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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跃迁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奔跑了70多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如今,在工业规模上,自2010年以来,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2022年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超过G7国家制造业产值之和。在产业占比上,202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3.2%,即在GDP总量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贡献值来源于工业。在产业广度方面,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意味着在外部联系切断时,仍然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和自我升级。在产业高度方面,在全面占领中低端产业的同时,正向高端产业发起冲击,如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1年的15.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企业数从2012年的2.46万家增长到2021年的4.14万家。到2020年,整体工业化水平指数已达到93,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20世纪90年代末,福卡智库就提出工业化等“5+1”要素支撑中国进入起飞期,而今一个疑问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转段,中国经济能否再创奇迹?且不说,当下对后工业一般有两个误解:把后工业等同于服务业,把后工业等同于无工业。从最早实现工业化、最先进入后工业的英美来看,它们都试图在后工业时代去工业化,打造一个以金融为核心收割财富,通过全球化来维系运转的系统,但几乎都陷入高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萎缩的境地。再则,按照现代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归因于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劳动力、资本源源不断投入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燃料”。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亚洲经济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亚洲的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数据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如今,以大量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其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我国工业化的下一个目标已明确,即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2049年建成世界工业强国。如此一来,既有前车之鉴,又有理论基础,还有目标指引,后工业将构成中国经济再起飞的引擎之一。

然而,每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上,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就工业而言,其发展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多重挑战与变化。从外部形势看,首先是来自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压力。不同于以往的四轮产业转移,本轮产业转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线流动特征,即中国低端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高端产业则转向科技红利更为显著的欧美国家。其次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构全球产业链。相比工业化早期,当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日趋复杂化,在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冲击下显露出脆弱的一面,“断链”风险持续攀升,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发展趋势明显。再者是全球化受挫,国家竞争上升,欧美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度“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重新权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纷纷推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启动“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则夹带着“美国优先”私心,大打贸易战为制造业回归奠基,拜登更是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实质性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

就工业本身而言,后工业时代将超越工业4.0。

其一,重构工业流程,让“硬”工业弹性化。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沿着从设计—原料—制造—组装—分发—消费—服务—使用终端的流程提供产业和服务。而后工业通过人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工作,人工智能驱动系统承担重复性任务,人类专注于为最终用户增加价值,推动新服务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个性化服务。

其二,重构工业系统,人、机器、信息逐渐融为一套系统。在工业化时代,制造系统由人、不断被发明创造的机器两大部分组成,大量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到后工业时代,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和数据加入制造系统,从原来的“人物理”二元系统进化成“人信息物理”三元系统,并且沿着数字化制造、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范式不断升级,使得制造系统具备了认知和学习的能力。

其三,重构三链,释放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传统的产业链升级往往遵循工艺流程升级(对生产制造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组织管理效率的提升)→产品升级(改进产品设计或提供具有突破性的产品)→功能升级(占领产业链上更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跨产业升级(进入技术壁垒或资本投资壁垒更高的产业)的顺序。但后工业将引致技术系统、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的深刻变革,不仅在生产、产品、功能和新产业等各个维度打开“窗口”,而且由于重组式创新的涌现以及模块化的加强,使得技术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和产业融合成为产业链升级的重要形式。

其四,超越工业,从关注经济价值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在工业化时代,机器主导了整个社会,人只是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后工业将重新架设工业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提升产业的生产力,还要提升生活的便捷性,将能源、“双碳”等社会课题置入,推动人类社会向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发展。

就中国而言,在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是大而不强,在核心能力、关键能力、基础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在诸如工业母机、芯片等“卡脖子”技术方面有待突破。此外,中国工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加工制造为主,所能贡献的利润有限,呈现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不足的分化态势。同时,过去支撑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劳动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2000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1057美元/年,仅相当于日本人力成本的3%;到2021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提升至14295美元/年,已接近日本的50%。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200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1789美元/年,甚至略高于当时的中国,到2021年时也仅为原先的2.8倍(5089美元/年),比中国低了近三分之二。在后工业时代,既有工业化时期积淀的深厚基础,又有对过去工业化问题的深刻认知(问题即是提升空间),还有中国统一大市场规模,更有新技术对原有工业路径的横切,正如新能源汽车实现对传统燃油车的弯道超车,就此而言,后工业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广阔空间,从而借势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跃迁。

具体而言,其一,高端制造承载中国工业的星辰大海。高端制造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信息密集度高、产业控制力较高、带动力较强的特点,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脊梁,也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新能源汽车、5G、航空航天、高铁等众多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并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未来,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汽车电控系统、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空间巨大。如汽车芯片,预计到2030年我国市场规模将达到290亿美元,数量将达到1000亿—1200亿颗/年。

其二,制造业服务化趋势释放出巨大机会。制造业服务化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以开放式创新思维,构建全产业链运营模式。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销售“产品+服务”的组合,再到为用户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升级与蜕变。

其三,产业链重构中的进击空间。以大飞机为例,其核心系统及零部件的科技成果推广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根据日本通产省的统计,按照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航空产品是各种交通运输产品中附加值最高的,若船舶的附加值系数为1,则小汽车为9,大型飞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大飞机产业链的产业附加值是普通制造业的数十倍,这意味着,围绕C919的下线商用及量产,大飞机产业链整体孕育亿万元空间。在物理学中,处于低能级轨道上的电子,在吸收足够能量之后,能够跃迁到高能级轨道上。在经济学中,每次技术革命也会造成产业和经济在不同轨道上的跃迁。后工业时代,未来犹可期。 PnZ5WwVH0rkIv38YDDy9eb9nbq2CHe1xfvrjDKMIA/9WT6p594fIliuAZPUBuB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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