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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校、教堂或任何一本书教给你的东西重新检视一遍，但凡有辱及你灵魂的东西，一概不予理会。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草叶集》（ Leaves of Grass ）序言
吉莉恩·林恩（Gillian Lynne）曾被认为是个问题儿童。她在学校的表现奇差，连乖乖坐着都做不到，更不用说集中注意力了。她实在太活跃、太爱动了，大家都说她“尖屁股，坐不住”。
彼时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多动症这个词甚至都还没有出现。林恩的妈妈担心孩子有毛病，就带她去看了医生。
那次问诊改变了林恩的一生。
真正重要的是那位医生没做的事。他没有给林恩贴上“不对劲”的标签，没有让她安静下来，也没有不假思索地给她开药方。
相反，他决定追随直觉：他打开收音机，然后请林恩的妈妈跟自己一起离开房间。
大人们前脚刚走，林恩就动了起来。随着乐声扬起，她忍不住跳起舞来，整个房间都成了她的舞台，她甚至跃上了医生的桌子。“我没注意到的是，”林恩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的房门是那种漂亮的老式玻璃门，带蚀刻花纹的那种，医生和我母亲就在门那边看着我。”
看着林恩跳舞的样子，医生微笑着转向她妈妈。
“这孩子没问题。”他说，“她是个天生的舞者——您必须马上带她去上舞蹈课。”
（咱们能先在这儿暂停一秒钟吗？这医生也太厉害了吧！）
那个处方—— 带她去上舞蹈课 ——改变了林恩的人生。到了舞蹈学校，林恩发现那儿的人全都跟她一样——“我们得动起来才能思考。”她这样说。
翩然起舞的一生从此开启。林恩加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还为《猫》（ Cats ）和《歌剧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编舞——这两部都是百老汇历史上最常盛不衰的音乐剧。回顾在医生诊室里的那一刻，林恩说：“说真的，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应该说我的整个人生，都要归功于他。”
绝大多数学校对待学生的方式，就像航空公司对待经济舱的乘客一样——一模一样的小包零食被分派到每一个狭窄的座位上。尽管孩子们的感知力与好奇心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课程设置、学习内容、计算公式。
效率高吗？确实高。效果好吗？不好。
你很难让人对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产生兴趣。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当学生的时候，特别讨厌微积分，他认为微积分是心怀恶意的教育界人士出于“恫吓的目的”发明出来的。直到拿起阿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行星际航行》（ Interplanetary Flight ）之后，他才改变了态度——在那本书里，克拉克使用微积分来计算星际间的航行轨道。不需要有人告诉他“学微积分对你有好处”，现在萨根自己发现了微积分的用处，他可以用它来解决那些他认为值得解决的问题。
在童年时期，孩子们会受到发自内心的好奇心的驱使。他们用充满惊奇和敬畏的眼光打量世界，不会认为任何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接触生活的时候，他们不会带着“我知道答案”或“我应该知道答案”的预设，而是充满了想要四处探索与吸收新知的渴望。
他们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要是世界在旋转，那我们为什么能站着不动呢？要是地球的核心那么烫，为什么地面凉冰冰的呢？云彩为什么能飘在天上不掉下来？ 这些问题精彩极了，可是，在认为这种事压根不值得一问的大人们看来，它们简直烦得要命（花点时间，想想你会怎么回答）。
“走进学校的时候，孩子们像个问号，离开的时候却像个句号。”尼尔·波兹曼 [1] 这样写道。学校“治愈”了学生们的好奇心，浇灭了他们探索的渴望——这种现象太常见了。学生们不能提出自己的问题，找出自己的答案；相反，他们必须死记硬背别人的问题和别人的答案。
当学生们喜欢所学的东西时，做作业就一点也不像苦差事，那感觉更像是在玩。喜欢上学也能显著地提高考试成绩。英国一项面对1.2万余名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排除智商或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那些在6岁时喜欢上学的孩子，16岁时的标准考试成绩要比其他同学好得多。
我5岁那年，父母决定把我送进幼儿园。他们没有像大多数家长那样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告诉我，我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我不知道的是，他们早已对附近的幼儿园做过一番调研，选出了3个合适的、也能负担得起的让我来挑。
我们把3家幼儿园逐个参观了一遍，而且我可以提出在我看来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这儿有什么玩具”）。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刻——它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人生中头一回，我感到自己拥有了自主权——在父母划定的安全范围内作出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用自己的脑瓜来思考，而不是依靠别人替我思考。
告诉孩子“参加这个”或“去做那个”是不够的，就像“应该学微积分”的指令对萨根不够一样。但是，如果你允许人们跟随兴趣的指引，全心追求自己想要的目标，生命的活力和热情就会迸发出来。
少说“是什么”，比如 “我们要做的是……” ，多说“为什么”，比如 “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是因为……”。 给孩子们演示一下，为什么几何与分数能帮他们修好自行车；向员工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将要执行的这个新市场策略能帮助公司赢得丰厚利润；为你所做的事注入使命感，从而让顾客成为你的忠实拥趸。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学生会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员工会富有团队精神，顾客会成为你热情洋溢的啦啦队。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只是需要去上“舞蹈课”。
一旦被深深感动，他们就能撼动世界。
渗透作用指的是分子穿过半透膜，实现浓度均衡的过程。
我正在来来回回地踱步，为高中生物考试背书复习。踱步让我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让我的大脑这个半透膜得以吸收那些应当学会的信息分子。
可我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只不过是在机械地重复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名为“渗透作用的定义”的词语，可我压根不明白这些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一块膜成为“半透”（相对“全透”而言），而分子们又是怎么知道要维持浓度均衡的（难道它们长着小小的脑瓜，告诉它们要这样做？）。
其他科目也差不多。在化学实验室里，我们做的“实验”应该得到唯一的、正确的结果。如果没能得到这个结果——比如在实验中做出了某种出乎意料的东西——好奇心是不容存在的，这只意味着我们把实验做错了，必须要重复一遍，直到做“对”为止。与此同时，其他同学们早已看电影去了。
教育（educate）这个词跟拉丁语eductus有关，而eductus的意思是把一个人“潜在的、蛰伏的某种东西”“引发”出来。换言之，教育本该帮助学生把已经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开发出来并培育成熟。
但绝大多数教育系统做的恰恰相反。
没有引出来，只有填进去——把知识和事实填进去。老师把课程“内容”填塞到年轻的头脑里，学生们通过渗透作用来吸收知识，然后在考试中反刍出来。教育做的尽是被动的堆积工作，把昨天的问题和昨天的答案归拢在一处。没人教学生们如何彻底检视往日的事实，创造明天的知识，问出从不曾有人问出的问题。
死记硬背不等于理解。
你没法通过背诵瑜伽姿势而学会瑜伽，你没法单凭看书就学会骑自行车，你也没法通过记住渗透作用的定义来学习科学。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说，“知道一件事物的名字和了解这件事物”是两回事。
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法把重点放在了老师身上，而不是学生。有不少学校是这样发展壮大的：让学生们把思考外包给别人，依赖老师来获取正确答案。老师们的出发点原本是好的，可是，在绩效考核的压制之下，他们也只得把教学内容标准化，为了考试而教书。独立的想法被牺牲掉了，换来简单的、可衡量的顺从，而顺从能获得奖励：漂亮的成绩单，以及一张叫作文凭的纸。
更糟的是，一切“学习”都发生在一种专制的环境中。学校里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任何未经允许的动作都要受到纪律约束，孩子们需要“通行证”才能离开课堂去洗手间。规矩是专横武断的：即便嚼口香糖并不妨碍学习，也依然要受到惩罚。
虽然教育工作者嘴上说着重视创新，可很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鼓励它。研究显示，老师们不太喜欢那些特别有创新精神的学生。这个发现在无数次研究中得到验证：爱创新的学生都不遵循传统，而不遵循传统的孩子往往都不受老师们喜欢。
结果就是，学校非但没有传授创新，还压制了它。孩子们忘记了如何创作艺术，忘记了如何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忘记了如何积极主动地质疑。如果他们能像老师那样思考，像校董会那样思考，或是像教科书作者那样思考，就会得到奖励；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或是质疑学到的东西，是不会得到奖励的。
我在这个系统里如鱼得水。在法学院里，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创下了学院有史以来的最高平均分纪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比其他同学聪明，或是我会成为这所法学院培养出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律师（事实上，只过了两年我就不当律师了）。我的考试成绩只说明一件事：我很擅长考试，很清楚教授们想要什么。每次期末考试一结束，我就会飞快地忘掉复习时学到的一切，而记住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很快就过时了。
绝大多数试卷册应该在封面上用大号字印上“让咱们假装……”的字样，好让人人都能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让咱们假装这张考卷里的题目都很重要。
让咱们假装每道题都有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答案。
让咱们假装答案都是比你聪明得多的人给出的。
让咱们假装答案会永远正确。
在这场“让咱们假装……”的游戏里，典型的问题是这样的：“谁发现了美洲大陆？”它期待的答案是单一维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比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但这种问题会把一切好奇的探究阻挡在外。
有趣得多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发现是谁发现了美洲大陆的？”这个问题甚至能引出更多问题：“‘发现’是什么意思？”“欧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有好几百万人早就生活在那里了吗？”“原住民一直生活在那里吗？如果不是，他们是怎么来的？走路来的？坐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会从哪里寻找这些问题的解答？”
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而学生们以后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带着精良的装备离开学校，准备在世上大展拳脚，可那个虚幻的世界在教室之外根本不存在。他们感到茫然若失，因为真实生活中没有被描述得清清楚楚的问题，更没有唯一的、被描述得清清楚楚的解决方案。
进入真实生活之后，权威人物或许换了人——比如说，从老师换成了经理——可背后的规矩没有变。经理要的是顺从，于是员工们就乖乖地守规矩。随后，企业就会因为死守教条和不愿改变而陷入困境。
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问孩子：“今天你在学校都学了些什么呀？”这个问题让过时的教育观念得以延续下去，仿佛教育的唯一使命就是把正确的答案教给学生。
让我们换一种问法：“今天你对什么事情感到好奇？”或者：“你想深入了解什么问题呢？”又或者：“你准备怎么找到答案？”任何经过用心设计、能帮助学生独立思考并质疑世俗认知的问题都可以。
如果一个孩子问你：“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请你忍住讲授“小行星撞地球”的冲动。相反，你可以这样问：“你觉得是什么东西把它们杀死了？你打算怎么找答案？”当他们回答了你，你可以接着提问，引出更多回答，让他们看到，界定问题的方式往往不止一种，有可能正确答案也不止一种。
如果一个员工跑来问你：“关于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不要马上给出又快又好的解决办法。让他们自己琢磨琢磨，提出方案。当你把正确答案“喂给”别人的时候，就好比一个健身教练想通过替学员举铁来“帮助”他们。
说到底，重构传统观点的能力远比照搬重要得多。
“这间屋子里有几个艺术家？”
在贺曼贺卡（Hallmark Cards）公司长期任职的艺术家戈登·麦肯齐（Gordon MacKenzie）在访问学校的时候，总会问这个问题。
反应总是一样的。
在一年级的教室里，所有孩子都会从座位上蹦起来，把小手举得高高的。
在三年级的教室里，30个孩子大概有10个举手。
到了六年级，只有一两个孩子会不情不愿地举起手——教室里的其他孩子都在东张西望，看谁会愿意承认自己这么不正常。
据说，毕加索这样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长大之后如何保持这个身份。”随着学生贷款和房贷越积越多，我们陷入旧模式中，渐渐看不见心里那个艺术家了。
词汇也能反映出这种变化——我们甚至不再说“艺术”这个词，而是改说“内容”。每当听到有人说自己是“内容创作者”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死掉一点点。
内容是你塞进手提袋里的东西，那是你在装配线上制造出来的东西。没人想在清早起来就着咖啡阅读内容，也没有哪个真心尊重自己的创作者想去生产内容。
因为内容是庸常的，是可替换的，内容创作者是可以被取代的，而艺术家不可以。
艺术不仅仅是报酬低微的艺术家们在工作室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它不一定非得是实物。只要你在重新构想现状，或者——借用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那令人难忘的形容——只要你在“扰动平静”，你在生活中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是艺术。
你在工作中设计出的那个新战略是艺术。
你教养孩子的方式是艺术。
你装饰家居的方式是艺术。
你说话的方式，你微笑的方式，你生活的方式——全都是艺术。
如果你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内容”，或是不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这种心态会在创作结果中体现出来——它们必将是平庸的。你会让现状变得更加牢固，你会令人无聊到想哭。这个飞速进化的世界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而你即将被它远远甩在身后。
艺术家霍华德·池本（Howard Ikemoto）7岁的女儿有一天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在大学里当老师，我的工作是教人画画。”她困惑地接着问：“你的意思是，他们都忘啦？”
是的，他们都忘了。你是否曾经看着镜中的自己，疑惑发生了什么？你多半会认为自己比镜中人年轻。这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永葆青春的核心，即便躯体会老去，它也永远年轻。在那个永葆青春的核心，有一间永恒存在的工作室，里面有一位艺术家——那个一年级的小家伙从座位上蹦起来，告诉世界，自己是个艺术家。如果我们能跟那位内在的艺术家重新建立联结，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好奇心，我们就能活得越来越丰盈美好。
所以，拿出你心中的画笔，开始尽情涂鸦吧！
空白的画布正在等待着你。
你会创作出什么呢？
[1]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代表作《娱乐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童年的消逝》（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