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

人生活在意义的国度，我们未曾经历过纯然世界，未曾过。我们经历的环境，总有确定意义。对人类来说，即便开初，对我们人而言，木头就是木头，石头就是石头，总有确定的意义。如果人企图逃避意义，将自己置于孤独的环境，那是不幸的。绝对隔离，与外部的世界不相往来，与别人不相往来，他的行为，将无意义，对他自己抑或对于别人都一样。这个人的存在，亦没有意义。但是，人类不能逃避意义。我们经历的环境，总是给予我们意义。这个“意义”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仅源于我们的解释。或多或少，或未完成，或不完美，或者整个不对。人类生活在意义的王国，亦是生活在知识正误的王国。

如果我们问一个人：“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他可能无法回答。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为这个问题而烦恼，也不愿绞尽脑汁去寻找答案。的确，这个问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也一样——常常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可是，生命为了什么呢？生命意味着什么呢？”然而，我们可以说，人们只在遭逢失败时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只要一切顺风顺水，无须面对艰难险阻，这个问题就不会被提出。每个人在其行动中，必定会提出这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当我们用心倾听一个人的语言，观察他的行为，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拥有自己独有的“生命的意义”，他全部的立场、态度、动作、表情、谈吐、追求、习惯和个性特征都与这一意义相吻合。他表现得就像他在对生命进行一种特定的阐释。在他所有的行为中都蕴含着对生命、对自身不言自明的思考和判定：我是这样的，而世界是那样的——这是他赋予自身、赋予生命的意义。

世上有多少人，生命就被赋予了多少种意义，而且，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或许每一种意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错误。没有人拥有确凿无疑的生命的意义，因而我们可以说，只要是被应用着的意义，就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所有意义都处于对错两端之间。然而，在这种变化里，我们能够说，有些答案好而有些答案坏，有些错误小而有些错误大。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些更好的意义有何共同之处，更差的意义又缺乏什么。据此，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生命的意义”，它是衡量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这种意义可以使我们面对我们人类的共同现实。我们仍需牢记，“真实”是我们人类的真实，是为我们的行动和目标服务的真实。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真实存在，如果它存在，也和我们毫不相关，我们永远无法参透它，它也将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三种主要的束缚，这三种束缚构成了每个人所处的现实，不容忽视。每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束缚有关。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总在向他发出诘问，而对死亡的回答将向我们展示出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个人理解。

第一种束缚是，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一贫瘠星球的表面，无处可去。我们的发展，受限于我们的栖息地为我们提供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强身健体，发展心智，以继续个人在地球上的生命，并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并给出答案的问题，无人能够逃脱。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对人类生活境遇的回答：它们揭示了我们认为必要的、适合的、可能的、值得拥有的是什么。而这些答案，都基于上述一个事实：我们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居住于地球上的物种。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的弱点和我们所处环境的种种危险，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对生命的答案更具远见，更有条理。这就好像面对一道数学题，我们必须努力找到解题方法。我们不能心存侥幸也不能凭空猜测，我们必须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工作下去。我们不会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以构建一个一劳永逸的真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竭尽所能去寻找一个接近完美的解答。这样的解答必须始终且直接适用于这一事实：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一贫瘠星球的表面，一切利与不利皆源于此。

第二种束缚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有他人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与他人息息相关。个体的弱点和局限性，使人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完成目标。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并试图独自解决自个儿的问题，他将迎来灭亡，无法延续自身和种族的生命。由于自身的弱点、局限和不足，他总得与他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而这种与他人的联合，于他自身和种族的福利来说，居功至伟。因此，对于生命之问的每一个回答都必须考虑这一束缚：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孤立即灭亡。我们若要生存下去，即令我们的情感也必须与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宗旨和目标相协调——在我们所栖居的星球上，要延续我们自身乃至人类的生命，就得与我们的同类共存。

支配着我们的第三种束缚是，人类是由男女两性构成。个体与群体的生命存续都必须将这一事实纳入考虑之中。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便受制于这第三种束缚，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可以逃避为之给出答案。当一个人面对这一使他无法回避的问题时，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他的解答。人类尝试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行为总能展现出他们所认为的唯一解决方式是什么。

因此，这三种束缚，也就带来了三个问题：如何在地球资源的限制下，找到维系生计的职业；如何在我们的伙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促成彼此的合作并分享合作的成果；如何自我调整，使我们适应这一事实：人类分为两种性别，而人类的存续和繁衍取决于我们的爱情生活。

个体心理学 发现，生命的所有问题都可归到这三大主要问题之中——职业、社交和性。对这三大问题的回应，正是每个人在不懈地展示其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例如，假设某个人没有完整的爱情生活，没有在职业上做出过任何努力，没有朋友，且发现与人接触十分痛苦，从他的自我设限和自我制约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必定视生存为畏途，认为生活所提供的机会太少，而遇到的挫折太多。他的行动空间如此狭窄，应该被理解为他的一种判断：“生命即意味着——保护自己远离伤害，把自己关在围栏里，逃离不可接触的事物。”而另一方面，假设某个人的爱情生活亲密融洽，工作颇具成效，交友广泛，且与同伴保持充分而有益的联系，对于这个人，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必定是把生命视为一项创造性的任务，认为生活所提供的机会多多，没有不可挽回的失败。在面对生命给他的难题时，他所表现出的胆色，应该被理解为他的一种宣示：“生命即意味着——对同胞感兴趣，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为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和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均各有其共同的元素。所有的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 者或卖淫者——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缺乏同伴情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的问题时，缺乏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心。他们赋予生命一种个人化的意义，即没有其他人会受益于他们的成功，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的成功目标只是虚设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只对自己有意义。

杀人犯承认，当他们手握毒药时会体验到一种权力感，但很明显，他们只是在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拥有一瓶毒药并不会让我们高看他们一眼。一种只属于自己的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交流中，才可能产生意义：一个指代某物的名词如果只有一个人懂，那么它将毫无意义。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也是如此，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它们对他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在为意义奋斗，但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整个意义必须以他们对他人的贡献来建构，那么，他们就会经常犯错。

有人讲了一件关于一个小教派领袖的逸事。一天，她把她的信徒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将于下周三来临。信徒们大为震惊，立刻变卖所有家产，舍弃一切尘世的忧虑，等待预言中的大灾难来临。周三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周四，他们全体去要求领袖给一个说法。“看看我们身处的困境，”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自我保全。我们告诉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会在周三到来，当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毫不气馁地重申，消息来自一个绝对可靠的权威。现在周三过去了，世界还在这里，围绕着我们。”

那位女先知说：“但我的周三，不是你们的周三。”通过这种方式，她以个人化的定义，保护自己免受挑战。个人化的定义，是永远不受检验的。

所有真正的“生命意义”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它们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们是他人可以分享、可以接受其有效的意义。对生命的诸多问题而言，一套好的解决方案，也将为其他人所珍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决普遍问题的成功范例。即令天才，也只能通过卓有建树来定义：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其他人定义为意义重大时，我们才会把他称之为天才。而这样的生命所表达的意义将永远是：“生命意味着——对整体作出贡献。”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所谓动机。我们留意的是职业，关注的是事迹。一个成功面对人类生活问题的人，他的行为显示出，他能充分而自发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他人和合作感兴趣。他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是由同胞的利益所驱动的，而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竭力以符合人类福祉的方式来战胜它们。

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这是一个新观点，他们可能会怀疑生命的意义是否真的在于贡献、对他人感兴趣和合作。或许，他们会问：“那么个人呢？如果他总是考虑其他人，为他们的福祉贡献自己，他自己的个性不会受损害吗？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想全面发展自己，他们就必须顾及自身，这难道不是必要的吗？我们难道不该让一部分人优先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坚持自己的个性吗？”这种观点，我相信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上作出贡献，如果他的热情都指向这一目标，他自然会把自己塑造成最适合作出贡献的状态。他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他会训练自己的社会情感，他会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个人技能。人在有了目标之后，才会有训练，然后才会开始装备自己，以解决生命中的三大问题，并显露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倾心于我们的伴侣，如果我们想努力让伴侣的生活更轻松更富足，我们当然会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在真空中发展个性，无须贡献的目标，那么，我们只会让自己变得刚愎自用、令人不悦。

贡献才是生命的真谛，另有确据。如果我们今天环顾四周，看看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产，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他们唯一留存下来的，全是他们造福于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看见耕地，看见道路与建筑，看见他们人生经验的结晶——沉淀在传统、哲学、科学与艺术以及应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技术里。这些结晶，都是由那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留下的。其他人干什么去了呢？那些不合作、赋予生命别种意义、只会问“我能从生命中得到什么”的人，究竟成就了什么呢？在他们身后，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他们不仅死了，且徒劳一生。就好像地球本身也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你不配活着，你的目标和奋斗、你看重的价值观、你的思想和灵魂，都没有未来。让它们和你一起离开吧！我们不需要你。灭绝吧！消失吧！”对于那些看轻合作的人来说，他们得到的最终鉴定总是：“你是个废物。没有人需要你。滚吧！”当然，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我们会发现尚有诸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发现哪里有缺失，就去改变它，而这种改变必须是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改变。

总会有一些人理解这一事实。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即关心人类整体，并努力发展社会兴趣和爱心。在所有宗教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对拯救人类的关切。在人世间所有伟大的运动中，人们总是在努力增进社会的利益，而宗教是其中最重要的努力之一。然而，宗教经常被误解，并且很难看出究竟要如何做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除非宗教能切实地增进社会的利益。个体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科学的方法，我相信，这是一种进步。通过增强人类对同胞和共同福祉的兴趣，或许科学能够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活动更有成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增进人类对他人的兴趣。

既然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要么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要么是如影随形的恶魔，那么，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有何差异，以及它们涉及重大错误时，要如何加以纠正，就变得至为重要了。这是心理学 的领域不同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理解生命的意义，并理解意义影响人类行为、人类命运的方式，将有益于人类福祉。

早在生命之初，人类就在暗中摸索“生命的意义”了。即令婴儿，也在努力判断自己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在环绕它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五岁前，孩童已经形成了统一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能够运用自己的风格来处理问题和任务了。他已经形成了最深刻且最持久的观念，知道可以对世界和自己期待些什么。从现在起，他便通过一种稳定的统觉体系来审视世界：经验在被接受前就已经过解释的加工，而解释总是与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相一致。即使这意义错得离谱，这一解决问题和任务的方法不断给人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也不会被轻易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误解，只有通过重新考量造成这种误解所产生的环境、识别错误所在、修订统觉体系，方才有可能得以纠正。或许，在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因误入歧途产生的后果，被迫修正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并成功地完成自我的蜕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如果他尚未发现继续走老路会走进死胡同，他是永远也不会主动迈出这一步的。在多数情况下，要改弦易辙，最好是借助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就生命的意义给出更恰切的建议。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对同一童年情境的不同解释。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那些将不愉快经历抛诸脑后的人，不会受这些经历影响，除非这些经历对未来有所镜鉴。有人会觉得：“我必须努力消除这种不幸，确保孩子能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而另一个人会觉得：“生命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幸运的总是别人？如果世界如此待我，为何我要善待世界？”有些父母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评说他们的孩子：“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也受过苦，我挺过来了，为什么他们受不了苦呢？”第三个人会觉得：“因为我童年不幸，什么事都该原谅我。”这三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由此可见一斑。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除非改变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正是在这里，个体心理学打破了决定论的理论框架。成败之因无关乎经历。我们不可能苦于我们的经历所造成的冲击，也就是所谓的创伤，我们只是从中汲取符合我们目的的元素。我们总是通过赋予经历一定的意义来定义自我。当我们将某些特殊经历视作未来人生的基础时，难免行差踏错。意义不是由境遇本身来定义的，而我们可以通过赋予境遇一定的意义来定义自我的人生。

然而，童年时期的某些境遇，很容易孕育出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严重误解。失败的人生，多半会发生在有过这类童年境遇的人身上。我们发现，幼时饱受器官缺陷或病痛折磨的儿童，往往属于这一类。他们背负过多的压力情绪 ，对“生命的意义在于贡献”难有感知，除非在他们的身旁，有人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其自身上引开，使他们对别人产生兴趣，否则，他们多半会专注于自己的感觉。而后，他们可能会因与身边其他人作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当前的文明里，来自同伴的同情、嘲弄或躲避，都会加重他们的自卑感。在这种境况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极有可能回缩自己，丧失在日常生活里扮演有用角色的盼望中，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全世界的羞辱。

我想，书写器官不健全或腺体 分泌失调的孩子所面临的困境，我算得上第一人。科学的这一分支已获得巨大的进步，但若是沿着现有路径发展下去的话，我很难看出它有何前景。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将失败的责任归于遗传或生理状况。没有什么器官缺陷 ，能把错误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人们。我们从未发现两个孩子的腺体能在各自的身上带来一模一样的影响。我们经常看到孩子克服这些困难，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不同寻常的、有用的能力。由此可见，个体心理学可不是优生计划的一个好广告。许多最为杰出、对我们的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有器官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有些还英年早逝。正是这些通过努力奋斗来应对身体和环境困难的人，推动了文化的大部分进步，作出了新的贡献。奋斗令他们强大，令他们继续前行。因此，我们无法仅凭身体判断心智发展的好坏。然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甫一出生，就面临着器官和腺体缺陷的孩子，没有受过正确的训练，他们的困难得不到理解，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关注自身，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些早年背负器官缺陷重担的孩子身上发现了大量人生失败的案例。

第二种常使个体生活错误赋义的情况，是溺爱孩子的环境。被溺爱的孩子认为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他被赋予优越的地位，却没有通过努力赢得它。他认为这种优越的地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当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在这里不再是其他人注意力的中心，其他人也没有把考虑他的感受当成主要目标，此时他会感到相当失落，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被教得习惯接受而非给予，他从未学过面对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方法。别人对他言听计从，他失去了独立性，不知道还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事。他的兴趣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从不知道合作的用处和必要性。当他遇到困难时，他只有一种方法来面对它们——要求别人。在他看来，只有当他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优越地位，能强迫别人认识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应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时，他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这些被溺爱的孩子长大后，也许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擅长表达善意，甚至表现得非常“可爱”，以获得横行霸道的机会，但他们坚决抗拒成为普通人，在普通人的任务中合作。还有一些人更加公开地反抗：当他们不再能找到轻易得来的习以为常的温暖和服从时，他们感觉到被背叛，认为社会对自己怀有敌意，试图报复所有同伴。如果外界对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敌对情绪 （几乎毫无疑问会如此） ，他们就会将这种敌意视为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总是无效的原因。惩罚只会令他们更加确信一个观念：其他人在针对我。但是，无论这个被溺爱的孩子试图罢工还是公开反抗，无论他试图用软弱操控别人抑或用暴力实施报复，他犯下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在不同的阶段都被他们采用过，他们的目标从未改变，他们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成为第一，被视为最重要的，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继续赋予生命这种意义，他们采取的每一种方法都将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引发错误赋义的情况，是环境对儿童的忽视。这样的儿童从不知道爱心与合作是什么：在他对生活的理解里面，并不包含这些友爱的力量。可以理解，当他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会高估困难、低估自己通过他人的帮助和好意来解决困难的能力。他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他预计社会总是如此冷漠。尤其是，他看不到能通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来赢得他人的感情和尊重的希望。因此，他会怀疑他人，也无法信任自己。没有什么体验能够替代无私的感情，妈妈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带给孩子信任另一个人的体验。然后，她必须扩大和拓展这种信任的感觉，直到将孩子的整个环境囊括在内。如果她没有完成第一项任务——获得孩子的兴趣、喜爱和合作——孩子很难对同伴建立社会兴趣和友好感情。每个人都有对他人感兴趣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经过训练，否则它的发展将会受阻。

假使有一个孩子，完全地被忽视、被憎恨，父母不想要他，我们可能会发现，他完全看不见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他是一座孤岛，不能和他人交流，对于能帮助他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的一切事物都完全无知。但正如我们所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无法存活。一个孩子能活过婴儿期，这一事实就证明他得到过一些照料和关注。因此，我们从未与纯粹的被忽视型儿童打过交道：我们面对的是没有得到通常程度的照料，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被忽视，在其他方面未被忽视的儿童。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被忽视的儿童，即从未得到一个确实可以信赖的人的儿童。悲哀的是，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如此多的孤儿或私生子都过着失败的生活。基本上，我们必须把这些孤儿和私生子均纳入被忽视的儿童群体。

这三种情况——器官残缺、溺爱和忽视给儿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使他们很容易赋予生命错误的意义。处于这些情况下的儿童，常常需要得到帮助以修正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需要得到帮助以建立更好的意义。如果我们对此有眼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些儿童真正有兴趣，并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自我训练——我们就能够从他们所做的一切中，看出他们的生命意义。其中，梦境和自由联想被证明有用：性格在梦境生活与清醒生活中是相同的，但在梦境中，社会要求带来的压力减轻，自我保护和隐藏减少，性格便显现出来。然而，记忆对快速理解个体赋予自己、赋予生活的意义帮助最大。每份记忆，无论当事人自己认为它多么琐碎，对他而言都代表着值得纪念之处。值得纪念，是因为它承载了他对生命的描绘，它在述说：“这是你所期盼的”“这是你所躲避的”或“这就是生命！”——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存在于记忆中的经验，是它被用于形成生命意义这一事实。每一份记忆都是一个纪念品。

童年早期的记忆在理解个体的独特生活方式形成多久、他的生命态度最初成形于何种环境上特别有用。而以下两个原因说明，最初记忆尤其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它包含个人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基本估量，它第一次整合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早的大致整体印象和外界环境对他的要求。第二，这是他的主观起点，是他为自己编撰的自传的开始。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里面找到一种悬殊对比，这对比来自于他认为自己所处的软弱、不足的处境，和他视作理想、代表力量和安全的目标。在心理学目的上，一个人所认为的最初记忆，是否真是他的最初记忆，甚至是否是真实出现过的事件，都无关紧要。记忆是重要的，只因它们被“视为”什么、它们被解释为什么、以及它们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最初记忆的例子，看看它们所建立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这个以此开始生活自传的女孩始终生活在无助感之下，并容易高估生活里的危险和困难。同样，我们不会惊讶于她在心里责备别人不够照顾自己：让幼小的孩子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中，太粗心了！类似对世界的描绘也出现在另一份最初记忆里：“我记得我三岁时从婴儿车上掉了下来。”而这份最初记忆变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梦：“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烧得通红。星星全部坠落，地球即将与另一个星球相撞。但就在相碰那一刻前，我醒了。”当这个学生被问及惧怕何物时，他回答道：“我害怕我无法拥有成功的人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境形成了一种阻力，使他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因为尿床以及持续和妈妈发生冲突，被带到诊所，他讲述了这样的最初记忆：“妈妈以为我迷路了，跑到街上找我，她大喊大叫着，害怕极了。而此时，我正藏在家里的一个碗橱中。”在这段记忆里我们可以读到一种猜测：“生活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获得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欺骗。我被忽略，但我可以愚弄其他人。”他尿床同样是一种让自己始终是别人关注和担心的焦点的好手段，而通过妈妈对他的焦虑和紧张，他证实了自己对生活的解释。正如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子很早就得出印象，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他总结出，只有让别人为他担心，他才是安全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令自己安心：当他需要时，他们在这里保护他。

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的最初记忆如下：“三岁的时候，我走进地窖，走在黑暗的楼梯上，一个只比我大一点儿的表兄打开门，跟在我后面，他让我感到非常害怕。”从这段记忆来看，她并不习惯和其他孩子玩耍，和异性相处时尤其拘束。我猜她是独生女，猜测得到了证实。而且，她直到三十五岁还没结婚。

下面这个例子体现出更高级的社会情感的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着我小妹妹的儿童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看到只与弱者能够自在相处的迹象，或许还有对母亲的依赖。当新的孩子出生后，最好是让较大的孩子参与照看她，这可以使他们对新生儿产生兴趣，可以让他们共享照料更小的孩子的责任。如果这种合作获得成功，他们就不会将新生儿获得的关注视为对自己重要性的削弱。

陪伴他人的愿望并非是真正对他人感兴趣的证据。有个女孩被问起她的最初记忆时，她回答说：“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女生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当然能看到一个被教养得热爱社交的小孩，但当她提到她最害怕的事——“我害怕一个人”时，我们会对她的追求有新的理解。我们能在这里看到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一旦发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有了理解他整体性格的关键。人们有时会说，人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但只有那些未曾找到这一关键因素的人才会这么想。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没有发现最初的错误，任何讨论或治疗都不可能成功。改善情况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训练一种更为合作、更为勇敢的生活方式。同样，合作也是我们防止儿童发展出神经症的唯一保障。因而，最重要的是应该鼓励并训练儿童参与合作，使他们在共同的任务、共同的游戏中，在同龄的孩子队伍里找到自己的合作方式。合作之路上的任何障碍都将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例如，被溺爱的孩子已经学会只对自己感兴趣，他去上学时，会表现得对他人毫无兴趣，他只在认为自己能赢得老师青睐时，才会对课程感兴趣，他只听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随着成年的来临，他在社会情感上的失败，会带来愈发明显的后果。从第一次错误发生时，他不再训练自己的责任感 与独立感，事到如今，他已无法独立应对生活的考验。

我们无法因为他的缺陷责怪他：我们只能在他开始意识到后果之时，竭力帮他补救。我们不指望一个从未学过地理学的孩子能成功解答地理考卷，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从未接受过合作训练的孩子，在需要合作的任务摆在面前时，能够给出正确的解答。但生命中每个问题都需要我们有能力通过合作解决它，每项任务都需要我们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中、以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方式掌握它。只有理解“生命意味着作出贡献”的人，才能满怀勇气、利用时机、迎接困难。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理解孩子们在赋予生活意义上可能会犯的错误，并且自己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确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能够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生活机会形成更好的看法。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不会试图停止努力并寻找捷径，试图逃避或将重担加给别人，呼求善待或特别的同情，感到被羞辱而寻求报复，或者发问：“生命有什么用呢？我从生活里得到了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面对它。我们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需要改正旧事，抑或开拓新事，除了我们自己，没人该替我们做。”如果生命都以这种方式，以独立的人之间的合作进行下去，我们将看到，人类整体的进步是无止境的。 mASbB5AqK1Jc/cWNxipDZWPcX7PZ8dJwSIbpImo2L//lnBit6d2iDeK3ub4str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