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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07 年初，在徐州下邳，也就是今日徐州市东南方向七十公里处的古邳镇，几个年轻的贵族公子相继走进一座围着院墙的宅子。
当时还是深冬，北方的大地幽远而寂寥。下邳虽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但寒气逼人的天气中，路上往来的行人、牛车都减了不少。当人开口说话时，嘴里会哈出一阵阵白气。
主人将他们引入院子，一直往深处走。在确定所有人都到齐之后，他安排下人关紧大门，并令他们就在院子门口守着。没有他的吩咐，谁都不允许进来。
主人叫王导，前来的也都是他们琅琊王氏的族人。
东晋人裴启所写的《语林》记载了这次家族集会：
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
《语林》专门记载两晋人物言行，《世说新语》的写作风格以及内容多承自此书。多亏了这条珍贵的记载，我们能大致还原当时的会议情况。
其中的大将军是王敦，而丞相是王导，这是两人日后的职位，此刻两人还远没有如此显赫。
王导此时在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军府中担任司马，主管军事。司马睿前一年开始驻扎下邳，所以王导在这里也置办了一所宅子。堂兄王敦则刚刚卸任了都城洛阳的官职，等待朝廷新的安排。
这一年王导三十二岁。
据史载，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也就是风度豪迈，目光敏锐，对时事有极强的洞察力。
他们生活的魏晋时代盛行人物品藻，尤其是豪门贵族，多重视一个男人的外貌、风度，以及精神气质，并以此预见一个人的未来。比如名士嵇康被誉为“龙章凤姿”，这是对外貌的赞美。曹操年轻时则被评价为“治世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则是对能力和品行的判断。
王导的这个评价也极高，相貌上可能没有嵇康那么挺拔特秀，但风度极迷人。早在十四岁那年，就有当时名士评价他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成年后的王导没有辜负这个评价，长袖善舞，深不可测，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时人甚至将其与管仲相提并论。
他的堂兄王敦则是另外一副容貌，“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说话腔调土里土气，近乎楚地蛮人。同时根据记载，他面色较黑，因此有“阿黑”的小名。
长得又黑、声音又土，于是被时人视作乡巴佬。每当同时代那些出身豪门的贵公子坐下来谈论音乐歌舞、诗词歌赋的时候，王敦都像个格格不入的乡下人。
但若以此就轻视王敦那就大错特错了，《世说新语》曾留下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
晋武帝司马炎还在世的时候，把一帮贵族子弟召集起来谈论音乐、舞蹈等艺术。王敦也在座，他不仅是琅琊王氏的公子，还是晋武帝的女婿。
其他贵族子弟都精通书画、乐舞，高谈阔论，风度翩翩，唯有王敦对此一窍不通，因此“意色殊恶”。他感到出离地愤怒，觉得自己遭到了鄙视。他骨子里是个非常骄傲的人。
于是他对晋武帝大声说，我虽然不懂乐舞，但是会击鼓。
击鼓经常发生在战场上。两军对垒，鼓声震天。在眼下华丽庄严的宫室中，显然并不合适。
但王敦并不在乎。
他“振袖而起”。把袖子一捋，猛地站了起来，大步走到鼓前，扬槌奋击。
鼓声浩荡，有如雷霆。
满座皆惊，而王敦旁若无人。
无论是长袖善舞的圆融通透，还是旁若无人的顾盼自雄，都是适合乱世生存的个性，而眼下的王导、王敦兄弟两人，以及他们的整个家族都非常需要这一点。
现在是西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坏消息不断从王都洛阳传了过来，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太傅司马越与皇帝失和的传闻。
当今皇帝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司马炽，聪明、勤奋，登基不到两月，已经露出了新朝的迹象。
《资治通鉴》记载：
（司马炽）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
他的前任，是那个因问出“何不食肉糜”而“名留青史”的傻皇帝司马衷。软懦迟钝的司马衷在公元 290 年登基后，其妻贾南风以及至少六十个司马氏的叔伯兄弟参与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七个藩王曾短暂夺取最高权力，又很快被后来者杀死。其中有个藩王甚至被“炙而杀之”，也就是被活活烤死。
这场混战长达十六年，很可能是两千年帝制史上最残忍血腥的皇族内斗。就连亲身参与其中的人都曾感叹：
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皇家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惨烈，真让人感到悲哀啊！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混战和残杀之后，西晋终于有了一个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皇帝。大臣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兴奋地说道：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今天终于又见到了晋武帝当初的局面啊！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臣子们的一厢情愿。朝廷的真正实权掌握在皇帝的远房叔叔，当今太傅司马越手中，而司马越并不喜欢侄子的勤奋。
司马越是西晋奠基者司马懿四弟的孙子，属于王室支脉，血统疏远，原本没有机会染指最高权力，但他却可能是司马氏藩王中最接近司马懿个性的人，诡诈残酷，长于蛰伏。
司马衷登基伊始，他还只是一个低阶将军。八王之乱爆发后，王室嫡系血脉相继死于自相残杀，属于偏支的司马越趁机崛起，靠着军事胜利夺取了大权，官居太傅。
这个职位多由功勋卓著的老臣担任，既是皇帝的老师，也辅佐君王管理国家。在皇帝年幼或者缺位时候，可以代为管理天下。西周的周公就曾担任此职，司马懿在曹魏时期也曾担任此职，权势凌驾于皇帝之上。
新皇帝司马炽也是司马越拥立的，他年轻，没有政治积累，方便司马越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皇帝试图亲政的行为打乱了他的计划。
史载：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悦，固求出藩。
皇帝亲政，司马越不悦，要求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东海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这是对新皇帝的敲打和威胁。或许是担心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拥兵自重，再度作乱，皇帝没有接受这个申请，要求太傅留在洛阳，继续辅佐自己。
但太傅没有退让，“固求出藩”，坚持要走。
两人的冲突，对整个天下来说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虽然八王之乱稍微落定，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中原王朝被内斗削弱后，北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趁势崛起，铁骑南侵，已经占据了并州、冀州，也就是今日的山西、河北一带。只要渡过黄河，就能兵临洛阳城下。
如果皇帝与太傅齐心协力，共御匈奴，形势未尝不会有变好的可能。毕竟相比匈奴，中原王朝在组织、管理上仍有无可置辩的优势。
但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王导等人清楚，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内斗的高潮时刻。在没有安全感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向保守，宁可固守私利、锱铢必较，也不会团结一致，拓展更大的生存可能。
这就是王敦、王导兄弟召开家族会议的原因，《语林》载“共为谋身之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新内斗中，他们必须提前谋划家族的出路。
根据洛阳最新的消息，既然皇帝不允许太傅回到自己的封地，那司马越就准备带兵驻扎许昌。
很多人将此视为太傅的妥协，也许两人不在一处，就能有效地避免摩擦。但王导清楚，既然太傅选择了许昌，那就没有准备退让。
许昌在都城洛阳东南方向，相距一百七十多公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就驻扎许昌，将其经营为都城，为这座城市积累起超越其他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太傅正是看准了它的政治价值，才屯兵此处。王导们有理由怀疑他想在这里建立第二个政治中心。
西晋末年许昌位置示意简图
不能再犹豫了，在新的内斗彻底爆发前，他们必须提前确定自己的站位。越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族，越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朝堂斗争。
支持皇帝，扎根洛阳或许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选择。皇帝虽然年轻，仍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也有重整河山的雄心。如果能通过皇帝凝聚人心，未尝不能有所作为。
但王敦、王导都是熟悉军事的人，清楚地知道洛阳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自守的城池。
西晋末年洛阳位置示意简图
它虽然北有黄河天险，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嵩山等群山环绕，却没有形成类似关中一样的封闭空间，山川河谷之间尽是出口，很容易遭到外敌入侵。
洛阳所在的洛阳盆地也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不到关中的十分之一。地狭物薄，难以获得足够的兵力、粮草供应，一旦陷入包围，就难以久战。如今匈奴已经占据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南渡黄河，围困洛阳迫在眉睫。
所以也有人说，太傅去许昌是为了逃出洛阳这个早晚都会陷落的城市。
既然如此，跟太傅一起去许昌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个家族的族长王衍早在几年前已经是太傅阵营中的核心角色。王导猜测，在太傅司马越南下许昌后，王衍或许会留在洛阳帮他留心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