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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河东的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水道旱路四通八达，便于和相邻地域的往来。其境内的汾河、涑水河古时均可航行舟船，入河溯渭，沟通秦晋两地。运城盆地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绛州、平阳、晋阳，即可直达代北。东走垣曲道，逾王屋山，穿过轵道及太行山南麓，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由茅津（今山西平陆）或封陵（今山西风陵渡）渡河，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号称“九朝古都”的洛阳；西越桃林、华下，又能进入关中平原。还可以从西境的龙门（今山西河津）、蒲坂（今山西永济）等地渡河入秦。交通条件的便利，不仅使河东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军队调遣，有助于向各个方向的兵力运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中谈到山西形势特点时，曾强调河东作为交通枢纽区域的重要作用。“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
北朝后期，政治军事斗争的地域表现主要有二，首先是东西对抗的形势重现，形成了关西宇文氏与关东（山东）高氏军事集团的对峙。其次是晋阳—并州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虽将国都由洛阳迁至邺城，但又在晋阳屯驻重兵，设置大丞相府处理政务，以该地为霸府别都，以至于在北方中原形成了邺城、晋阳和长安三个政治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河东适在三地之中，占据了许多关塞津渡，既控制和威胁着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两条干线——晋南豫北通道和豫西通道
，又扼守着黄河、汾河水路与闻喜隘口，阻挡了晋阳之师南下关中平原的几处途径，故在军事上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
由于豫西、晋南豫北通道两条干线的几处关键路段被河东所控制，在东西对峙交战当中，占领它的一方在军事地位上极为有利，既能从多条路线出兵来攻击对手，又可以给敌人的兵力运动带来很大困难，使它们无法将军队顺利投送到对手的心腹要地——政治、经济重心所在的关中或河洛、冀南平原。
下面对河东地区的交通情况分别叙述。
由运城盆地出发，可以通过黄河北岸的道路抵达河洛平原，主要路线是王屋道或称东道、垣曲道、轵关道。是从盆地北部涑水河上游的含口（今绛县冷口镇）东南行，过横岭关，经过皋落（今山西垣曲县皋落乡），穿越王屋山区而抵达邵郡治所垣曲县阳胡城（今垣曲县东南古城镇）；再东经齐子岭、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而进入河内郡界。河内郡属怀州（治今河南沁阳），由该地南渡孟津，可以直抵洛阳，是其在黄河北岸的门户。或由河内北上天井关，进入上党地区；或东过临清关（今河南获嘉）而趋邺城，进入河北平原。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171页考证王屋道曰：
唐代志书，绛州“东南至东都，取垣县王屋路四百八十里”。盖即上考之轵关道。绛州至垣县之行程尚可稍详考之。盖略循洮水河谷而上，经含口，又循清水河谷而下，至皋落故城（今有皋落镇），又四十里至垣县故城，又二十里至垣县（今垣曲）。
第172页：
今日汽车道自绛县东经横岭关、皋落镇，至垣曲县，又东行经王屋镇，济源县，至沁阳，盖即略循此古道而建者。
这条道路出现甚早，春秋前期晋献公向外扩张，就派太子申生进攻皋落，力图控制该道。《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杨伯峻注曰：“东山皋落氏，赤狄别种，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有皋落镇，当即故皋落氏地。”晋文公励精图治，为了出兵中原，与楚国争霸，亦利用了这条道路。《史记》卷 39 《晋世家》载文公二年，“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国由此占领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修武）南阳。文公此行，就是经过皋落到阳樊（今河南济源县南）而进入中原的。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为了开发东道，曾经“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公元前633年，晋军再经此道伐曹、卫以解宋围，遂与楚师决战于城濮，获胜后成为诸侯霸主。东道出兵便利，此后近百年间，晋军多次由此出师至中原，与楚、齐等国争夺霸权。
严耕望先生曾云：“轵关在河阳西北，为太行八陉之南起第一陉，自战国时代已为秦国出兵山东之要道。……是轵关陉为太行八陉之最南者。此陉在历史上极有名，《史记·苏秦传》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又苏代称秦正告魏之词曰：‘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此南阳指太行之南、黄河以北，即汉之河内而言，非汉之南阳郡也；此轵道乃汉河内郡轵道，非长安东郊之轵道也。”
他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列举了多条魏晋南北朝时期轵关通行往来的史料，来证明该地系军道要冲，且为河内趋河东之首途。“是由河阳西北经轵关、齐子岭，为入周境之要道。大略仍战国以来之故道也。”
北魏后期战乱频仍，故在阳胡城建立邵郡，借以加强对这条道路的控制。参见《魏书》卷69《裴延俊附庆孙传》载正光末年，汾州吐京群胡聚党作逆，“（庆孙）从轵关入讨，……乃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肃宗末，遂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
宇文氏与高氏交战时，也屡次派遣偏师经王屋道进攻河内。
《周书》卷34《杨
传》：及齐神武围玉壁，别令侯景趣齐子岭。
恐入寇邵郡，率骑御之。景闻
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
《周书》卷 34 《杨
传》：保定四年，迁少师。其年，大军围洛阳，诏
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
《周书》卷29《刘雄传》：（建德）四年，从柱国李穆出轵关，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获赏。
《北史》卷59《李贤附穆传》：（建德）四年，武帝东征，令穆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并破之。后以帝疾班师，弃而不守。
此外，由蒲津南下绕过风陵堆，可以沿黄河北岸、中条山脉的南麓向东而行，经芮城、平陆而至垣曲古城，与王屋道汇合后再东出齐子岭。
河东通往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沿运城盆地内部的涑水河道而下，或乘舟，或在沿岸陆行，到达河曲的蒲津（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后，渡河自对岸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登陆，即可进入渭北平原，经陆路前往长安。这条道路在先秦时期即成为联系东西方交通的纽带，而且很早就在渡口架设浮桥。《左传》昭公元年（前 541）记载，春秋时秦公子鍼出奔于晋，从车千乘，曾经“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杨伯峻对此注曰：
《尔雅·释水》郭璞注：造舟，“比船为桥。”邢昺疏：“比船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元和郡县志》：“同州朝邑县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唐之朝邑县即今陕西大荔县东之朝邑废县治。……雍，秦国都，今陕西凤翔县。绛，晋国都，今侯马市。
《史记》卷 5《秦本纪》亦载昭王五十年（前 257）“初作河桥”。《史记正义》注曰：“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出巡关东，返回时，也曾由上党经河东首府安邑至蒲津，渡河抵临晋后而归咸阳
。关中人众若由此处东渡蒲津，可以溯涑水而上，经闻喜、正平北去晋州（今山西临汾）、晋阳。或走王屋（垣曲）道远赴河内。长安至临晋、蒲津的道里行程，严耕望先生曾予以详细考述：长安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其行程盖有南北两道。北道由长安北渡渭水七十里至泾阳县（今县），东北至三原、富平、奉先（即今蒲城县），东至同州治所冯翊县（今大荔）。南道由长安东行至东渭桥，过桥至高陵县，又东，沿渭水北岸至栎阳（古县，今镇），东至下邽县（今下邽镇）、潘县（今镇），又东渡洛水至冯翊（今大荔）。
同州南行三十二里有兴德宫，置兴德驿。又渡渭水兴德津至华阴县，接长安、洛阳大驿道。州东北行至龙门渡河，为通太原之另一道。同州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
李晟曰：“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是也。其行程，州东三十五里至朝邑县（今县），当置驿。县东三十步有古大荔国故王城，县西南二里有临晋故城，皆为自古用兵会盟之重地。又东约三十里至大河，有蒲津，乃自古临晋、蒲坂之地，为河东、河北陆道而入关中之第一锁钥。故建长桥，置上关，皆以蒲津名。河之两岸分置河西（今平民县？）、河东县（今永济），夹岸置关城，西关城在河西县东二里，东关城在河东县西二里，河之中渚置中潬城。河桥连锁三城，如河阳桥之制。
涑水道的黄河东岸渡口蒲津，又名蒲反、蒲坂、蒲坂津、蒲津关，在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传说曾为舜都，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建蒲坂县，曹魏—北周时为河东郡治所。其地当河曲冲要，为交通陕、晋、豫三省之控扼枢纽，其得失对于关西、关东两地争雄的政治势力影响甚巨，战略形势极为重要。东方之敌欲夺关中，往往先要力争蒲津，借此来打开门户。而关中集团进兵中原，也经常采取攻占蒲津，再由河东北上晋阳，或东出河北，或南下伊洛平原。故唐朝名相张说在《蒲津桥赞》中称赞其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
清人胡天游也在《蒲州府形胜论》中曾列举历代战例，总结并高度评价了蒲津在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蒲为郡，被河山之固，介雍、豫之交。方春秋战国时，诡诸得之以强其国，重耳得之以抗秦，魏斯得之而雄三晋者也。以山西论之，则为并、汾之外户而障其南；以大势论之，则为关中、陕洛之枢而扼其要。故蒲之所系重矣。以自北而西南者言之，刘渊陷蒲坂，则晋之洛阳危；金娄室破河中，宋关、陕不能守。以自秦、豫而北者言之，前则赫连屈孑攻蒲坂，拓跋为之震动；后则宇文泰取秦州，因得略定汾、绛，而高氏晋州始岌岌以就亡。盖形者居要，所谓得之者雄。……天宝之乱，安禄山据两京，郭子仪谓河东据二京间，得之则二京可复。金末完颜伯嘉上言曰：“中原之有河东，犹人之有肩背。河东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若使他人据之，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 39中，亦将蒲津列为山西首座重险，并陈述了春秋以来该地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蒲津关在平阳府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西至陕西朝邑县三十五里。《左传》文二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此处也。又昭元年“秦公子鍼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也。战国时魏置关于此，亦曰蒲坂津，亦曰夏阳津。《秦纪》：“昭襄王十五年初作河桥。”司马贞曰：“为浮桥于临晋关也。”汉王二年东出临晋关，至河内击虏殷王卬。三年，魏王豹反，韩信击之，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从间道袭安邑，虏豹，遂定魏地。景帝三年七国反，吴王濞反书曰：“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咸与寡人会于洛阳。”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关，盖设关官以讥行旅。后汉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潼关而军，操潜遣徐晃、朱灵度蒲阪津，据河西为营。徐晃谓操：“公盛兵潼关，而贼不复别守蒲津，知其无谋也。”既而操从潼关北渡，遂自蒲坂度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大破超军。晋太元十一年慕容永等自长安而东，出临晋至河东。又苻丕使其相王永传檄四方，会兵临晋讨姚苌、慕容垂。后魏孝昌三年萧宝寅据关中，围冯翊未下，长孙稚等奉命讨之。至恒农，杨侃谓稚曰：“潼关险要，守御已固，无所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稚从之，宝寅由是败散。……
与蒲津隔河相望的西岸渡口临晋，本名大荔，为戎王所据；秦得之后曾“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改为临晋，位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战国初年，魏国曾一度越河占有此地，商鞅强秦后又将其夺回。该渡口处于晋南豫北通道的西端，是关中平原的门户，故《战国策·齐策六》载即墨大夫谓齐王曰：“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
战国秦汉之间，临晋亦多次成为关中与山东势力争夺与会盟之所，钱穆《史记地名考》“临晋”条六记云：“魏文十六，伐秦，筑临晋元里。秦惠文王十二，与魏王会临晋。魏哀十七，与秦会临晋。秦武三，与韩惠王会临晋。汉王从临晋渡，下河内。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由此也能证明临晋、蒲津与涑水道对于古代交通的显著影响。
或称“龙门道”。龙门即禹门口，是黄河东岸的另一处重要古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市东北30公里处，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开凿。《水经注》卷 4 《河水》引《魏土地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黄河流至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惊涛激浪，巨流湍急。而出龙门口后，河道变宽，便一泻千里。龙门以下数百里，两岸数十里沙滩间，洲渚密布，浅滩及分流层出不穷，多有淤沙蛇陷之厄。“故黄河自龙门以下数百里之河道，均无一处理想适宜之渡口；而龙门口以东，又恰为汾水盆地交通之要冲，故龙门口遂成秦晋两地古今驰名之渡口。”
古代汾河下游可以通航，春秋时期，秦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在渭河中游；晋国都绛（今山西侯马），在汾河支流浍河流域；船只顺浍、汾而下，可以经龙门附近的汾河口驶入黄河，转入渭河，进入关中平原。公元前 647年，晋国遭受饥荒，求救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史称“泛舟之役”，就是利用了这一段水道，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北朝时期，汾河水运仍在进行。《魏书》卷110《食货志》载三门都将薛钦上言：“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
由正平（今山西新绛）沿汾河北岸的陆路西行，过高凉（今山西稷山），至龙门峡谷口渡河，登陆后南下即为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东南）。《通典》卷173《同州·冯翊郡》“韩城”条曰：“古韩国谓之少梁。汉为夏阳县。有梁山，……有韩原，即《左传》‘秦晋战于韩原’是也。有龙门山，即禹导河至于龙门是也。鱼集龙门，上即为龙，皆在此。龙门城在县东北，极崄峻。又有龙门关，后周分为郃阳及今县。”过夏阳后进入渭北平原，即可南下咸阳、长安。
关中之旅由夏阳东渡，对岸是汾阴故城，有著名的后土祠，岸边津渡称为汾阴渡或后土渡，可供舟楫来往。东汉建武初年，邓禹领兵自汾阴渡河入夏阳，即由此处。西魏大统三年（537），高欢率师自晋阳南下，“将自后土济”
，也是企图经此进入关中。由汾阴东北行，渡过汾水，即至龙门县。《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绛州》曰：“龙门县，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晋献公灭之以赐赵夙。秦置为皮氏县，汉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属北乡郡。”由此沿汾水北岸东行，至稷山、正平，亦可北去晋州（今临汾）、太原。由龙门县南渡汾水，沿大河东岸南行，过汾阴后，即进入运城盆地。
龙门津渡自先秦以来多有征战，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西向伐秦，与穆公之师战于韩原。战国前期，魏国又渡河占据少梁，以此作为据点扩张势力，建立了西河郡。至秦惠王八年（前 330），“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
秦不仅收复了少梁，还由此地渡河攻占了对岸的两处城市。楚汉战争期间，魏豹据河东以反汉，韩信在临晋聚集船队，虚张声势，将敌军吸引在蒲坂，暗地调兵由夏阳乘木罂潜渡，袭击安邑成功，一举歼敌。《资治通鉴》卷108东晋太元二十一年，载后秦主姚兴遣将攻西燕河东太守柳恭，恭临河据守，不能下。姚兴乃礼聘汾阴薛强为将，“引秦兵自龙门济，遂入蒲坂”。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自代北返途经龙门时，曾遣使祭祀大禹，并置龙门镇于此。
孝昌二年（526），孝明帝又以薛修义为守将，领精兵常驻龙门。永熙三年（534）东西魏分裂，高欢破潼关，屯华阴，龙门都督薛崇礼归降。东魏先后派遣将军薛循义、贺兰懿等率众渡河，占据西岸渡口的要塞杨氏壁。次年（535），守将贺兰懿等见形势不利，弃杨氏壁逃归，龙门两岸津渡即为西魏占领
。周武帝天和二年（570），斛律光犯汾北，围定阳；北周齐国公宇文宪领兵二万自龙门渡河，收复数座城池。
这条道路在新安、宜阳以西的部分又称“崤函道”，崤函道的西段（陕县至潼关）与河东只有黄河一水之隔，河东之南，逾中条山、黄河而与豫西的崤函山区相对，那里是古代关中与华北平原交通联络的陆路主道——豫西通道的艰险地段，古称崤函道。河东师旅如果在蒲津、龙门西渡受阻，或是王屋道东行不畅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南面的风陵渡、茅津（大阳津）或窦津等处渡河，经崤函道西行进入关中；或是东越崤山，进入洛阳盆地，再东去华北大平原。但是中条逶迤，黄河汹涌，其间可以逾涉之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中条山脉南北通道；二是黄河北岸渡口。
由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的通道有：
（1）虞坂（巅軨）道
《太平寰宇记》卷 46 《河东道七·解州安邑县》曰：“中条山，在县南二十里。其山西连华岳，东接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这条道路在盆地中心城市安邑（今盐湖区）之南，翻越山脉后即达河北郡治河北县（今平陆），与陕州（今三门峡市）隔河相对，县南之陕津（大阳津）可渡。通道的山北原上有古虞城，扼守长坂，相传为虞舜所筑，以故得名。该地在《左传》中称为“颠（巅）軨”，是因为中途有山涧横绝，被人用土筑成通道，名为軨桥的缘故。古代河东池盐多用车载经此道运往中原，由于路途艰险，车重难以攀登，因此产生了“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的寓言故事。
《水经注》卷4《河水》：
河水又东经大阳县故城南。……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经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軨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軨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也。……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谓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此盖其困处也。桥之东北山溪中，有小水西南注沙涧，乱流经大阳城东，河北郡治也。沙涧水南流注于河。
《资治通鉴》卷 152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28）正月载长孙稚曰：“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胡三省注：
《水经注》曰：“虞坂，即《左传》所谓颠軨，在傅岩东北十余里，东西绝涧，于中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桥之东北有虞原，上道东有虞城，其城北对长坂二十余里，谓之虞坂。《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正此处也。”
严耕望先生曾对这条路线的道里行程作过考证：“其道由陕州北渡大阳津，东北十七里至河北县，天宝元年更名平陆（今县东北十五里）。又东北盖略循沙涧水谷而上，经傅岩四十五里至軨桥，即古巅軨坂，当沙涧水，东西绝涧幽空，穷深地堑，中间筑以成道，通南北之路，故有軨桥之名。又东北十余里至虞城，在虞原上，大道之东，虞仲所封，所谓北虞，即晋国假道于虞以伐虢者也。城北山道向上及下七山相重二十许里，谓之虞坂，地极险峻，故古人以骐骥驾盐车上虞坂为困境之譬。下坂，西北行三十二里至安邑县（今县）；下坂，东北行盖四十二里至夏县（今县）。由安邑、夏县北经绛州、晋州至太原府，此为南北交通之一重要孔道。”
（2）白陉（径）道
这条路线在虞坂道之西，以途经白陉岭而得名，《大清一统志》解州卷山川目“白陉岭”条载：“岭在州东南十五里，跨安邑、平陆二县界，中条之别岭也。”这条路线自解县（今运城市）东南越中条山脉之白陉岭，由今平陆县西北抵陕津，又称“石门道”，是古代池盐外运的另一条通道。《水经注》卷6《涑水》载“泽南面层山，天岩云秀，地谷渊深，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曰白径，南通上阳，北暨盐泽”。《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解县”条云：“通路自县东南逾中条山，出白径，趋陕州之道也。山岭参天，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白径岭焉。”《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解州》曰：“白径岭，在州东南十五里，中条山之别岭也，路通陕州大阳津渡。《志》云：由檀道山陡径出白径岭趋陕州，即石门百梯之险也。唐至德二载郭子仪复河东，贼将崔乾祐走安邑，复自白径岭亡去。”
自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后，即到达黄河北岸，舟楫往来的主要渡口从东向西排列有以下几处：
（1）陕津
古称茅津、茅城津、大（太）阳津，其北岸渡口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故茅城南，该地古时又有“大阳”之称，以故得名。
《水经注》卷4《河水》曰：“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晋败之大阳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是也。东则咸阳涧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陕津注河，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资治通鉴》卷 94东晋咸和三年八月，“（刘）曜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胡三省注：“大阳属河东郡。应劭曰：‘在大河之阳，故曰大阳。’《唐志》，陕州陕县有大阳故关，春秋之茅津也。”
南岸渡口即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之北。
陕津是古代黄河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其原因有二：首先，陕县为豫西通道西段的交通枢纽，是崤山南北二道的交汇之处，由此地可以西通函谷、潼关，直赴关中；或东去新安，或东南赴宜阳，越崤函山区而抵达伊洛平原；因此自古即为晋豫交通之重要码头。
其次，该处河床较窄，仅宽七十余丈，便于涉渡来往。《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陕县》曰：“太阳桥，长七十六丈，广二丈，架黄河为之，在县东北三里。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遣武侯将军丘行恭营造。”
由于陕津沟通晋豫两地，故很早即成为兵家觊觎之所。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虢国随平王东迁，定居于陕，分众据守黄河南北，史称南虢、北虢。《汉书》卷 28上《地理志上》曰：“北虢在大阳。”大阳也称下阳，《春秋·僖公二年》载：“虞师、晋师灭下阳。”杜预注：“下阳，虢邑也。在河东大阳县。”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陕（县）与大阳夹河对岸，故有上阳、下阳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称，实一虢也。”公元前 658年，晋献公假道于虞（今平陆县境），经巅軨道逾中条山脉而攻占虢之下阳；公元前 655年晋军又渡河克上阳，虢公丑奔京师洛邑，国亡。事见《左传》僖公二年、五年。
公元前 624 年，秦穆公渡河伐晋，“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茅津屡为黄河南北军队往来所涉渡，地位显著，北周曾于此设大阳关，以守护津要。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陕县》：“太阳故关，在县西北四里，后周大象元年置，即茅津也。”
（2）浢（窦）津
故址在今山西芮城县南，对岸码头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浢”或作“窦”“郖”，传说汉武帝微服出行，遇辱于窦氏之肆，为其妻解困，后将津渡赐于窦妇，以故得名。但经郦道元考证，应是由于河北渡口在浢水流入黄河之处的缘故。《水经注》卷4《河水》：
门水又北经弘农县故城东，城即故函谷关校尉旧治处也。……其水侧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说者咸云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赉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余按河之南畔夹侧水
有津，谓之浢津。河北县有浢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浢津之名，不从门始。盖事类名同，故作者疑之。竹书《穆天子传》曰：“天子自寘軨，乃次于浢水之阳。丁亥，入于南郑。”考其沿历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门矣。
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6 《河南道二·陕州灵宝县》：“浢津，在县西北三里。隋义宁元年置关。贞观元年废关置津。”
《读史方舆纪要》卷 41 《山西三·平阳府·芮城县》“浢泉”条：“县东北三十五里，出中条山，南入大河。一名浢泽，其入河处谓之浢津渡，达河南灵宝县。《郡志》云：浢津一名窦津，亦名陌底渡，在芮城县东南四十里王邨。”
严耕望亦考证云：“浢津道者，陕州西南灵宝县（今县，《民国地图集》作故县E110°50’N34°45’）之西北三里有浢津（今渡），亦为大河津渡之要，隋末曾置关。盖由此北渡河至芮城，又北逾山至涑水流域也。”
浢津的地位及作用不如陕津，但是在两岸交兵时，人们多注重陕津的防守，进军的一方往往会出其不意，从被人忽视的浢津渡过黄河。例如，东汉建安十年（205）河东豪强卫固割据该郡，曹操委派杜畿为太守赴任，“（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而杜畿虚张声势，“遂诡道从郖津度”，
平定了这场叛乱。北魏正平二年（452）六月，刘宋派遣“庞萌、薛安都寇弘农，……八月，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浢津南渡，赴弘农。”
（3）风陵渡
在今芮城县风陵渡镇南，地当黄河弯曲处，其北有风陵堆山，渡口与天险潼关隔岸相对，北去蒲津约三十公里，为河东、关中之间要冲。《水经注》卷4《河水》曰：“（潼）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南则河滨姚氏之营，与晋对岸。”严耕望曰：“两军对岸立营，正见为一津渡处。”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2 《华州华阴县》：“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河中府·河东县》：“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五里。与潼关相对。……风陵故关，一名风陵津，在县南五十里。”
春秋时此地即筑有羁马城（阳晋），是秦晋交兵争夺的要镇
。风陵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南面的潼关形势险要，山东之师若欲经崤函道西进关中，容易在此受阻。如果出敌不意，北渡风陵后再由蒲津转涉黄河，即可摆脱敌人主力，顺利进入渭北平原。例如，建安十六年（211）八月，曹操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拥兵十万，于潼关严阵以待。曹操见难以逾越，便接受了徐晃的建议，命令他与朱灵领兵北渡风陵，再西渡蒲坂，先据河西为营；然后亲率大军再次由此途径进入渭北。《三国志》卷 17 《魏书·徐晃传》曰：“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坂，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
曹操此战胜利后，曾向诸将解释了采取这项转移行动的原因，事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九月：
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以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关中师旅从临晋、蒲津渡河后，由河东北上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域——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主要有两条道路。
从蒲津沿涑水河谷东北而行，经过虞乡、解县、安邑，在闻喜县境穿越峨嵋台地，渡过汾河，到达正平（唐之绛州，今新绛县）；然后至汾曲（今侯马、曲沃县境）沿汾河河谷北上，穿过临汾盆地、灵石峡谷，抵达晋阳。此路之名称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载河中府“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里”。《太平寰宇记》卷 46 《河东道七》载蒲州“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五里”。之所以称为“桐乡路”，是因为中途经过桐乡古城，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 12 《河东道一·河中府绛州》“闻喜县”条：“桐乡故城，汉闻喜县也，在县西南八里。”北周武帝在建德五年（576）出兵河东，北上伐齐，攻占重镇晋州（平阳，今临汾）后，留梁士彦驻守，而将主力经此道南撤，命宇文宪率领，屯于涑水上游待命增援。参见《资治通鉴》卷172陈宣帝太建八年十一月：“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又见《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
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还援晋州。宪遂进军，营于涑水。齐主攻围晋州，昼夜不息。间谍还者，或云已陷。宪乃遣柱国越王盛、大将军尉迟迥、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宪进军据蒙坑，为其后援，知城未陷，乃归涑川。
可见由涑水上游北接汾曲，是有一条能够通行大军的道路，将临汾与运城两座盆地联系起来。后来周武帝在晋州大败齐师，乘胜北上，攻占了晋阳。
桐乡路的道里路程，严耕望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
（桐乡路）由河中府略循涑水南侧东北行，约七十里至虞乡县（今县），又三十里至解县（今县），又东北四十五里至安邑县（今县）。县南东十八里有龙池宫，开元八年置。相近有蚩尤城。由县东北经安邑故城，有青台，上有禹庙，下有青台驿。又北至桐乡故城，去安邑约五十二里，即汉闻喜县也。又北渡涑水八里至闻喜县（今县）。又北六十里至绛州治所正平县（今新绛），去河中二百六十里。
由蒲津沿黄河东岸北进，经北乡郡（治汾阴，今万荣县荣河镇）渡过汾水，到达龙门县，再沿汾水北岸东行，至正平与桐乡路汇合
。严耕望先生曾举《资治通鉴》卷 141的史事为例，说明这条道路在北魏时的使用情况。“齐建武四年‘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是龙门至蒲坂才三日程，必直南行至蒲坂，不绕道也。”
东魏天平二年（536）高欢领兵由晋阳南下，亦走汾阴路从龙门趋至蒲津，造浮桥渡河去攻打关中。《周书》卷 2 《文帝纪下》：“（大统）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资治通鉴》卷 157梁武帝大同三年闰月，“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太原，进攻长安，亦由绛州至龙门，分军西渡黄河占领韩城，而自率大兵经汾阴至河东，又由蒲津渡河到朝邑，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
日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载开元五年（717）他从五台山出发，沿山西南北主要驿路干线，经由今定襄、忻州、太原、清徐、文水、汾阳、孝义、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稷山、龙门、万荣、永济，过黄河蒲津关而入京畿道河西县境，再经朝邑县、同州抵达长安。
综上所述，河东地区土厚水深，物产丰富；又有山河陵原环绕，易守难攻，水旱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朝后期东西对抗的形势下，河东的位置处于长安、太原、洛阳、邺城等政治重心区域之间，在兼并战争当中，占领该地的一方会获得明显的优势，或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能朝几个方向出兵进攻，从而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故而备受各方君主将帅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