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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没有记载王导等人说服司马睿南渡的具体过程，说明此事并非难题。两人是布衣之交，相互期许，且对时局有共同的认知。当然，王导也不能直接走到司马睿面前，告诉他现在天下大乱，太傅司马越刚愎自用，早晚必败，咱们得趁早逃避他处。
即使是他俩之间，这种真心话也是不能直说的，毕竟司马睿还是西晋王朝的藩王。王导也不能让司马睿将南渡看成是琅琊王氏的自保之举。
他只用告诉司马睿，现在中原荒弊，粮草不继。陈敏死后，再无人从江南运粮。你作为藩王，我作为臣子，都得为国分忧。现在该是我们去江东承担这个使命了。
司马睿是个聪明人，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足够了。
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说服司马越，让他允许司马睿携手王导等人南下江东。
此时的司马越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外有匈奴的压力，在内面临新皇帝和群臣的围攻，正需要凝聚联盟力量以自固。一旦南渡计划被视为脱离联盟的自保行为，司马睿和王导等或有性命之忧。
这也是为什么《晋书·王导传》中会说王导与司马睿“潜有复兴之志”。“潜”是私下、偷偷的意思，他们不敢在司马越面前暴露自己的野心。
幸运的是，年初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他们机会。
《资治通鉴》载，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二月，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原扬州都督刘准镇守寿春。
周馥出身汝南（今河南驻马店）周氏，为当地大族。他为官正直，疾恶如仇，身逢乱世，有匡扶天下的大志。司马越在公元 305 年建立自己的军事联盟时，曾推荐周馥任中领军，以示拉拢。
中领军是宫廷禁军将领，关系重大。曹魏时期，司马师就曾凭借着担任中领军的便利，协助父亲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
周馥断然拒绝了这个好意，他向来不满司马越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现在周馥担任扬州都督，出镇寿春，对司马越来说就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寿春在今天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所在。寿春向北，可通过淮河支流颍水联结中原腹地；向南，下合肥，入长江，可攻东南腹心。其历来是南北交战的核心战场。
曹魏、西晋都在寿春驻扎大军，作为向东吴用兵的基地。而南方的东吴孙权想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向北突破寿春城。
西晋末年寿春位置示意简图
周馥控制了寿春，就能影响整个江东。
这还只是从长远考虑会产生的风险，更紧急的是迫在眉睫的掣肘。司马越南下许昌，原本是要利用它连接江东的便利征集粮草。许昌可通过颍水南下淮河，继而在寿春再南下合肥、巢湖，最后渡江。若让周馥全权掌握寿春，司马越的粮草运输很可能会被卡死。他急需一个人去江东牵制周馥。
这，就是司马睿和王导的机会。
王导等人为此制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分三路说服司马越。
第一路是王旷，他曾受到司马越重用。他熟悉江东形势，可以向司马越说明，司马睿南渡江东有助于掣肘周馥。同时陈敏死后，没有人能从南方为司马越筹集粮草、物资。司马睿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他在下邳时就负责转运粮草。
第二路是王导，他会通过同僚裴邵说服司马越的妻子，让她帮忙吹吹枕边风。裴邵出自与琅琊王氏齐名的河东裴氏。他的妹妹嫁给了司马越，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裴妃。此时裴邵在司马睿府中主管政务，位置还高于王导。
王导与他私交深厚，可以通过他让司马越的妻子帮忙说情。几年后司马越死于战乱，裴妃沦为奴隶，辗转多年才到了江东投靠司马睿。司马睿念及她当年说情之恩，待她极厚。
第三路是王敦，他去跟族兄王衍说明南渡江东对家族的意义。王衍在司马越集团中深受倚重，整个琅琊王氏中，就数他最有可能说动司马越。
虽然王衍并不认为西晋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但是将家族中的一支势力提前安插到江东，符合他一贯的投机主义作风。
有这样一条记载能够清晰地说明王衍的投机风格：
早在八王之乱前期，当贾南风跟太子党争斗时，王衍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太子和贾南风的侄子。后来太子被囚禁，通过妻子向老丈人王衍求救。王衍不仅视而不见，还令女儿跟太子离婚。
王衍没有太大政治作为，但至少明白狡兔三窟的道理。
当然，说服的工作并不容易，耗时长达半年之久。直到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七月，在三路人马的请求、暗示、怂恿下，司马越终于首肯。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驻扎建康，也就是今日的南京。
南渡计划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