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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仅仅是表面现象——它们构造拥挤，而且缺少空间。被弃置和驱逐在外部的人民群众。宗教复兴运动带来了解放的信号。卫斯理 （Wesley）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后来的福音派将它发扬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让“人”登上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舞台。
无论英国旧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多么牢固和统一，对涵盖国民生活的内容来说，它都太狭隘了。在那里，一切都是缩减的：对于个人而言，他的教育基础虽然牢固却十分不完善；社会来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它的日常生活被礼节和偏见支配；社会精神的培育依靠一类文化知识，古典艺术是这类知识的统一标准；灵魂的充实则依靠一种清除了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宗教，讲坛上的那些讲道者将其简化为一系列推理，这些推理通过揭示上帝的功用来揭示上帝；教会是国家的分支机构；作为国家基础的单一阶层，也是唯一与之利益相关的阶层。在这个属于士绅、贵族教会、写入法律的国教和排外的政治秩序的社会中，广大的群众很少感受到光明和热度。的确，与欧陆国家相比，个人在这里并未受到特别粗暴的对待；工作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已经成为历史；法院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官和固定法律管理之下的行政机构具有司法性质，不再受到独裁官僚和议会党争的摆布；工业革命前人民生存的物质条件还能勉强维持；领导阶级对下层人民也绝非充满恶意。但领导阶级从未试图帮助人民走出蒙昧的深渊，从未启迪他们的思维，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这个阶层从未将人民纳入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之中，给予他们作为公民行动的空间和作为独立人格成长的可能性。教会则无论在国民教育还是宗教教化上，都对人民表现出相同程度的冷漠。现有的教会代表、上帝秘书或者说教会官员很少走进人民内部，于是人民也远离教会，宗教信仰彻底消失在他们原本就枯燥无味的生活里。“他们活得如同野兽，只想着满足那些野蛮之躯的欲望，直到死去，也从来不曾思考过，不曾关心过自己将要去向何方。”——相比统治阶级的小国家，广义上的国家更能代表混沌和灰暗的群众，在他们之中，人并不凸显，灵魂也互不相识。
但依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依然存在着，连同他的愿望和本能也是，尽管处于沉睡之中，这样的人却没有绝迹。18世纪中期，当约翰·卫斯理对灵魂的呼喊回荡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大地上时，民众颤抖了。“不堪忍受苦难和罪恶，深深陷入困境的人们，这一次你们可以获得解放了，用信仰去倾听灵魂深处那鲜活的上帝之声。一旦你们感受到信仰的存在，便净化了自身，因为信仰并不在于拥护某一个或一些观点。我们可以在赞同三大信经或其他更多的信经，甚至赞同《新旧约全书》的同时，不承认基督教信仰。它是且仅仅是基督教的内在证明，是上帝直接给予信仰之人的永恒启示。”之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这份神启，是因为神启乃是上帝自由的馈赠。获得它既不需要资质，也与品德无关。“它的慈悲只以我们对罪恶和痛苦的感知为前提”，“能够合理化的信仰不仅意味着对个人的启示和基督教的内在证明，还应当包括每位信徒无可动摇的信念，相信基督因他的罪孽而死，基督爱他，基督为他付出了生命”。 1 但应当由谁来判断，个人是否达到了信仰的高度，是否脱离罪人的泥潭，成为了“完人”呢？这一点将由个人自己去感受，他才是自己灵魂的裁判。
在英国，新教因信称义的教条，原本已经随着时间流逝，成为明日黄花，此刻竟以这种方式重现生机，推向极致，并广泛地流传。摆脱了一切阻碍，听从自身的冲动，这种精神上的傲慢令卫理宗的信徒感到陶醉，常导致道德上的失衡，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产生了一场冲突。新的教条导致了反律法主义，相信遵守道德规则并非基督徒的义务。 2 但很快，个人又一次受到束缚。卫斯理复兴的清教主义排斥一切有利于个性发展的享乐。卫斯理主义不断地引导灵魂自省，将人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堵住了通往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窗口。与此同时，曾经呼唤自我意识觉醒、倡导个人摒弃不良生活习惯的卫斯理，又以更加坚定的态度，要求信徒们在新的道路上互相帮助和监督，防止有人步入歧途。他组建了每周集会和班会，每位成员都要坦白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袒露灵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供人们自我封闭的隐秘角落，可以让人们把自己封闭起来。白天夜晚都有审查，他们因此受到严密的监视。瞒过审查只能通过表演，假装自己拥有符合规范的情感，只能任自己沦为伪善的法利赛奴隶。
但被卫斯理唤起的个人良知，仍然在扩散和回响。一些来自中上阶层的人也被这样的呼唤打动了；他们在没有退出英国国教的情况下，投身于传播福音信仰和宣扬心灵的宗教。福音派用灵魂面对造物主时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反对教会冰冷崇高的道德。他们将这些情感付诸实际行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社会慈善运动的序幕。福音派撰写解释教义的作品、组织传教团和圣经协会，他们对社会中的苦难充满关怀，通过这些行为维护基督无上的光荣。广大人民深陷于无知之中；刑法是如此野蛮；监狱的环境是如此残酷，囚犯在那里自生自灭；尤其是人竟然将自己的同胞变成奴隶——这些无不触动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开始了一次公开的反抗。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发明并系统化地运用了几乎达到现代水准的宣传手段——手册、公众集会、讲演政纲、议会上的请愿狂潮。他们无时无刻不呼喊着人类良知的悲惨现状，他们告知世人，罪犯是人，黑人是兄弟。反对贩奴，向黑人布道的社团越来越多。许多寒微的家庭里，几代人怀着温情，为他们献上自己仅剩的积蓄。为了抵制黑人劳动力，共有30万人拒绝食用糖制品。福音派进入议会，他们面对扭曲人性的复仇之声，日复一日地响彻威斯敏斯特的玻璃穹顶。即便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在下院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尽管他们在名义上属于托利党，但每一次，但凡良知不允许他们和其他党员同气相求，他们都会选择和党派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敬畏活着的上帝。个人良知在政治中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这是令人不得不重视的新景象。这些人被称作“圣徒党”，而不是“哲学家”或“冒险家”。
继宗教情感之后，文学爱好者的感伤主义也推动了道德理想，以及作为其载体的人的重生。
在社会慈善运动扩展的同时，一股来自相反方向的潮流与它相遇，加入并壮大了这场运动。宗教情感中融入了反思的情感。对约定俗成的感情感到疲倦的社会，需要真实的感官体验和真正的情绪。并且，由于人们拥有了充足的闲暇和收入用以支付这些美妙的感觉，他们更加向往深受感动的经历。“多愁善感的人”（homme sensible）出现了。随之是一片欢欣鼓舞。“我们可以将那些多愁善感之人的藏书称为环境文学。 3 ”当时流行的小说，如理查森 （Richardson）、斯特恩 （Sterne）、麦肯齐 （Mackenzie）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出一辙地表现出这种心灵特质，任何事物都能令他们泫然泪下，“一天之内伤怀了五六次，过于丰富的情感甚至导致了肺病” 4 ，卢梭那些激烈又缱绻的自然赞歌令人为之动容，人们为“回归自然”而长叹，面对着自然之美神迷目眩。新引进的轻便马车使得旅行更加便捷，人们可以在旅途中随时随地欣赏美景。人们还乐于向内探索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在想象中，离开自己的故乡岛屿，只为遍寻动人的事物。公众的善感甚至蔓延到了野蛮人、异教徒和圣文森特岛 （île de Saint-Vincent）上遭受虐待的加勒比人的身上。公众良知对沃伦·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管治失当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人们为科西嘉人反对法国的独立战争发起募捐，援助波兰人从贪婪的邻国手中夺回自己政治版图的残片——正因为这些人和黑奴一样，都是“同胞”，这个概念对中产阶级而言，比“人”更容易理解。后者在英国人眼中，是一个过于抽象和纯粹的形而上学概念。
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传入英国之初，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及在法国。但这个理念最终在英国和法国都实现了。人们寻找到了一条迂回的小径，但它通向的是价值观念的亨衢。
责任义务的标准从个人生活转向了公共生活。道德哲学家认为，国家有责任关心国民的利益和幸福，并且应该交由国民自己来评判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佩利、普利斯特里）。作为一门新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强化了这一结论。亚当·斯密 （Adam Smith）要求给予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人权宣言》的发表传播，颂扬了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此观念被潘恩 （Paine）和戈德温 （Godwin）评述并加以普及。它在反击法国大革命的狂潮中幸存了下来，并且悄无声息地，在佩利和普利斯特里之后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们那里得到了继承。
宗教复兴运动和感伤主义在引领灵魂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让人直面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需要漫长的求索，基督教的悲悯和心灵的声音当下就能为他们描绘出一套行为准则，关乎“道德”的准则。但这种“道德”穷尽了所有的责任吗？不，当时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佩利是这样回答的：“共和国的成员在政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需要投出的选票、面对重大决策需要采取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与处理个人生活问题时的决断一样，与责任紧密相关，一样需要个人的深思熟虑。” 5 因此，政治的主体不是别的，就是道德的主体，也就是有良知的人。政治的对象也不会改变，它只会随新框架相应地扩大。原本，在小范围的道德里，它是个人灵魂的安宁；而现在，在更大范围的道德里，它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人的幸福。普利斯特里说：“人出于互惠的目的在集体中生活，因此，所有涉及国家的问题，都应当根据集体成员，也就是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来决定。” 6 那么由谁来判定集体成员的利益呢？这等于在问，谁最了解自己的利益。答案显而易见：应该由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己来判定。这才是最终的结论。这个结论将在许多事件的助力下，改变英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从理论到现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在这五十年里，英国思想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明确和发展普利斯特里的主张，将它同时用在思辨和实践领域。
造成这一结果的其他因素也有很多。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它是新兴利益群体的代言人。18世纪中期，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英国的变化。早在实行旧制度的期间，经济领域就已经涌现出一股独立的力量，这股力量为个人主义未来的秩序奠定了基石，而且，但凡在没有国家规章制约的情况下，它都凭借自身的力量开疆拓土。这个民族追逐利益的天赋，曾在伊丽莎白时代给全世界造成过巨大的震撼，自此，随着新兴力量的出现，这种天赋再度觉醒。盎格鲁-撒克逊人内心深处积累的几个世纪的顽强意志、无穷无尽的能量和大胆的首创精神，又再度焕发出来。只要给予充分的自由，他们将征服全世界。这一主张是被民族力量的浪潮激发的，而它成形于亚当·斯密的笔下。斯密没有重提法语的“让他做，让他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但他的整部作品都在传达这样的观点。他以现实情况为依据，要求政府给予行业自由发展的权利，给予贸易自由权。与此同时，他还阐明了国家行为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各种弊端，强调了柯尔贝尔保护体系的局限性，“这种让每个人都依据指令来处理事务（的体系），是如此地背离平等、公正和自由的普遍原则”。斯密批判长子限定继承制度，反对任何削弱和限制个人追求财富的天然愿望的规定。由于利益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社会要做的，只是为个人赢得经济活动的自由权，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都将能在自由贸易中汲取财富。
斯密丝毫不否认天赋自由的一般概念，他的观点与后者是如此相近。而在实践领域，他的观点还会给英国造成更大的冲击。他用利益的语言讲述利益，呼唤利益。它渗透人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股推动“个人”的潮流，并且其力量还在不停地增长。法国人的天赋，则是采用一套更加崇高和华丽的语言，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为同样的事业，即受压抑的个人辩护，要求自然权利，呼唤理性和公正。
很快，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法国大革命就将理念变为了现实。《人权宣言》又将这一事实告知了全世界。英国社会的许多阶层都满怀激动地得知了喜讯。对之进行了详细描述的潘恩 （Thomas Paine）的《人的权利》（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 ）极其畅销，在很多年里，它都是平民精英们的枕边书。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以自由同意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的美好，以及作为人类一切不幸根源的国王教士的丑恶，都展露在一场狂热又精心设计过的雄辩之中，不为启发人的智识，而为唤起人的激情。
威廉·戈德温是推演理性主义极具实力的代言人。他关于政治正义的著作，以颠扑不破的逻辑发展了这种理性。他的逻辑直达最终的结果，是卢梭都未能达到的境界。在戈德温笔下，人作为理性的生灵，遵循公正的永恒法度是本性使然，因此，一切外在限制都没有意义；法律、政府只是对个人自由的侵蚀。以此为由，戈德温也否认了社会契约的有效性。尽管内容夸张，戈德温的作品依旧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因为它传达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情感、对阻碍人格充分发展的种种桎梏的痛恨以及对人和理性的信仰。法国大革命的暴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乐观主义，激发了英国社会对“法国理念”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随着皮特领导的那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对法战争，被推向极点。但法国那些关于自由的理念，同样在英格兰的精神内核中获得了某种庇护；它们躲藏在功利主义哲学的背后，后者尽管在原则上与英国人讲求实际的精神相契合，在实践中却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功利主义哲学自佩利以来的代表人物驳斥社会契约，否认自然权利，但都徒劳无功。他们在作品中填装了大量观点，这些观点都很合理，而且充满了智慧，但他们的努力依然一无所获，如果要教授政治学常识，这些作品倒可以成为优秀的文选。他们的功利主义想在旧政治的堡垒上打开一道巨大的缺口。普利斯特里和佩利开启了这项事业，而边沁 （Bentham）则最终实现了它。
边沁如何完成这项事业。在经历了残酷且无休止的工作之后，他瓦解了以功用为准则的法律秩序。然而同样的准则，却被他用来构建起了另一套秩序。他以一种依据计算结果进行科学评估的功用性原则，代替了人的良知和自然权利，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根基。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于幸福的渴望，利己主义变身为利他主义。建立在个人自身利益之上的社会是自然和稳固的。任何国家或政府随后的干预都没有意义，甚至会带来危险，除非干预是为了保卫个人权利。但既然利己主义的天然倾向使得管理者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必然从他们的个人利益而非普遍利益出发，这种权威就必须从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全体公民手中，也就是说，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国家政府需要实行普选制。这个总结是如何得出的？实验性或科学性，完全依靠抽象的推理拼凑起来。边沁是如何得出了和法国人一样的结论，并且同样被谴责为无效的？
边沁具备罕见的分析天赋、成熟的分类技能和对细节的热爱，这些特质结合在一起，令他能够细致地考量英国立法中的诸多局部问题。他像拆卸钟表的机械零部件一样拆解了每个机构。他在每次分析中都引入功用这一标准，将手段与目的进行比对，然后只根据逻辑宣布他的判断结果，因为他探索的领域呈现出巨大的混乱，充满随机积累的、毫无章法或指导原则地重叠在一起的安排。“边沁将重重的迷雾揭开，鼓励人们在法律的土地上，从权力机关的暴政，和祖先的智慧中解封出来。” 7 然后，他将功用性的原则作为分析手段，确立起一套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总论，在其中，个人意识占据最崇高的地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每位公民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
博爱主义呼唤的道德良知，和法国哲学家诉诸的自然权利的正义，在边沁看来都不足以建立社会秩序，甚至会造成危险。自然权利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种杜撰，一种比喻，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演绎。道德良知呢？这只是一种对善与恶的武断划分，它的依据，归根到底不过是喜爱或厌恶的盲目感情。边沁先是拒绝了理性主义，他相信经验已经证明，人是被自然置于欢乐或痛苦感觉的绝对控制之中的，我们所有的观点、判断、人生中的决断都受其影响。这种追求享乐和规避痛苦的意图，既作用于肉体，也作用于精神，既无法抵御也不会停止，它成为我们的行为指南：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功用”作为行动的标准，用算术的方法衡量行动的后果，对欢乐和痛苦进行评估。“这不微妙，不玄奥；不要向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求教。无论农民还是王子，文盲还是哲学家，痛苦与欢乐，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8 每个人都掌握着同样衡量“功用”的尺度，“每个人都有权判定这种‘功用’；事实如此，而且应当如此，否则人就将不再是理性的生灵”。只需要听任他们自由行动就可以了。恐惧“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实际上是对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人们在社会中彼此依赖，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他们还想要获得同胞的喜爱和肯定，这是一种同样发自天性的快乐；因此利己主义一定也是利他的。“在如此构建的社会中，为个人幸福努力的同时，也就为全体人的幸福做出了贡献。” 9 还有什么需要国家插手？边沁坚持不懈地向立法者呼吁道：“离我们远一点，静一静，不要挡住我的太阳。”仅仅涉及个人行为的时候，慎重行动的规则本身就已经足够了。法律只在人们互相伤害的时候才有介入的必要。在这类情况下，介入是必需的，因为以大多数人的智识，他们无法理解，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与他人的利益相连。就法律本身而言，任何法律都是一种恶，因为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除非用于防止或者制止比它更严重的侵犯，也就是说，只有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法律的介入才是合理的。“这就相当于医治疾病时，只要使用得当，毒药也可成为解药。”
我们如何确保毒药的合理使用？如何组建政府？边沁谈到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他都致力于保护个人，使他们免受立法者的侵犯，他提出的作为行动动机的个人利益原则，只限制在纯粹利己主义的严格意义上。作为执政者的人是利己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国民的利益。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府，其目标始终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但这里的大多数指的是执掌政府而非政府执掌的大多数，即“某些人”（核心利益群体）而非“众人”。王权、上议院、国教都属于与大多数人利益敌对的“核心利益群体”。为了在未来规避这些利益冲突，需要将权力转交到多数人的手中。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而政治和道德的目的也在于此。因此，边沁要求在英国实行普选、无记名投票和年度议会制。
这些结论与法国空想家的论说一模一样，事实上，它们采用的方法也相同。尽管边沁披着英国经验主义道德家的外衣，他通过预先推理的方式获得结论 （不能与他作品中分析的部分混淆），这一点与法国的空想家相同。 10 他倾向于对历史经验进行抽象概括，这一点也和他们完全相同，因为“过去是没有用处的 （参见菲拉雷特·沙勒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借用卢梭的说法就是，他在社会人身上同样只看到“人最本质的部分”，尤其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天性，这种天性被吸纳到人的某一种属性中：边沁笔下的人从不遵循冲动或习惯，他们只会深思熟虑；他们永远在计算，如同空想家的主体只会用正确的道理推论一样。因此，所有地方的人在他看来都是相似的。适合他们的政府只有同一种——代议制民主。边沁和法国空想家们一样，认为人类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在人类面前，国家的概念应当被抹去。他宣称，“如果成为国家的朋友，就意味着必须和人为敌的话，那么我只能满怀恐惧地拒绝被划分为爱国主义者。”——法国空想家说，这是因为人类是由相同的人组成的；而在边沁看来，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有共同的永久利益”。
边沁得到这个结论，采用了和法国空想家一样的逻辑。同样地，他的结论也被谴责为无效。之所以无效，并不是因为它来自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如果这是边沁最后的尝试，它足以说明，在经验事实中找到一个调节生活的准则，是非常困难乃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边沁从感觉事实出发，最终步入空想，而他对这一过程无能为力。他重复着法国空想家的错误，后者采用了一套理想，用它来调节各个社会的生活。但他们拒绝接受一个事实，即这套理想对社会事件的继承权是有限的，他们就如同自以为拥有全部财产受赠权的继承人一样，无限向往着这套理想。边沁也是如此，他的出发点是人，但现实世界中的人是相对的，他没有考虑这个角度；他的人在抽象的天性里，被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涵盖一切的存在，但这个存在里实际上只有人自己。于是，社会也不过是原子的聚集、利益的总和，且这些利益都要求对自己完全放任。一个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权力，且存在只能有唯一一个理由，那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从此沦为一条看守犬，而不再充当推动社会精神进步的活跃因素。为了防止这条犬咬伤它看护的人，还需要给它戴上一副结实的嘴套：国家需要被严格限制在许可范围之内。只有以此为代价，个人自由才能实现。
个人取代了集体的首要地位。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行动，为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构想扫除了障碍。这种新精神状态的形成，可以视为边沁及其哲学激进主义的继承者，对现存秩序毫不留情的批判的结果，以及日益频繁的对外联系和新文学潮流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经验论功利主义、人权信条，无论是它在法国毫不掩饰的原貌，还是在英国稍加掩饰后的假象——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在英国的面具，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试图建立起一个以个人而非整体为起点的新社会观。在那之中，散发光热的不再是集体，个人自身就是炉膛。在边沁的笔下，这个构想发出了它最后的声音；它深刻影响了英国思想界，使后者回归“人”本身，以此审视人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在陈述这个观点时往往说得很明确，不考虑其政治意义。“无论人们谈论的是社会，”保守主义者佩利说，“还是有感觉的生命，无论它面临的是幸福还是不幸，除了‘个人’之外，任何事物都是虚假和无知无觉的。全体人民的幸福由每个人的幸福构成……民族的财富、力量和荣耀，这些被历史颂扬、几乎是唯一享受全部赞美和敬慕的场景，也只有在指向了这一目标 （最大多数的个人幸福）时才有实际意义。” 11 戈德温质疑集体特有的一切生活方式：“爱国主义是一种幻觉，独立于个人幸福之外的国家福祉是一种妄想，民族荣耀、开疆拓土纯粹不过是一个圈套，个人幸福才是政治机构唯一合法的目的。” 12 边沁呼喊道：“大家都认为个人利益应当让位于公众利益。但这有什么意义，每个个人不都同样是公众的一部分吗？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利益。关照个人，不损害也不容许他人损害个人利益，就已经是在为公众做贡献了。”
这一观点与传统秩序下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如果它不摧毁传统秩序的根基，就无法树立权威，也无法在知识分子间立足。一种社会观点，无论自身拥有多么大的上升的力量，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现象引发心理反应，造成思想上的空白时，它才能够进一步发展。19世纪的前二十五年的英国社会，就接连经历了这样的反应。工业革命引发了物质层面的反应，这一点随后会提到。精神层面仍然是边沁。在他的努力下，通向新社会观念的精神状态得以形成。边沁审视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种种细节，强调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制度正变得越来越腐朽。他打破了历史延续性的神话，动摇了人们心中对英国政治机构之完善的信仰，也击溃了岛民们不可一世的傲慢。这样的结果不仅归功于他个人的行动，还得益于继承者对他的言论的传播。正因为后者，原本鲜有人知的言论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些继承者由少数杰出人士组成，他们自称为“哲学激进主义者”，“系统且强硬地对抗一些陈词滥调” 13 。在他们的直接启发下，报刊“接连向错误的思想 （英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性）发起攻势，揭露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谬误和罪恶，无论它们是薪金制还是荣誉制的，直至人人都确信这一点” 14 。哲学激进主义者们在声势浩大的《威斯特敏斯特评论》 15 里批判土地贵族、荣誉法官、英国国教，以及所有为单一阶级充当统治工具，为实现部分人的幸福，继而与“多数人的幸福”相对立的机构。他们赞扬的是动产化的财富，以及拥有此类财富的资产阶级。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褒扬资本，褒扬财富在持有者和“人”之间的转移，贬低土地所有权，谴责这种贵族形式对人的统治和对个人的压迫。对于哲学激进主义者而言，国家的任务仅仅在于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他们不断地呼唤各个领域的个人自由，敢于对抗一切，甚至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制度。他们与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反对保护制度，主张自由贸易。最后也是他们政治信条中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哲学激进主义者要求自由选举。并且他们声称，提出该诉求并非出于人权，而是为了“保障稳定的环境，否则任何好政府都没有存在下去的可能” 16 。
这些观点在公众意识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影响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有志青年、年轻一代进入了公共生活和自由职业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激进主义的信条， 17 这种信条又随着时间推移，传播到每一个阶层，“它并没有使得人们改变政治阵营，实际上，人们保留了旧的特定称谓，但与此同时开始采用一种全新的，和长久以来习惯的原则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18 。
战争之后日益频繁的对外联系助长了运动的声势。当和平协定打开了王国的港口，旅行家们纷纷拥向日新月异的欧洲大陆。英吉利海峡两岸长期保持着人员来往，船只回载旅人的同时，也带回了对岛国体制和观念的批判。
19世纪开始后，另一股改变人们思想面貌的力量也随之出现，一种更加安静和深刻的力量——这就是文学。叛逆和浪漫主义成为主流，颠覆了古典主义的准则。人们开始在心灵深处寻找启迪，不同于外部世界用统一的规则给每个人烙上铅印。对于那些心灵高洁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一个伪善的、倾轧个性的世界更加令人恐惧的了。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包括骚塞、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在内的作家选择去北方的湖畔避世，为了能够在大自然的宁静中更加深刻地探索灵魂。拜伦过着空虚乏味的生活，他用这种方式凸显心中的苦闷和对当时社会的鄙视。他在遥远的自我放逐中创作的诗歌传到了阿尔比恩 19 ，其中每一首都在加深怀疑的氛围，都在煽动反叛的心灵和思想。
当19世纪的前二十五年结束的时候，原有的一切都遭到了怀疑：怀疑和否认的精神有着摧枯拉朽的力量。旧英国的世界观已经走向消亡了。
工业革命是如何参与到思想变革之中的。机械发明。企业精神的急速传播和个人奋斗的胜利。告别了平庸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位置；他们成功击败了原本居于国家主导地位的贵族阶级。1828年至1846年间一系列的立法改革是如何废除了旧领导阶级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教的垄断，切断旧关系和打破旧框架的。
就在思想变革完成的同时，物质上的变革也进入尾声。从18世纪下半叶起，这两场变革就并驾齐驱。这就是由机械发明——几经改良后的纺织机和蒸汽机——引领的国家工业变革。这一变革彻底动摇了旧英国的根基；改变了所有人和物的位置。工业曾经一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零散的工人们在乡下或小村镇的家中从事生产，如今，大工厂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工厂中的机械发动机拥有千百倍于人力的效率。城市侵占了农村和农业。原本人烟稀少的英国北部由于盛产用作机器燃料的煤，集聚了大量在工厂工作的人口。原材料如同被施了魔法似的变换着形态 20 ；工厂中的生产没有停歇，它每天都输出新的资源，用遍布世界各地的商品维持对世界市场的占有 21 。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企业精神、个人奋斗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一些出身低微的平民得以跻身最富有的上层人士之列。个人创造力不断地被激发，勇气常能带来收益。在个人面前，似乎任何希望都有可能实现，每个人都试图走出自己的世界。这些愿景最终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演变为一种狂热——1824年至1825年间的疯狂投机就是有力证明。实际上，催生这些行为的，除了对金钱的贪婪，还有张扬个性的渴望。 22 无论如何，有一批人得以脱颖而出。他们之中，有些是创造新财富的主导，有些是合作者，还有一些是分享成果的人：制造业者、工厂厂主、商人、企业家、通过自由职业致富的人。他们之中形成了新品味、新思想，更诞生了新的野心。我们在18世纪看到的单一且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让位于一种更加精致的生活。许多资本新贵族的财富已经超过血统贵族，但他们热衷于与后者为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量财富被创造出来，这些人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许多新人进入“上流社会”，同样地位的人之间引发了纷争。贵族阶级具有排外性，他们建立起壁垒，但这个壁垒并没有防御作用。对贵族的批判围绕另一个角度展开了：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在过去，贵族掌控着权力；他们垄断议会中的投票，投票的方式和参与的人选都是固定的。所有新出现的群体，尤其是工业腾飞背景下出现的大城市居民，都没有选举权。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转型后拥有的实际力量，和自己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很不匹配。他们就像《圣经》中描写的最早的人类一样，在食用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之后，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原来竟然是赤身裸体的。作为人，作为英国人，他们要求在权力分配中获得位置：“我们要求获得祖先留下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团结、正义、理智和法律的名义” 23 。新的阶层具有野心，他们了解自身的实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产生了权利意识。城市居民的崛起，为这些从18世纪后半叶起就活跃在英国的观念提供了物质力量；贵族阶级退场了。1832年的改革将投票权授予了所有收入符合要求的城市居民。贵族们被剥夺了对议会代表的垄断权。
1832年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其方向都是打破旧框架和切断旧关系。1828年以来，国家与国教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弱。1828年，《市镇机关法》和《宣誓法》废除，为不信奉国教的人打开了通向公共职位和议会的大门。1829年，长期遭受打压的天主教徒获得解放，他们得以参与政治生活。改革后的议会又通过了一些措施，包括允许其他信仰者在教堂举行婚礼，规定出生和死亡证明必须为世俗性质，从宗教仪式中独立出来。1835年的市镇改革取消了为大领地主服务的寡头机构，将城市的管理权交回到了广大纳税人手中。《济贫法》令民选代表，以及众多围绕伦敦设立的官僚机构的职员进入公共救济机构，这些机构原本由担任地方法官的地主领导，无俸法官 （great unpaid）丧失了当时自治政府最重要职能中的位置。包括公共健康在内的新行政部门相继形成，职员由伦敦各办公室管理，这些都不断削减着士绅参与当地公共生活的范围，以及他们与民众保持日常联系的机会。贸易保护制度从霍斯基森 （Huskisson）时代开始瓦解，到1846年彻底消亡。《谷物法》 24 的废除，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给地主势力造成了致命打击。其中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直接切断了封建权力的经脉。罗伯特·皮尔爵士在改变主张支持自由贸易之前，是反对取消《谷物法》的。他认为一旦农村地主被迫进行商业竞争，将遵循一种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地主、农场主和耕农之间的道德和社会联系就会受到威胁，而这种联系已经维持了好几个世纪，“这将导致国家性质的改变” 25 。地主们收入减少，他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摆设筵席、慷慨布施，也不再像以往一样有吸引力。——1830年至1840年间，新的交通运输和交流方式出现了，这进一步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关系。在铁路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生活状态相对隔绝，大地主的影响力可以辐射整座村庄，所有利益都以他们为中心。他们的消费维系着附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计；他们每一次进城都有种类繁多的华丽马车随行，人们争相围观，场面十分热闹。铁路的出现终结了这种关系，同时也摧毁了地主的威望，结束了其他人原本对他们的依赖。人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去往中心地区，那里满足一切任性的喜好。新的交流方式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开启了新的世界，并且以更加剧烈的方式腐蚀和瓦解了道德。
个人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人拥有了自我意识、利益和公认的权利。人的解放有利于新经济条件的形成以及广义上的物质进步，即便有的时候，同样的条件会反过来压垮他。个人脱离了旧的关系，或主动或被动地自己对自己负责，时常感到孤立于世。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人解放的必然历程：先解除他原本受到的限制，然后把每个人孤立分散在一些抽象、概括的类别里，削弱彼此的区别，通过实现个人之间的平等，赋予他们在新的一般性社会关系中结合的能力。这种抽象化、概括性的心理进程是如何在个人和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又是如何在改变社会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普世原则的。这种类似于构建意识形态的心理历程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现实的。
半个世纪以来，新意识形态的代表一直在要求取缔旧秩序；他们为个人辩护，但后者恰恰是他们要求撕碎的旧秩序的继承者。宗教复兴运动已经告诉每个个体，他是自己灵魂的所有者；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将这个结论变成现实。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宣布，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因此也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1832年的法案承认了这一点，以一种动态和理性的标准确定选民的资质，并将政治选举权定为一种“不记名”的权利。《济贫法》改革将同样的原则引入公共救济事业中。税收限制的取消使得人们的活动不再受到约束，可以投身于狂热的自由贸易竞争中。铁路、电报、邮局中的1便士信件 26 ，使得人与物的联系更加灵活，这彻底解放了个人。过去，交流十分困难、缓慢、缺乏保障，人们被局限在居住地的狭窄空间里，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奴役。他们于是提前放弃了，认为自己受制于事物宿命般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是人力无法改变的 27 。如今的人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阻碍，只要他们愿意，就能去到百里之外的地方，或者与地球另一端对话。他们可以使自然的力量随时供自己调遣。
诚然，这种对个人的崇尚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自由发挥的空间，而本身有助于个人解放的几种现象很快又成为对人的制约。工业的腾飞在赋予个人职业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工业贵族和工业农奴并存的局面。被吸引到工厂的大批工人，彻底离开了土地，被迫放弃个人劳动，像奴隶一样被绑在机器上，沦为资产阶级的绝对附庸，在转型后的社会中，资本家阶级重新建立了一种“封建主义”。铁路改变了地方的附庸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和财富流通的集中，由此形成了新的依附关系。邮局和电报同样有利于资源向中央集中。它们将个人变成围绕资本和大城市转动的卫星。
在多种关系的作用下，人再度落入陷阱。人们在工业社会中重构了一种等级制度，一种依赖状态。但新的联系纯粹是机械的，它们不具备任何巩固旧社会的凝聚力，它们不仅没有阻止旧社会的瓦解，反而加剧了旧社会的瓦解。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个人主义活跃于英格兰的过程，揭示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终结，以及社会转型、社会的范围扩大之后，个人是如何被孤立的。工业从家庭式变为工厂制以后，工厂主无法再与工人群体保持直接联系，因为组成这个群体的人随时在变动。从此，他们之间除了工作和报酬的关系，再无其他关系。他们受冷酷的供求法则的调节，对于彼此而言是匿名的。他们每天相遇、分别，却始终互为陌生人。大批聚集在工厂里的工人被随意地组合在一起。他们只有在反抗中才能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非常短暂的，就像宪章运动一样。农业生产同样受到了新秩序的影响，生产者变得分散、彼此陌生。土地耕种开始使用机器，个人生产取代了原本集群开展的劳作。机器在城市建立了大型工业，也给农村带来了大型农业。分工原则使农业生产不再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再依靠生产者的持续劳作，人们再也不用在寒冬徒手敲打麦穗——机器通通可以代劳。约束长期工人变成了一件无意义的事情，田间劳作者的工作期限也从年变为周。围绕耕作者形成了一些流动的社群，主要由包工头和职业介绍人组成，他们在郡与郡之间 （有组织地）穿梭，就和工厂工人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迁移一样。——新的商业环境同样推动着人际关系的变化。原本固定的买卖关系被不断变化的顾客群体取代了。即便是在员工之间，在办公室或商店的内部区域，人们往往也互不相识。18世纪后半叶那种雇主与雇员组成唯一家庭的时代已经远去，他们如今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工业革命而变得更加精致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仍然因为拥有财产数量的不同呈现出许多细微的差异，每一个细微的差异都代表着一条新的界线。
于是，这项瓦解英国旧社会的运动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它先是打破旧关系，解放了个人，又在解放个人的过程中，使个人陷入孤立。但革命没有停止。孤立和分离的过程，又引起个人主义运动的新发展。这种发展像是对一系列变化的综述：为了抹除差异，人们拆解具体事物、事实和观念的逻辑，将一切引到一般性的道路上。工业主义在每个地方都奠定着基调。在工厂工作的人群里，工厂主只认识“工人”，工人对工厂主人的印象只有“资本家”和“老板”。除去直接的接触，他们对彼此的想象刨除了一切具有个人特质的成分，只保留了同类人应有的特点。新的生存环境在思维和现实两个层面扩大了社会的范围，一切社会关系都化为抽象概念。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摧毁了，或至少是疏远了邻里关系。市场的扩展则模糊了买家和卖家的个人特质，使之消解在“商人”和“客户”的一般分类里。铁路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半小时后又将他们分开，这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们的个性回到一般“乘客”概念上，所有的人都因一张统一的车票，一张在印刷厂为所有现在和将来的乘客集体印制的卡片，而处于平等的位置。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创造性的能量和意志以股份、无记名证券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可以转让给无数的虚拟生命——只作为股东的生命。即便是一些产生于内在精神活动的感情，如同类之爱和同情心，也被投射到一个更宽泛的领域里，调整为抽象的概念。我们曾经援助某位不幸的吉姆或汤姆，他们都是熟悉的形象，但现在，对某位“穷人”的概念，转变成了对“穷人阶层”的概念。
观念的变化造就新的行为准则。事实上，要对那么多陌生工人都产生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困难的。与所有在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旅伴都建立友情，那样也并不现实。我们可以对穷人慷慨解囊，善举却无法覆盖整个穷人阶层。我们只能用一种更加普遍的感情接纳这些人。原本只适用于个例的爱慕、友善和仁慈在向普遍情感转化之后，成为一种尊重人性、满足社会最底层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世人眼里，它成为了正确无误的行为取向。 28 同样地，道德审判的作用也被社会人的义务取代，具体表现在对他人的责任上。原本局限在“阶层”的狭窄范围内的道德审判，其范围不断扩展。同辈组成的法庭，会对任何人认识到或者能够认识的行为进行审判。即便涉及的是内在的良知，人们也受到除开自己的社群之外的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审判。因此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主体部分的特殊性和只占很小一部分的普遍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他们生命的实然状态被限定在某些具体、特殊的内容上，为生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起点和支撑，但不同的人生轨迹又都包含普遍意义。因此，社会关系更多以解释普遍原则，而非传达个人感受的意见为准绳。这种普遍规则的力量或许不那么强烈，但可以容纳全部社会单位构成的庞大集合，包括各种抽象的，并随之变化的加剧而日益广泛的社会类别。总而言之，在由具体趋于抽象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自身也倾向于公认平等的规则。
通过抽象和概括，这种社会关系的心理进程遵循和理性主义相同的逻辑，取得了相同的结论。然而，后者存在于思辨的真空中，前者则是在根深蒂固的习惯、传统、偏见、利益中的活生生的社会中运作。所有这些都是减缓并常常中和最急躁的离心运动的向心力。并且心理进程每发展到一个阶段，社会关系的相应变化总是会延迟，现实情况往往滞后于理论情况。因此，旧社会的解体与新社会关系的普及之间产生了落差。这种落差将导致英国社会和作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国家出现历史危机，因为国家即社会的政治形态。
国家是如何遭到瓦解，并且在瓦解中走向普遍性的道路的。通过与教会、社会分离，国家变得更加庄严，但地方自治政府相继脱离了传统形式，它们与议会政府之间的划分，损害了国家凝聚力。这种瓦解是如何分别在两个政府中进一步发展的。地方政府在新精神或新需求的指导下进行改革，但改革不够彻底，缺乏统筹和整体计划，导致行政职权被各种机构和部门分割。这些改革因而导致了官僚制度和官僚集权，压制了社会代表。而社会代表，特别是资产阶级成员，宁愿逃避公共事务。迪斯雷利谴责“新的领导阶级不领导”。1846年，旧社会彻底消亡后，议会历来的势力划分也随之模糊。历史上的党派二元论崩塌，传统的议事规则松懈，议会内的个人获得自由。老牌政客的无端抱怨。作为被普遍化的社会关系危机所塑造的社会形象，议会不能依靠旧的政治道德，即作为政党政治核心的效忠，来维系自身的运转。它也需要有更全面的领导原则和更广泛的行动模式。
国家与社会之间天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遭遇了同样的危机。国家有时作为攻击社会的思想和事实运动的焦点，有时直接反映社会内部的运动——它经历着我们刚才所描绘的与社会和个人有关的逻辑过程的所有阶段。1832年改革使国家走出了单一领导阶级的狭隘框架。1828年以来相继颁布的一些世俗化举措，改变了原本政教合一的混杂状态，恢复了国家自身的特质。1832年法案后续的一系列行政改革，确定了国家的范围、国家机构的职能和行动，与社会上招募的自治政府代表严格区分。国家不再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于公共与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之中，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形象和轮廓，变得更有人格，更加个人化。但是，国家与社会不再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社会既是国家的基础，又是国家的黏合剂，国家本身也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国家与组成国家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凝聚力消失了。地方自治政府与议会政府之间不再有单一的、统一的统治阶级的牢固纽带。两个政府从此以后有各自的身份、人员、方式方针，它们在庞大的国家中相互孤立。地方自治政府和议会政府相互分离，在新的运作环境下，失去了自身的同质性；它们又相继解体，从相反的方向表明国家在解放以后与社会分离的不争事实。
自治政府是第一个证明。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系统性地走向支离破碎。英国一直以来立法程序的碎片化显然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1832年法案没有取消地方行政管理中的士绅政府，只是把它分成了很多个部分。除地方法官之外，人们还设立了一些选举职位掌管地方政府的其他职权。但民主原则只实现了一半——在选民授权委任和监督代理人的议会上，富人的声音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并且这种优势还在随着税收增长不断扩大。这种双重的道德飞地，与在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统一观念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引入自治政府的各种选举机构所造成的物质飞地，根本没有可比性。《济贫法》改革为了实现对穷人的管理，将国家划分为教区组成的联合体 （unions），再由每个联合体选择一个保卫会 （Board of Guardians）。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4000个教区被划分为600个联合体，而不考虑旧的历史和经济划分，因此一个联合体常常同时属于两个郡，同时包含城市和农村教区，诸如此类。在人们感觉到需要改进或建立公共服务时，他们就把管理穷人所做的工作重复一遍：设立新的民选办公室 （负责道路维修、卫生事务等）和新的选区。如此重复了很多次。这些选区与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完全不一致。不同选举当局的领地有时相邻，有时分离，有时相交。每个当局都对其行政人员单独征税，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年度预算。“已经不存在地方预算这种说法了，因为我们无法得知地区的支出。就算有纳税人想了解，他最终也会放弃，因为这是十分招人厌烦的事情。” 29 这严重打击了人们参与当地事务的积极性，合作的习惯也被抛弃了。地方政府不再有固定的框架，不再作为中心，汇集所有的积极意愿和所有的行动。过去的行政单位，即教区，淹没在混杂的区划、职权和税收之中。作为纳税人集会的教区委员会（Vestry） 30 存留下来，但其最重要的职权都被切分出来，转移到了新成立的选举组织。在1835年改革后，被单独分类为“自治市镇”的特权城市的政府都由纳税人组成，即使在这些城市中，留给市政府的活动领域也相当有限。与此相反，“联合体”长期以来不仅负责公共救济，还集中了诸多地方政府职能，它过于臃肿，无法为民事管理行动提供基础。乡村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困难，联合体更加庞大，而教区更加狭小。几乎没有供给和维持公共利益的物资。由于缺乏讨论的主题，乡村的教区委员会不再召开。据一位农场主所说，村民们连邻居在想什么都已无从得知 31 。
与此同时，现代文明的日益复杂，导致地方政府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发展，就像工业一样，政府也引入分工原则。为了满足新的要求，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地方部门多招纳领薪雇员，出于稳妥的考量，这些雇员被置于伦敦的各种部门的监督之下，如济贫法局 （Poor Law Board）等。官僚制度和集权制度同样进入地方政府的核心，隔开了政府代表与社会。这些代表对此无能为力，一方面，如我们刚才所见，转型后的自治政府无法继续提供利于行动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对行动也不够坚持。迪斯雷利在宪章运动期间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慷慨淋漓地陈述了宪章运动者是如何成为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牺牲品的。该秩序确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这些人却没有履行领导职能。“旧的政治制度只将政治权利授予一小部分国民，但前提是该阶层保障群众的公民权。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社会是这样构成的：领导阶层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只有伟大的义务才能赋予它伟大的地位。后来这种权力的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并没有被赋予公共义务，也没有通过履行社会义务而与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例如司法部门、教区政府、道路和桥梁建设、军队和警察的指挥、就业帮助、对困难人群的援助——这些都是行使和享有政治权力的人普遍承担的重大职责。现在，我们有一个阶级已经达到了所有富人都渴望的伟大目标——即政治权力，却没有接受占有这些权力的附加条件。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什么？那些拥有权力却没有履行义务的人，自然会希望尽可能避免花费和麻烦。他们已经获得了其他人需要以金钱和精力为代价才能获得的东西，也希望保有这份利益，同时不损害自己的财富与时间。为了保护财富，他们要求一个便宜的政府；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呼吁政府的持续干预。” 32 实际上，资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他们的公民热情便迅速冷却下来。他们把仅有的精力投放在反抗《谷物法》的斗争中，因为这关乎他们切身的物质利益。资产阶级的财富已经超越土地贵族，前者却退出了政治游戏。从此，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发财和享乐上。——于是，旧自治政府的躯壳和精神都不在了。
在政治生活的中心——议会中，旧有的管辖权也很快就会松懈。就在1846年，标志着旧社会消亡的决定性的那一天，这一点彻底显露于世。罗伯特·皮尔要求自己的支持者同意废除《谷物法》，导致托利党分裂。托利党代表的是土地利益的反面，土地利益是旧英国的象征，而旧英国反对工业革命。在经历了这么多其他改革之后，《谷物法》的废除，消除了这种对立。同时，托利党中相当一部分人，忠于自己的记忆和激情，拒绝跟随皮尔改变。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既反对皮尔和也反对辉格党。两党对立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理由和物质基础。众议院中不再有多数党。顽固的托利党人和“保护主义者”无法原谅皮尔的“恶劣背叛”。而面对党内的深刻裂痕，皮尔的支持者在他和自由党之间犹豫不决。自1832年以来的各种纠纷始终充斥在自由党的内部。辉格党的贵族阶层、中产阶级代表、激进的边沁主义者之间组成了联盟——他们为了攻击托利党人的堡垒，勉强联合在一起。一旦堡垒被攻破，这些结盟者便会分道扬镳，因为他们的出身，性情、习惯和期望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快，在议会的各个地方，传统的党派关系纷纷松动，没有了纪律，没有了对党派的依赖。这造成了普遍的不满。克罗克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人们说众议院每一届都比上一届更加棘手，没有一票是确定的。据说城市代表们，人数众多，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忠诚，完全是在为人气投票。” 33 克罗克还写信给布鲁厄姆：“您愿意怎么称呼它都行，难缠的下院或无法统治的国家都行，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代议制不仅如你所担心的那样面临着信誉扫地的危险，而且已经信誉扫地。随着时间流逝，它将越来越明显地与曾经被称为我们的宪法的东西不相容。” 34 这不只是热血的托利党人发出的哀鸣。格雷维尔的日记记载了大量对此类情况的观察。它将1854年的会期总结为：“本届议会的整个过程以及政府与众议院的关系，都呈现出我们闻所未闻、与政治家的记忆完全不同的情况。它标志着党派关系和义务的彻底断绝，表明女王政府和下议院决心分道扬镳，各自独立行事，甚至相互对立。” 35 1855年，格雷维尔写道：“没有人认同忠诚是责任，他们甚至不认同党派联系，乃至不认为人要与某个人或事物有关系。” 36 他1856年的日记记述了格雷厄姆的话，后者声称在议会中没有人拥有十个以上的支持者，包括格拉斯顿、迪斯雷利和巴麦尊在内。 37
事实上，古典政党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温和的托利党人已经无法与辉格党人区分开来。 38 个人考量在议会的各种联合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今天尚在争论的政策，第二天就被胜利的联盟接管；大臣从一扇门出去，又从另一扇门进来。于是一些议院成员在不背叛政治信仰的情况下，转而支持其他议会领袖；一些人拒绝合作，原因是不愿为了议会策略牺牲个人观点。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个人在议会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获得了“解放”。
政治老兵对这种反常的新风气唉声叹气，对各党派成员所表现出的“前后不一、不诚恳”十分愤慨，大加指责。指责的人就如同所有“崇古者”（laudatores temporis acti）一样，对传统观念有一种执着，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将旧道德运用于新世界，或至少是一个转变中的世界。无论政治品格和信仰的堕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它都不是纲领松散和议会溃散的唯一原因。议会不再表现出往日的可靠性，因为它不再受到社会的掌控。尽管通往议院的道路十分狭窄，社会差异的不断细化、社会期望的分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普遍化最终还是体现在议院中。对许多议员来说，他们要重视的不再是某位在饭厅里分配议会授权的大老爷，也不再是行使同样权力的小圈子，而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选民群体。他们无法继续遵从蒙茅斯公爵的建议：“先生，您和您的家庭一起投票。”政治义务和责任就如同个人道德一样，脱离了具体的阶段，进入了抽象和普遍的阶段。旧政治道德意味着对首领的忠诚，效忠者至死追随首领的誓言是对这种理想的概括。为自己的首领庄严战斗，即便对抗的是祖国，也并不可耻——只要没有背叛自己的首领，就意味着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止一次看到，那些将帅把剑指向一个又一个国家：孔代和蒂雷纳起兵对抗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者与其祖国的敌人联手——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王而战，所以没有丝毫顾虑。而在英国，国王的权威很早就因为议会而衰败。这种代表了集体性的团体逐渐成为主宰。但实际上主导着权力行使方式的始终是旧有观念，即携一众忠实追随者的两个团体首领之间的争斗。委婉地说：两个政党代表了两种天然对立的政治理念，轮流执掌国家。而当新的普遍化的社会关系扩大了依附关系和责任，忠诚就不再是政治家的品质。以此原则为基础，人们部分地从两面构建了古典政党的固定框架，并且认定这些框架可以把所有的政治倾向与渴求调和到这两个组成部分中。但现在这些框架已经变得过于狭隘，无法包容政治生活中大量不同的关系，同时又过于松散，无力维持旧秩序——后者可以说在历史运动的作用下已经坍缩了。因此，英国旧社会的解体，理论上要以政党政府的覆灭而告终，因为政党政府是政治秩序的最高形式。此后，这种议会制庇护下的秩序，就如同社会秩序一样，需要有更全面的领导原则和更广泛的行动模式。问题是，我们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是否会造成旧习惯和新需要之间的冲突，带来个人和普遍利益之间的激烈对抗；议会和社会的解体是否仅仅属于一个转型期，如同埃及和迦南之间的沙漠，只是找到能够重新整合国家和社会的新原则、规则和形式的必经阶段。这些一体两面问题的解决，是留给未来的。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出走开始了，英国人民正在行动。
1．R.Southey, The life of Wesley and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Methodism ,2éd．,L．,1820,II,175 et s．
2．参莱基引卫斯理与伯明翰的反律法论者之间的对话。（ History of the XVIII th century ,II,596．）后者坚称，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可以随意拿走想要的东西，和任何自己喜欢的女人同床共寝。
3．Comme dit Taine, Histoire de la lit ． angl ．,IV,227．
4． Ibid ．
5．W.Paley． 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trad．par J.I.S.Vincent.P．,1817,préface,XXVIII．
6． 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L．,1768,p.17．
7．Préface au Fragment on government ,2 e ed．
8． Principes de l é gislation ,ch.I．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绝大多数边沁的引用都来自杜蒙的法语版本，这一版本大部分基于边沁的手稿，比英语版本更早出版。因此，法语版本常常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原版。
9． Ibid ．,ch.X．
10．实际上，边沁理论的大前提，即欢乐和痛苦是人仅有的感觉，而功用是行为的唯一动机，根本不是经验的产物。如果假定功用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如何能据此认定功用是行为准则呢？很显然，这种通过思维跳跃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公设。那么功用性原则是如何充当万能且颠扑不破的标准的呢？如果这种功用性的概念指向的是它的日常含义，那么符合此概念的行为结果就不会偏离它的实际范畴——因为在精神层面人的行动会产生后续效应，这些成为现象作为行动的反馈又会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效应，进而不断造成连锁反应。如果功用性的标准不考虑最初的影响，如果它需要涵盖所有可能的后果，甚至从之后几个世纪的视角来设想社会中人的行为 （边沁说，那些对“有用”概念模糊的人常常引用阿里斯提德的话：“地米斯托克利的方案是有利的但也是非正义的。”阿里斯提德本可以说：“地米斯托克利的方案只能有利在一时，长久下来却是有害的，它夺走的比能给我们的多得多。”（ Principes de législation ,ch.V.）这一标准将始终与一切思维构建出的永久有效 （sub specieæternitatis）的判断标准画上等号：公正的、好的、美的，是所有思维试图加以绝对化的术语。边沁自己也声称被广泛追求又不失于庸俗的功用与正义完全不矛盾，相反，二者是吻合的。将功用作为意识形态来阐述的戈德温也不否认公正与功用的契合性。因此，边沁没有抛弃绝对化术语，他只是抛弃了绝对化的其他形式，如同拒绝虚假的神灵；他否认其他绝对者，目的是宣称自己的才是唯一真实、一直统治着世界的绝对者。诚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神才是绝对的，但谁见过这些神？除了爱慕者的想象中，他们还存在于别的地方吗？与此同时，边沁却声称他的上帝每个人都看得见也摸得着。我们无法评估“公正”，却可以评估“功用”，也就是说只有边沁的原则有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加以实践。有人会说欢乐和痛苦并不具有同质性。但二者最终都能被归纳为感受，人们只需要比较自己的感受。的确，这些感受会随着感受的主体和外界环境对感觉系统的影响而变化，但任何感受都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供人们从中提取。通过分析得出的这些客观因素可以被科学地加以分类，建立一张关于感受的清单，它们可以提供精确的分析工具，甚至可以将最艰难的关乎幸福抉择的操作简化为一套机械程序。
然而边沁在主张用数学方法评估感受的同时，也承认在“两类 [作用于感知的]情况”中，人们只能观察到其中一类的全部细节。“第一类情况”如性情、力量、灵魂的坚毅、先天或后天的习惯是无法计算的，我们不得不满足于“第二类情况”如年龄、性别、地位等。——但既然这么多数据都没有被纳入计算，如何保证总体结果的精确性呢？这些数字难道不是因为评估者专断而多变的喜好才丧失价值的吗？因此，边沁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比其初始形态更具实验性。原本用来取代“道德良知”的“科学良知”并不是一种良知，而边沁根据臆想的品质赋予前者的特殊地位却依然有效——它依旧是好和坏的至高裁判，正如自然权利树立的裁判一样。在某些情况下，相对自发地向绝对过渡，这种理想化的转变使人们将原本只存在于思维中的事物当作了现实。功用性的标准或者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仅能评估事物最初的影响，之后就再无作用了，或者像边沁鼓吹的那样，能够计算所有行为的结果，最终只是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过程中将相对推向了绝对。这只是扔向英国的实用主义思想，扔向边沁及其同胞们的一块蜂蜜蛋糕，其目的是令人放松警惕。
11． 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édit．citée,II,237．
12．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2édit.L．,1796,II,139．
13．J.St.Mill, Autobiography ,L．,1873,p.100．
14． Ibid ．,90．
15．《威斯特敏斯特评论》（ Westminster Review ）由边沁创刊于1823年，是英国哲学激进主义的喉舌刊物。——译者注
16．J.St.Mill, Autobiography ,L．,1873,107．
17． Personal life of George Grote ,by Mrs．Grote.L．,1873,p.24．
18．J.GA.Roebuck, History of the Whig ministry of 1830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L．,1852,v.I,p.344．
19．Albion，或译作阿尔比昂，是大不列颠岛的古称，也作为该岛的雅称使用。——译者注
20．如此一来，上午还在羊背上的羊毛，晚上就可以变成约翰·思罗格莫顿先生赴晚宴时所穿的羊毛上装。（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country ,Quarterly Review,1825,vol．32,p.174．）
21．半个世纪之内，棉花出口增长了53倍；从1785年的864,000磅增长到1833年的46,000,000英镑，相当于1,150,000,000法郎。
22．“这不全是贪婪。对很多人来说，其中的诱惑在于跌宕起伏的经历、帮助大公司成功的乐趣，在于构想一个延伸至潘帕斯草原和安第斯山脉，直到遥远海洋尽头、极地冰原中心的活动版图。”（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peace ,by H．Martineau,I,352．）
参布赖斯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理想主义光芒，同时这种想象伴随着西方人追逐财富的斗争：“这不是或不全是一种贪得无厌的行为。这些人为能够投身自然的伟大体系而感到心醉神迷，巨大的矿藏、广袤的草原和即便遭到破坏也能为美国提供几个世纪木材的森林”…… （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3eéd．,vol．II,ch．CXVIII,The temper of the West．）
23．名为“政治联盟”的民间机构在伯明翰和其他地区成员传唱的改革颂歌的歌词。
24．《谷物法》（Corn Laws）通过1815—1846年间强制实行进口关税，维持谷米的价格不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下降，从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译者注
25． Hansard ,3 e série,vol．LXXXI,p.376．
26．售价一便士的黑便士 （Black Penny）是世界上最早的邮票，1840年在英国发行并使用。它的出现取代了昂贵且特权化的递进邮资制，使平民百姓也能够担负邮资。——译者注
27．西德尼·史密斯 （Sidney Smith）回忆旧时代的旅行：“从陶顿到巴斯 （70公里路程），在麦克亚当碎石路前，我的身上已经有上万处擦伤了。然而不论遭遇了何等痛苦的事，想找个邮局、花上一便士、寄一封信到国家的另一端倾诉怨愤，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曾经对生命中的变故安之若素，如今却怀疑起这一切。再也没有比那种处境更令人恼火的遭遇了。”（ Works ,p.678．）
28．至此，法律义务取代了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义务，例如救济穷人。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介入，对承担这些义务的权威机构进行了“去具体化”的处理。此前，穷人只有在原籍的教区才能享有公共救济。罗伯特·皮尔先生在1846年下达的一份文件，要求“所有”在教区居住的穷人，不论出生地，一律有权利获得救助。此后关于社会救济的立法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原则，“赋予了济贫工作更多抽象义务的特性”。（Aschrott, Das Englische Armenwesen ,Leipz．,1886,p.148．）
29．M.D.Chalmers, Local government ,L．,1883,p.29．
30．原本指的是教区中的小礼拜堂，由于教区的教俗人士时常在这里聚会，它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成为了实际上的教区政府。——译者注
31．Rev.T.W.Fowle, The dacay of self-government in villages （Fortnightly Review,Apr．1879）．
32． Hansard ,3 e série,vol.XLIX,p.248.（Séance du 12 juillet 1839．）
33． The Crocker Papers ,edit．by L.J.Jennings.L．,1885,III,327．
34． Ibid ．,340（lettre du 21 juillet 1854）
35． The Greville Memories ,édition en 8 vol．L．,1888,VII,182．
36． Ibid ．,247．
37． Ibid ．,VIII,41．
38．一位名为洛萨·布赫的外国观察家如此定义两个政党：“辉格党人来自约翰·罗素祖母那一代，托利党人则站在迪斯雷利身后”（ Der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 ,1854,p.113），他也因该说法而出名。几年后，一位老英国议员作出了类似定义：“什么是自由党？就是那些拒绝德比伯爵的邀请，不去圣詹姆斯广场聆听他的计划的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Sir John Walsh, The pratical result of the Reform Act 1832．L．,1860,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