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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级工程的追求似乎是人类的本能渴望，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人类文明，本质上源于‘想象’；人类会产生非物质基础的抽象思维，并通过实践获得现实世界反馈。”只可惜，超级工程作为一个庞大技术细节和高度风险集成的多维综合体，超大投资、超长工期、超难技术、超高风险决定了能驾驭者寥寥。
第一，超级工程高度依赖科研突破与产业经济。超级工程的建设能力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毕竟项目动辄上千亿元、万亿元——港珠澳大桥斥资1100亿元，十二大水电基地总投资逾2万亿元，更需要每一个专业上的技术革新和庞杂的上下游产业配套。唯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不断攀登的尖端技术才能结出超级工程的累累硕果。
第二，超级工程背靠稳定的统治结构推进。南水北调东、中线一线工程涉及7个省市，启动初期2年时间，就成功组织38万人实施搬迁、50多万人进行生产安置。唯有稳定统一的中央政府才能高效组织资源，跨区域协调联动，甚至构建起鼓舞一代人的愿景。美国20世纪末的“信息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出资不到5亿美元，其余由市场埋单。在这场宏大的科技与经济叙事里，国家资本与意志只需点燃火种，铺平道路，企业和企业家就会蓬勃而出，让星星之火燎原。
第三，超级工程的运维与军事实力紧密关联。近期从“北溪”管道到克里米亚大桥被炸，超级工程暴露出超级脆弱性，其运营与维护又对军事实力提出要求。
由此，经济、科技、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中央政府、军事，这些成为现代强国的基本准则，恰恰也是支撑超级工程的基本要素，意味着现代强国才配有超级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超级工程就是现代强国的表达式——纳入规划的超级工程代表了国家意志，清晰表达政治主张；其决策时间的长短、内容的变化，亦会随着国家意志，不断调整和变化。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在长期的强国竞赛中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原本可以依赖的海外殖民地反而成了累赘，而本土羸弱的人口和矿产资源劣势则显露无遗。经过百年的大国权力拉扯，英国终于散尽了“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向外投射影响力的边界逐渐明晰。究其原因，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式微始终绕不开地缘这条根深蒂固的明线。如果说经济、科技、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中央政府、军事不断撑开一个大国的上限，那么地缘则始终决定着一个大国的底盘。
其一，既要有足够大的版图形成广阔的战略纵深，也要有充裕的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英国毕竟只是一个岛国，进不能一统欧洲，退难以独善其身，本土太小不能提供从容撤退、重组从而反击的战略腾挪空间；自然资源的先天劣势也导致经济发展始终要依赖他国，注定了“日不落帝国”发展的后劲不足——属于英国的时代已经过去，欧洲在未来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只可惜，各种半岛山脉将这片区域切割得支离破碎，从布满火药桶的巴尔干到“三雄”英法德的爱恨纠葛，再到能源危机下“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欧盟，“散装”的欧洲撑不起一个现代强国应有的势力。
其二，人口与人才是撑起大国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人口如果太少，一来缺乏庞大的内部市场，二来很难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无法把产业链上中下游都抓在手里。更何况，当科技经济时代来临，大国博弈取决于谁能走在下一波全球科技浪潮的前沿，人才自然成为关键的战略性资源。而人口多寡取决于国土面积和土地质量；智力繁盛则取决于区位禀赋，一如北纬30度线附近从人类文明诞生到现在都是人类文明的繁盛之地。
其三，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力量投射的焦点和重心。1904年麦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概念，“世界岛”即亚欧大陆，从东欧到中亚的大陆腹地被视为“心脏地带”（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和中国的新疆、蒙古、西藏地区，北至北冰洋）。该理论后经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的沿袭和发展，成为近半个世纪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通行理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能控制世界”。从特朗普政府提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到本次俄乌冲突，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不断显化。
当现代强国回归地缘，也恰恰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盖因超级工程正改变地缘、超越地缘。一方面，超级工程扩大了地缘空间的某一“权”的覆盖范围。中国逾11.7万千米的高速公路网、突破4万千米“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使得中国的“陆权”向各处，特别是西南（国内的西藏、云南、贵州，国外的老挝、泰国等）和西北方向（中国新疆、中亚、西亚及欧洲）有力地伸展。另一方面，超级工程又增加着地缘概念的“维”及与之相关的“权”。早期西方地缘政治里主要考虑的空间维度不过是海洋和陆地，由此引申出“海权说”“陆权说”。但航空工业在二战前后的大发展，为地缘空间向上拉出了第三权——空权；而如今网络等信息技术又进一步让地缘从物理空间概念衍生至虚拟空间概念。
概言之，现代强国才能驾驭超级工程，而地缘作为现代强国的底盘正被超级工程改写，也意味着超级工程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现代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