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秩序的最终胜利

一

从不同方面针对个人主义的情感运动没有再导致灵魂的动荡。自由贸易的欣欣向荣奠定了自由逐利方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曼彻斯特学派使其成为一门权威的学说。自由贸易的哲学。它不像时下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狭隘。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的新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但对它来说，关键的时代还未结束。过度的个人主义引发的情感运动，在灵魂深处留下了强烈的不安感。这种感觉每时每刻都侵蚀着心灵，瓦解着曾经的信仰，以便迎接新的信仰，尽管新的信仰还可能处于未知之中。然而人唯一要求的是自己的意见得到保证。为此一句话，仅仅是一句带有权威性的话，就足以排解他的疑虑。1848年至1860年间的英国社会得到的不只一句话——它获得了，或者说它以为自己获得了完整的示范。1846年谷物权的废除和其他鼓励自由贸易的重要举措，如1849年《航海法》的废除，开启了一段工商业极大繁荣的时期。 ¹ 英国增长的经济力量所激发出的热情，甚至蔓延到了海外， ² 它给所有社会阶层包括工人群众在内都带来了福祉，这不仅平息了不满情绪，还展现出了自由逐利方式的优越性。

理论反过来将事实升华为信条。面向资产阶级的曼彻斯特学派就致力于发展理论。这些曼彻斯特学者属于工商业阶层，他们原本对抽象概念丝毫不感兴趣，但自由放任理论的经济意义吸引了他们。他们相信在自由放任的箴言中能够找到解决实际需求问题的普遍办法，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全部哲学理论。根据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自由竞争、国家干预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完全退出，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对于物质和精神、对于国内生活和国际关系都有益处的神圣法则。 ³ 自由竞争允许每个人以最功利的方式利用资源，这有助于形成对个人力量的信心、独立勇敢的精神和自尊。自由贸易促使人们将精力转向工业领域中的和平竞争，从而确保了民族之间的和平，可以实现更大层面上文明的繁荣和持续进步。 ⁴ 国家政策据此被勾勒出来，人们用三个词总结——“和平、撤退、经济”：维持和平，不以捍卫国家尊严或保持民族地位为借口卷入别国事务，不通过税收压榨公民，允许他们致富。 ⁵

在反对者眼里，曼彻斯特学派是卑鄙的工厂主和小店主的哲学——实际上它不像我们今天以为的那样狭隘。曼彻斯特学派对工业道德力量的信仰，与某些理想主义者、空想家是一致的，都是在夸大这种信仰：如圣西门主义者，他们将工业看作一门宗教事业，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教派”。“一切为了工业，一切依靠工业”是圣西门的座右铭。对他来说，同样对他的门徒来说，工业肯定了进步的法则，以劳动的主宰，取代游手好闲、特权和刀剑的野蛮力量的统治。曼彻斯特学派的口号与圣西门主义不谋而合：“让每个个人遵循他的才能，让每种才能遵循它的使命”；“用工业组织取代战争”。两个派别的分歧体现在组织工业的最佳方式的选择上。圣西门派选择了基于爱的普遍联合，曼彻斯特学派选择了普遍竞争，但追求的最终结果是相同的：人类的幸福。对一般人充满了爱和仁慈，与民族沙文主义誓死为敌，在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向贵族特权和“地主精神”发动战争，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自由发展的力量——曼彻斯特运动是一个整体上比“资产阶级”更民主的运动。 ⁶ 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是商人和工厂主对个人主义传统的运用，是理性个人主义《圣经》和福音书。 ⁷

二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最终宣告，独立个人的概念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永恒真理。他的思想派生自边沁的有用性原则：对快乐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通过观念的联想，使利己主义成为利他主义。正是功用，命令社会承认最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秩序的自由，并预设了政府的形式，而政府必须是民主和代议制的。这些结论和边沁的结论一样，来自抽象的推理，与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者达成了完美的一致。密尔从边沁的学说中借鉴了道德、政治，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折中方案，但它们都没有带来显著的改变。密尔无非是弘扬和升华了边沁的学说，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他作品激昂的语调上。这些特征使他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思想导师，使他能够用比以往都更加强大的力量，宣扬激进个人主义、否定精神和平权。

大约在同一时间，这本“福音书”出现了新的版本，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启示——它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用一种面向未来和排除一切疑问的姿态，宣称独立个人的概念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永恒真理。知识精英们的想法曾经被卡莱尔等人动摇过，现在，他们又都回归了原本的信念，而且态度更加坚定。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语调、他迷人的逻辑牢牢吸引着知识精英。他因此占据着，并且在很多年间塑造着他们的思想。

密尔的学说，归根到底是边沁主义的。他的起点同样是功利的概念，依靠的同样是观察和经验的方法。他同样认为人只想要和追求令自己愉悦的事物。但他对于快乐的表述与边沁相反，认为衡量快乐的正确方式应该同时考虑数量和质量。与其做一头快乐的猪不如做一个不快乐的人。最彻底的快乐应当也是最崇高的。因此，个人追求个人幸福的方向应当也是追求人类幸福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幸福只有在全体人类的幸福中才能得到充分实现，而利己主义要想成为真理，必须以利他为前提。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生活对人类而言是如此自然、习以为常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在人类特有的观念之间加以联系的心理进程中，他们很自然地将自身命运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两个概念是无法在精神上分离的。人的智慧是它的源泉和工具，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联想还会不断确认和强化。“的确，在文明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个人无法对同胞有完整的共情。正是得益于这份共情，个人行为才不会真正偏离全体的方向。”但实际上，这种文明也是阶段性的，它是人性持续完善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社会在等待千禧之年的到来，到那时，个人的幸福就等于全体的幸福。在此期间，社会应该怎样对待个人？密尔在他的作品《论自由》中回答道：在所有与个人切身相关的事情上，社会都应该给予他自由。社会只有在需要自我保护的情况下才可以触犯个人自由。个人的物质或精神福祉不是社会进行干涉的充分理由。“个人拥有对他自己，他的身体和精神的最高权力。”如果社会认为有理由限制个人自由，它必须解释理由，说服个人，绝不能强迫他们，无论强迫是物质上的还是纯粹精神层面的。尽管我们习惯性地这样理解，但自由也不仅仅指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是自由的一个方面。除了国家的暴政外，还存在另一种同样残酷的暴政，那就是道德和习俗带来的观念上的暴政，这和制度上的滥权同样严重。而密尔希望的，是将个人从道德和习俗的滥权中解放出来。而且，他的所有主张都是以利益的名义提出的，既没有依据某种抽象的理念，也不是因为某种不可置疑的命令。人只有在个人的享乐欲望能够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会谋求全体的幸福。将自由给予个人，因为这样做有它的功用：“如果允许每个人都以对自己有利而非有利于他人的方式生活，人类将变得更好。”

人在一切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有自主权，如果说这一点应当成为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我们至少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这种自主权也是物质生活的最高准则，包括追求、创造和分配财富。密尔虽然比他的经济学家前辈更经常地思考社会，思考集体，思考个人应当做出的牺牲，但他没有忘记强调那项崇高的原则：“自由放任应当成为普遍的实践；除非由于某些重大利益的要求，否则任何对这一实践的违反都必然是一种罪恶。”对于密尔来说，竞争“没有任何坏处，相反是有益和必需的”。他反对大企业、代理制，总而言之，反对一切对个人造成束缚、阻碍社会最底层人士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的经济制度和机构。

这一原则定义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同时，也相应地预设了社会和政府的形式。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唯一捍卫者”，那么很显然，所有人都应当参与最高权力。如果有个别成员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他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与其他人同样的保护，他们自身的发展、获得的激励和展现个性的机会就会减少。然而，由于无法让每一个人都亲自参与公共事务，代议制政府就成为了最完美的政府类型。

J.S.密尔得出这些结论所走的道路，带有最纯正的边沁主义的烙印，事实上，这正是边沁走过的道路，即抽象推理的道路。每个人都倾向于在全体的幸福中追求自身的幸福，这仅仅是一种不属于任何实际经验的公设。个体幸福与普遍幸福之间产生的观念联系成为一道桥梁，虽然结构巧妙，却完全是由想象的木板搭建而成，是为抽象理论中的乘客设计的。的确，完美的观念联系需要完美的智慧。为了彻底实现这些假说，需要将它们交付给一个更先进的文明——这是抽象推理的新发展，即按照人未来可能的样子，而不是照他现在的样子进行推测。对密尔而言，人类未来的境况必定会改善，因为教育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像软蜡一样给人印上他们想要的一切。但这种推理可以获得具体经验的支持吗？

密尔把人放在乐观主义的棱镜里，设想其不断走向完善——自由的讨论足以启迪这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而追求幸福的能力构成了他在社会中的自主权。这个人作为密尔的主体，不仅存在于道德秩序中，而且在政治领域——这个事物的相对性表现得非常明显的领域——里也成立。政治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个人利益以机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存于这个社会中。这些利益数量众多，无法对它们直接加以调整。最终，密尔把政治社会简化成了一个具有选举机制的合股公司，由选举机构来管理。这就如同密尔把个人道德归为一种思想机制，思想机制运作着思想之间的关联，并且构成了“人身上的道德能力”。思想联合的程度越高，人离自己的道德目标就越近。同样地，选举机制越完善，国家政府就相应地更加完善。这也是为什么密尔在得知黑尔提倡比例代表制，并且在此之后又提出了选举机制的完善方案时，感到如此欢欣鼓舞。这份喜悦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这一政治艺术的伟大发明，”密尔说，“使我充满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全新的和更加热切的希望。”

因此，J.S.密尔虽然已经否定法律是社会的基础，以免陷入法国思想家的错误，却还是构筑了一个和后者类似的建筑。他没有其他的可能，因为无论是空想家还是密尔，他们拥有的材料是相同的。J.S.密尔的法国功利主义者前辈们，如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主义者，也将个人利益视作社会的准则，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结论和卢梭相同，尽管他们与卢梭之间在道德和心理上隔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都通过对“人”，即作为单子的人的演绎推导来得出结论；像唯物主义者要求的那样，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协调起来，或者像让-雅克·卢梭要求的那样，把所有的个体意志都汇集到集体意志中去——对于宪法制订者来说，并无区别，因为“个体利益”和“个体意志”的唯一持有者都是“人”，单子的人。无论就主体，还是就抽象推理的方式而言，边沁都与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者完全一致，尽管他本人对此极力否认。于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作为边沁的门徒，尽管他热衷于批评“几何和抽象的方法”，他最终获得的结果，却是和理性主义者相同的。

密尔在忠实地再现了边沁学说的同时，也给它带去了一些新的气质——他在不改变边沁学说的实质和实践意义，甚至不改变它的缺陷的情况下，增加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成为他在舆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密尔在追求享乐的人类行为的基础上，引入了“质量”作为更高层次的动机，他将这种动机解释为“人类共有的尊严感”。因此，与边沁不同的是，他没有把个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功利主义道德的标准，而是把这一标准放在了全体人类的最大福祉上。这并非是因为全体利益曾包含在个人利益里，二者在物质上是一致的，人只需要根据自身的意愿行动，和谐就会自动形成；而是因为人自己在心智中创造了这种和谐，他们是从精神层面将个人幸福与全体幸福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个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密尔在一开始就向反对者敞开了大门。但他没有给任何反对者站稳脚跟的机会——他放弃了严格的自由放任原则；他比任何前辈都更愿意承认正统经济学的教学中存在漏洞；他确立了自己理论家的地位。他甚至敢于拥护那些否认财产绝对性的异端。他不承认土地收入有这种特性，但自发地将这种特性赋予劳动和资本收入。在他看来，土地租金，来自独立于人之外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土地价值增长，这类收入应当用于造福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和个人品格的展现。最后，他特别宽容地向自己的敌人——社会主义者们承认，个人财产只是财富分配的可能类型之一，而且是一种终将消亡的类型。

密尔对政府理想形态的看法更加绝对：对任何走出了孩童时代的民族来说，代议制民主都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密尔自己也承认，代议制民主存在一些“缺陷和危险”，对此他也在寻找解决办法。

在政治上、道德上、政治经济学上，密尔处处给对手留足了篇章。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学说反而有助于他的成功——他给公众留下了既公正又真诚、既大胆又开明的迷人印象，他还安抚了不满情绪，平息了边沁学说引发的焦虑，收获了来自反对者的好感。

密尔的所有让步和前进，相比于织进布料里的线纱，更像是十字布表面的绣样——它并未改变边沁学说的材质和肌理。个人依旧是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标准；密尔所设想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其依据依旧是它们在个人身上的反应。 ⁸ 但对个人利益的设想被置于了一个新的背景中，比边沁时期更加具有吸引力，个人利益原本附带的利己主义的丑态 （odium）也消失不见了，边沁主义粗糙的护符如今被唯美的光环环绕。 ⁹

这样改造后的学说的底色，带有一种对民众、对渺小和卑微者的宽厚感情的特殊气息，因此显得更加高尚。密尔的作品中渗透着对劳动阶层的深刻同情，充满了从物质和精神上帮助他们的强烈关切。如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将《圣经》作为穷人和受压迫人士的书籍，在密尔的笔下，政治经济学就是劳动者的书籍。它取代的是如同重型车辆一样将弱者碾压而过的冷酷无情的“普遍法则”。在密尔作品的字里行间，在他那和谐而平静的逻辑表层之下，有同一种同情与爱的精神在涌流，如同强劲的水流。《功利主义》难道不也像基督教祝圣仪式中的圣餐变体一样，是对某种奥义的哲学的赞歌吗？作为圣体的面包和葡萄酒满足了基督徒肉体上的食欲，他们因此和基督的灵魂、神性达成了情感上的互通；同样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通过观念的联想，也可以实现全体人类的至乐和福祉。《论自由》的小书是另一首歌：它和《雅歌》一样是一首关于爱情的圣歌，彼此相爱的是人和独立思想。当然，密尔歌颂独立思想之美时的雄辩语言并不逊色于书拉密的女子在国王诗句中的魅力。但密尔所描述的幸福既不需要基督的圣宠，也不需要耶路撒冷之女的垂青——仅仅作为人就足够了。密尔始终将自己作为世界的公民，他的主题始终是“人和自己的同胞”，“人”和“人类”。

密尔的作品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宣言：自由、平等、博爱！但他表达的方式是旧英国式的，没有悲怆的动作，也没有爆发的声音或喷涌的情感，一切都通过看上去极其科学严谨的推理呈现了出来。他的语言既清晰又明确，不带有任何形而上的成分；他的普遍主张总是伴随对现实的思虑，并且以丰富的事实为依据；他的关切始终是讲求实际结果的。在一个崇尚，或至少曾经崇尚用理性克制情感、用经验掌控理性的社会，密尔的语言成为变动中的社会和政治的最好指引。他的重要行动，是将卡莱尔主义者、狄更斯主义者等人唤起的情感引向了科学逻辑的方面。这也是密尔成为精神领袖，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领袖的原因：年轻人同时富有思想和心灵上的热情，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心灵的激荡中，他们还蕴藏了一份理性的骄傲。他们通过培育理性来维持甚至加剧心灵的冲动，反之亦然。正如当时一位观察家所言：“年轻一代确实十分受卡莱尔的感染，但如果让他把那些人叫醒，让他们走到窗边，看看窗外的景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回到床上呼呼大睡。卡莱尔的呐喊太过语无伦次，无法提供任何类似新福音的存在，他也未能赢得知识阶层。但密尔做到了。” ¹⁰ 随着“归纳法之帆”的扬起，他怀着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理论的信任，在人道主义的气流的助推下，将抽象的理性主义带到了彼岸。他使英国社会续签了与激进个人主义的租约，并沿着它所通向的道路——否定传统事物秩序的道路、政治和社会的平坦化道路——进一步前进。

三

个人主义的学说仍然无可撼动。它垄断了思想，它在实践层面也没有任何与之抗衡的力量。导致这种情况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国内政治教育的缺乏 （新的统治阶级对政治教育的投入甚至比分配情况糟糕的初等教育还要少）；巴麦尊时代最后几年在胜利和繁荣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政治生活没有活力。

一切都在共同推动这场思想运动。当时的思想界没有产生能够与密尔抗衡的学说，在思辨领域个人主义依旧无可撼动。唯一一次抵抗来自感伤主义：包含教会、封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感伤主义。感伤主义者用来对抗个人主义的武器更加锐利，但它的作用范围有限，无法击伤躲藏在观念和事实的堡垒背后的强大敌人。他们呼唤情感，这或多或少触动了舆论，但未能改变它原本的走向。他们收到的最重要的致意来自实践领域：订立了工厂劳动的保护性法律。这些精神的运动，这些立法行动不过是证实了普遍规则中也有例外。很多年间，英国思想浸淫在个人主义的学说中，并保持着对其他一切学说的封闭。而英国社会要想对良知进行新的审视，需要的是外部世界的诸多事件引发的深深幻灭感与可怕冲击。 ¹¹

个人主义不仅主宰着思想界，在实践中也畅行无阻：中产阶级胜利后的公共生活的疲软，以及国家政治教育的缺失，不仅没有如预想的那样，阻碍理性个人主义上升的路径，反而对它的上升有促进作用。上述情况造成的道德空虚为抽象观点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实际上，相比1832年以前，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没有明显的进步。1832年后执掌权力的资产阶级尽管在议会选举问题上表现得比贵族阶层更加智慧和慷慨，却没有改变事情的面貌。自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以来，民间自发行动通过机械学院、其他课程与会议组织，以及低成本的出版物，为教育在成人中的普及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当这些工作不再受到教士和狂热信徒的威胁时，它也加速地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原本的服务对象——工厂工人 （机械工）和人民群众没有成为受益者。获益的仅仅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此外，教学的技术导向和功利性太强，真正培养思想的部分太少，政治教育的部分则完全缺失。积极意愿和基础教育的不足，导致政治教育缺乏成熟的土壤。1807年，惠特布雷德 （Whitbread）提出了建立公共教育系统的议案。 ¹² 然而，该议案在讨论期间遭到了很多反对，即便是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人也表示：“如此获取知识的便利会引导人民学习政治，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阴谋诡计。” ¹³ 1932年之后占据政治舞台的辉格党人没有公开发表类似的言论，但他们也或多或少相信，让人民“学习政治”不是一件好事。的确，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常谈及人民的政治教育， ¹⁴ 但相关的话语总是点到即止。 ¹⁵ 城市中的一小群工人阶级精英凭借个人的力量，成功地登上了科学之树。他们匆匆摘取了普世观念的尚且青涩的果实。他们向统治阶级发起了进攻——后者建起的高楼遮盖了众多人民的苦难：每个人都生而自由，“上帝给了人们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我们要在慈善之前实现正义”。 ¹⁶ 王国中只有少数由英国国教掌控或私人经营的学校，人民群众甚至没有机会学习最基本的常识。国家漠视公共教育，一直到1833年之后，才开始对公共教育有少量投入，每年提供的补助金的上限为2万英镑。在那些为数很少的学校中，无论是设施还是教学的状况都非常恶劣。 ¹⁷ 公共教育并非托利党的传统；而作为民众的伙伴和启蒙者的辉格党，是由一群“异见者”组成的，这些人分裂成很多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在是否应该读加注释的《圣经》等宗教教育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索性主张不开设任何学校。这种现象令少数没有被激情或派系裂痕蒙蔽双眼的人感到极为痛心，但遭到孤立的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理查德·科布登曾经呼喊道：“所有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在议会中没有地位。” ¹⁸ 几年后，当自由党重新鼓动扩大选举权的时候，赞成激进改革的科布登不禁想：无知的群众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人民群众的共情和合作，我们的选举制度会和不久前的法国一样失去灵魂。” ¹⁹

这种“合作”的实践学校——学院，也不是普通公众能够接触到的。它们只对某一部分人开放，而且开放的次数很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地方自治政府已经被拆除，而且没有重建，或是重铸成一个新的整体。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更低，他们对市政事务，甚至是对议会选举都不感兴趣。这一点在作为新领导阶级的社会上层，也就是上层资产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确。选民中弃权的比例很高，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升高。一则官方调查这样说：“他们 （富人）认为，投票会拉低自己的身份。” ²⁰ 是什么使他们担忧？巴麦尊的内阁难道不是一个既强大又稳定的政府吗？其中不同党派间相安无事，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提出改革计划，不会有人提出任何供哲学家或理论家深究的不合时宜的问题。为了不使平静变成麻木，还需要有外交政策，巴麦尊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最擅长用傲慢的语言挑衅邻国，或是对弱小的国家施加武力。总有些东西翻搅着英国人的血液，用科布登的话来说就是，满足着他们“兽性的极大虚荣”。“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 ²¹ 那英勇的语气还回响在他们的耳边。然而，领导阶级安然地待在他们的葡萄园或无花果园里；议院的氛围既宁静又平和，没有什么悲剧性的或严重的事情发生，似乎在座的都是教养良好的绅士，巴麦尊就是其中完美的典范。大家几乎都没有辩论的热情，会期常常因为法定人数 （Quorum）太少而取消。“点数现在变成了例行程序。”W.莫尔斯沃思在1862年说。蜕变后的激进主义者自己拿起了武器，他们在等待旧英国的化身——巴麦尊的离世。

四

政治社会的麻木和停滞状态有利于理性个人主义的成长。这种状态使社会精英从行动转向思想，推动了理性个人主义的发展。推动理性个人主义形成的其余各种因素。理性主义的“青年英格兰”。批判精神一直攻占到神学领域。世俗的怀疑主义增加了理性主义的热情。日渐强大的报刊界 （得益于印花税的取消）也变得更有进攻性，散播着“对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体制的反感，和向欧洲大陆的民主体制看齐的愿望”。政治语言的意识形态口吻。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原则被运用到殖民地和对外政策中。激进个人主义者兴奋地等待着曾经被巴麦尊搁置的理想变成现实。

实际上，处于这种麻木和冷漠状态中的社会生活对“哲学家及理论家”最为有利。他们用自己的哲学和理论填补眼前的虚空，不在乎这些理论原本的作用是什么：精神世界中的广场恐惧症和物质世界中的广场恐惧症同样严重。物体的穿透力直接取决于它的质量，而与它所进入的介质的稠度成反比。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它越脆弱，就越容易容纳观点；观点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够轻易占据思想。因此在社会层面，公共生活越是一盘散沙，公众的思想越是反复无常，社会就越容易遭到普遍性观念的入侵，只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推动力就可以。这种推动力常常产生于停滞的社会，共同观念产生于对抗这种停滞状态的需要，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精英们转向了思想，他们准备和收集的材料，即将在社会中引发一场严重的动乱。

这就是英国在1846年至1865年间发生的具体变化。当时的环境对这些变化非常有利。1832年以后，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延伸政治生活的界限，但全部无功而返。如我们所见，公共精神没有扩展到相应的位置。因此，即便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人数更多了，政治活动却相对于前几个时代更少了。国家不再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例如议会改革、宗教自由、税收自由等重大议题，曾经牵萦了几代人，随着这些议题的枯竭，政治对社会施加影响的范围变窄了，政治斗争的议题以及它带来的情感冲击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社会精英们离开了实际行动，将目光投向了思想领域。因此，当J.S.密尔带着他的著作自我介绍时，他发现前来聆听和喝彩的公众比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前哲学激进主义者面对的公众人数更多。他们组成了“青年英格兰”，与迪斯雷利曾经设想的不同；他们的愿景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份愿景不再指向过去，而是朝向未来；他们相信，重振社会的力量不再是社会传统，而是来自人的理性，这“标志着人类行动和进步的不同阶段”。一股新风吹入古老的大学，改变了学校原本的幽闭氛围。透过那些哥特式的窗户，哲学、批判精神和真正的科学之风从外界吹了进来。牛津，不久前还是一座正统教义和牛津运动的堡垒，如今已俨然成为新思想孕育的温床。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中有一些成为新思想的狂热信徒。除了哲学和作为新科学的社会学以外 （虽然将社会学称为科学有些冒昧），自然科学也进入了新思想。它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法无懈可击。这种方法无视一切权威，无视一切公认的观念，让所有概念都在永恒的理性法庭中接受检验。J.S.密尔和戈德温·史密斯、达尔文和赫胥黎、开启了宏大哲学生涯的赫伯特·斯宾塞、巴克尔以及许多地位不如前面这些人物崇高的人，共同在英国社会行使着知识的裁判权。

外来的影响，尤其是实证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补充作用。尽管前进的路上有障碍，但它们帮助打破了对过去的信念，促使理性的力量取代传统的力量，推动社会不断向更好的状态发展，传播了相信进步事业最终胜利的思想热情。探究和批判的新精神进入了一些在旧观念中应当将它们拒之门外的领域，比如神学。一些大学成员、神学博士、国教的牧师，甚至是一些主教，都不分领域地将科学批判的方法运用到了对《圣经》经文的研究中。正统派视之为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发起抗议，要求裁决这些信仰的破坏者，但没有成功，这一诉求遭到了世俗权威代表的坚决驳斥，乃至蔑视和讥讽。 ²² 很快，一切都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一切都被纳入讨论的范畴。英国人特有的沉着，给这一进程带去了如同解剖室实验操作般的严酷感。没有爆发、没有激奋，人们平静地通过投票表决上帝的存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宽容降临到这个社会，所有激进的思想和大胆的精神都自由地流传。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自由更多地得益于旧信仰的衰退，而非新信仰的发展；这是在其他类似情境下也适用的普遍情况，比如上帝在某种精神意义上的终结，就更多地来自思想上的松散，而不是思想得到升华的结果。1855年之后的英国就如同一个世纪前的法国一样，精英群体大量的思索和不可动摇的信念催生了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它们在社会上蔓延，如同有毒的气体侵害着旧的信仰，而与此同时，人们也迎来了真正的信仰和它焕然一新的气息。然而，社会既缺乏摆脱旧观念和偏见的精神力量，也没有足够强大的习俗继续维持这些旧观念。它只能任由旧观念沉睡在自己的灵魂中，营造出一种无忧无虑的表象。巴麦尊欢快和轻抚的语调不仅在议会中成为潮流，也在议会之外流行开来。这进一步将社会包裹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怀疑主义的氛围中。正是这种氛围构成了转型时代的魅力。塔列朗 ²³ 对此说道：“没有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生活过的人是不会体验到生活的甜美的。”

社会上流行的世俗怀疑主义、衰落政党的沉默，这些都令领导阶级的捍卫者感到无力。不仅如此，随着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他们的财富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滑。就在他们丧失意志、无力抵抗的同时，激进主义的潮流却日益提升。克里米亚战争的意外受阻和失策引发了对现有体制及其代表思想的攻击。人们要求公开政府部门的资料、终结贵族阶层内部的裙带风气、承认个人的贡献并且不以出身论长短、将个人贡献作为授予荣誉和公共职务的唯一依据。报刊的语言异常尖锐，它们不加保留地攻击一切人和事物。 ²⁴ 1860年纸张税的取消极大地促进了廉价报刊的发展，反对和批判的精神随之兴盛。文学反映出同样的精神。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说：“毫无疑问，对贵族习俗和观念的尖刻讽刺透过了政治讨论和历史研究，逐渐成为整个乐器中声音最响亮的一根弦。” ²⁵ 他还强调：“我们不应当回避一个事实，即所有文学和政治流派，无一不试图煽动英国人民，激起他们心中对过往的政治体制的厌恶，以及效仿欧洲大陆的民主制度的愿望。” ²⁶

这些印象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知识运动；尽管对蒙塔朗贝尔这位著名的天主教捍卫者来说，它们是十分苦涩的。这种运动进入思想的方式如同针尖扎进肉体，让英国人认识到自己与其他民族相比是多么的落后，仿佛从头到脚都弥漫着陈旧，甚至是腐败的气息。旧政体运转得是否良好已经不重要了——权宜之计不再是把国家作为唯一的神去崇拜。人们已经见识了“来自外国的神”，他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异常和败坏。政治语言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语调。其中既包括流行的科学方法的影响，将科学界的行话运用到政治上，也包括报刊和公众集会的语言对自然法的语言风格的影响。约翰·布莱特以下面这句话开始了他在1859年的一段演讲：“伯明翰人，如果没有投票权的你们也能被称为‘人’的话……”格莱斯顿在1863年代表自由党人向巴麦尊内阁施压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宣称：“任何人都在道义上有权得到宪法的接纳，除非他被推定缺乏行为能力。”三年后，面对那些工人投票权的反对者，他则更加直白地说道：“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和我们拥有同样的血肉。”

激进个人主义的思想逐渐在英国政治领域扎根。与此同时，它也渗透到周围的环境中，渗透到了殖民政权和国际关系中。激进个人主义者声称应当由殖民地自主地管理自己。为了国家的荣誉和殖民地人民的福祉，英国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将每个殖民地都视作独立的存在，恢复它们的特质，它们作为有理智和责任感的存在。他们还质疑英国在海外领土的头衔，因为这些头衔都是依靠暴力、诡计、罪行等违背正义和人性的行为取得的。这些观点和早期的曼彻斯特学派十分接近，在以戈德温·史密斯为代表的哲学激进主义者的推动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戈德温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与J.S.密尔不相上下。它们针对公共权力，引发了一股真正意义上的思潮。继1847年加拿大自治政府揭开序幕之后，一个又一个殖民地相继获得了自治权。个人主义原则还被运用于国际领域，它甚至以独立国原则的名义，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在不要求任何赔偿金的前提下，主动将爱奥尼亚岛归还给了希腊。甚至如果再进一步，英国可能还要将直布罗陀一并归还。

在领导阶级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旧日的情感，并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最激烈的方式重新宣泄出来。因此，当美国爆发内战时，他们站在南方蓄奴州的一边反对北方，以为美利坚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欣喜地看到民主制遭到谴责，将其作为民主制无能的证明。领导阶级普遍采信的是一种长期存在于老巴麦尊构建的政治世界中的无行动状态。然而，他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浇灭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的热情，反而令这份热情更加强烈。这是一群死气沉沉、依靠贵族的传统和感情存在、沉迷特权和利己主义的统治精神的人，战胜他们绝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测量打击的力度和选择打击的位置就没有了意义。大部分英国的政治体制都应该被拆毁，这是它们唯一的出路。但既然拆毁它们不急在一时，也就不需要衡量可能遇到的阻力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意识到这些制度的问题，并激发出更炽热的希冀。巴麦尊的议会和政府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巴麦尊厌恶改革，给所有求变的愿望都预先判处了死刑。这位广受欢迎的大臣成了既有秩序的化身，而改革者则在巴麦尊个人身上看到了威胁他们的所有障碍。

五

巴麦尊去世后，投票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公开行动。敌人的阵营首先丧失了战斗力：辉格党总是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托利党则由于政治财富上的挫败和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变得堕落。失去了深刻信念的他们再也无力抵抗改革的热浪。一些政党作为第三方势力乘虚而入坐收渔利。先是辉格党，然后是托利党。托利党在1846年遭受了致命打击，他们在此之后的生命一直是依靠议会中积攒的资源或巴麦尊的支持维持的。如今这两个党派相继在扩大投票权的问题上看到了重振的道路。它们在与时间赛跑。迪斯雷利的改革法令声称依据的是“国家的习俗和传统”。但他想象中的所有制衡措施都接二连三地失效，是“抽象原则”取得了整条战线的胜利，使选举法有了合理的基础，正式开启了民主的统治。和在法国一样，他们的成功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思想的征服不分民族。“人”的观念，在这里由道德引入，在那里由逻辑引入，被事件推动，在海峡两岸沿同一条道路笔直地前进，走到了同一个“社会几何理论”的困境中。

所以当1865年巴麦尊去世时，进步的舆论以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到来了。进步的风口终于打开。但该往哪个方向去？如何才能实现新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事实上，面对新理想和实现新理想的方式，狂热的激情多于清晰的前景。自从宪章运动天真地认为人民的苦难可以用普选弥补以来，舆论的注意力就被引向了扩大议会基础的问题上。于是，激进主义者的热情汇集起来，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个问题中。另外，领导阶级对改革仍然采取抵制的态度，他们不允许投票权的范围有任何程度的扩大。在刚刚结束的 （1865年）大选中，他们向议院提名的几乎是同样的人。人民群众本身仍然无动于衷——除了北方的工人中心以外，现在已经没有1832年那种鼓舞群众的力量了。但深刻的变化已经在内部悄然发生。改革的愿望在长年的压制以后，变得异常顽强。巴麦尊的逝世标志了漫长等待期的终结，可以对欠账一并清算了。陷入停滞的领导阶级无法对抗这种热望——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深刻的信念，不具备任何力量。抵抗行为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力量只能来自战士的精神和信仰。领导阶级向激进观点宣战，却没有对等的用于作战的武器。这样只会更加激怒对手。你不理睬它，远离它，它就会前进；你以中立的态度拦在它面前，它就会凝视你，催眠你。你向它献上柏拉图式的敬意，你就会成为它的奴隶。当领导阶级专注于利己主义，“改革”来临了。人们很快发现，“它遍布在空气中”，无法捕捉，但又势不可挡。许多政治人物都被包裹在那个时代愉悦的怀疑主义气息中。他们儿戏般地给予“改革”精神支持，认为这样做无伤大雅。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议会中的众多辉格党人，除了那些已经转变成改革派的成员，都发觉自己“深陷泥潭”，要求平民投票权的呼声日益壮大，这令他们的处境更为窘迫。很快，就连辉格党中那些最顽固的守旧派也认为，议会改革的新政策已经难以避免了。

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思想运动，以另一种方式分裂了托利党。方式不同，但效果毫不逊色。在1846年的灾难性事件中，托利党人遭到自己领袖的“背叛”，他们丧失了对一切人和事物的信任。他们陷入一种深刻的沮丧中。他们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又如此昭彰，目睹这一切的观众总是感到既同情又逗乐。新思潮的兴起，对保守派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正在把英国扫进激进主义和民主的深渊。他们忍不住重复着荷马的诗句，那位盲孩在科林斯被攻占之时对缪米乌斯念道：

长眠于地下的人是幸运的 ²⁷ 。

缺乏想象力的托利党人一味地沉溺在沮丧和麻木中。他们在议会中徒劳地抗争，漠然地战斗，这些行为无非延续和加深了沮丧。为了激发队伍的斗志，迪斯雷利猛烈地抨击现任政府，但收效甚微。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正如他的一位忠实的传记作者承认的那样：“他挑起了没有利益的战争，承担了无法做到的职责。” ²⁸ 实际上，保守党的基础甚至扩大了。1846年之后，国家的繁荣在资产阶级中间制造了许多既得利益者，他们组成城市，其中的很多人都进入了保守派的阵营。中产阶级的加入扩大了国内保守主义的基础，但他们同时也成为了保守主义的溶解剂。托利党的老成员对自己事业的力量失去了信念，新成员则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信念。在这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富裕工厂主、商人、店家之间，没有将他们彼此联结、由他们共同捍卫的传统。作为替代，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商业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他们顺应顾客，善于协商，顾全大局，简而言之，这是关乎柜台的全部哲学。

在这两种心态之间——一方面是灰心失望，另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热情——介入了一位“仲裁员”。它借口带来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是想在争端中坐收渔利。这位“仲裁员”就是政党。在1846年之后，各政党已经穷尽了所有导致它们分裂的重大问题，它们得过且过，在无休止的争斗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以掷硬币的方式对待政治问题，或是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或是出于游戏的需要，由它们自己编造，都不重要。从那以后，这已经成为它们唯一的策略。并不是说公共生活不再提供真正的活动领域，相反，在社会摆脱封建统治后所经历的转型状态下，有一些值得立法机关关注的迫切需求：群众的教育 （所有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正如科布登所说的那样）；在新的整体中重铸地方自治政府，以重建环环相扣的民事管理的机关，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为共同利益服务，引导甚至迫使他们相信普遍利益的存在，而且感到自己就生活在其中。各政党对于以上这些并不关心，因为它们都不是“政治问题”无法以自然或人为的方式制造和激化对立，使两方中的一方取胜。就其性质而言，重大的社会重建措施，不符合党派的利益，受益的只有国家。然而，疲惫不堪的政党生活并不轻松，成员不听从管理，尤其是在所谓的自由党中。各自代表了哲学激进主义和城市工业精英的激进主义的进步派别，变得越来越顽固。一方面被托利党人骚扰，另一方面被激进主义者纠缠的旧辉格党人，答应重新讨论进一步扩大政治选举权的问题。他们这样做是不情不愿的——辉格党人根本不希望看到改革成功，改革让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多于希望。1852年起，他们接连推出的所有方案都胎死腹中。1858年执政的托利党，以自己的名义重新提出投票权的问题，但诚意和成功程度都不及辉格党。对两党来说，议会改革是推翻当时的政府，以取而代之的好借口。当巴麦尊——“激进派内阁首领”在众议院停战时，人们认为闹剧已经持续得足够久，选举权的问题也被放下了。然而，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离世，终止了维持各党派无行动的魔法。当它们不得不重新站稳脚跟时，选举权的问题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各党派的前途问题。它们疲惫不堪，几乎毁于一旦的它们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依靠巴麦尊的威信生活。现在它们靠什么生活呢？

尽管它们的想法毫无精妙之处——和所有极端现代的政党一样——“改革就在眼前”，但辉格党人最终认为扩大选举权毕竟是件好事。传统政党已经失败，而投票权的扩大恰好可以提供一线生机。如果新选民是受益于辉格党才拥有选举权，这些选民便能扩大辉格党人的队伍，巩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为疲惫不堪的辉格党带去复苏的希望。然而，这种可能性令保守党陷入了绝望。他们的丧钟似乎已经敲响。保守党人的领袖、慧眼独具的迪斯雷利在此时做出了一个最为高明的决策，这个决策足以给他的对手致命一击：他以保守党的名义向民众开放投票权。他抢先一步，将这一举措塑造为保守党精神的体现。他向他的成员解释道：“你不能建立一个绝对抵制改革的政党。因为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得明确，改革究竟是按照民族习惯和传统的精神来进行，还是依据抽象的原则和普遍的学说来进行的。”他的话很好地描述了这个两难的问题。正如二十五年前的“青年英格兰”时代一样，迪斯雷利对形势、对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和因素都有清晰的认识。但这次他依然对两党各自的优势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如果保守党主持制定改革法案，改革就会“按照民族习惯和传统的精神”进行。但所谓的民族传统只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它在激进主义的第一次召唤中，就被迪斯雷利亲手推入了遗忘河。 ²⁹ 保守党组建内阁后，很快引发了支持改革的民众示威游行。托利党内对此感到十分恐慌。而整个国家却保持着平静，甚至是漠然。即便是煽动者在海德公园召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会，其波及范围尚不及伦敦黑帮一次寻衅斗殴引发的骚乱。但这种力量的发展足以吓退那些敌视改革的议员。托利党和辉格党均认定，激进主义的胜利已经在所难免。于是他们疯狂地奔向它，展开了一场速度的比拼。

迪斯雷利在宣布他的改革法案时，曾强硬地表示，议会不应该是人数的代表，而应该是利益的代表。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情况，选举权的主要特征不应该是一致性，而应该是选举资格的多样性。英格兰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阶级之间相互平衡的国家，每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不是与它的人头数量相对应，而是与它的社会价值、智慧和财富相对应。因此，任何阶级都不应该纯粹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其他阶级。为了体现这些思想，迪斯雷利决定降低选举税，同时不考虑选举税的条件，给予各种有能力的群体以投票权，能力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证明。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至于其他群体，可以是在储蓄银行里有750法郎存款的人，可以是至少拥有1250法郎证券的人，也可以是缴纳25法郎税款的人。如果25法郎的纳税人占据了一套有投票权的房子，他们将拥有双重投票权。城镇上的选举税将从10镑降到6镑，而支付6镑的租金如若想要取得投票权，居住者需自己缴纳贫民税，缴纳6镑的租金才有投票权，因此，通过房主缴纳税款的小型住房的住户将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另外，改革法令摒弃了一切人为的选区平衡，新的席位只提供给几个仍然没有任何代表的大城市，而为所有根据旧法拥有席位的较大城镇保留一个席位。

迪斯雷利所想象的这些对民主的“制衡”，没有一个能抵挡住政党的冲击。自由派不愿被摆布，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对这项改革的专利权。他们声称法案中的所有“保障措施”都是不合理和非正义的。他们不接受现有的条件，威胁要对选举权的扩大提出质疑。托利党人不想放弃，但担心立场过于强硬会失去新选民的支持。正如迪斯雷利说的那样“因势利导”，在他的精明的领导下，托利党不断地做出妥协。“我们不再如罗伯特·劳所说，有进攻的一方和抵抗的一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竞争的党派，他们就像克里昂和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下水商人，竞相争取‘德莫斯’的青睐”。 ³⁰ 所有的“保障措施”都成为了牺牲品。投票特许权被轻蔑地称为“异想天开的特权”，毫无意外地遭到抛弃。双重投票权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迪斯雷利放弃了城市选民6英镑选举税的标准。尽管不少自由派人士都倾向于将这一标准调整为5英镑，议会最终还是决定把标准降低为有住房即可，无论实际价格。个人缴纳贫民税的条件是改革方案的关键，也已经完全取消。特许权不仅授予城市中所有房屋的住户，还授予年租金为250法郎的房间分租人。在各选区的席位分配上，尽管法案反对“人为的平衡”，人口原则的应用比法案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

无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动机和算计如何，指导他们工作的是一种简单化的和平均主义的精神。为了尽量接近统一，牺牲了选举资格的多样性。没有通过区分选民的构成要素来维持传统的“权力平衡”，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城镇选民的临时条件几乎被完全废除，选举权扩大到城镇的租户，议会不再是利益的代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的代表”。城市群众获得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英国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距离实现普选还有一步或者两步已经不再重要。从逻辑上讲，对于那些目前仍然不具备选举权的人而言，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固定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获得选举权只是时间问题。1832年的改革法案已经取消了这一限制。它在《选举法》中加入了扩大选举基础的合理性原则。该法案的范围一直是许多辩论的主题，有人认为，它所做的只是重新调整“权力平衡”，而没有“对人数作出任何让步”。实际不然，所谓的“平衡”已经不存在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道斜坡，一旦迈上第一步，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下去。1867年的法案表明了这一点。它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确立了这一事实，从而开创了英国国家的民主时代。

迪斯雷利试图用民族习俗和传统反对的“抽象原则和一般学说”，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在英国，我们跟随它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胜利征程，我们看到了它们是如何在一次次事件的有力助推下，接连取得成功，并最终成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英国人不懂思想，这是一个既有的偏见；仿佛思想是一种疾病，无力攻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强健体魄。海峡这边的英国人经常因此受到赞美、羡慕和嫉妒。他们从来相信，也只愿意相信自己没有“法国病”。但如果现实果真如此，那么英国人便丧失了人性，不会参与到人类的伟大和痛苦中了。思想左右着人和民族，让他们在崇高和疯狂之间摇摆，无差别地冲击并控制着他们的整个生命，只是外在表现不同而已。有的人献身于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保留的快慰。有的人则试图与它讨价还价，好比一位买东西的农民，为了获得折扣，故意在售货员面前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即便他是为此特意从乡下远道而来的。自从个人的灵魂醒来并在上帝和社会面前坚持自己的那一刻起，“人”就进入了英国的社会和政治舞台，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它通过道德的开放性进入英国，正如它通过逻辑的开放性进入法国一样。思想从最容易打开的那扇门进入知识界。在这里是这扇门，在那里是另一扇门，但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性质或前提。而且，这些性质和前提是在类似的环境中，通过类似的方法发展的，它们自然会确立起相同的权威。英国和法国一样，在这里，个人长期遭受压制，成为集体的牺牲品，更确切地说，是成了篡夺了“个人”这个词的事物的牺牲品。个人要求属于他的公正。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思想都把个人解放作为它唯一的目标。它专注于自己的使命，径直向前，无视左右的声音。一旦它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到了空间，它就会把管理自己的权力交给他和他的其他同胞。这样一来，社会就将成为个人和个人权力的总和。我们通常说的民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算术政治”。为了成为现实，这些构想需要事件的协助。而事件也已经来临了：巴士底狱的攻占者之于法国，纺纱机和蒸汽机之于英国。人们借助这些事件取得哲学的结论。在英国，这些结论不是以激烈的方式引爆的，而是在重复中见效的。它们对精神反而具有更加确定的作用。然而，当这些结论的执行工作被交给了各政党时，党派的偏见只会把它们推向思想的狭窄沟渠，并在其中越陷越深。所有的狭隘心态，不管在思辨还是行动中，都是他们的帮凶。就像“社会几何理论”一样。 ³¹ 它只知道社会现象的某个原因，人性的某个属性，忽略所有其他的因素。各党派全都一味地追求掌权，追求确保其一时权力的目标。他们把政治和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都放到同一个目标里，像是在打造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³² 。英国的政治家们急于越过对手改革。他们不仅将自己的立法行为提高到意识形态的信条所具有的高度，而且不自觉地同意了它的论点和内在的思想。格莱斯顿在1866年说：“除非改革的问题在争论中消失了，否则英国人民是无法像他们过去那样和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团结的。” ³³ 1867年的法案通过后，约翰·布莱特强调在该法案的价值时说：“1832年的法案是一个伟大的法案，但它仍然划分了两种国民——拥有投票权的少数人，和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的大多数人”。 ³⁴ 迪斯雷利在《西比尔》中描写过两个国家的局面。显然，格莱斯顿和布莱特说服了人们，扩大选举权会结束这种局面。因为它能够恢复社会道德的统一，给社会带来期待已久的联合。然而，如果说选举权的平等分配带来了联合，那还是因为社会本质上是组成社会的个人的算术之和。边沁没有走得更远，他的18世纪法国前辈们也没有走得更远。

六

边沁主义者的胜利之下的阴影。格罗特，特别是密尔，都对民主制度中“数量多数”的权力的危险性表示担忧。被个人主义压垮的个人的未来。密尔相信他终于在“个人代表制”中找到了解决办法。思想的宏大和手段的不足。边沁主义的“原罪”是如何让密尔失去其他选择的。他向议会提交提案，但遭到拒绝。克朗伯恩 （Cranborne）子爵的支持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他关心那些被民主浪潮淹没的旧社会的剩余力量。上议院允许少数派代表加入；这一许可的修正案在下议院遭到激烈的驳斥，反对者认为这会阻碍民主、使政党的政府陷入瘫痪。布莱特是“宪政旧法”的捍卫者。不同关注点的对立。尤其体现在一方面，个人主义的胜利和“数量”的到来给个人造成威胁；另一方面，“数量”被用于维持在个人主义的解放进程中受到谴责的传统政党政府——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即将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

少数派条款通过后，选民可以通过宪法外的组织进行抵抗。这类组织也将为民主提供永久的框架。

当1867年的改革法案被写进法律时，边沁主义者们可以自言自语道：“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³⁵ 其中两位最杰出的代表——J.S.密尔和G.格罗特，他们都看到理性个人主义在政治秩序中的胜利即将到来。然而，这份喜悦之情是复杂的。长期以来，他们的思想里，尤其是密尔的思想里，一直有一种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未来命运的严重忧虑。他们要求个人的政治解放，但是，如果根据他们所依据的法律，这种解放是平等地给予社会所有成员的；如果全体个人都获得了这种解放，那么，个体的人又如何保持他的自主权呢？这种自主权岂不是成了一种诱饵，个人岂不是要再次受到一种不亚于从前暴政的压迫？于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就这样被创造了出来——借用英国人喜爱的形象。 ³⁶ 就像发生在著名的小说主人公、年轻学生弗兰肯斯坦身上的那样，他把炼金术研究推向了极致。有一天，一个几乎是人类的生物从他的实验室的坩埚里逃了出来。然而，再优秀的工匠也是凡人，他没有造物主的工艺，他制造出来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他自己也因此经受了漫长的痛苦。被解放的个人屈服于个人主义，这是何等荒谬！格罗特一生都在要求用选票、无记名投票来保证每个选民的独立性，他几乎是带着悲哀的心情看到了他所倡导的改革即将大功告成的那一刻。他认为，随着1867年法案使得选民人数大幅增加，“无记名投票”的优势已经丧失。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因为“英国人的精神”“无论在什么社会阶级中，都是以同样的模式塑造出来的”。 ³⁷ 如果选民人数庞大，一边倒和以数量倾轧的趋势只可能更加严重。共和政府本身是他的理想，却不再能作为解决方案。格罗特在1867年谈到美国时说：“我已经不再相信，对于共和政府能有效制约大多数人的庸俗激情。我认为，最高权力如果交付给它，完全可能变成拿破仑一世那样的专制者的工具。” ³⁸

密尔没有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进行这样的思考。启发他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还有在他年轻时候的另一本法文书——孔多塞的《杜尔哥的生平》，这给了他对人能够不断完善的信念，使他采纳了边沁主义者的民主学说。密尔讲述道：“这本 （托克维尔的）了不起的著作，以一种更准确的方式阐述了民主制度的优势。它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作品，甚至是最热情的民主主义者的著作都更具有时效性。同时，对以数量多数为原则组建的政府，作为威胁民主的具体危险，它也通过精湛的手法进行了揭示和分析。” ³⁹ 密尔越是从边沁主义和他父亲詹姆斯·密尔的狭隘思想中解放出来，他就越为个人与多数之间的对立而担忧。他在审视导师的学说时，想知道的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点，多数人的绝对权威是否对人类有好处”。他得出结论，边沁“不满足于在没有国王和没有上议院的情况下，通过普选的方式把多数人变成国王。当他用尽所有的聪明才智，只为了使舆论的枷锁更加牢固”时，并没有最好地发挥他的天才。“在社会力量只朝一个方向行动的情况下，个人的正义诉求就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多数人的权力只要是防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只要它的行使是以尊重个人的人格和承认聪明才智的优越性为前提的，那么它就是有益的。” ⁴⁰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多数人成为保卫我们的力量，而不是攻击我们的武器呢？密尔认为，“借助我们这个世纪的启蒙，孟德斯鸠或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许注定要从当代的孟德斯鸠，即德·托克维尔先生那里得到这个答案” ⁴¹ 。

几年过去，法国的疗药迟迟没有到来。最终，密尔在老乡托马斯·黑尔的个人代表制方案中找到了他要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伟大的实践和哲学思想中，我看到了代议制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改进。这一改进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对抗和根治了代议制的最重大缺陷。这一缺陷迄今为止似乎是代议制所固有的，即给予人数上的多数以全部力量，而不是只给予与其人数相称的力量。最强势的党派可以阻止所有较弱的党派在国家议会中发表意见，除了在有些地方，舆论力量对比上偶然的不平衡提供了较弱政党发表意见的条件。人们原本以为，除了不完善的姑息疗法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应对这诸多弊端。黑尔先生的体系则提供了一个根治的方法。他的方案不亚于一个发现，政治艺术中的新发现。它激励了我，正如它激励了所有认可这一方案的有识之士一样，令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新的希望和更大的信心。因为它使政治体制的形式与文明世界不言而喻、不可阻挡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它的重要性从资本中摆脱出来，资本的恶习再也无法遮蔽或令人怀疑它的优势。少数群体，只要他们仍然是少数群体，在投票箱面前就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如果我们做出调整，允许达到一定数量的任何选民群体向代表大会派出自己选择的代表，就可以避免少数群体受到压制。独立的意见将能够进入国家议会并被听取。这在目前的民主模式下往往是不可能的。立法议会将不再排斥个人的独特性，不再只接受主要的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它将包含国内大部分最富创新性和最杰出的人才。他们参与立法，是由于他们的个人价值受到选民的认可，而并非由于他们是某个党派的成员”。 ⁴²

黑尔的思想并不是全新的。 ⁴³ 但由于他的构思和表述，以及密尔的解释，它的诞生确实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这是第一次，而且至今仍是民主国家在组织人数上的最重要的实践尝试。这是第一个认识到代议制应该在新的物质和道德条件下运作的主张——认识到需要用自愿的、有意识的联系取代现在已经解体的旧的社会联系；保障个人不受新的国家主人——获得了主权的人民——的影响；在主权成员之间分配权力时遵守公正，在道德基础上建立政治秩序；通过使选举生活摆脱传统政党的狭隘和腐败模式，在选择政府人员时引入道德标准。遗憾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目标之间有差距。它提出的完善选举机制的建议，无论多么巧妙，本身并不能提供新的政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力量；它声称要确保的政治关系中的正义，基本指的是算术上的正义；新的选举制度要对选民造成的心理作用，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有益和有可能，也是非常局限的，至少不足以单独包含整个政治生活。如果将“个人代表”的方案与它承诺的效果相比较，尽管在道理上不言自明，这一方案仍然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密尔自己对边沁的深刻批判中：“没有人的总结能比他的分析更完美” ⁴⁴ 。政治上的总结被简化为选举的调整，这和他们宣称的总结也不一致。在密尔看来，一种“总结”的地位难以撼动，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密尔受到功用原则的影响，认为应该由“多数”统治国家。但他们随后意识到，个人有可能受到成为统治者的“多数”的倾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知道该如何为那些不幸的委托人寻求庇护。边沁主义带有原罪，它像否定了义务在道德中的至高无上性一样，否定了法律在政治中的至高无上性。既然斗争局限于物理力量的较量，那么“个人利益”和“数量利益”之间就没有调解的可能，完全没有，除非动力学提供新的运动公式，力量弱的一方能够与力量强的一方抗衡。在“个人代表制”中，密尔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这种结合点。他感到欢欣鼓舞，对于像他这样意志强大的人而言，这份喜悦之情是极其难得的 （“政治艺术的这一新发现激发了我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新希望和更多的信心”）。他对此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就像一个罹难的人用他所有的力量紧紧抓住救命的木板一样。他把黑尔的体系变成了自己的体系，把它带到了舆论面前，依托他自己的声名和威望，使这个问题跻身政治重大问题之列。最后，他把这个议题带进议会，自己也在同一时间坐上议员的位子。

在改革法案的讨论接近尾声时，密尔提议增加一项关于个人代表的条款。根据他的这一修正案，在1867年5月30日的会议上，整个王国在同一选举中所投的总票数除以658票 （待选议员人数），将决定一个候选人当选所需的最低票数。将某一候选人获得的所有选票，甚至是几个选区的选票加在一起，记作他的得票总数。通过加票方式在其选区或几个选区获得指定票数的每个候选人将被宣布为议员。选民可以按照选择顺序指出几名候选人，但每位选民的票只计算给一名候选人。如果该候选人获得的票数已经超过当选所需的基数，则额外的票数将转入第一次参选时未达到基数的候选人，这一切始终按照所指出的选择顺序进行，直到计满658名代表的数字。在密尔为修正案辩护的讲话中，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拟议的措施不会受到党派问题的影响。它避免了某个党派碾压其他党派，并且能够拯救受到威胁的政党。代议制的原始弊端——选举中被击败的少数派没有代表；地方上的多数没有得到忠实的反映；选民不得不在两个依靠阴谋和腐败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他们的上台主要靠阴谋和腐败——都可以由此而避免。以在某个选民团失败的意见可能在另一个选民团中成功为理由排斥少数，这与代议制是相违背的。代议制的目的是确保公民的代表性，而不是政党的代表性。任何得到合理数量的选民认同的意见都必须有其直接代表。而一个社会团体的感情、意见和利益不应当服从于党派的自身需要。允许选民给当地候选人以外的名字投票，不会破坏代表的地方性，相反，它会促使选民在投票时更加深思熟虑。保守党重视代表的多样性，而拟议的制度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它也同样符合民主原则，即要求每个人都有代表，而且是以平等的方式。该制度将赋予劳动阶级代表权，但不会让他们占据绝对优势，也不会让任何其他阶级占据绝对优势。假民主与真民主的原则之间的对立就体现于此。

密尔的演讲没有打动包括自由党人在内的他的同僚。当众议院的全体沉默正要埋葬这位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理论时，一位密尔的支持者从保守党的座席上站了出来。一位年纪轻轻，地位却已经举足轻重的议员——克兰伯恩子爵，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他认识到密尔所指出的弊端是真实存在的——民众选举权将压倒一切地方性的影响，代之以委员会和职业选举人的影响。尽管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决方法和它针对的弊端，都是密尔和他所属学派的产物。是哲学家把人们带到了现在的境地——如果说他们得出了“家庭选举权”的结论，那不是为了服从一种实际需要，而是哲学上的论证。但最终，当他看到权力没有交给哲学家，而是要交给那些站在哲学家反面的人时，他意识到即使英国人远离了非哲学的精神，他们也没有接受哲学家提出的用以消除社会先进政治状态固有弊端的解决方案。

像克兰伯恩子爵这样强硬的托利党人与激进主义的使徒密尔之间达成的共识，看上去不可思议，但依然是符合逻辑的。密尔关注的是会被数量摧毁的抽象个人的命运；托利党考虑的是他们以前的选民，是即将被新选民淹没的具体的个人。自从选举改革问题被提上议程后，他们一直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扩大选举权的后果。他们的努力主要针对两点：选举权的多样性，以及更为重要的——选举团的同质性，以挽救旧统治阶级权力所依赖的旧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早在1859年的法案中，迪斯雷利就曾试图将农村选民与城市选民分开，而密尔在这一点上已经与保守党达成一致，也主张将城市选民排除在郡选民团之外，以确保农业人口获得“公平的代表权”。 ⁴⁵ 在讨论1866年改革法案的过程中，保守党对在原来的农村选区引入城市居民区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并谴责贯穿整个法案的城市化倾向 ⁴⁶ ）。保守党也强烈反对将作为独立选民团的各乡镇组合成相对平等的选区，因为这将破坏乡镇的个性。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社会和政治关系也将被打破。凭着一种非常肯定的直觉，保守党人相信，旧社会的瓦解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将悉数体现在选举改革中；而选举改革的方向就是统一选举权和平等选区。“这种制度将是一个国家所能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外科手术之一，它将分离身体的四肢，切断政治机构的肌肉和神经。”“如果让人民自然接受领袖的领导，自然形成选区，就没有必要担心选民做出错误的选择，也没有必要让少数人有特别的代表。” ⁴⁷ 克兰伯恩子爵清楚地看到，在一个传统关系被永久性摧毁的、行将瓦解的社会里，所有这些愿望都只是一厢情愿。旧的政治武器已经生锈，于是他大胆地夺取了密尔为抽象个人铸造的盔甲，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

克兰伯恩子爵的讲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感激他的发声，使众议院免于一场巨大的耻辱。但面对议会的敌对态度，密尔还是撤回了提议。

一个月后，罗伯特·劳的修正案又把这个议题带回了众议院。他提议，在任何有一个以上席位的选民团中，选举人必须投下与席位数相等的票数，他可以把票数全部给一个候选人，也可以把票数分配给几个候选人。这一次的讨论相当广泛。一方面，人们强调必须给予少数群体在议会中发声、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同时在国家代表权方面提供某种多样性。另一方面，任何少数派代表制的措施都被视为对多数群体的剥夺，是对代议制政府的真正原则的攻击。为第二点辩护的人是著名的演说家约翰·布莱特，他也是当时进步自由主义的领袖之一。他激动地申明自己对于“宪政旧法”无可争议的忠诚，敦促众议院不要被“新发明的想法”冲昏头脑。该修正案被否决。但在上议院中，少数派代表制的支持者仍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在凯恩斯勋爵 （Lord Cairns）的倡议下，参议院在《改革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大意是：在12个三席选区中，选民不能投票给2个以上的候选人，在选举4名议员的伦敦市，不能投票给3个以上的候选人；如果少数派占选民的三分之一 （或伦敦市的四分之一），则最后一个席位必须给少数派。然而，当该法案回到下议院时，上议院提出的新条款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约翰·布莱特再次发声，提出驳回的动议。他声称，这根本不是在给少数派以代表权，而是在遏制民主，是在骗取大城市人民的一部分代表权；如果预先为少数派保留一席之地，争取多数派地位的斗争就会失去作用，政治生活会停滞不前。多数党因此而受到的打击，不仅在于失去了一个席位，而且在于人们利用少数派代表遮蔽了多数派的声音。从此以后，每个选民团都包含两种声音：一方说白，另一方道黑，双方各执一端；这就如同一个变戏法的人从同一个瓶子里拿出波特酒、香槟酒、牛奶和水的方法。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精明的原则来破坏选任制的生命力。任何这样的制度都会削弱并最终必将破坏行政政府的权力和力量。迪斯雷利在劳的修正案中已经提出了许多这样的论点。

1832年，就在腐败选区即将取消的时候，威灵顿曾经天真又不无震惊地问道：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维持国王的政府的运转呢？布莱特如今也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对少数派如此照顾，众议院中又如何产生多数派呢？这就是传统党派政府的怨言。自1846年以来，传统党派政府一直被严重的内部缺陷所困扰，而个人代表制则令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像迪斯雷利这样一位伟大的政党领袖，有这些怨言很正常。但布莱特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一直被对手评价为一位反叛者、一个政治偶像派，他的此番发声或许能推翻既往的形象——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布莱特申明他忠于“宪政旧法”时，他同样非常真诚，甚至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真诚。然而，尽管布莱特拥有护民官的外表和姿态，实际上从来不是民主主义者。从他慷慨激昂的气质来看，他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但他的精神牢牢地套在“布尔乔亚”的盔甲里。贸易和劳动的无限自由、工厂的无限发展、地主的“世袭特权”被摧毁、托利党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些都是他的理想。对布莱特来说，民主是一个党派，一个好的、公正的党派，他属于这个党派，并为之工作。现在，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他的党派将在这个国家建立坚实的基础。任何倾向于限制多数人权力的措施，都会导致这一基础的破坏，都意味着对民主的雅尔纳克之击 ⁴⁸ ，是绝望的托利党人的伎俩，是哲学家的发明。那些政治视野并不高于布莱特的广大议员们，对他的观点，即出于政党利益的观点，均表现出极大的认同。

于是，在英国即将迈入民主的门槛时，一种奇异的对立爆发了：一方面，人们站在保护个人的立场上，使其免于个人主义运动带来的数量原则的威胁；另一方面，人们又准备为“数量”辩护，以维持在个人主义运动中受到谴责的旧的政党政府。这种关系中的每个术语都意味着一个对英格兰的未来影响极为严重的问题。如果个人要抵御民主，如果民主不能建立在其他原则，而只能建立在绝对的数字规则的基础之上，那民主不就等同于食子的农神？如果为了确立民主制度而延续传统的政党制度，导致民主的生命进程被蚕食和破坏，那么民主的力量不就会削弱，民主的源头不就会枯竭？或者，如果借用克兰伯恩子爵平实的话语，在更大的意义上，民主不就是新壶装旧酒，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变质和堕落？无论冲突的发展和结果如何，一场动人心魄的戏剧已经在英国政坛拉开帷幕。

布莱特和其他几位议员对凯恩斯勋爵条款的反对意见没有成功。下议院经过热烈的辩论，同意接受上议院表决的修正案。少数群体代表权原则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尽管形式相当复杂，而且程度有限。但它所激起的反对声并没有停止。尤其是布莱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再次借助自己超强的辩论能力，在选民面前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可恶和臭名昭著的条款”，“有史以来在立法中提出最令人发指的民粹主义代议制异端”，“这个条款不是出自人民的诚实代表，而是出自贝德勒姆的代表” ⁴⁹ ——这些是布莱特在伯明翰向他的选民介绍少数派条款的措辞。伯明翰是采用新投票制度的城市之一。布莱特说：“在整个英国，每个英国的自由党人都在问：伯明翰会怎么处理少数派条款？”

伯明翰人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他们创建了“党团”作为长期的选举战略，在自由民主党的旗帜下与多数派作斗争。这个很快就会在全国推广的新组织，成为一场重大运动的起点。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将对英国民主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最初只是为了挫败少数人条款，但在现实中，它承担着组织选举群众的任务。在亟须大规模扩大选举权的时刻，它的出现为本研究开头所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这个解决方案有着怎样的布局、效率和范围？为了评估这三点，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场始于伯明翰的运动，以及它的演变。由此，我们将暂时搁置对英国历史宏观道路的审视，而特别着眼于议会外选举组织的发展。

注释

1．五年内出口增加了一倍；出口额每年增长50,000,000至100,000,000英镑 （2,500,000法郎）。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加惊人：“1842年至1852年的十年内，可征税收入增加了6%；然而在1852年至1861年的八年内，国家的收入增长了20%，这么罕见的情况几乎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运输工具机械力量的提高之外，这种情况还应当归功于当前的一代人的影响以及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议会英明的决议。议会的立法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取消法律对于使用资本、从事生产和发挥才智的限制；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予英格兰的民族活力以充分的自由。”（Discours de Gladstone,Chancelier de l'Echiquier,sur le budget de 1863, Hansard ,CLXX,p．244．）

2．莱昂·费雪在《英国研究》中毫无保留地阐发了这些激情，他写道：“据说一位以非战斗人员身份参与了那场血腥战役的英国军官，在看到蒙布隆的重骑兵骑着马，从缺口处进入俄国人拼死抵抗的博罗金诺棱堡时，沉浸在赞叹的情绪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场景的恐怖和战斗的激烈程度，惊呼道：‘棒极了，法国人！这种事一生最多见到一次’。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搁置战争和工业中的敌对状态，坦率地为贸易精神的传播鼓掌喝彩；这种精神已经传遍了每一个国家。在伟大和美丽的事物中存在一种令人喜悦的力量，人的精神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触动，并且由衷地感觉到自己属于人类胜过属于他的国家。”（Vol．I,p.190．）

3．根据科布登的说法，这些原则是“全能的国际法则”。

4．“自由贸易！那是什么？是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在这些壁垒的背后隐藏着傲慢、敌意、仇恨和妒忌，这些情绪会时不时爆发出来，令整个国家血流成河；这些情绪助长了战争的流毒，使你们的军队首领在别国肆意破坏，又在回国之后登上荣誉的顶峰，而最终，战争依旧侵扰着、压迫着你们。”（ Cobden's Speeches ,édit．en un vol．,par John Bright．L．,1878,p.40．）

5．“我一点也不赞同那些大国，或那些为了单个民族的辉煌而不断扩张的帝国，”科布登说，“我想要看到的，是个人的成长、发展和提升”。（ Ibid ．,467）

6．科布登在一封致友人的信 （1849年1月5日，致G.孔贝）中写道：“促使我致力于削减军用的工作的不是英镑、先令和便士，更多的是道德上的考虑。同样地，相比物质层面的因素，不如说是类似的情感引导我关注《谷物法》和自由贸易问题。如果最终能够为世界裁军做出些许贡献，我就死而无憾了。”（ Life of Cobden ,par J.Morley,II,42．）

7．根据一位英国政论作家，同时也是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说法，“在激进主义合理的沿袭之中”，然而这种沿袭一直处在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方向上，“科布登主义是一位擅自闯入者”。（ Socialism in English polities ,by W．Clarke,Polit．Science Quarterly,N．Y．,1889,Déc．）这种论调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指出的必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关寻根问祖癖好的新案例。

8．个人在自身的幸福中追求全体的幸福，因为他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达到“意志和行为的崇高理想”。个人自由应当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因为“只有通过培育个性才能产生充分发展的人类”。于是，当密尔建议国家进行干预，如要求父母必须对子女进行教育时，他针对的是最终结果，因为“教育一旦实现，将有助于独立精神的形成”。密尔认为经济领域应当听从自由竞争，因为“反对竞争的自我保护就是一种精神懈怠中的自我保护”。他批判旧贵族的财产形式妨碍了个性的伸张；赞美小地产，因为它造就了“人”，因为它使农业生产者摆脱“永久的孩童状态”，产生“作为自由人”的自觉意识——当时流行的博爱主义认为这就是对劳动阶层而言最好的状态”。评价政府则各种形式也按照同样的标准。“对任何政治机构而言，首要的问题都是，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培养社会成员的智力和道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性地反映了民主制的优越性：“在绝对权力下，会产生什么类型的人？他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呢？自由对个性的激励，只有在每个个人都成为或希望成为享有同等特权的公民时，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9．“没有任何微妙或是形而上的内容；不应当借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痛苦和快乐，这是每个人自然拥有的感受，农民和王子、无知者和哲学家都一样。”（Citésupra．）

10．Correspondant anglais de la Nation de New-York,1873,v.16,p.350．

11．直到1868年，自由主义者取得执政地位的几年之后，激进主义带来的热切希望才宣告落空；直到1879年战争之后，我们才认真地反省密尔的政治学说和自由主义哲学，将这些 （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遍及我们国家 （英国）的”“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与“使德国的旗帜飘扬在巴黎的围墙上的组织有序的力量”对立起来。这番评价来自詹姆斯·斯蒂芬 （爵士）写给自己的德语译者的一封信，他在《自由、平等、博爱》（ Liberty , Equality , Fraternity ,L．,1873）一书中首先对密尔展开攻击。（ Die Schlagworter Freiheit , Gleichheit , Braderlichkeit in ihrer ethischen,socialen und politischen Anwendung．Berlin,1874．）

12．塞缪尔·惠特布雷德 （Samuel Whitbread,1764—1815），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改革家，在代表贝德福德担任国会议员的二十三年间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宗教等公民权利改革，以及奴隶制的废除。——译者注

13． Hansard ,IX,548,Discours de Windham．

14．布鲁厄姆爵士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版一些价格低廉、有分册的政治作品和其他书籍呢？……对一个社群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生活在这个组织中的人，都充分理解组织的真正规则，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层面的”（ Prac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L．,1825,PP.4,5）。三十年之后，惊恐于报刊对公众的独裁权力的亚伯丁爵士在这个问题上显得非常坚持：“我们应当尽一切能力扩大教育，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地将公众的利益交到他们自己手中”（Lettre du 6 janvier 1855 à croker, Croker Papers ,II,350）。同样地，又是十二年过去之后，罗伯特·劳惊恐地发现城市群众掌握了政治权力，于是他呼吁道：“我们应当教育我们的领袖”。

15．在布鲁厄姆爵士的努力以及辉格党重要党员的协作下，一个大型“实用知识推广协会”成立了，负责大众读物的出版和流通。布鲁厄姆关照的出版物涉及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内容，但其中不包括政治，无论是当代政治还是古代政治，因为“在协会看来，涉及政治的内容必然会导致激烈的讨论”。由于协会主席布鲁厄姆的坚持，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出现了一个“政治系列”，开篇就是布鲁厄姆自己的作品，他的《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L．,1842）。这部作品本身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众多人民教育者提供了一个常见错误的反面例子；它的错误在于采用了一种跟知识公众说话的方式对着民众说话，其结果是彻底的失败。“政治系列”也终止于这部作品。

16．这些都是宪章派走向议会的庞大请愿队伍旗帜上的标语。

17．这里有一些关于1840年前后平民学校情况的描述：“教学内容琐碎，几乎没有学费……一些8岁到10岁的孩子负责教和自己同龄的学生……课桌很少、狭窄而且一头被钉在墙壁上……全部教学用具就是一块用于书写的石板，可能还有地图，一张蹩脚的巴勒斯坦地图。除了《圣经》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书籍。《圣经》被当作识字读本，小孩子们在其中学习拼写和阅读；他们经常共用一套算术资源……为了激发他们对圣物的尊敬，计算的数额借鉴的是宗教作品中的历史数据。‘曾经有12族长、12门徒、4位福音传道者，将族长和传道者加在一起，将门徒减去，得到多少？’‘所罗门有过这么多位妻子和这么多名情妇，将妻子和情妇加在一起，然后说出得到的结果’……学校的建筑不仅低矮、单薄，而且阴暗、潮湿，常常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其他的必需设施；一张教师课桌、几把摇摇晃晃的长凳、一根教鞭、一根拐杖、一顶疯人帽，就是全部的家当。地上一律铺着方砖，所有地板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 Address on nalional education ．by Harry chester,L．,1860．这部分内容引自J.Hole，“Light,more light!”中关于利兹的劳动阶层教育现状的描述。）

18．参科布登1859年11月5日致G．孔贝的信 （Morley's, Life ,II,84）。

19．参科布登1853年11月9日致约翰·布莱特的信 （ Ibid ．,147）。

20．一位选举官员在某届贵族院委员会前的陈述。（ Livres Bleus ,1860,Reports from Commitees,XII,174）相同内容的陈述还有很多。（ Ibid ．,p.72,240）

21．语出西塞罗《反对维勒斯的演讲》，用来为罗马公民的法律权利抗辩的短语。这一习语被巴麦尊勋爵引用，他在1850年6月25日于国会大厦的演讲中宣称世界上的每一位英籍人士应该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就像罗马帝国里的罗马公民一样。——译者注

22．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反响最大的是由多位来自牛津的宗教和非宗教界的作家共同出版的《随笔与评论集》（ Essays and Reviews ）。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展现出的自由和豁达的精神引起了轰动。正统教义的捍卫者们起诉了其中的部分作家，但遭到枢密院的驳回。最终，他们通过主教会议 （Convocation）禁止该书发行。由于后者的决定需要得到王室的首肯，上议院就该问题的后续处理意见上对政府进行了询问。作为“国王意志的维护者”和“信仰的捍卫者”的大法官回答说，主教会议做出的开除教籍的决定甚至不值得政府的注意。他解释道：“当主教会议登上政治舞台并意图制造一些事件时，有三种应对的方法：其一，如果他们的行为是无害的，我们不加干预；其二，如果他们有采取反常行动的态势，我们就通过中止会议来终结他们的活动；其三，如果他们有明显超出自身权限的行为，我们就将其移送法庭惩治。”主教会议针对一部作品发出的“教区会议禁令”在大法官看来属于第一类无害行为，因此无须关注。

23．即塔列朗－佩里戈尔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主教、政治家和外交家，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在数届法国政府中，他皆担任过高级职务，通常是外交部大臣或一些其他外交要职。他的职业生涯跨越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和奥尔良王朝时期。“塔列朗式”已经成为一种玩世不恭、狡猾的外交态度的代名词。——译者注

24．格雷维尔对报刊的新态度感到惊慌，惊呼道：“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刊四处制造混乱……在国内散播大量的易燃物质”。（ Memoirs ,VII,247．）

25． De l'avenir politique de l'Anglelerre ．P．,1856,p.51．

26． Ibid ．,56．

27．威灵顿向他以为行将就木的克罗克道别 （实际上后者比他还多活几周），说道：“虽然我们的事业已经走到尽头，但至少有一件事是值得宽慰的，那就是不用亲眼见证接下来的周围一切的毁灭了”。（ Croker Papers ,III,363．）这三卷中收录的通信揭示了保守派面临的同样的精神忧虑。斯特兰福德勋爵在一封1854年10月21日的信中写道：“夏多布里昂说的话时常很合理，但没有任何一句比下面这句更合理：‘一个世界结束了，另一个世界开始了，我们站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而这个‘开始’是如此可怕。”（ Ibid ．,343．）

28．T.B.Kebbel, Life of Lord Beaconsfield ．L．,1888,p.92．

29．Lethe，译为遗忘河或遗忘女神丽息，前者指希腊神话中的河流，为冥界的五条河之一，亡者到了冥界会被要求喝下遗忘河的河水，以忘却尘世间的事。后来遗忘河被人格化，成为遗忘女神丽息。——译者注

30．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骑士》中，将克里昂（Cleon）、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古雅典政治家与军事将领，描写为与一位下水商人对决的滑稽人物。他们对决的内容是获得一位名为‘德莫斯’的老者、也就是人民 （Demos）化身的青睐。对决的结果是下水商人获胜并恢复了‘德莫斯’的光荣。——译者注

31．此处引用了J.S.密尔的术语 （ System of logic ,liv．VI,ch．VII,of the geometrical or abstract method）。

32．普洛克路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一名强盗，海神波塞冬之子，因有两张铁床，用来截断或强行拉长投宿的旅人而闻名。——译者注

33． Hansard ,3 ^e série,vol.185,p.248．

34． Public addresses of John Bright ,ed.by J.E.Thorold Rogers.L．,1879,p.193．

35．原文为拉丁文“Nunc dimitis serpum tuam”，《路加福音》中以耶稣基督诞生为内容的第四首颂歌，《西面颂》中的诗句。——译者注

36．Le roman de Mrs．Shelley,la femme du grand poète, Frankensleinon ou le nouveau Prométhée ,1816．

37． Personal life of Mr ． Grote ,p.313．

38． Ibid ．,314．

39． Autobiography ,191．

40．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I,381．

41． Ibid ．,p．382．

42． Autobiography de J.S.Mill,pp.258,239．

43．早在关于《改革法案》的一系列讨论和文本中，我们就已经看到该思想的萌芽：例如拉塞尔勋爵 （Lord Russell）1854年为《改革法案》提出的条款 （Proposition Praed en 1831． Hansard ,v.188,p.1075）。著名的傅立叶主义者维克多·孔西代朗 （Victor Considérant）在1834年就提出了有关欧洲大陆的问题 （ Spectator ,18 octob．1851;J.G.Marshall,on Minorities and Majorities ．L．,1853; Edinburgh Review ,July 1854）。他在居住地日内瓦举办一些集会，用以揭示多数派选举制的弊端，并希望采用一种事先按“意见团体”组合选民的选举模式，以取代多数派选举制。他于1844年向日内瓦最高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方案 （他的通告1892年在苏黎世重版，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的可信度，或对真正选举制的展示》）。在美国，有关少数派代表制的论述最早见于托马斯·吉尔平 （Thomas Gilpin）的宣传册：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orities of electors to act with the majorities in Elected Assemblies ．Philad．,1844.

44．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I,350．

45．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L．,1859,p.15．

46． Hansard ,vol.183,p.1829．

47． Hansard ,vol.CLXXXVI,pp.575,576．

48．雅尔纳克之击是法语中的一个固定典故，指的是1547年雅尔纳克男爵在国王见证的一场著名决斗中的灵活攻击，这个表达后来指勇猛灵活的攻击。——译者注

49．贝德勒姆是伦敦附近著名的精神病院的名字。——译者注 fVg++6u+B5yGLlresRqy27iQ3JGAg1ee4X46PQWuBCSbW+jrWpvlPPU9RV1Ck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