预测：我国进入经济起飞期。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开始兑现强大的“自推力”，而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表达式，即有别于传统发展路径，代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2006年进入转型调整年，是经济新表达式的现身年，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质量成为新主题。我国经济稳定性增强，经济增长率已无需挂怀，向质量进步型经济的转变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总指向。质量进步型强调的是技术进步、投资效果系数、资本生产率、产业结构合理性和消费结构，其内核不再是GDP而是国民财富与环境，即经济增长质量不只局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区域发展平衡、环境的改善。由此经济增长质量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新表达式的核心所在。
第二，技术密集型产业渐趋主流，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是质量进步型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渐趋主流：其一，我国技术引进加速，尤其是成套和关键设备的引进成为重点，推动着我国由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装备工业的再升级；其二，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如集成电路、高铁）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如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如完全自主创新的、技术领先的大型支线飞机已经完成设计投入生产，如此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控制的局面；其三，这些技术引进、改造和原创的“回顾效应”“旁侧效应”为我国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三，金融改革深化，催动经济转型的实现与绩效的发挥。从民间金融试点、企业债券融资新政、藏汇于民、放松资本项用汇等微观领域到我国银行体制的改革、股市全流通等中观领域，金融的深化改革正处胎动之中。就这些改革方向看，金融的市场化、社会化功能日渐凸现，但国际、国内的现实将决定其不可能重走西方经典路径，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后，在经营行为上与本土机构有同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善穿“小马夹”的外资虽然在房市、股市屡掀波澜，但依然跳不出“利用外资、外资利用和智用外资”的最终结局。而正是这些内外力量的碰撞推动着我国金融在满足资金、资源社会化配置效率与体系安全的双重前提下变异和深化，由此金融的过剩投机、资金蒸发效应或将显现，对资产的定价功能与绩效也将可能得以突破发展。
第四，GDP增长的推动力更替，经济发展主体切换。在高铁、新农村、港口建设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等新老项目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虽然持续走高有“过热”之忧，但其内在结构正在不断得到优化：其一，从“保”的方面看，设备制造等新主导产业成为拉动当前投资增长的主流，从“压”的方面看，重点调控行业与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被有效抑制；其二，投资主体社会化，2006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已超过90%，其中民间投资持续活跃，企业自筹资金比重提高，自主性增长因素增强；其三，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加大。投资结构正趋向于“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跟进”的目标要求。
第五，空间维度替代时间性指向，凸显统筹、协调主题。“十一五”发展规划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是从过去以时间维度定指标、确定总量增长计划转向以空间维度定指标的地区结构规划。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界定与推进将终结地方各自为政的现状，促进新一轮跨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其现实特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准提升，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为企业主导，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成渝经济区成为“十一五”的四大经济区，即是国家区域规划的关注点已转移到跨省际的经济合作，力促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格局。也就是说，未来若干年，产业地区结构将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协调、整合期。
第六，体制改革的战略纵深依然广阔，为持续腾飞提供保证。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圳特区的探索备受各界瞩目；而“非公36条”、国企改制、资源品开放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体现出我国体制改革又进入一个深入、细化的新进程之中。一则，上述各领域的变革驱使各主体不断地进行体制改革探索（如深圳重设体制改革办公室、各地对民营经济的真抓实干等）；二则，国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机制的前导变革，以确保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由此我国又将迎来一波全方位体制改革效应释放的新高潮，这与很多人认定的体制改革已无大戏的预言完全相悖，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由此可见，新表达是对我国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全面性的更替，因此也必然会导致现行管理、运营体系的一系列变革。首先，现行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或将被修正，突出单位能耗水平、边际资本产出率与绿色、循环等指标；其次，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多样化，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重的政绩考核机制可能被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元考核体系所取代（部分地区的GDP零增长、负增长的建议或将成为现实），“分灶吃饭”的行政、财税体制框架或将被打破；再次，注重市场作用与政府推动的协调统一，金融领域改革加速推进，以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显然，这种态势的转变不是习惯于线性思维、路径依赖者所能接受的，那么“想不到”“出人意料”声音的再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