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东晋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正月，大将军王敦从今天的湖北鄂州举兵东下，打败了南京城的皇帝司马睿。在他与自己的堂弟王导共同执掌朝政后，他们的家族控制了整个王朝，史称“王与马，共天下”。“马”即皇室司马氏，“王”就是两人出身的琅琊王氏。
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指的就是他们这个家族。
根据毛汉光先生考证，仅仅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二百多年中，琅琊王氏官居五品以上的族人就有一百六十一人，而这个时期五品以上的官员累计也就一千七百多人，琅琊王氏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
宋人《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记载，琅琊王氏有五十多人官至宰相，二十五人官至吏部尚书，做到刺史、太守等类似今日省长、市长级别的官员更是不可计数。
更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们在书法、文学、音乐等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家族有一百多人名传后世，比如“书圣”王羲之，他是王敦、王导的侄子。这个家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人称“华夏首望”，或者“中古第一望族”。
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慨叹：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在将家族推上权势巅峰的那一刻，王敦、王导兄弟或许会想起这个家族的奠基人——他们的伯祖王祥，想起他如何胼手胝足地为家族积累起原始资本的故事。
王祥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祖籍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可能还要远超琅琊诸葛。
王祥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为人所知：因“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
历史上真实的王祥却并不是这个模样。
他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对不是迂腐之辈，会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晋书》载：
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王祥的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解开衣服，更好地发力剖冰。
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解开衣服又值得怀疑。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更是过于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继而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能因为孝顺而被察举为“孝廉”，进入官府做官。
王祥拒绝了，这是非常清醒的举动，那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危险重重。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安徽庐江一带隐居避乱。直到六十岁左右，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入世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的这个选择，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举措都证明，他不仅不迂腐，反而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在恰当的时机获取地位。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是州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席属官。州是当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区。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别驾则辅佐刺史管理行政事务，出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车驾，故有此称。
对时代背景稍作考察，我们就能知道王祥获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这种全新的权力组织逐渐孕育成型。它以家族为枢纽，族中世代有人做官，甚至都官居三公九卿。比如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人官至三公。
其他如东汉司徒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曹魏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还有司马懿壮大的河内司马氏等，都是名动天下的世家大族。他们掌握了上至中央的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等核心位置。与之相对的是，皇权不断衰落，不得不接受与世家大族共同治理天下的现实。
就连以用人不拘一格著称的曹操，在政治上也主要任用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大族名士。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通过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仕途晋升之道。
我们知道，在印刷术普及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难以大面积传播。西汉建立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或出身低微的才华卓越者都有机会入学，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正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的那样：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这些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传抄，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多至十万字。
这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弘农杨氏则专攻《尚书》。
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大家族的子弟入仕为官，又为下一代积累更好的政治资源与经济实力，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有可能成为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中做了精准的总结，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
到了王祥入仕的曹魏时代，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曹魏开国皇帝曹丕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大家族的当官特权。
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而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低等士族，又称寒门。家族中也有人当官，但多是刺史、太守府中的属官，或者县令等低阶官员，也缺乏世代积累。家族中的人想要进入仕途，往往先是去刺史、太守府中从低阶幕僚做起，获得长官赏识举荐，才有获得正式官职的可能。
王祥就出自这样的家族。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父亲王融则终身未仕。到了他这一代，家族已经陷入困顿，以至于连活鱼都购买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径就是修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当时最被看重的德行。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一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这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认为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懿的后代掌权以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这个细节也再次证明，王祥隐居期间，不仅时刻关注天下形势，也没有落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学习。正像他的后人如王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家族的杰出人才总是长于韬光养晦，在漫长的蛰伏期间做好扎实充分的准备。
在徐州的牛刀小试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对王祥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十年之后，公元 254 年，曹魏政权走向末路，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
“参与定策”四字格外意味深长。
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
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除掉。手段凌厉的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
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色彩，皇帝曹芳如果当真“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司马师或许会放他一马。现在他要夺回天下，亲理朝政，司马师则不能同意。
年轻的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甚至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这是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权力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
王祥参与了废黜曹芳的整个过程。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大计自然要争取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是默许。他或许走得更远，直接参与了废立的军事行动，并立下大功。因为他在事后被封为关内侯。
根据秦汉二十等爵制度，关内侯位列第十九等，也就是第二等级的赏赐，常常授予立下军功的将领。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后，就封手下有功之将樊哙、周勃等为关内侯。
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坚定地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另一个佐证是，此事之后的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又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
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召，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又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
自古忠孝并举，王祥所为似乎有污过去“卧冰求鲤”的美名，后世也多以此讥讽王祥不忠。
这种评价其实相当偏颇，最大的问题在于默认了“忠君”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制社会的绝对政治正确。
而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秦始皇早在公元前就统一了天下，之后汉武帝又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确认了君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帝国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君权不断受到藩王、外戚、后党、权臣等各种势力的挑战，忠君观念并不像后来集权巅峰期的明清时代那么理所当然。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科举制出现之前，高踞九五之尊的帝王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事权。我们知道，对于包括封建帝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言，挑选人才、搭建管理系统才是权力的基本盘。
这种情况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而变得更加突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州郡，人事权大多控制于大族手中。
士人入仕凭借的是家族荫庇而非天子洪恩，他们“只知其家，不知其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中记载的一件事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尚为曹魏世子的曹丕宴请宾客，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
君王和父亲都身患重病，现在只有一粒药能起死回生，是救君王，还是救父亲呢？
这是一个危险而又敏感的问题，曹丕或许想以此测试臣子们的忠心。若放在明清时代，臣子们只能选择救君王。但现在是魏晋。
曹丕的话刚问出来，属下邴原就给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
救父！
曹丕讪笑不能言。
邴原出身寒门，尚能有此认知，更不用说需要依靠家族出头的大族子弟。
当时战争连绵、政权更迭频繁的事实让世家子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家族势力不衰，不论谁当皇帝，他们都能得到重用。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家族利益的考量是要放在对皇帝的忠诚之前的。
因此魏晋之际，类似王祥这样一人转仕多朝的情况屡见不鲜。
王祥在六十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优势，攫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
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王祥把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致过于狼狈。
公元 260 年，已经登基六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兵冲出皇宫，试图亲手诛杀权臣司马昭。但刚到宫门口，就被司马昭的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
有意思的是，这个成济本身无足轻重，他的直属领导也不是司马昭，而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直接下达杀死皇帝命令的也是此人。
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在他帮助司马昭杀死曹魏皇帝的时候才三岁。很多年后，她将嫁给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成为司马氏天下的掘墓人。
这都是后话，我们仍然回到皇帝被杀的现场。
真正追究起来，这起弑君大罪的最终责任自然应该落到司马昭的头上。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道德压力，他轻飘飘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事情就此结束。
对曹魏王室来说，这是比皇帝被杀更大的羞辱。
这个时候王祥出现了，他因为德高望重已经升为皇帝曹髦的老师，教以“君臣之道”。面对学生的尸体，他没有安慰曹魏宗室，也没有责备司马昭，只是大哭，哭完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都是老臣之过啊。
听到这句话后，司马昭笑了。
王祥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呢？
难道是没有保护好皇帝？
不是。
他是皇帝的老师，最大的罪过是教导无方。
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
归根结底，都是皇帝自己的错。
随后郭太后等人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
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的大志，但在君弱臣强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冲冠一怒，旋即身死，年仅二十岁。
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为三公之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自领司空。这是司马氏对他那场大哭的报酬。
又过了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
王祥六十岁始入仕，费二十五年之功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品秩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
除了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精准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他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
司马氏以臣子身份篡夺曹魏大权，不敢以“忠”统御群臣百姓，于是高举“孝”旗，自称“以孝治天下”。
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
这些故事除了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皆不可信。我们不得不怀疑，正是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故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场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
很多年后，司马家的后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他将脸埋在床上，羞愧地说道：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国祚永久？
这大概算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忏悔和歉意。
史书没有记载王导的反应，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伯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
或许那一次大哭也有王祥的一丝无奈和悔恨掺杂其中？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
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孝道楷模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
当历史走到王敦、王导这一代时，琅琊王氏已经积累三代，发展成为真正的世家大族。同样得到发扬光大的还有王祥在乱世中攫取地位的手段，我们可以将其粗略理解为“成大事者，慢半拍”。
王祥原本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入仕为官。但当时天下大乱，为官风险极高。他后退一步，选择了全身避祸。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孝顺的美名远没有传播开来，即使入仕，也需要从幕僚这样的低阶属员做起，长路漫漫。因此他选择了隐居。当是时，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这是一个不断蓄势的过程。等到六十岁左右，名声传遍天下时，他刚刚出山，就能得到别驾这样的重要职位。当然，等待过程的自我抑制、延迟满足是煎熬的，痛苦的，但也唯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人，方能动于九天之上。
成小事，逐小利，或许要先下手为强。但成大事，创百年基业，不妨慢人半拍。
《世说新语》记载了当时琅琊王氏的辉煌：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有人去见太尉王衍，看到王戎、王敦、王导、王诩、王澄等琅琊王氏兄弟都在，回家后忍不住说道：今天走这一趟，满眼看到的都是珠宝美玉。
以上琅琊王氏兄弟，都身居高位，且都是当世名士。其中王戎年纪最大，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三公。他的弟弟王衍是当时名士之首，同样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王敦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首都洛阳为官。王澄则官居刺史，为封疆大员。王导年纪最小，但已经被视为有宰辅之才。
不过他们此时的权势，距离我们本书的主题“门阀”仍然还有一定距离。
“门”者，院门，只有巨室大族才有广阔的庭院与高大的院门。
“阀”者，柱子，用来记录家族历代的功勋。
合二为一，指的就是历代都有高官，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豪门大族，是世家大族的终极版本。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只有东晋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等才可称为门阀。他们是王朝的幕后操纵者，是隐形皇帝，权力一度凌驾于皇室之上，左右一国兴衰。
这是两千年帝制史上全新的权力模型，权力的运作逻辑，国家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
而这种模式的开创者就是王导、王敦兄弟。
本书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