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

“但我们几乎没想到这一点；我们站在湍急的河水中，固执地盯着岸边还能看到的一些残骸；但水流却拖着我们，往深渊里推。”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引言

在本书中，我研究的是民主政府的运作。但本书的主题不是制度，我的关注点在于政治力量而非政治形式。到目前为止，人们太过关注对政治形式的研究。观察这一方法本身是随着《论法的精神》被引入政治学的，长期以来，人们更偏好将它应用在制度和法律上，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创造和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的人。政治力量不同于政治形式，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起初，政治生活相对简单，那时，形式和力量似乎结合为一体。这种区别因此被掩盖了。即便到了18世纪，政治思想大发展，迎来了自由时代，人们对这种区别的认识依旧非常不足：“人本身是政治秩序普遍和无可动摇的基础”——这一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机械的道德秩序观主导了整个世纪。另外，自由的经验与实践是需要的，以使得积极主动的诸种意志及其不同组合形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确立并清晰地凸显。随着民主政体的发展，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政治力量的自由发挥也在发展，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最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越来越需要准确认识这些力量的运转。

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对政治力量的认识？就像我们认识自然界的力量一样，两者都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被感知，需要对运动进行观察。我们必须把观察的方法应用到政治行动中，必须观察行动的表现，它们将向我们揭示使政治社会运转的制度设计、思想倾向、自主行动。如果这些观察涉及大致上规律发生着的，而又以大致有条有理的方式展开的行为，它们就会更有价值。换句话说，研究政治力量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政治手段。当然，这项研究不能局限于对政治流程的纯粹形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有学术价值，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它只对寻找秘方的政治操纵家有用。要真正理解社会行动的特点，就必须根据实施社会行动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意志形成和展露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来研究其模式。只有这样理解，政治方法的研究才会在具有哲学影响力的同时，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我想进行的是以这种精神构思的民主政府手段的研究，是以观察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首先必须在政治生活中找到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行动模式以某种方式被收集和系统化。这个领域可以为观察提供一个划定的范围，为观察者提供一个固定的支点。我认为我在政党组织生活中找到了它。我所说的有组织的政党并不仅仅指在议会的藩篱之内的政党，还包括同一国度内，在或多或少更宽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政党。议会从来只是上演最后结局的大舞台，舞台上的表演却是在其他地方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党派的生活在哪里发展，就会在哪里引导公民的政治感情和行动意志。从定义上讲，它是政治社会行动方法的持续实践。在我看来，各党派的实体组织提供了观察的岗哨，它在历史上的发展则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坐标，使我能够顺着政治趋势和力量本身的发展，从现在回到过去，从结果回到原因，不是在政治形式的无生命框架内，而是在活生生的社会之中，从整体上考虑民主政府的运作。

生活在民主政权下的不同国家，并不都适合在有组织的政党的框架内对政治力量进行这种研究，因为政党的生活及其组织在各地的范围和规律并不一样。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议会之外规律活动的政党组织还不是很完善。政党队伍在选举前夕组建，选举后很快就会解散。它们往往只是由流动的群众组成。在这方面，有两个国家走在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前面，那就是英国和美国。自由在这两国中获得了更大发展，被以其他名义置于政治人性的首位。因此，我提出的政治现象的研究，这两个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果，而且，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两个国家，研究才能以理想的广度展开。的确，是它们为我的作品提供了素材。然而，这项工作的范围并不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国家，在对细节进行必要的改动后，它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民主制度的国家。要承认这一点，就不必完全接受奥古斯特·孔德的学说。根据他的学说，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演进最超前的民族都代表着整个人类。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不容忽视，但不同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当今文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建立在相同的模式上，经济演进带来的社会条件是相似的，因此，人也会受到相似的影响，走上平行的道路。

我所进行的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大部分素材必须在生活中，而不是在图书馆里收集。虽然党组织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大量盛行，但无论是党组织的现在还是过去，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都称不上丰富。大约15年前，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相关材料还是一片空白。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并不会轻易地认为与该问题相关的事实值得关注。在媒体上，它们被归为不重要的小新闻，除非是与丑闻或政治上的流弊相关。尚不存在全面考察这一问题的著作。在旧报纸、杂志文章、小册子，甚至在有一定重要性的书籍或官方文件中可能发现的信息，仍有待进行科学的研究。将一系列的事实尽数引入科学，这是第一次。在考察了英国的政党组织之后，我转向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的民众组织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可以确保我想观察的现象有更丰富的信息来源和更广阔的视角。我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起点，力图勾勒出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第一个世纪，其国内政党制度和政党组织的发展图景。这项工作的成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在1888—1889年的《政治学年鉴》上向公众展示。在《政治学年鉴》上发表这些文章的同时，布莱斯（Bryce）的不朽著作《美国的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出版，第一次对现行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有条有理的描述，这对于旧世界的读者，乃至对于美国人自己，都是一个启示。

在英国，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政党组织是最近才产生的，研究起来的难度比美国政党大得多。为了确定相关的素材，我不得不在英国本土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调查，调查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证词和对一般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党组织的运作的直接观察。我常常要靠自己的努力收集原始材料，用于从中发现一些一般性认识；我需要从一个城市去到另一个城市，投身于相互冲突的调查，以揭开被政治竞争或仅仅是地方争斗所掩盖的真相。我从事实、印象以及收集到的文件中提取出一般性认识，这些认识又在我与人和事的接触中，反复被核验。我把我的概括分解成具体的，而又往往是非常平实的问题，向对话者提出，他们不仅是我的证人，也是我直接观察的对象，不管他们是属于党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是属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然后，根据新的印象，增添或是删去部分特征，重新整合这些概括。我以这样的方式在各地工作了多年，与此同时，利用在图书馆里完成的工作，我也确立了课题的历史部分；我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值得向公众介绍的结论。之所以说出这些细节，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向公众交代我的方法，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肯定我的责任，这无疑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我很少躲在权威的背后，在这项研究的当代部分中引用我的作者们的话；所有给我提供的资料、传达的印象，我都是有选择地采纳的；我完全自由地、完全诚实地，使用我认为最合适的素材。我对所述事实的所有见解，也在多数时候对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因为我本人也作为证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我认可我的责任，并且将完全、彻底地承担它。刚才所说的自然也涉及调查中的美国部分，这是我在穷尽了英国的课题后进行的。我熟练掌握了在英国调查中尝试过的方法，之后开始了新一部分美国的调查，并将这个方法沿用了下去。

因此，我设法整理出一整套对有组织的政党制度开展的科学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研究，实际上，它研究的是民主政府的运作及其对当今社会提出的、影响我们政治文明的整个未来的重大问题。那些迄今为止在历史的开端和当前的政治编年史上被轻蔑抛弃的事实，使我能够一步一步上升到政治思想和艺术的最高概括形式。如果我们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于对那些在思想史上留下印记的名字，抱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敬意，因而能够流畅地使用他们的语言形式来评论他们的作品——如果将他们的表达应用于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是合法的，我会想起那个词：“无母而生的孩子（Proles sine matre creata）”。 ¹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作为一个政治生活的调查者，在现场观察过政治生活，在像河水一样难以把握的现象的永恒流动中，我已经学会了谦逊。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解释，不是为自己的设想和执行之间的差异辩护：我已经诚实地完成了力所能及之事。

由于我的志向是进行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一种自由的、不受激情干扰的研究，我注重在观察中保持完全独立的思考，并在阐述结果时保持绝对的真诚。我所说的是在自己看来真实的一切；我不允许自己受到任何外来考虑的阻碍，不畏惧对于我的倾向性的指责，更不害怕冒失，同一社会、同一阶层、同一类政治观念或愿望，我既强调了它们好的一面，也强调了坏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唯一担心的是成为或至少看上去变成了某个党派的翻译，某个派别的发言人。但我希望自己已经避免了这一危险。我怀着信念，借用一位也是著名的行动派作家的话：“我把这本书寄给世界，但愿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不喜欢。” ²

在落笔之前，我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在英国以及美国完成工作时获得的诸多协助。如果没有这些协助，这项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在我的研究之路上，这些协助随处可见，它们以最多样的形式，慷慨而真诚地被提供给了我：个人访谈、文件的传达、对大量问卷的书面答复、就某些问题专门为我写的说明等等。如果列出所有热心为我服务的人，会是一张非常长的名单，因此很遗憾，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其中的几个人。这些人中有好几位已经离世，看到他们离开，我悲伤不已，只能致以感恩的怀念。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自由党中央组织（Organisation centrale du partie libéral）的前秘书托马斯·尼科尔斯·罗伯茨（Thomas Nicolls Roberts）先生。他是自由党组织的资深人士，曾指导过反《谷物法》联盟的选举行动，他特别热心和直爽，给我提供了专业知识和人脉上的帮助。我也很高兴能够转达我对其他几位的感谢，他们的帮助对我来说同样宝贵。在英国，国家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Union）的阿瑟·G.西蒙兹（Arthur G.Symonds）先生给了我重要的支持。我也要忱挚感谢其他英国党组织的代表：中央保守党办公室（Central Conservative Office）的R.W.E.米德尔顿（R.W.E.Middleton）先生、全国自由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的罗伯特·A·哈德森（Rob A．Hudson）先生、报春花联盟（Primrose League）副主席G.莱恩·福克斯（G.Lane Fox），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来自各党派的几位议员，其中我要提到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先生和约翰·戈斯特爵士（Sir John Gorst），他们启发了我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几个要点，给我作了宝贵的引荐。

我在美国获得的协助，以及离开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后继续获得的协助也很多。请允许我提几个名字，并向他们致以我的谢意：纽约的R．R．鲍克（R.R.Bowker）、罗杰·福斯特（Roger Foster）、弗里德里克·威廉·霍尔斯（Frederick William Holls）、乔治·麦克阿尼（George Mc Aneny）、约翰·德·威特·华纳（John de Witt Warner），纽约伊萨卡的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费城的威廉·F.哈里蒂（William F．Harrity）、赫伯特·韦尔什（Herbert Welsh）和克林顿·罗杰斯·伍德拉夫（Clinton Rogers Woodruff），波士顿的莫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和埃德蒙·M.惠尔莱特（Edmund M.Wheelwright），巴尔的摩的罗杰·W.库尔（Roger W.Cull），芝加哥的埃德温·伯里特·史密斯（Edwin Burritt Smith），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弗里德里克·F.德瓦特（Frederick F.Dewart，现居华盛顿州斯波坎），旧金山的詹姆斯·M.艾伦（James M.Allen）、新奥尔良的亨利·迪克森·布伦斯博士（Dr.Henry Dickson Bruns），佐治亚州萨凡纳的P.W.梅尔德里姆（P.W.Meldrim），联邦35个州的国务秘书和联邦公务员委员会，他们给我传递了重要的官方文件。

在我撰写本书的最后几章和本书印刷的过程中，政治和立法领域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自然无法在此被评价或提及。但是，由于这些发展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论，因此读者和我都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M．O．
1902年3月于巴黎

注释

1．出自奥维德的《变形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开头的拉丁文题词中引用了这句话，指没有先例的作品。——译者注

2．“Ich schicke ihn mit der Hoffnung in die Welt,dass er allen politischen Secten missfallen werde．”（F.C.Dahlmann, Die Politik ,Erster Band.1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