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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路四达的交通枢纽

司马迁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河东的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水道旱路四通八达,便于和相邻地域的往来。其境内的汾河、涑水河古时均可航行舟船,入河溯渭,沟通秦晋两地。运城盆地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绛州、平阳、晋阳,即可直达代北。东走垣曲道,逾王屋山,穿过轵道及太行山南麓,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由茅津(今山西平陆)或封陵(今山西风陵渡)渡河,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号称“九朝古都”的洛阳;西越桃林、华下,又能进入关中平原。还可以从西境的龙门(今山西河津)、蒲坂(今山西永济)等地渡河入秦。交通条件的便利,不仅使河东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军队调遣,有助于向各个方向的兵力运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中谈到山西形势特点时,曾强调河东作为交通枢纽区域的重要作用。“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

北朝后期,政治军事斗争的地域表现主要有二,首先是东西对抗的形势重现,形成了关西宇文氏与关东(山东)高氏军事集团的对峙。其次是晋阳—并州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虽将国都由洛阳迁至邺城,但又在晋阳屯驻重兵,设置大丞相府处理政务,以该地为霸府别都,以至于在北方中原形成了邺城、晋阳和长安三个政治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河东适在三地之中,占据了许多关塞津渡,既控制和威胁着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两条干线——晋南豫北通道和豫西通道 ,又扼守着黄河、汾河水路与闻喜隘口,阻挡了晋阳之师南下关中平原的几处途径,故在军事上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

由于豫西、晋南豫北通道两条干线的几处关键路段被河东所控制,在东西对峙交战当中,占领它的一方在军事地位上极为有利,既能从多条路线出兵来攻击对手,又可以给敌人的兵力运动带来很大困难,使它们无法将军队顺利投送到对手的心腹要地——政治、经济重心所在的关中或河洛、冀南平原。

下面对河东地区的交通情况分别叙述。

(一)东去河洛

由运城盆地出发,可以通过黄河北岸的道路抵达河洛平原,主要路线是王屋道或称东道、垣曲道、轵关道。是从盆地北部涑水河上游的含口(今绛县冷口镇)东南行,过横岭关,经过皋落(今山西垣曲县皋落乡),穿越王屋山区而抵达邵郡治所垣曲县阳胡城(今垣曲县东南古城镇);再东经齐子岭、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而进入河内郡界。河内郡属怀州(治今河南沁阳),由该地南渡孟津,可以直抵洛阳,是其在黄河北岸的门户。或由河内北上天井关,进入上党地区;或东过临清关(今河南获嘉)而趋邺城,进入河北平原。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171页考证王屋道曰:

唐代志书,绛州“东南至东都,取垣县王屋路四百八十里”。盖即上考之轵关道。绛州至垣县之行程尚可稍详考之。盖略循洮水河谷而上,经含口,又循清水河谷而下,至皋落故城(今有皋落镇),又四十里至垣县故城,又二十里至垣县(今垣曲)。

第172页:

今日汽车道自绛县东经横岭关、皋落镇,至垣曲县,又东行经王屋镇,济源县,至沁阳,盖即略循此古道而建者。

这条道路出现甚早,春秋前期晋献公向外扩张,就派太子申生进攻皋落,力图控制该道。《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杨伯峻注曰:“东山皋落氏,赤狄别种,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有皋落镇,当即故皋落氏地。”晋文公励精图治,为了出兵中原,与楚国争霸,亦利用了这条道路。《史记》卷 39 《晋世家》载文公二年,“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国由此占领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修武)南阳。文公此行,就是经过皋落到阳樊(今河南济源县南)而进入中原的。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为了开发东道,曾经“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公元前633年,晋军再经此道伐曹、卫以解宋围,遂与楚师决战于城濮,获胜后成为诸侯霸主。东道出兵便利,此后近百年间,晋军多次由此出师至中原,与楚、齐等国争夺霸权。

严耕望先生曾云:“轵关在河阳西北,为太行八陉之南起第一陉,自战国时代已为秦国出兵山东之要道。……是轵关陉为太行八陉之最南者。此陉在历史上极有名,《史记·苏秦传》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又苏代称秦正告魏之词曰:‘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此南阳指太行之南、黄河以北,即汉之河内而言,非汉之南阳郡也;此轵道乃汉河内郡轵道,非长安东郊之轵道也。” 他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列举了多条魏晋南北朝时期轵关通行往来的史料,来证明该地系军道要冲,且为河内趋河东之首途。“是由河阳西北经轵关、齐子岭,为入周境之要道。大略仍战国以来之故道也。”

北魏后期战乱频仍,故在阳胡城建立邵郡,借以加强对这条道路的控制。参见《魏书》卷69《裴延俊附庆孙传》载正光末年,汾州吐京群胡聚党作逆,“(庆孙)从轵关入讨,……乃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肃宗末,遂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

宇文氏与高氏交战时,也屡次派遣偏师经王屋道进攻河内。

《周书》卷34《杨 传》:及齐神武围玉壁,别令侯景趣齐子岭。 恐入寇邵郡,率骑御之。景闻 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

《周书》卷 34 《杨 传》:保定四年,迁少师。其年,大军围洛阳,诏 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

《周书》卷29《刘雄传》:(建德)四年,从柱国李穆出轵关,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获赏。

《北史》卷59《李贤附穆传》:(建德)四年,武帝东征,令穆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并破之。后以帝疾班师,弃而不守。

此外,由蒲津南下绕过风陵堆,可以沿黄河北岸、中条山脉的南麓向东而行,经芮城、平陆而至垣曲古城,与王屋道汇合后再东出齐子岭。

(二)西通关中

河东通往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1.涑水道(蒲津道)

沿运城盆地内部的涑水河道而下,或乘舟,或在沿岸陆行,到达河曲的蒲津(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后,渡河自对岸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登陆,即可进入渭北平原,经陆路前往长安。这条道路在先秦时期即成为联系东西方交通的纽带,而且很早就在渡口架设浮桥。《左传》昭公元年(前 541)记载,春秋时秦公子鍼出奔于晋,从车千乘,曾经“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杨伯峻对此注曰:

《尔雅·释水》郭璞注:造舟,“比船为桥。”邢昺疏:“比船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元和郡县志》:“同州朝邑县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唐之朝邑县即今陕西大荔县东之朝邑废县治。……雍,秦国都,今陕西凤翔县。绛,晋国都,今侯马市。

《史记》卷 5《秦本纪》亦载昭王五十年(前 257)“初作河桥”。《史记正义》注曰:“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出巡关东,返回时,也曾由上党经河东首府安邑至蒲津,渡河抵临晋后而归咸阳 。关中人众若由此处东渡蒲津,可以溯涑水而上,经闻喜、正平北去晋州(今山西临汾)、晋阳。或走王屋(垣曲)道远赴河内。长安至临晋、蒲津的道里行程,严耕望先生曾予以详细考述:长安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其行程盖有南北两道。北道由长安北渡渭水七十里至泾阳县(今县),东北至三原、富平、奉先(即今蒲城县),东至同州治所冯翊县(今大荔)。南道由长安东行至东渭桥,过桥至高陵县,又东,沿渭水北岸至栎阳(古县,今镇),东至下邽县(今下邽镇)、潘县(今镇),又东渡洛水至冯翊(今大荔)。

同州南行三十二里有兴德宫,置兴德驿。又渡渭水兴德津至华阴县,接长安、洛阳大驿道。州东北行至龙门渡河,为通太原之另一道。同州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

李晟曰:“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是也。其行程,州东三十五里至朝邑县(今县),当置驿。县东三十步有古大荔国故王城,县西南二里有临晋故城,皆为自古用兵会盟之重地。又东约三十里至大河,有蒲津,乃自古临晋、蒲坂之地,为河东、河北陆道而入关中之第一锁钥。故建长桥,置上关,皆以蒲津名。河之两岸分置河西(今平民县?)、河东县(今永济),夹岸置关城,西关城在河西县东二里,东关城在河东县西二里,河之中渚置中潬城。河桥连锁三城,如河阳桥之制。

涑水道的黄河东岸渡口蒲津,又名蒲反、蒲坂、蒲坂津、蒲津关,在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传说曾为舜都,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建蒲坂县,曹魏—北周时为河东郡治所。其地当河曲冲要,为交通陕、晋、豫三省之控扼枢纽,其得失对于关西、关东两地争雄的政治势力影响甚巨,战略形势极为重要。东方之敌欲夺关中,往往先要力争蒲津,借此来打开门户。而关中集团进兵中原,也经常采取攻占蒲津,再由河东北上晋阳,或东出河北,或南下伊洛平原。故唐朝名相张说在《蒲津桥赞》中称赞其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 清人胡天游也在《蒲州府形胜论》中曾列举历代战例,总结并高度评价了蒲津在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蒲为郡,被河山之固,介雍、豫之交。方春秋战国时,诡诸得之以强其国,重耳得之以抗秦,魏斯得之而雄三晋者也。以山西论之,则为并、汾之外户而障其南;以大势论之,则为关中、陕洛之枢而扼其要。故蒲之所系重矣。以自北而西南者言之,刘渊陷蒲坂,则晋之洛阳危;金娄室破河中,宋关、陕不能守。以自秦、豫而北者言之,前则赫连屈孑攻蒲坂,拓跋为之震动;后则宇文泰取秦州,因得略定汾、绛,而高氏晋州始岌岌以就亡。盖形者居要,所谓得之者雄。……天宝之乱,安禄山据两京,郭子仪谓河东据二京间,得之则二京可复。金末完颜伯嘉上言曰:“中原之有河东,犹人之有肩背。河东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若使他人据之,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 39中,亦将蒲津列为山西首座重险,并陈述了春秋以来该地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蒲津关在平阳府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西至陕西朝邑县三十五里。《左传》文二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此处也。又昭元年“秦公子鍼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也。战国时魏置关于此,亦曰蒲坂津,亦曰夏阳津。《秦纪》:“昭襄王十五年初作河桥。”司马贞曰:“为浮桥于临晋关也。”汉王二年东出临晋关,至河内击虏殷王卬。三年,魏王豹反,韩信击之,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从间道袭安邑,虏豹,遂定魏地。景帝三年七国反,吴王濞反书曰:“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咸与寡人会于洛阳。”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关,盖设关官以讥行旅。后汉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潼关而军,操潜遣徐晃、朱灵度蒲阪津,据河西为营。徐晃谓操:“公盛兵潼关,而贼不复别守蒲津,知其无谋也。”既而操从潼关北渡,遂自蒲坂度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大破超军。晋太元十一年慕容永等自长安而东,出临晋至河东。又苻丕使其相王永传檄四方,会兵临晋讨姚苌、慕容垂。后魏孝昌三年萧宝寅据关中,围冯翊未下,长孙稚等奉命讨之。至恒农,杨侃谓稚曰:“潼关险要,守御已固,无所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稚从之,宝寅由是败散。……

与蒲津隔河相望的西岸渡口临晋,本名大荔,为戎王所据;秦得之后曾“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改为临晋,位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战国初年,魏国曾一度越河占有此地,商鞅强秦后又将其夺回。该渡口处于晋南豫北通道的西端,是关中平原的门户,故《战国策·齐策六》载即墨大夫谓齐王曰:“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

战国秦汉之间,临晋亦多次成为关中与山东势力争夺与会盟之所,钱穆《史记地名考》“临晋”条六记云:“魏文十六,伐秦,筑临晋元里。秦惠文王十二,与魏王会临晋。魏哀十七,与秦会临晋。秦武三,与韩惠王会临晋。汉王从临晋渡,下河内。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由此也能证明临晋、蒲津与涑水道对于古代交通的显著影响。

2.汾水道

或称“龙门道”。龙门即禹门口,是黄河东岸的另一处重要古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市东北30公里处,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开凿。《水经注》卷 4 《河水》引《魏土地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黄河流至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惊涛激浪,巨流湍急。而出龙门口后,河道变宽,便一泻千里。龙门以下数百里,两岸数十里沙滩间,洲渚密布,浅滩及分流层出不穷,多有淤沙蛇陷之厄。“故黄河自龙门以下数百里之河道,均无一处理想适宜之渡口;而龙门口以东,又恰为汾水盆地交通之要冲,故龙门口遂成秦晋两地古今驰名之渡口。”

古代汾河下游可以通航,春秋时期,秦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在渭河中游;晋国都绛(今山西侯马),在汾河支流浍河流域;船只顺浍、汾而下,可以经龙门附近的汾河口驶入黄河,转入渭河,进入关中平原。公元前 647年,晋国遭受饥荒,求救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史称“泛舟之役”,就是利用了这一段水道,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北朝时期,汾河水运仍在进行。《魏书》卷110《食货志》载三门都将薛钦上言:“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

由正平(今山西新绛)沿汾河北岸的陆路西行,过高凉(今山西稷山),至龙门峡谷口渡河,登陆后南下即为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东南)。《通典》卷173《同州·冯翊郡》“韩城”条曰:“古韩国谓之少梁。汉为夏阳县。有梁山,……有韩原,即《左传》‘秦晋战于韩原’是也。有龙门山,即禹导河至于龙门是也。鱼集龙门,上即为龙,皆在此。龙门城在县东北,极崄峻。又有龙门关,后周分为郃阳及今县。”过夏阳后进入渭北平原,即可南下咸阳、长安。

关中之旅由夏阳东渡,对岸是汾阴故城,有著名的后土祠,岸边津渡称为汾阴渡或后土渡,可供舟楫来往。东汉建武初年,邓禹领兵自汾阴渡河入夏阳,即由此处。西魏大统三年(537),高欢率师自晋阳南下,“将自后土济” ,也是企图经此进入关中。由汾阴东北行,渡过汾水,即至龙门县。《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绛州》曰:“龙门县,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晋献公灭之以赐赵夙。秦置为皮氏县,汉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属北乡郡。”由此沿汾水北岸东行,至稷山、正平,亦可北去晋州(今临汾)、太原。由龙门县南渡汾水,沿大河东岸南行,过汾阴后,即进入运城盆地。

龙门津渡自先秦以来多有征战,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西向伐秦,与穆公之师战于韩原。战国前期,魏国又渡河占据少梁,以此作为据点扩张势力,建立了西河郡。至秦惠王八年(前 330),“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 秦不仅收复了少梁,还由此地渡河攻占了对岸的两处城市。楚汉战争期间,魏豹据河东以反汉,韩信在临晋聚集船队,虚张声势,将敌军吸引在蒲坂,暗地调兵由夏阳乘木罂潜渡,袭击安邑成功,一举歼敌。《资治通鉴》卷108东晋太元二十一年,载后秦主姚兴遣将攻西燕河东太守柳恭,恭临河据守,不能下。姚兴乃礼聘汾阴薛强为将,“引秦兵自龙门济,遂入蒲坂”。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自代北返途经龙门时,曾遣使祭祀大禹,并置龙门镇于此。

孝昌二年(526),孝明帝又以薛修义为守将,领精兵常驻龙门。永熙三年(534)东西魏分裂,高欢破潼关,屯华阴,龙门都督薛崇礼归降。东魏先后派遣将军薛循义、贺兰懿等率众渡河,占据西岸渡口的要塞杨氏壁。次年(535),守将贺兰懿等见形势不利,弃杨氏壁逃归,龙门两岸津渡即为西魏占领 。周武帝天和二年(570),斛律光犯汾北,围定阳;北周齐国公宇文宪领兵二万自龙门渡河,收复数座城池。

(三)南向崤函

这条道路在新安、宜阳以西的部分又称“崤函道”,崤函道的西段(陕县至潼关)与河东只有黄河一水之隔,河东之南,逾中条山、黄河而与豫西的崤函山区相对,那里是古代关中与华北平原交通联络的陆路主道——豫西通道的艰险地段,古称崤函道。河东师旅如果在蒲津、龙门西渡受阻,或是王屋道东行不畅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南面的风陵渡、茅津(大阳津)或窦津等处渡河,经崤函道西行进入关中;或是东越崤山,进入洛阳盆地,再东去华北大平原。但是中条逶迤,黄河汹涌,其间可以逾涉之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中条山脉南北通道;二是黄河北岸渡口。

1.中条山脉南北通道

由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的通道有:

(1)虞坂(巅軨)道

《太平寰宇记》卷 46 《河东道七·解州安邑县》曰:“中条山,在县南二十里。其山西连华岳,东接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这条道路在盆地中心城市安邑(今盐湖区)之南,翻越山脉后即达河北郡治河北县(今平陆),与陕州(今三门峡市)隔河相对,县南之陕津(大阳津)可渡。通道的山北原上有古虞城,扼守长坂,相传为虞舜所筑,以故得名。该地在《左传》中称为“颠(巅)軨”,是因为中途有山涧横绝,被人用土筑成通道,名为軨桥的缘故。古代河东池盐多用车载经此道运往中原,由于路途艰险,车重难以攀登,因此产生了“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的寓言故事。

《水经注》卷4《河水》:

河水又东经大阳县故城南。……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经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軨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軨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也。……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谓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此盖其困处也。桥之东北山溪中,有小水西南注沙涧,乱流经大阳城东,河北郡治也。沙涧水南流注于河。

《资治通鉴》卷 152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28)正月载长孙稚曰:“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胡三省注:

《水经注》曰:“虞坂,即《左传》所谓颠軨,在傅岩东北十余里,东西绝涧,于中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桥之东北有虞原,上道东有虞城,其城北对长坂二十余里,谓之虞坂。《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正此处也。”

严耕望先生曾对这条路线的道里行程作过考证:“其道由陕州北渡大阳津,东北十七里至河北县,天宝元年更名平陆(今县东北十五里)。又东北盖略循沙涧水谷而上,经傅岩四十五里至軨桥,即古巅軨坂,当沙涧水,东西绝涧幽空,穷深地堑,中间筑以成道,通南北之路,故有軨桥之名。又东北十余里至虞城,在虞原上,大道之东,虞仲所封,所谓北虞,即晋国假道于虞以伐虢者也。城北山道向上及下七山相重二十许里,谓之虞坂,地极险峻,故古人以骐骥驾盐车上虞坂为困境之譬。下坂,西北行三十二里至安邑县(今县);下坂,东北行盖四十二里至夏县(今县)。由安邑、夏县北经绛州、晋州至太原府,此为南北交通之一重要孔道。”

(2)白陉(径)道

这条路线在虞坂道之西,以途经白陉岭而得名,《大清一统志》解州卷山川目“白陉岭”条载:“岭在州东南十五里,跨安邑、平陆二县界,中条之别岭也。”这条路线自解县(今运城市)东南越中条山脉之白陉岭,由今平陆县西北抵陕津,又称“石门道”,是古代池盐外运的另一条通道。《水经注》卷6《涑水》载“泽南面层山,天岩云秀,地谷渊深,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曰白径,南通上阳,北暨盐泽”。《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解县”条云:“通路自县东南逾中条山,出白径,趋陕州之道也。山岭参天,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白径岭焉。”《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解州》曰:“白径岭,在州东南十五里,中条山之别岭也,路通陕州大阳津渡。《志》云:由檀道山陡径出白径岭趋陕州,即石门百梯之险也。唐至德二载郭子仪复河东,贼将崔乾祐走安邑,复自白径岭亡去。”

2.黄河北岸渡口

自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后,即到达黄河北岸,舟楫往来的主要渡口从东向西排列有以下几处:

(1)陕津

古称茅津、茅城津、大(太)阳津,其北岸渡口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故茅城南,该地古时又有“大阳”之称,以故得名。

《水经注》卷4《河水》曰:“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晋败之大阳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是也。东则咸阳涧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陕津注河,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资治通鉴》卷 94东晋咸和三年八月,“(刘)曜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胡三省注:“大阳属河东郡。应劭曰:‘在大河之阳,故曰大阳。’《唐志》,陕州陕县有大阳故关,春秋之茅津也。”

南岸渡口即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之北。

陕津是古代黄河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其原因有二:首先,陕县为豫西通道西段的交通枢纽,是崤山南北二道的交汇之处,由此地可以西通函谷、潼关,直赴关中;或东去新安,或东南赴宜阳,越崤函山区而抵达伊洛平原;因此自古即为晋豫交通之重要码头。

其次,该处河床较窄,仅宽七十余丈,便于涉渡来往。《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陕县》曰:“太阳桥,长七十六丈,广二丈,架黄河为之,在县东北三里。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遣武侯将军丘行恭营造。”

由于陕津沟通晋豫两地,故很早即成为兵家觊觎之所。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虢国随平王东迁,定居于陕,分众据守黄河南北,史称南虢、北虢。《汉书》卷 28上《地理志上》曰:“北虢在大阳。”大阳也称下阳,《春秋·僖公二年》载:“虞师、晋师灭下阳。”杜预注:“下阳,虢邑也。在河东大阳县。”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陕(县)与大阳夹河对岸,故有上阳、下阳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称,实一虢也。”公元前 658年,晋献公假道于虞(今平陆县境),经巅軨道逾中条山脉而攻占虢之下阳;公元前 655年晋军又渡河克上阳,虢公丑奔京师洛邑,国亡。事见《左传》僖公二年、五年。

公元前 624 年,秦穆公渡河伐晋,“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茅津屡为黄河南北军队往来所涉渡,地位显著,北周曾于此设大阳关,以守护津要。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陕县》:“太阳故关,在县西北四里,后周大象元年置,即茅津也。”

(2)浢(窦)津

故址在今山西芮城县南,对岸码头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浢”或作“窦”“郖”,传说汉武帝微服出行,遇辱于窦氏之肆,为其妻解困,后将津渡赐于窦妇,以故得名。但经郦道元考证,应是由于河北渡口在浢水流入黄河之处的缘故。《水经注》卷4《河水》:

门水又北经弘农县故城东,城即故函谷关校尉旧治处也。……其水侧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说者咸云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赉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余按河之南畔夹侧水 有津,谓之浢津。河北县有浢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浢津之名,不从门始。盖事类名同,故作者疑之。竹书《穆天子传》曰:“天子自寘軨,乃次于浢水之阳。丁亥,入于南郑。”考其沿历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门矣。

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灵宝县》:“浢津,在县西北三里。隋义宁元年置关。贞观元年废关置津。”

《读史方舆纪要》卷 41 《山西三·平阳府·芮城县》“浢泉”条:“县东北三十五里,出中条山,南入大河。一名浢泽,其入河处谓之浢津渡,达河南灵宝县。《郡志》云:浢津一名窦津,亦名陌底渡,在芮城县东南四十里王邨。”

严耕望亦考证云:“浢津道者,陕州西南灵宝县(今县,《民国地图集》作故县E110°50’N34°45’)之西北三里有浢津(今渡),亦为大河津渡之要,隋末曾置关。盖由此北渡河至芮城,又北逾山至涑水流域也。”

浢津的地位及作用不如陕津,但是在两岸交兵时,人们多注重陕津的防守,进军的一方往往会出其不意,从被人忽视的浢津渡过黄河。例如,东汉建安十年(205)河东豪强卫固割据该郡,曹操委派杜畿为太守赴任,“(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而杜畿虚张声势,“遂诡道从郖津度”, 平定了这场叛乱。北魏正平二年(452)六月,刘宋派遣“庞萌、薛安都寇弘农,……八月,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浢津南渡,赴弘农。”

(3)风陵渡

在今芮城县风陵渡镇南,地当黄河弯曲处,其北有风陵堆山,渡口与天险潼关隔岸相对,北去蒲津约三十公里,为河东、关中之间要冲。《水经注》卷4《河水》曰:“(潼)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南则河滨姚氏之营,与晋对岸。”严耕望曰:“两军对岸立营,正见为一津渡处。”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2 《华州华阴县》:“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河中府·河东县》:“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五里。与潼关相对。……风陵故关,一名风陵津,在县南五十里。”

春秋时此地即筑有羁马城(阳晋),是秦晋交兵争夺的要镇 。风陵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南面的潼关形势险要,山东之师若欲经崤函道西进关中,容易在此受阻。如果出敌不意,北渡风陵后再由蒲津转涉黄河,即可摆脱敌人主力,顺利进入渭北平原。例如,建安十六年(211)八月,曹操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拥兵十万,于潼关严阵以待。曹操见难以逾越,便接受了徐晃的建议,命令他与朱灵领兵北渡风陵,再西渡蒲坂,先据河西为营;然后亲率大军再次由此途径进入渭北。《三国志》卷 17 《魏书·徐晃传》曰:“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坂,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

曹操此战胜利后,曾向诸将解释了采取这项转移行动的原因,事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九月:

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以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四)北通晋阳

关中师旅从临晋、蒲津渡河后,由河东北上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域——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主要有两条道路。

1.桐乡路

从蒲津沿涑水河谷东北而行,经过虞乡、解县、安邑,在闻喜县境穿越峨嵋台地,渡过汾河,到达正平(唐之绛州,今新绛县);然后至汾曲(今侯马、曲沃县境)沿汾河河谷北上,穿过临汾盆地、灵石峡谷,抵达晋阳。此路之名称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载河中府“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里”。《太平寰宇记》卷 46 《河东道七》载蒲州“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五里”。之所以称为“桐乡路”,是因为中途经过桐乡古城,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河中府绛州》“闻喜县”条:“桐乡故城,汉闻喜县也,在县西南八里。”北周武帝在建德五年(576)出兵河东,北上伐齐,攻占重镇晋州(平阳,今临汾)后,留梁士彦驻守,而将主力经此道南撤,命宇文宪率领,屯于涑水上游待命增援。参见《资治通鉴》卷172陈宣帝太建八年十一月:“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又见《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

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还援晋州。宪遂进军,营于涑水。齐主攻围晋州,昼夜不息。间谍还者,或云已陷。宪乃遣柱国越王盛、大将军尉迟迥、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宪进军据蒙坑,为其后援,知城未陷,乃归涑川。

可见由涑水上游北接汾曲,是有一条能够通行大军的道路,将临汾与运城两座盆地联系起来。后来周武帝在晋州大败齐师,乘胜北上,攻占了晋阳。

桐乡路的道里路程,严耕望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

(桐乡路)由河中府略循涑水南侧东北行,约七十里至虞乡县(今县),又三十里至解县(今县),又东北四十五里至安邑县(今县)。县南东十八里有龙池宫,开元八年置。相近有蚩尤城。由县东北经安邑故城,有青台,上有禹庙,下有青台驿。又北至桐乡故城,去安邑约五十二里,即汉闻喜县也。又北渡涑水八里至闻喜县(今县)。又北六十里至绛州治所正平县(今新绛),去河中二百六十里。

2.汾阴路

由蒲津沿黄河东岸北进,经北乡郡(治汾阴,今万荣县荣河镇)渡过汾水,到达龙门县,再沿汾水北岸东行,至正平与桐乡路汇合 。严耕望先生曾举《资治通鉴》卷 141的史事为例,说明这条道路在北魏时的使用情况。“齐建武四年‘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是龙门至蒲坂才三日程,必直南行至蒲坂,不绕道也。”

东魏天平二年(536)高欢领兵由晋阳南下,亦走汾阴路从龙门趋至蒲津,造浮桥渡河去攻打关中。《周书》卷 2 《文帝纪下》:“(大统)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资治通鉴》卷 157梁武帝大同三年闰月,“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太原,进攻长安,亦由绛州至龙门,分军西渡黄河占领韩城,而自率大兵经汾阴至河东,又由蒲津渡河到朝邑,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日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载开元五年(717)他从五台山出发,沿山西南北主要驿路干线,经由今定襄、忻州、太原、清徐、文水、汾阳、孝义、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稷山、龙门、万荣、永济,过黄河蒲津关而入京畿道河西县境,再经朝邑县、同州抵达长安。

综上所述,河东地区土厚水深,物产丰富;又有山河陵原环绕,易守难攻,水旱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朝后期东西对抗的形势下,河东的位置处于长安、太原、洛阳、邺城等政治重心区域之间,在兼并战争当中,占领该地的一方会获得明显的优势,或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能朝几个方向出兵进攻,从而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故而备受各方君主将帅之瞩目。 +I40aCqQXCQDUF3fE0UtQ35O3B+rgDz3fq+nA+4Pn/hVew0N1X/uWQtsVHDKWD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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