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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威的发明者迪恩·卡门（Dean Kamen）是一位技术高手，他的衣柜里只有一套衣服：牛仔衬衫、牛仔裤和工作靴。当我让风险投资家形容一下卡门，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蝙蝠侠”。16岁时，他主动重新设计了一款博物馆照明系统，并说服馆长在博物馆内进行了安装试用。在20世纪70年代，他发明了药物输液泵，并因此获得了一大笔收入：他买了一台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在新罕布什尔州建了一幢大厦，里面配有一个加工车间、一个电子实验室和一个棒球场。在20世纪80年代，他发明的便携式透析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20世纪90年代，卡门设计了iBot，一款可以爬楼梯的轮椅。他认识到这项技术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便召集了一个团队来帮助创造赛格威。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节能的运载工具，可以避免污染环境，帮助人们在拥堵的城市中行驶。小型、轻便且具有自我平衡能力，这些特点使得赛格威对于邮递员、警察和高尔夫球手来说是极好的装备。此外，它还有变革当前交通运输方式的潜力。赛格威是卡门创造的最非凡的技术作品，卡门预言赛格威“之于轿车，会像当年的轿车之于马车一样”。
但创造者能够客观判断自己的想法吗？我的学生贾斯汀·伯格如今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年轻而才华横溢，花了许多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伯格擅长创造性预测，这是一门预测新想法未来是否会成功的艺术。在一项研究中，他向不同人群展示各种马戏表演的视频，并让他们预测每个表演者的受欢迎程度。包括太阳马戏团（有加拿大“国宝”之称的表演团体）在内的剧团艺术家们也对自己视频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预测。最后，各位马戏团主管也观看了视频，并写下了预测。
为了验证各组被测试者的预测准确性，伯格接着通过追踪记录有多少观众喜欢、分享和投资这些视频来衡量每场演出的实际成功率。他邀请了1.3万人来给视频排名；他们有机会通过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和电子邮件将视频进行分享，并由此获得10美分的奖金，这笔奖金可以用来捐赠给表演者。
创作者对于观众是否会喜欢他们的表演，判断得十分糟糕。平均而言，在将自己的表演视频同其他9个马戏团艺术家们的表演视频进行排名时，他们会把自己的排名排高两位。主管们的评判则更现实：他们与表演本身不直接相关，这使得他们的评判更中立。
社会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当我们自己评价自己时会倾向于过于自信。以下是他们研究成果中的一些亮点。
■高中生：7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导能力，只有2%的人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在被问及“与人相处的能力”如何时，25%的人将自己排在前1%，而60%的人将自己排在前10%。
■大学教授：94%的人认为自己是在做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作。
■工程师：在两家不同的公司中，分别有32%和42%的人认为自己的表现跻身行业前5%。
■企业家 [24] ：当3000个小企业主对同类公司的成功概率进行排名时，平均而言，他们给自己的企业打8.1分（总分10分），但对于同类的其他企业，只打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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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自信在创新性领域可能是一种特别难以克服的认知偏差。当你有了一个新想法时，从定义来看，它自然是独特的，因此你可以忽略之前所有旧想法得到的反馈。你相信，即便以前的想法都已经化为泡影，这次也会有所不同。
当我们产生一种想法时，我们通常离自己的口味太近，离观众的口味太远，从而无法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想法。我们因为有了重大发现和突破而感到欣喜若狂。套用一句长期担任NBC娱乐总裁的布兰登·塔迪考夫（Brandon Tartikoff）经常提醒其制片人的话：“没有人会带着他们认为不好的想法走进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家和发明家不得不对自身想法的成功概率过于自信，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和热情去实现它们。但是，即使他们了解了观众的实际喜好，他们也会很轻易地掉入心理学家所说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的陷阱：他们倾向于关注自身想法的优势所在，忽略、低估或淡化想法中存在的局限性。
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对创意生产力有多年研究，他发现即使是天才也很难发现他们手握轰动性的成果。在音乐界，贝多芬以敏锐的自我批评而闻名，但西蒙顿指出：“贝多芬最满意的那些交响乐、奏鸣曲和四重奏并不是后人经常演奏和刻录的那些曲子。” [25] 在一项分析中，心理学家亚伦·柯兹贝尔特（Aaron Kozbelt）仔细研究了贝多芬的信件，信中有关于他对自己70部作品的评价。他接着将这些评价同当代专家对贝多芬作品的评价进行了比较。在70部作品中，有15部贝多芬犯了乐观评价的错误——那些他期待会成为经典的大作最终并不出名；只有8部被错误地低估了，这8部被他自己批评的作品日后却收获了极高的评价。尽管事实上贝多芬做的许多评价是在收到听众的反馈之后才做出的，但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33%的错误率。
如果创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一项杰作，他们的作品只会更好：既然已经挖到了金子，他们就不会把精力花在想出更多的新想法上。但西蒙顿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中创作者们会原路返回，重拾他们此前因为觉得不够好而放弃的事情。在贝多芬创作其最著名的作品《第五交响曲》（ The Fifth Symphony ，又称《命运交响曲》）时一开始认为第一乐章太短，但好在后来他又用回了第一乐章。假如贝多芬能够区分卓越和平凡，那么一开始他就会意识到这是一部杰作。当毕加索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创作著名作品《格尔尼卡》（ Guernica ）时，他创作了79幅不同的草稿。最终，这幅画作中的许多形象是基于他早期的草稿，而不是基于后来的衍生品创作的。“之后的草稿显示出艺术家走进了‘死胡同’ [26] ，而他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走上了错误的轨道。”西蒙顿解释说。如果毕加索在创作的过程中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会统一用“更暖的色调”，采用后期创作的草稿。但在现实中，他用了如今已为我们熟知的“冷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