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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学生学习心理学时，我已听说过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研读。生活中也有人对我讲：这一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说这话的人四五十岁，想来读的是二十世纪的译本。由此也令人对前辈译者心生敬意。
这本书与其他精神分析著作略有不同。其核心，旨在强调一种合作精神。阿德勒书写本书的年代，距离现在已超过九十年。现代社会发生的改变之大也许是当时的人未曾预料的，尽管如此，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或者说，因现代社会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变得更有意义，也未可知。
人并非是完美的——当遇见这一本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点。正如阿德勒提出的，人生要面对三大问题：职业的问题，与同伴交往的问题和爱与婚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合作能力。但有几种情况，可能会毁掉我们的合作能力。
首先，我们可能带着器官的缺陷出生，这样的伤害有可能令人愤世嫉俗。在翻译这本书时，我处在人生很特殊的一个阶段，提交试译稿的第二天，我在体检中查出甲状腺问题，需要入院做切除手术。而收到编辑的正式通知时，我正在病房床上，当天就手术。当编辑问是否有其他问题时，我回复：“没有问题。”
然后从脖子上贴着胶布开始翻译，到可以揭下胶布，到能够自由活动，再开始后续治疗……这本书陪伴了我整个的治疗过程，抑或我人生这一次重大事项陪伴了它。当翻译到阿德勒说“腺体问题”相关的内容时 （阿德勒本人长期受身体问题的困扰） ，或许你能够想到我内心的震动——生命安排我在这时遇见它，究竟是要我为这本书做什么，还是要这本书为我的生命做什么呢？
无论如何，我至少免于愤嫉。我认为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免于过多思考身体的痛苦，或沉浸于患病带来的精神压力和自怨自艾。“生命应有之意义是什么”，是这本书原有的英文版书名，这话也落笔到了我心上。
其次，是被溺爱的孩子——在我们的时代，许多读者与我一样是独生子女 （恐怕我只能谈及自己的感受） 。例如说我本人，我可以面对特定人群，发展出深厚的友谊——与同样热爱文学艺术的人、同样拥有成长伤痛的人，但面对更多其他人群则无能为力。阿德勒说，犯人有在帮派中发展友谊的能力，但只是面对特定人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尽管带来的影响有些不同——而面对与我很不相似的人群，我就像茨威格小说里描述过的一种类型，看上去有礼貌甚至大方，但这不是因为喜欢对方，而只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减少接触的时间，让自己逃脱当下的情境。
在现代社会，一个不擅长社交的人也可以完成职业追求，正如我的翻译工作。甚至，倘若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就业和娱乐。但如果想要真正生活在社会中，就必须拥有关心他人福祉的能力。
爱与婚姻同样考验合作能力。作为现代女性，事业带给我成就感，但很难应对亲密关系，令我感到孤独。似乎，有时我无法应对这种孤独——依赖男性被我视为耻辱，哪怕仅仅是情感依赖。阿德勒曾说，男性获得更优势的社会地位，女性因自身性别被视为劣等角色而感到愤怒，合作便愈发艰难——大师早已有此洞见，而现代社会，影响合作的情况已变得更为复杂，复杂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命题——无法通过自我欺骗，告诉自己“我丝毫不在意这件事”，用虚假的优越感来回避问题。
最后是被忽略的孩子——在心理咨询工作中，倘若遇到留守儿童，或是被隔代养育的孩子……那么个案的难度远超那些被好好陪伴的孩子。我遇见过诸多因儿童网络成瘾或学业不佳前来咨询的父母，回溯儿童的成长经历，往往得知孩子有被忽略的成长过程——在我们的时代，倘若要从事儿童青少年教育或心理咨询工作，或本身身为父母，这些问题都难以回避。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或许会发现，阿德勒的一些说法，因时代不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他的思想本已十分超前，且文中的诸多理念是不受时代所限的。在问题的大方向上，他仍是我们需要的，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翻译中，感谢我的朋友李倩，我们一起探讨过很多次“如何把中国话说得更像中国话”——去掉翻译腔，让读的人更舒服。同样，感谢编辑的敬业工作，是他们令这本书面世。
字浅情深。我尚年轻，恐怕未能全然理解作者当年之意，但关于书籍，仍有浅见想分享。书是读者坐在火炉边和你一对一的对话，是作者想把一生掏出来，跟你分享——作为这一次分享的“桥梁”，盼尚未辱命。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还望得到读者、同行海涵。若您发现术语翻译上的错误，或表达不通之处，还望提出批评，与我进行讨论。
理论上，不应该用过多的私人感受打扰读者。但实际上，这又是我内心最想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