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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三年（公元 309 年）四月，驻扎在寿春城的王旷突然接到太傅司马越的命令：北上山西，救援壶关。壶关在今天山西东部的壶关县，隶属于著名的上党郡，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西晋末年上党郡位置示意简图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王旷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匈奴已经开始进攻壶关，那么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也就迫在眉睫。
年初的一月，匈奴人的首领刘渊正式称帝，建立汉赵，都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市。
三月，他们开始往东进攻上党一带，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上党在山西东南方向，因为地处太行群山之上，所以叫上党。“党”是“所在”的意思。这块区域的核心据点是今天的长治、晋城两市。两地都是山间盆地，是山西重要的产粮区。
短短一个月后，匈奴人拿下长治市，继续进攻东边的壶关县，这是西晋在上党的最后一个据点。匈奴一旦拿下这个地方，就可向东穿过太行山间的峡谷，攻打河北重镇邯郸。两地距离二百多公里，今天驾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
王旷久经战阵，自然猜到了匈奴人的最终计划：将山西与河北连成一线，以压倒之势往南攻打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
简单翻阅下中国历史，就能知晓山西、河北对中原政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像一个巨大的帽子从上护住了中原核心区域。从秦到明两千多年间，中原政权抵御北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大都建在山西、河北一带。
历来争夺天下者，也多是抢先占据这两地，然后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冲击中原地区。楚汉战争中，韩信就是先帮助刘邦拿下山西、河北，然后俯冲下来，不断挤压项羽所在的中原一带。后来唐朝的开创者——李世民家族也是从山西南下，进入关中。
匈奴首领刘渊曾在西晋做官，深谙中国历史，正是要复制这个模式。他在年初建立汉赵时便传递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他们与历史上那些只以劫掠人口和财货为目标的少数民族强盗不同，他们有更大的野心，最终的目标是入主中原。
那么，西晋王朝也就必须做好殊死一战的准备。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王旷再次成为那个临危受命的人。
但若仔细分析，司马越的这个任命其实有些蹊跷。
王旷当时任职淮南太守，驻扎寿春，距离壶关有接近七百公里的距离。他要相继跨过扬州、豫州、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河南、山西数省，才能抵达壶关前线。
而西晋在河南、河北都有兵力驻扎，他们距离壶关战场更近，也曾与匈奴多次交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公元 308 年九月，西晋已经在北方安排了三支兵力抵御匈奴：
一、平北将军曹武进军山西南部的大阳；
二、车骑将军王堪进军东燕城；
三、豫州刺史裴宪进军河南白马。
西晋末年黄河一带防守形势示意简图
从地理距离来说，这三支兵力都比王旷更接近壶关前线。问题是，司马越不敢轻易调动他们。
曹武驻扎的大阳位于黄河北岸，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与河南三门峡隔河相望。这里是匈奴南下进攻洛阳的主要渡河地点之一。曹武驻扎此处，可以从北面庇护洛阳，司马越不能轻易调动。
东燕城（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方向）、白马则都位于黄河以南，是匈奴从河北南下渡河的主要渡口。三国初期，河北袁绍攻打河南曹操，就是从延津、白马两处渡河南下。
此时匈奴虽然没有打通壶关渠道，将山西、河北战场连成一片，但他们此前已经不断派出部分兵力骚扰河北。
一旦抽调王堪、裴宪任何一支力量，洛阳北边的河北防线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
远在寿春的王旷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在关键时刻得到琅琊王氏的鼎力支持，司马越在下令王旷北上前做了两项新的任命：
一、将王衍由司徒升为太尉。
二、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
司徒和太尉同列三公，官阶一品。但太尉在名义上有统帅天下兵马的大权，战乱时，重要性高于司徒。曹魏时期，司马懿就曾任太尉，负责在陕西对抗北伐的诸葛亮。
王敦也同样得到了升迁。
他在王导南渡江东的那一年出任青州刺史，但不到一个月，就被司马越调回洛阳，出任中书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敦野心太大且意志强悍，不太容易为人控制。司马越担心他在外坐大，于是召回朝廷，方便监管。
王敦明白司马越的心思，虽然心中不满，还是接受了任命。不过他在回京前做了一件事情：将妻子的陪嫁侍女嫁给了他在青州的将士。
王敦的妻子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身份高贵，陪嫁侍女有一百多人。除此之外，他还将金银财宝等物都分给了老百姓。
王敦这个举动有拉拢人心的嫌疑，而且是在即将成为他人的地盘上做这样的事。由此可见他的野心，以及强悍的行事作风。
做完以上事情，王敦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洛阳，史书称“单车还洛”。
如今王旷北上，司马越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人物去制衡扬州江北都督周馥，王敦是他最好的选择。虽然幕僚再次提醒他王敦强悍、难以控制的事实，他也不得不将王敦南调扬州。
做完这些铺垫后，司马越在四月正式下令：王旷带兵北上，驰援山西壶关。
王旷虽然没从王衍、王敦的新任命中直接受益，他还是接受了北上的命令，再一次在司马越的至暗时刻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就像他先前接受丹阳太守、淮南太守的任命一样。
他带兵出了寿春城，往南极目眺望，或许可以想象出江南水乡的样子。宽阔的长江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静静地守护着更南边的南京城。
由于王旷的建议，王导、司马睿南下江东，已经在南京初步站稳了脚跟。而他却要孤身一人北上。如今山河破碎，神州颠覆，驰援壶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莫不如逃到南京，与王导联手，凭江自卫。一家老小都在那里，小儿王羲之才七岁，回到南京就能一家团聚。这些动人的念头或许曾在王旷心头闪动。
但王旷与更加残酷务实的王导、王敦等终究不同。
他以为中原还有一线生机，他不怕去做那个飞蛾扑火的人。
他掉转马头，毅然北上。
大军出安徽，入河南，在跨过黄河之后，终于接近山西地界。
部将施融不想再走了，他劝王旷道：我们现在孤军北上很危险，不如在这里暂时驻扎下来，根据形势变化再做决定。
施融的话不无道理，他们此时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可以凭借太行山抵挡匈奴南下。实在抵挡不住，还可以迅速渡过黄河，撤回洛阳。
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策略，只是完全偏移了最初的战略目标。他们是来救援壶关，阻止匈奴打通上党、河北通道的。如果只是在太行山以南被动等待，壶关必然落入敌手，他们又何必从寿春千里奔袭呢？
王旷断然拒绝了施融的提议。
大军继续向前，越过太行山，进入今天的高平市。他们在这里与匈奴的前锋部队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