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个人主义哲学和工业变革将社会带往新方向。随之引发的恐慌。重建旧有统一体的尝试。牛津运动倾向于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回到前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在传统与大公、普世教会统治权威的基础上恢复古老的、普世的宗教统一。他们的蓝图是如何宣告失败的。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进行自我辩护，他们不得不呼吁自由思想和个人判断。
出走已经开始。但对有些人而言，能够望见应许之地的山巅是那样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太遥远。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看到通往新迦南的道路被泛滥的个人主义阻截，他们于是担心自己和自己的人民在沙漠中丧命。于是恐慌和焦虑的呼声四处回响，人们在迈向新阶段的同时，也产生了回到过去的意愿。
最初的尝试来自教会。教会曾经等同于国家，涵盖了领导阶级，是包纳着整个社会的统一且无形的旧关系的最佳象征。受压抑的个人最早的抗争也来自教会。觉醒的个人意识想要确认自身与上帝的关系。18世纪下半叶以来，派别之间的对立、质疑精神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持续对教会造成重创。1828年以后，当国家本身不得不逐一打破将公民与教会联系在一起的法律纽带时，外在的一致性幻觉被摧毁，精神的崩溃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于是宗教界的领军人物，包括纽曼 （Newman）、普西 （Pusey）、基布尔 （Keble）、弗劳德 （Froude）及其支持者，敏锐的神学家和细腻敏感的诗人们纷纷在牛津发声，想要重建过去的统一体。他们透过充满热切想象力的双眼，看到国教的大厦摇摇欲坠，于是，他们惊恐地从现在逃回过去。这些牛津运动者，将数百年来宗教思想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进程概括为一场有害的意外事件、一个危险的梦境，他们一跃将时间带回了基督教形成之初的三个世纪。他们找到了神学上的奇迹案例来证明，尽管发生了宗教改革，但英国圣公会与早期教会没有什么不同，它只是通过重拾普世的大公教会传统而重新掌握了自身——使徒的信条是教会的教父传给我们的，随之而来的还有以下信条：洗礼具有重生的性质，相信主耶稣基督真实存在，相信圣礼赐予神的恩典，相信神父被授予管理圣事权，引导灵魂得救和赦免罪孽的权力。
牛津运动的发起者鼓吹这些教条，在信徒的心中唤起有关奇迹的梦境和想象，将这些带有感官愉悦的仪式和装饰引入宗教崇拜之中，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人的心灵。他们用情感代替理性，用可见的教会代替使之正当化的内在信仰，对教会而言，只要遵守外在的、统一的仪式，就足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在个人与它直面凝望的上帝之间，安插有神父，神父是教会传统和权威的监护人，慷慨地帮助人们摆脱理性思考和焦虑。
但是，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权威，他们需要呼唤舆论。他们敲响每一位有识之士的大门，发放自己的宣传手册，那是一些短文集（tracts）。“牛津运动者 （Tractarian）”的名号由此产生。他们原本倾向于限制或压制个人判断，现在却承认个人判断的管辖权。牛津运动者视国家为暴君，因为它不断介入宗教事务，接连剥夺教会特权；他们为教会辩护，对抗国家，在自由对抗权威的诉讼中，他们为自由辩护。他们的学说广为流传，引起轩然大波。牛津运动者激发了个人判断力，而这在宗教内部制造了分裂：一些人支持他们，另一些人反对他们。受到攻击的牛津运动者，他们以普西为代表，呼吁自由讨论。所有争议都导致同一个结果：社会离宗教统一越来越远。但与此同时，争议也激发了对抗者的斗志，在信徒们划分成不同团体的宗教生活中催生出更多紧张。尽管牛津运动者恢复宗教统一的雄心壮志失败了，他们仍是最早以这种紧张中汲取动力的团体。这场以维护权威和传统为目标的战役，其唯一的成果就是证明了：自由仍然是现代社会最确定无疑的原则。
继教会浪漫主义者之后，城堡浪漫主义者出现了，他们要重新建立团结阶级和个人的旧政治信仰。迪斯雷利提出要用感情的力量而不是理智的力量来重铸国家的组成部分，重新燃起人们心中对王位和教会的依恋，以及民众与其自然领导者之间的社会感应。青年英格兰（Jeune Angleterre）采用了这套策略。它们理想化的表象未能复活过去，消散在烟尘中。
牛津运动掀起的对抗信仰自由的浪潮尚未平息，另一个反对政治不忠的运动也应声而起，试图挽救联系不同阶级和个人的旧信仰。迪斯雷利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此时的他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由于出身的关系，他对英国的社会传统并不熟悉，但他的身上汇聚了原生族群的天赋，理想和物质在那里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迪斯雷利起身反抗社会原子主义，在他看来，这种论调已经统治了一切。他看到到处都是组织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一个危机中的贵族阶级、一个建立在恶性竞争之上的商业和一群堕落的人民”，“英国女王统治着两个国家：富人的和穷人的。阶层之间总是彼此对立。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聚落取代了社会”。他思考着：“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组成部分重新融合在一起呢？”依靠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不行，这样做就犯了和过去同样的错误——以为可以用政治制度来确保民族的福祉。政治制度仅仅是一台机器，它的驱动力来自民族性格。日趋衰亡的是英国民族的灵魂，我们需要对它做出反应。但怎么做？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们主张依据一种纯粹的理智，根据物质动机、计算和功利，来重组英国社会。这种尝试显然是失败的，因为理性的力量十分有限。“理性并不是我们取得那些足以载入人类活动的历史的伟大成就的原因……人类只有在出于激情而行动时，才是伟大的。一旦有想象力的参与，人类就势不可挡。连摩门教徒的人数都比边沁的支持者更多。”“提升一个民族品格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唤起他们心中的情感。”
因此，面对当代英国社会，迪斯雷利认为，应当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往日的情感——对王权和教会的忠诚，以及民众与其自然领导者之间的社会感应。辉格党出于自身利益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将国王变成这个集团的总督，使君主脱离人民，英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存在——君主 （Monarque）和民众 （Multitude）被抹除了。1832年被授予政治权力的新阶层，并没有通过履行社会职责，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只属于过去“土地宪法”的情况。在那时，完成公共职责就意味着获得重要的地位。而逐利的手段并不能同时要求“捐赠教会、照料穷人、看守土地和无偿地伸张正义的义务”，这是很令人痛苦的。迪斯雷利总结道：“我只知道唯一一种解决方案——即严肃地回归一种在广义上能够兼顾忠诚和尊敬的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停止阶层与阶层、信仰与信仰之间的战争，终结它们造成的威胁和动荡”。在这种制度下，“威尼斯的寡头”和财阀统治将被消灭，为国家的领袖——真正的国王让路。人民受到来自上级的关怀，并以忠诚和感情回报他们。救赎就在于回归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恰恰是伟大的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所坚持的、由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皮特所复兴的旧托利党原则。现代保守派依靠利己主义的勾结来聚集利益，这一自由主义孕育出的果实无法为英国提供直击灵魂和超越生死的政治信条。
为了将这一民众托利主义的方案付诸现实，一个名为“青年英格兰”（Jeune Angleterre）的党派诞生了，吸引了包括迪斯雷利在内的众多出身优渥的年轻人，他们都为浪漫主义的梦幻所牵绕。在他们的鼓动下，关怀地位低微的人成为土地贵族间的潮流，这种关怀既是专断的，也是感性的。地主慷慨地接济自己的农民们、提高他们的福利、组织一些民众节日，于固定的时段内在城堡门口布施；来自大家族的女孩们进行跨越城镇的“慈善朝圣”，年轻的地主与农民在一起打板球。作为这些福祉的交换，农民必须在一切事务上顺从地主。这一运动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其理想主义的表象。“青年英格兰”发现，他们试图重新燃起的往日情感的火焰，实际上却和烟花一样转瞬即逝。情感无法抵御事件，想象无法改变现实。英国社会已经不具备“青年英格兰”希望恢复的阶层关系所赖以维系的封建制环境。可以说，英国已经从情感的阶段进入了普遍原则的阶段。迪斯雷利曾经为宪章运动辩护，因为他认为宪章派是社会原子论的受害者。在宪章派的旗帜上，他可以读到对自己的构想的回答，那些回答被印成了口号，高举在行进队列中：“我们要慈善之前获得正义”。封建制的国家已经烟消云散，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微风吹拂在社会上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弄清的是“这些因素如何才能重新融合，重铸需要在什么样的精神中进行”。“青年英格兰”对问题的关键缺乏了解，他们提出的方案在逻辑术语中仅仅是一个对现状没有任何作用的循环论证。
卡莱尔反对机械物质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无政府主义，他的宣讲更受欢迎。他认为，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反对这些趋势。他呼吁将权力授予一个心灵上的而非血统上的新贵族阶层，由他们来统治；人们需要接受上级的领导和指导，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尽管民主的错误学说“只能通向零和”，它是由“事物的幻影，东风般枯索的边沁派的套话”组成的。为什么这针对精神状态的宣讲会如此成功，为什么它收效却又如此微乎其微。
在与边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社会的对抗中，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是另一位更幸运的优胜者。和迪斯雷利一样，卡莱尔也痛惜旧的社会信任的毁坏，对他来说，宪政的调整只是一种可悲的权宜之计，只有当社会领导重建在领导和被领导者的责任感之上时，救赎才会来到。与行动者迪斯雷利不同，卡莱尔孤僻、内敛，心中充满了苏格兰式的清教思想，他的内心世界经历着所处时代的所有重大危机。他心中漫溢的情感，表现为面向同胞激烈而庄重的揭露和声讨。这在许多年里，都如同叠句里的宣叙调一样反复回响，“啊，国家有罪愆，人民不得安宁”，这很像传道的以色列先知，但两者的方式略有差异：当卡莱尔的文风还没有彻底滑向晦涩难懂的时候，它令人联想到启示录式的语言。卡莱尔也描述了一头七头十角兽 1 ，那就是机械化：“机械化的庞然大物遍布英国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它气喘吁吁，面对粗重的活计发出烟尘和雷鸣般的轰响；它改头换面，如同一位真正的普罗透斯 2 ，而每一次形态的改变，总能扰乱为数众多的工人。当这些工人成群地赶赴工作时，远处摆动的阴影就像旋风一样驱散了他们，使最聪明的人也迷失了方位。”“现金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可以说，社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财产。但什么是财产？是羊皮纸上的标题，是你锁在裤兜里的钱包吗？这些是财产吗？不幸的兄弟，贫穷破产的兄弟，我没有羊皮纸，我的钱包时常空空如也，但我拥有完全不同的财产。我有全能的上帝吹入我鼻腔的生命奇迹的微风。我有上帝赋予我的感情和思想，有存在和行动的能力，和与之相应的权利——如果我爱你，我有权获得你的爱；如果听从你，有权获得你的指引——这是比无限更高、比永恒更远的权利。”卡莱尔用人的天性和精神需求，反对“机械时代”对物质的追求，强调理想对于任何社会生活都是必不可缺的。他希望自己的同胞心中充满责任感。而“其余的事”，也就是社会危机的实际解决方案，会像福音书里写的一样“自动补齐”。
在卡莱尔眼里，悄悄封闭在自由放任主义里的新的国家观念，是救赎的主要障碍，正如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样。它是“错误的异端邪说。如果有什么学说应该下地狱，那就是自由放任”。社会和国家无权放弃自己的成员。人民大众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引导和管理，才能够继续生存。“从彼得卢 3 到格列夫广场 4 ，所有民情激愤的行动都可以总结为一句含混的祈祷：‘引领我，管理我，我是疯狂的和不幸的，我无法领导我自己。’”当然，在所有“人的权利”中，愚民有智者来领导他们，这是最无可非议的权利，无论是用温柔还是强迫的方式。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他们之上都有一些更优越的人，和一个最终通往天界和造物主上帝的等级阶梯。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为了让它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是为了治理和秩序。在“现钱买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之前，贵族阶层是下层人民的管理和引导者。“上层人士向下层人民要求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种东西也是生存必不可少的。存在于下层人民与上层人士之间的不是土地买卖关系，而是类似士兵与长官、集团的成员与领袖、忠诚的属民与他们的领主国王之间的关系。随着‘即时支付’的压倒性胜利，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的出现。”这个新贵族不再依靠出身或特权，而是以思想和心灵为标准。如何使他们脱颖而出，通过什么特征分辨出这些贵族，以便将国家交给他们管理？——卡莱尔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他满足于讽刺投票权，发泄自己对民主的蔑视和仇恨。“选举是英国人对抗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这是他们固有的念头……户主选举权 （Household suffrage），记名或不记名投票——它们都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是幻影，是东风般枯索的边沁派的套话”，“我们奔向民主制度和民选产生的民众政府。但民主制度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一门自相抵消的生意），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零和。”强大的个人、暴君，对，就是暴君，将比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民众更加适合管理者的任务。
卡莱尔的宣讲引发了轰动。英国人的灵魂中有丰沛的情感，有宗教的情愫，这使得他们不会对呼声无动于衷。打动他们只需要高声疾呼，并对所说之事表现得深信不疑就足够了。这些呼声在此时，比在任何其他时代都更能引起共鸣——冷漠主义的弊端达到了极点——或是因为社会陷入了一种麻木的道德冷漠，或是因为心灵在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社会中萎缩，或者与上面列举的原因相反，是对于共同信仰与规则无处不在的怀疑——这些都为动摇社会，尤其是用激烈的言辞煽动英国社会，提供了心理上的最佳时机。18世纪中期面临类似的情况，于是出现了卫斯理主义和福音主义。同样地，1830—1840年间汇集了社会冷淡主义的最后两个方面。卡莱尔的出现在社会中，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引发了一次精神危机。他们情绪激动地引用卡莱尔的话：“引领我，管理我，我是疯狂的和不幸的，我无法领导我自己。”但这位新先知既不解释话语的含义，也不指引路的方向；他只一味地扰动心灵。他狠狠地敲击想象力，话语中几乎没有理性的因素。于是最终，绷紧的神经松懈了。卡莱尔自己也发现，仅仅依靠大声抨击边沁派的哲学是“像东风一样枯索的套话”，是无法阻止个人主义传播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唯一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解决方案的群体。他们试图借助基督教精神和基督教教义，激励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经济生活中病态的个人主义。金斯莱 （Kinsley）、莫里斯（Maurice）、拉德洛 （Ludlow）等人做出了勇敢而高尚的实际努力，这些努力有起有落。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普遍的联合，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存在，而不是原子的集合体，彼此互相争斗。但他们的经历注定了理想的失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道德和基督教教义的力量。
唯一积极的解决方案是由一群改革者提出的。工业制度对工人物质命运的影响令他们倍感震惊，为此，他们希望能让社会恢复成有生命的存在。他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自由贸易，实际上使强者变得更强，弱者变得更弱了。弱者落入强者的股掌之中，而且这些强者没有丝毫同情心或是正义感。 5 于是，他们产生了在实践领域与“竞争”一词对抗的念头。F.D.莫里斯和查尔斯·金斯莱发起了行动。他们都是国教的神父，但心胸宽广、思想开明，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教义意味着人性。他们相信在由上帝亲手创造的世界里，利己主义绝不是最高的原则，各方利益只有在奉献、牺牲和合作的原则里才能和谐共处。他们将这一观点运用到当时的经济体制中，得出结论：竞争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隔和对垒，联合与竞争应当是对立的。在他们的国家，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已经尝试将生产合作社的想法付诸实践。在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也纷纷提出这一方案 6 。但法国工人，“巴黎工人时常忘记，只有永恒的上帝之爱才是人性的唯一基础，只有充满智慧和爱意的愿望，才是任何完善的秩序或政府的唯一来源”。否则，在没有团结合作、没有牺牲精神、没有自我克制的情况下，联合将永远无法战胜竞争。而基督教恰巧可以给联合带去这份动力。这里指的并非基督教的教理，而是基督教的道德，是耶稣基督的基督教。金斯莱、莫里斯及其友人们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石，投身于解放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并且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联合是自然和迫切的，二者都是对方的进一步发展和表现。《圣经》是穷苦和受压迫的人的书籍，是对抗暴君的上帝之音。对于教会的代表来说，最神圣的工作是帮扶穷苦之人，而非劝告他们逆来顺受。然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不包含任何革命的成分：“我们告诉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博爱和平等。与共产主义的物质平等不同，我们说的是依据教会思想的精神平等，即承认每个人拥有自我发展的平等机能，并给予每一分努力以回报”。 7 基督教社会主义也不赞同国家干预，他们将立法改革视为社会改革的陷阱。他们对向议会提出普选和其他主张的宪章运动者说：“你们相信宪章能使你们获得自由吗？宪章的好坏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的好坏。”议会的法令无法改变社会，一切都要依靠人找到自己通往上帝的道路。人们应该在这种情感中团结一致，这样就能战无不胜。
抱有这种想法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在伦敦成立了缝纫工人合作社。工资根据工人付出的劳动和工作能力发放，但利润由全部社员共同分享，努力工作是唯一的条件，这一点要得到其他伙伴的认可。这个合作组织的成功推动了许多同类组织的出现。金斯莱、莫里斯等人慷慨地为这些组织提供帮助，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讲座、手册、报纸和小说宣扬合作社的理念。教会、正统政治经济学、被社会主义这个词和巴黎六月起义 8 激怒的资产阶级，针对他们的偏见和仇恨从各个地方涌来。他们勇敢地顶着一切攻击，坚持自己的工作。他们获得了议会对合作社的合法地位的承认。在金斯莱等人领导的总社的支持下，合作组织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期望合作社能够遍及整个国家，写进章程头条的原则能够变为现实 9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原子的集合”。舆论在看到这些社团取得的成果后，回过头来支持它们。但不久后，这些社团就纷纷衰落了，尤其是生产合作社，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人类的利己本性被唤醒，并显现在其他的领域，嫉妒和敌对在社员之间滋生，社员们各行其是。这些社团解散了。在一些社团中，一个强大的个人成为了老板；其他一些社团则消失了，或者因为恶性竞争分裂成了更小的社团。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是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他们是一些对人类不曾绝望的人，这一点始终能唤起敬佩和感激之情。但他们将联合作为社会组织至高无上的准则，没有意识到人性自私的一面；他们将宗教的道德作为动力，但宗教已经不再是人们的普遍信仰。他们实际上脱离了现实。他们亲自宣布了这套社会综合方案的失败。
刚才描述的四场对抗个人主义或广教主义的运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10 它们产生的根源以及影响的社会群体都不相同，但又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点，包括它们追求的目标，以及导致同样失败结果的思想精神和行动的方式。这些运动均诞生于一个以讲究实用和实际闻名的国家，却都有和现实脱节的特点。它们追求绝对，但边沁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成为了绝对，于是它们向边沁主义宣战。与后者有推演的理论支持不同，这些运动依靠的是想象和心灵的冲动。它们忽视了摆在面前的问题的首要背景：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神权政治获得救赎，然而宗教思想的解放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些人想借助封建时代的感情，重铸分崩离析的社会，却不知封建精神早就成为了过去；又有一些人咒骂民主制度，大声疾呼民主是零和游戏，但民主“已经”“漫溢出来”；还有一些人反对利益至上的原则，认为它破坏了社会平衡，他们想要通过确立一种牺牲和奉献的原则，来追求相同的平衡。他们都自以为提供了解决罪恶的良方，实际上却只是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综合方案 （synthèse）仍然等待着被发现。
包括卡莱尔、金斯利、狄更斯在内的许多人，他们通过写作所传播的心底的呼声，纷纷在众人的心灵中引起了回响。他们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减少划分阶级的偏见和仇恨以及贫富之间的鸿沟，做出了很多贡献。无论如何，它们影响了社会的感情，但并没有改变以个人主义为框架的社会思维。
1．基督教末世论中描绘的怪兽，出现在《启示录》中，通常具有龙或蛇的特征，是对《但以理书》中的四兽异象的一种回应。——译者注
2．古希腊神话中的早期海神，善于变形，《荷马史诗》曾提及这个神灵。——译者注
3．彼得卢屠杀或彼得卢之役指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英格兰曼彻斯特的镇压示威事件。法国大革命传播革命理念，拿破仑战争和《谷物法》造成失业和饥荒，导致工人运动、废奴运动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家亨利·亨特组织了曼彻斯特爱国联盟，在圣彼得广场聚集和平示威，向议会施压，要求改革。地方治安官派骑兵驱散和拘捕示威者，造成数百人伤亡。为讽刺滑铁卢战争，人们将屠杀命名为彼得卢。——译者注
4．格列夫广场是市政厅广场在1802年之前的名称，位于巴黎第四区。这里是巴黎大部分死刑的行刑地点，设有绞架。——译者注
5．“甜美的竞赛！天堂的圣母！如今同时被低级文人和哲学家当作社会的基石和土地唯一真正的保护者歌颂！为什么将天堂排除在外呢？也许天使之间相互竞争，其中有加百列和拉斐尔。他们施予的恩典最少收获的崇拜却最多，因此获得了优胜。我们总有一天会了解。暂且，‘看看你的作品吧，全能的天主’：人以各种方式吞噬他人，又被他人以各种方式吞噬。为什么热情的经济学家不写诗赞美同类相食？”（ Cheap cloths and nasty ,by Ch．Kingsley．）
6．J.M.拉德洛是金斯莱和莫里斯主要的合作者，前者对法国的工人联合会颇为了解。他在法国度过青年时代，其间受到毕薛 （Buchez）思想的深刻影响，之后现场跟进了1848年的工人运动。
7．Ch．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3 e édit.L．,1877,I,248．
8．六月起义是指1848年二月革命后，发生在6月22日至6月26日巴黎工人反抗临时政府的起义运动。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搏斗”。——译者注
9．Article I des statuts de“l'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10．根据记载，牛津运动可能发生在1833—1845年间，“青年英格兰”发生在1837—1846年，卡莱尔的活动也在同一时期开展并持续了更长时间，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在1848—18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