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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记载，王衍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他生活的这个时代重视男人外貌、风度，涌现出一批留名史籍的美男子，诸如嵇康、潘安、卫玠等。而王衍风度之迷人，与这些人相比，即使不能说尤有过之，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他外形清秀俊美，风度优雅倜傥，一双眼睛仿若闪电。即使处在贵公子群中，也是鹤立鸡群。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看到他的时候都忍不住感慨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
究竟什么样的老太婆，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今天我们夸孩子漂亮时用到的“宁馨儿”就来源于此。
王衍不仅长得好看，还风度潇洒，是西晋名士之首，一举一动，都对后进士人有巨大的号召力。
《晋书·王衍传》载，王衍“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
司马越掌权后，不论是王衍的个人影响力，还是他背后琅琊王氏的家族底蕴，都让他成为司马越必须拉拢的对象。他被任命为司徒。司徒与司空、太尉合称三公，自两汉以来分掌宰相职权。魏晋时期，三公职权削弱，但依然是最高荣誉职位。
不久后，王衍又兼任尚书令，相当于得到了宰相的实权。后人常说的“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最早应始于这个时候。王导原本也在司马越府中担任参军，后转入司马睿军府任司马，而司马睿也从属于司马越阵营。由此来看，王家人大多都可以被看作太傅司马越的人。
对于嗅觉没有王导、王敦那么敏锐的人来说，紧跟族长王衍的步调，协助司马越对内巩固大权、对外抗击匈奴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仅能建功立业，还能继续扩展家族权势。
但现实远比表象残酷得多。王导、王敦都是务实的人，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无论是他们的族兄王衍，还是现在的西晋掌舵者司马越，很可能都不是那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
王衍之所以被时人推崇，并非有过人的军功、政绩，而是因为长于清谈。
清谈起于魏晋之际，类似于今天的文化沙龙。几个出身豪门、饱读诗书的贵公子围坐一起，或点评古今人物，或就《老子》《庄子》《周易》中的某个议题展开辩论。
这项文雅的活动有诸多评判标准，比如说理透彻、言辞简约等。发展到后来，甚至还要求辩论时仪态优美，声韵动听。
王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凡清谈，都手执白玉柄的麈尾。这是一种类似拂尘一样的物件，在鹿尾的末端装上象牙柄或者玉柄，以手持之，优雅挥动。原本用来驱赶蚊虫或者扫尘，后逐渐发展成一种点缀优雅的装饰品，类似宋人作诗时候的手摇折扇。
王衍每次摇动麈尾时，宽松的袖子就落了下来，露出跟玉柄一样白皙的手臂。姿态优雅，令人倾倒。
这就是后人常常提到的“魏晋风度”。
若王衍只是隐居山林的诗人、樵夫，此番风度，确实令人倾倒。但他现在是西晋的宰相，西晋正风雨飘摇，需要他遴选人才、考核官吏、征收赋税、组织军事后勤。
但王衍对这种俗事、琐事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这个务实的能力。
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当匈奴快要打到洛阳城下的时候，城中百姓纷纷逃难，王衍却卖掉了家里的牛车，告诉大家事情还没糟糕到亡国跑路的程度。
这是一种精英式的傲慢与昏聩。他们出身高贵，在特权的保护中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沉湎于优雅的精神世界，对真实的社会运转一无所知。
后世学者柏杨对王衍式清谈厌恶至极，称之为“穷嚼蛆”，不能说毫无道理。
王导、王敦也喜好清谈，对族兄的风雅也多有赞美。但这不至于蒙蔽他们对族兄政治能力的判断。
这次家族会议中就没有王衍的身影，应该是王导等有意避开了他。
跟族兄王衍不同，王导对时局有清醒的洞察，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锋芒。
东晋袁宏著有《名士传》一书，记载魏晋名士十八人，其中有竹林七贤，也有西晋末年的王衍、谢鲲（谢安的叔叔）等人，却独独没有王敦、王导兄弟。
名士多指出身士族、学问渊博、风度潇洒的贵公子，王敦不长于文采，被排除在外也是无可厚非，为何王导也不在其中呢？
根据王导后来的表现，我们知道他既长于清谈，也风姿潇洒，是东晋士林翘楚。那么他在西晋末年的无闻，或许可以猜测是有意为之的深藏不露。他应该很早就看出政局的衰败颓唐，因此隐藏锋芒，全身避祸。
一个佐证就是他在司马越集团只担任参军一职，这是很多士族刚入仕就能获得的初阶职位。以他琅琊王氏的出身，以及他后来协助司马睿开创东晋时表现出的运筹帷幄，这个职位于他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即使他的同辈兄弟中，也有多人官居刺史、太守，独掌一州、一郡大权，比如王澄、王旷、王廙（yì）等。唯独王导还是一个不惹人注意的低阶幕僚。
他不想过多卷入司马越集团。前年司马越去关中征战的时候，王导就不动声色地转入了司马睿的军府中。司马睿名义上也从属司马越阵营，但他行事更加低调谨慎。
根据王导这几年的观察，太傅司马越只是靠着暂时的军事优势勉强维持权力，并没有在朝廷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公元 307 年，皇帝司马衷暴毙，据说就是死于他的毒杀。虽然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但已经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各大家族对他的信任。以此行事，即使去了许昌，或许也难扎下根来。
王敦对司马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虽然他自己就是一个野心勃勃、强悍霸道的人，但他可能不会太欣赏司马越的专权跋扈。这不是因为司马越的道德瑕疵，而是出于王敦本人的骄傲。
根据《晋书·王敦传》记载，八王之乱开始时，王敦是司马衷的太子的幕僚。贾南风将太子赶出洛阳的时候，曾经下旨不许百官相送，但王敦还是“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他对贾南风的反抗不能只从忠诚这个道德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一个有着太重道德包袱的人。
真正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喜欢贾南风这种外强中干的野心家，他对司马越的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当两兄弟对当下形势做了一番分析之后，事实逐渐明朗：既不能留守洛阳，也不能继续跟随司马越南下许昌。
或许，他们可以像其他家族一样找个僻远之地的深山躲藏起来，读书耕田，弹琴赋诗，老此一生，竹林七贤大多如此。或者在战乱平息后再出山入仕，后来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颍川庾氏的庾亮就跟着父亲躲到了江南的会稽。
但这不是王敦、王导的选择。脱离司马越集团后，他们追求的不只是保全自己和家族，而是一个可以趁乱崛起的机会。就像他们伯祖王祥曾经做到的那样，在乱世中抓住机会，更上一层。
他们克制、清醒，但也野心勃勃。
那他们就必须冒险走出第三条路径：开拓独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但乱世汹汹，纵有天下之大，他们又能走向哪里呢？在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应该就有过多次讨论，但都没有拿出一个好的方案。
会议一下子陷入僵持，王敦、王导等人也沉默不语。仔细听，窗外是冬天的风，再远处，甚至能够听到泗水河面冰层破裂的“咔嚓”声响。孔子就曾站在奔流的泗水之滨，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就在他们开会的间隙，匈奴的铁骑依然在不断南下，前锋已抵黄河北岸，越过大河，即可直击都城洛阳。
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伯祖王祥去世时，曾留下遗言：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守护并壮大家族，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这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子弟，必须背负的宿命。
于是王敦、王导等重新振作起来，对当前的形势做了一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