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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却把强奸并用重物击打女孩头部致其重伤的罪责，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他或许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现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行也无可逃脱。
只是程兵一时莽撞，到头来把自己也套了进去。
“那他当送水工是怎么回事？抓住王二勇，是碰巧还是他计划的？”我问老张。
“碰巧？能碰得这么巧？”老张笑笑说，“人一旦铁了心，没啥做不出来的事，王大勇铁了心不让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个字都不说，程队长却是铁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还是要抓！”
王二勇归案后，程兵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狱之后追踪王二勇的经过。那份有关追踪和抓捕经过的《情况说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办案民警记在了心里。
“程兵出狱之前，局里也做过打算。他当年入狱的案情比较特殊，又当过那么多年警察，受过专业训练，局里既可怜他的境遇，又担心他在外面走弯路，所以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老张补充说。
程兵入狱后，妻子便和他协议离了婚，宝贝女儿也归女方抚养，出狱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没有了。领导给程兵介绍了一份在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担任后勤的工作，这样既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能让他离公安系统“近一些”，便于管理。
但程兵却拒绝了局里的安排，说自己要出去打工赚钱，局里没办法，说外出可以，但出狱的前五年还得遵守《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谈话，程兵说程序他知道，没有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本市，后来社区民警定期叫他回来做谈话记录，他也会回来，问他在哪儿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也实话实说。有时，程兵也还会问起“8·22”案，社区民警以为他只是好奇，就告诉他还在查。
从2009年至2013年的四年间，程兵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说明的打工地点，都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工作类型也十分芜杂：摆过夜市，做过搬运工、夜班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甚至还干过网吧保安、小区门卫，等等。
有认识程兵的民警问他，别人打工都去“北上广深”，你打工怎么总往欠发达地区跑？你以前好歹也是个刑警队长，大专学历，你看你净找了些什么工作？
程兵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统待了很多年，受够了约束和管制，想找个自由点的工作。听他这么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更没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为了寻找王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