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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奔跑了70多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如今，在工业规模上，自2010年以来，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2022年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超过G7国家制造业产值之和。在产业占比上，202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3.2%，即在GDP总量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贡献值来源于工业。在产业广度方面，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意味着在外部联系切断时，仍然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和自我升级。在产业高度方面，在全面占领中低端产业的同时，正向高端产业发起冲击，如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1年的15.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企业数从2012年的2.46万家增长到2021年的4.14万家。到2020年，整体工业化水平指数已达到93，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20世纪90年代末，福卡智库就提出工业化等“5+1”要素支撑中国进入起飞期，而今一个疑问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转段，中国经济能否再创奇迹？且不说，当下对后工业一般有两个误解：把后工业等同于服务业，把后工业等同于无工业。从最早实现工业化、最先进入后工业的英美来看，它们都试图在后工业时代去工业化，打造一个以金融为核心收割财富，通过全球化来维系运转的系统，但几乎都陷入高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萎缩的境地。再则，按照现代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归因于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劳动力、资本源源不断投入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燃料”。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亚洲经济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亚洲的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数据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如今，以大量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其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我国工业化的下一个目标已明确，即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2049年建成世界工业强国。如此一来，既有前车之鉴，又有理论基础，还有目标指引，后工业将构成中国经济再起飞的引擎之一。
然而，每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上，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就工业而言，其发展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多重挑战与变化。从外部形势看，首先是来自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压力。不同于以往的四轮产业转移，本轮产业转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线流动特征，即中国低端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高端产业则转向科技红利更为显著的欧美国家。其次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构全球产业链。相比工业化早期，当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日趋复杂化，在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冲击下显露出脆弱的一面，“断链”风险持续攀升，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发展趋势明显。再者是全球化受挫，国家竞争上升，欧美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度“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重新权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纷纷推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启动“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则夹带着“美国优先”私心，大打贸易战为制造业回归奠基，拜登更是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实质性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
就工业本身而言，后工业时代将超越工业4.0。
其一，重构工业流程，让“硬”工业弹性化。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沿着从设计—原料—制造—组装—分发—消费—服务—使用终端的流程提供产业和服务。而后工业通过人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工作，人工智能驱动系统承担重复性任务，人类专注于为最终用户增加价值，推动新服务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个性化服务。
其二，重构工业系统，人、机器、信息逐渐融为一套系统。在工业化时代，制造系统由人、不断被发明创造的机器两大部分组成，大量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到后工业时代，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和数据加入制造系统，从原来的“人物理”二元系统进化成“人信息物理”三元系统，并且沿着数字化制造、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范式不断升级，使得制造系统具备了认知和学习的能力。
其三，重构三链，释放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传统的产业链升级往往遵循工艺流程升级（对生产制造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组织管理效率的提升）→产品升级（改进产品设计或提供具有突破性的产品）→功能升级（占领产业链上更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跨产业升级（进入技术壁垒或资本投资壁垒更高的产业）的顺序。但后工业将引致技术系统、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的深刻变革，不仅在生产、产品、功能和新产业等各个维度打开“窗口”，而且由于重组式创新的涌现以及模块化的加强，使得技术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和产业融合成为产业链升级的重要形式。
其四，超越工业，从关注经济价值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在工业化时代，机器主导了整个社会，人只是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后工业将重新架设工业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提升产业的生产力，还要提升生活的便捷性，将能源、“双碳”等社会课题置入，推动人类社会向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发展。
就中国而言，在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是大而不强，在核心能力、关键能力、基础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在诸如工业母机、芯片等“卡脖子”技术方面有待突破。此外，中国工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加工制造为主，所能贡献的利润有限，呈现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不足的分化态势。同时，过去支撑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劳动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2000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1057美元/年，仅相当于日本人力成本的3%；到2021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提升至14295美元/年，已接近日本的50%。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200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1789美元/年，甚至略高于当时的中国，到2021年时也仅为原先的2.8倍（5089美元/年），比中国低了近三分之二。在后工业时代，既有工业化时期积淀的深厚基础，又有对过去工业化问题的深刻认知（问题即是提升空间），还有中国统一大市场规模，更有新技术对原有工业路径的横切，正如新能源汽车实现对传统燃油车的弯道超车，就此而言，后工业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广阔空间，从而借势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跃迁。
具体而言，其一，高端制造承载中国工业的星辰大海。高端制造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信息密集度高、产业控制力较高、带动力较强的特点，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脊梁，也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新能源汽车、5G、航空航天、高铁等众多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并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未来，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汽车电控系统、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空间巨大。如汽车芯片，预计到2030年我国市场规模将达到290亿美元，数量将达到1000亿—1200亿颗/年。
其二，制造业服务化趋势释放出巨大机会。制造业服务化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以开放式创新思维，构建全产业链运营模式。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销售“产品+服务”的组合，再到为用户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升级与蜕变。
其三，产业链重构中的进击空间。以大飞机为例，其核心系统及零部件的科技成果推广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根据日本通产省的统计，按照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航空产品是各种交通运输产品中附加值最高的，若船舶的附加值系数为1，则小汽车为9，大型飞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大飞机产业链的产业附加值是普通制造业的数十倍，这意味着，围绕C919的下线商用及量产，大飞机产业链整体孕育亿万元空间。在物理学中，处于低能级轨道上的电子，在吸收足够能量之后，能够跃迁到高能级轨道上。在经济学中，每次技术革命也会造成产业和经济在不同轨道上的跃迁。后工业时代，未来犹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