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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欧洲“经济引擎”德国如今正面临“熄火”危机。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22年5月出口额环比萎缩0.5%，进口额环比上涨2.7%，贸易逆差10亿欧元。这是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要知道，贸易顺差一直被看作德国经济崛起的核心信条。与此同时，“关厂潮”来袭，德国的工业地位正在下滑。数据显示，德国制造业2022年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跌破了50%的荣枯线，仅为49.3%。有调查显示，16%的德国工业企业正在考虑减产或放弃某些业务。大众汽车集团正考虑将生产线搬离德国根据地；全球最大的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前期减产的基础上警告将进一步减产；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莱赫钢铁厂则直接宣布无限期停工停产……多国主流媒体不仅对德国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还对德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模式提出疑问。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认为，俄乌冲突“终结了”德国经济模式，甚至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也感慨说，德国经济模式已经失败。
一直以来，出口和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两大标签。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撬动了德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为德国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化工、汽车、电气、机械为代表的优势产业。从两德统一开始，德国历届政府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把德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实现了一个依托制造业的完美发展闭环：因为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中小企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并且成为本土经济的稳定器；技能专科教育和学徒制作为制造业的教育基础，提供了大量廉价熟手工人；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因地制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极大程度上缩小了地区经济差异和城乡经济差异……历史上，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德国经济有足够韧性，每一次衰退都熬了过来。当2008年金融危机令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危如累卵，可德国，尤其是其制造业，却表现优异。当美国制造业占其GDP比重仅为13%、英国仅为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竟高出近一倍，达到21%。正因如此，德国的经济模式和理念影响力早已超越其国界，享誉全球。
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现在似乎只是进入了经济韧性与衰退相博弈的又一个时期。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能源危机、通货膨胀都在侵蚀德国工业的根基。根据德国央行的预测，至2024年俄罗斯能源断供可能造成德国经济约4000亿欧元的损失，2022年对德国GDP增速的影响可能达到2%。德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导致其经济在能源成本上升的环境下显得异常脆弱。此外，德国2022年通胀率同比增长7.9%，创下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新高。来自外部的压力只是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德国长期仰仗的经济模式正在被釜底抽薪。
第一，德国模式的制胜秘诀似乎源自“稳定”，但在不确定时代，稳定反而让德国自身产业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正如诸多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德国模式”的成功建立在和平稳定、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基础之上，而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表明，优势的背后也蕴藏着危机。疫情之后的供应链中断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德国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和出口带来巨大的挑战，德国的支柱行业汽车，由于产业链上下游分布在全球，就在这场供应链乱局中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第二，对自身传统制造业的“自信”与依赖使得德国产业在路径依赖下陷入创新窘境。作为老牌汽车大国，德国在传统燃油车技术上可谓独领风骚，也许是放不下内燃机时代攒下的优势，德国各大汽车厂商在能源转型初期将研发重点放在了燃油的节能减排上，在电动车电池领域的研发投资不足。至少在电池这一关键环节的供应上，中日韩三国目前已经拔得头筹，德国车企的转身姗姗来迟，近两年才开始自建电池厂并完善相关产业链。
第三，严谨与效率、环保与发展的悖论正一步步腐蚀德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德国《商报》环球版前总编辑安德里亚斯·科鲁特曾写过一件事：德国某小城要加装一个红绿灯，加装之前先要论证它是否会改变附近的排水系统，当地供水公司于是加入进来；红绿灯也会影响公交的行程表，公交公司也得加入讨论；在论证期间，交通设备规制又更新了……到最后各方勉强达成一致，加装了一个临时信号灯，并等待永久信号灯的审批，整个过程共用时25年。如今依然如此，典型如特斯拉德国工厂建设频频遇阻。有观点直言，鉴于马斯克遇到的麻烦，他可能会“质疑每一辆下线汽车底部打上‘德国制造’的印记是否算得上物有所值”。
要知道，以制造业为首的德国模式历来在全球备受重视，如今，德国制造业陷入故步自封的窘境，势必也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进一步演变。当下，根据《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美国制造业综合优势仍大幅领先，位居世界第一方阵；德、日制造业位居第二阵列，中国则是紧随德、日之后，位居第三阵列前列。具体来看，第一梯队的美国走的是精英模式。美国工业化进程早、体量大，即使至今天，去工业化后的美国制造业仍然能够长期保持其创新优势，占据高端。202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前8位的制造部门是化工、电脑及电子、食品饮料及烟草、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机动汽车及零部件、机械、石油和煤炭产品。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放手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成熟型、资源消耗型行业上。但这也意味着，美国虽擅长“从0到1”的创新，但未能将其基础科学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绝对优势。美国的创新能力需要结合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才能把创新真正地产业化。基础科学发展和商业落地间存在着“死亡谷”，这才是美国制造的真正困境。
再看第二梯队，德国制造是工匠模式的代名词，从最初的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从追赶英美到跨越式发展，呈现从中低端至高端的演进路径，最后形成了以品质取胜、集中于工艺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德国制造模式。其特点是奉行专业化、精细化，往往占据产业链的某一关键环节。但单一维度的聚焦也意味着缺乏对整体产业生态的把控。“隐形冠军”看似在一个领域市场占有率极高，但既不是市场主导者，也不是产业主导者，因此一旦本产业因为科技进步而升级，这些隐形冠军就会被甩下。如今，德国、日本的制造业都面临类似问题。
第三梯队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走的是集成模式，中国工业基础和技术积累相对薄弱，因此在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分布上，其主要产业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低端。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36家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为2249.1亿美元，而中国的38家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只有494.8亿美元，美国约为中国的4.55倍。不过，虽然起步晚，但中国制造业擅长“从1到N”的复制与规模化生产。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集群的效应大幅度降低了物流、仓储等交易成本，奠定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
由上可见，制造业格局既取决于产业的内在特征与运行规律，又涉及各国的比较优势，还会受到技术变革、外部冲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今，德国模式的困局已经说明，当时代背景切换，无视趋势，因循守旧，再好的模式和战略也会走入死胡同。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仍将继续对制造业发展发挥作用。一方面，地缘冲突引发的断链危机、生产靠近市场带来的供应链响应速度的提高、去全球化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本地化对供应链韧性的改善等因素都让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呈缩短趋势。另一方面，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赛道面前，各国其实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不难看出，未来制造业有三个关键词：市场、技术和链接。德国虽可继续在原来的高精尖道路上发力，但市场的局限性就注定了其只能故步自封；全球制造业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那里是世界资本秩序和创新能力的中心，但高企的通胀和分裂的政治正不断耗散美国制造业后续的研发活力，脱钩和另起炉灶更难掩其空心化颓势。而中国制造业则以其规模、集成优势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造业网络。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绝大部分产品都能够达到量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中国的战略纵深为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达制造业形成复式化的产业矩阵，拉开中国制造业的纵深大格局提供了机会。从长期来看，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又为应用技术反哺基础研发提供了保障。此外，中国制造业既可以与西方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形成一个经贸循环，又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产业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即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串起中高端和低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就此来看，未来的世界制造业秩序可能是一种纵向、横向多元复合的状态，而市场规模的先天优势、持续跃迁的技术水平、多方链接的制造网络都决定了中国注定将成为这场大戏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