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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在《日本可以说“不”》中指出：“美国只是摆弄金钱，而不去生产制造，并美其名曰后工业时代，这根本是在坐吃山空。”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有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973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35%，到1974年底，油价又上涨了3倍。石油价格上涨，极大地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也削弱了当时极度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上以互联网经济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已初现端倪，于是美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工业化转型。相比投入大、周期长、耗时费力但利润却很低的制造业，金融业、娱乐业只需消耗很少的资源，然后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把信息传输出去，金钱就能滚滚而来。相比之下，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占比下降，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在庞大体量下的溢出和漫延。中国目前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之下，产能过剩导致的资源浪费并不罕见。而且，在外循环的格局之下，让制造链上已经产能过剩且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局部层级向外溢出，使得每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都有钱赚，才能持续促进全球贸易的繁荣。更何况，制造业占比下降往往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回顾过去，农业占比降低曾经代表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进化。现在，人们已经习惯用“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来代表消费结构的升级。尽管农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但化肥、农机、农药等工业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进步从技术上支持了农业效率的增长；酒、饮料、食品、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业、餐饮服务业，又从需求上打开了农产品的增长空间。因此，尽管农业的GDP占比不断降低，但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增长远远超过农业，从而为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环节的产值在GDP中占比下降相似，制造环节在经济中占比下降的背后往往也是分工和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再进化。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的分工变化往往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上升，上升的汇率则会挤压服装、鞋袜、箱包等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商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人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和当地要素价格的上涨。
事实上，中美两国制造业占比的下降，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共性，其背后也反映出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态势。美国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尽管到20世纪晚期，那些以资源为基础的老工业基地在高企的成本之下被迫去工业化，但由于美国去工业化是在信息技术大发展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至今仍保持着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优势。根据《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美国制造业综合优势仍大幅领先，位居世界制造业第一方阵；德、日制造业位居第二阵列，中国则是紧随德、日之后，位居第三阵列前列。即使到了今天，由于服务业的潜在推动，美国制造业仍然能够长期保持其创新优势：2019年，美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1%，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1%，但服务业中，依然有66%是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2019年，美国的咨询管理服务创造了4100多亿美元的价值，美国的法律服务业也通过并购、反垄断、知识产权等非诉业务创造了将近1620亿美元的财富。这些服务为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使得美国在对企业的税收上显得更加游刃有余。2018年，美国的企业税收仅占财政收入比重的6.1%，而中国企业的非税收入就已占财政收入比重的14.7%。企业节约下来的税务成本，便可以投入研发中，欧盟发布的《2020年全球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显示，美国上榜的769家企业所投入的研发资金占比38%，而中国上榜的569家企业投入的资金仅占全部上榜企业投入资金的14%。由于其先发优势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先进制造领域，美国企业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普遍领先中国5—20年左右。在制药行业，全球前20大生物技术公司中，有17家来自美国，其销售额更是占到全球市场的50%以上。而在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美国企业更是霸占了90%以上的专利。在复合材料领域，3M、杜邦等化工巨头积累的工艺数据，是中国已经掌握数据的25倍以上。可以说，美国制造业选择放手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且易储藏的耐用品（例如电子产品）上。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基础和技术积累相对薄弱，因此在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分布上，其主要产业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就出口的具体品类而言，2019年中国出口的前5名分别是机电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服装、纺织品，而美国出口前5名的商品分别是飞机、成品油、原油、汽车及其零部件、半导体。体现在利润上，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36家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为2249.1亿美元，而中国的38家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只有494.8亿美元，美国约为中国的4.55倍，仅苹果公司一家企业利润就高达552.6亿美元，比上榜的38家中国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多。不过，虽然起步晚，但在艰苦卓绝的追赶下，中国制造业形成了结构完整、发展速率快的优势：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集群的效应大幅度降低了物流、仓储等交易成本，奠定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速率很快。如果以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企业技术、管理、工人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1952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曾是中国的66.5倍；1953—2018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58%，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97%；到了2018年，中美之间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已经被缩小到4.03倍。随着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蛟龙”入海、“嫦娥”奔月、高铁“出境”，中国产业结构开始向高端转型，虽然部分低利润、高污染且无关国家安全的产业向外溢出，但中国社会整体上也拥有了更加富裕的人民和更强大的国际话语权。
如今，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等新赛道面前，中美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制造业的迭代不断推进着制服融合，全球对碳中和的追求更是推动着社会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实体与虚拟相互交叉渗透让一场关于制造业的变革正悄然推动着社会来到再进化的前夜。而面对新技术，中美之间已经几乎没有时间差。在这场竞争中，尽管美国鼓励和支持制造业的脚步从未减缓，但高企的美债和分裂的政治环境实则早已埋下危机的种子，也大大耗散了美国制造业后续的研发活力。而中国制造业则以其规模优势在飞速的发展中迎来了微笑曲线倒U形反转（武藏曲线
）的曙光。规模化生产本就是一种自然的垄断。百年一遇的全球大疫情又为中国制造业向中西部渗透提供了机遇，减缓了中国制造业溢出的速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优势。原本，制造业回流中西部的主要难点在于物流成本（中西部地区缺乏港口）以及远期人民币汇率上升的预期。但由于中国率先防控住了疫情，那么东南亚是否能成为新的成本洼地就被再次权衡。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达制造业合力形成复式化的产业矩阵，拉开中国制造业的纵深大格局提供了机会。从长期来看，超大规模、产业集群为应用技术反哺基础研发提供了保障，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迅速起飞的中国制造必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