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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屡屡谈论“中国峰值”，声称“现在，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跨越巅峰”。此概念源自“石油产能峰值”，是1949年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后来此观点被扩展为任何事物总有一天会越过巅峰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月满则亏。但其前提是系统封闭、存量固定且不可再生，这三条缺一不可，否则这样的观点最初是恐怖故事而到后来就是笑话。因为，对于石油储量的规模至今仍无定论，甚至关于石油生成的原因都没有一致的认识，以至于有种观点认为地壳就“漂浮”在石油层上，石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样道理，西方祭出“中国经济峰值论”以唱空中国，还是老调重弹，无非是技术到顶、发展见顶、人口下降、“脱钩”封闭之类，核心是“中国既然已经‘达到了巅峰’，就进入了所谓‘最危险的阶段’，也就意味着将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定”。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经济衰退论”体现出来的就是西方越来越深重的焦虑。
抛开这些技术上的卖弄与舆论战的伎俩，一个严肃又眼熟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限”，因为，再往下推导就是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可能性与时间节点，这是个敏感问题。其结果将对500年西方文明的生命力、400年市场经济模式与300年民主政治发出挑战——谁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鉴于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与经济规模“坐二望一”的架势，西方各类机构早就提出从2028年到2035年不等的“中国经济超美时间表”。但到了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下来，有机构分析这既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冲击所致，又是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结果，还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然，更是欧美集体“看空、做空”中国的结果，这个迹象可以表明中国经济似乎到了向下运行的拐点时刻。随即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将时间表从2028年推迟至2030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则从2029年延后到2033年。但发出极端质疑声音的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干预企业事务，令他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与之前有关日本或俄罗斯将超越美国的预言类似，在今天看来很荒谬”。在其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巅峰并就此向下，而美国将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
这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要看中美是否真正面临“增长极限”，而这就要像评估石油峰值论一样，看看中美的系统是否封闭、规模是否恒定、发展是否停止。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就叫嚷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为此花费大量的精力与资金，此外在美元加息的刺激下，全球美元回流美国的速度与规模在加快、加大，而且在拜登政府的各种经济技术法案干预下，高科技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所以说美国经济遭遇增长极限并不靠谱。至于断言中国经济“遭遇极限”则就更是掩耳盗铃，因为，中国在21世纪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以来，增长动力源也在不断地进化，体制机制的调整、创新过程从未停止，发展改革、开放创新始终是一条贯穿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仍未明显“变轨”。这让西方既失望又焦虑。现实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是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看到大逻辑大趋势。科学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因为，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不但仍处在“起飞期”，而且动力源已经在逐步切换中从21世纪初的“5+1”版本升级到新的“6+1”版本，而这一转换至少可以让中国经济再“飞”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