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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
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
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哈里·S.杜鲁门
1950年11月30日，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以铁腕手段闻名于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语出惊人：美军可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突然向全世界昭示了美国的作战决心。
这番言论的公开，其震慑效果已无异于原子弹爆炸。顿时，核子乌云笼罩了欧亚大陆的天空，刚走出二战阴影的欧洲国家重新陷入巨大恐慌。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们早已经历了太多震惊，先是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一举扭转战局，然后是中国志愿军的意外参战，可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刚凭借在二战中的表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竟然被一支几乎毫无海、空作战能力的亚洲新军打得一路溃逃。
谁能预料，长津湖战役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竟然置国际社会的谴责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发出了核威胁。
被中国志愿军击溃的美国，真的无法接受败局，从而要在朝鲜战场释放核子恶魔了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铁腕总统”，杜鲁门的名言“决断在我”家喻户晓。这位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战的政治强人，俨然已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原子弹”一词经他口中说出，所产生的强大辐射迅速波及全球。
事实上，不仅饱经战火的民众厌恶战争，美国的盟国也对新的战争充满反感—鉴于美苏两国已先后拥有核武器，无论哪方使用原子弹，无疑都将使全世界陷入核灾难。
所以，杜鲁门的威胁一经发出，英国下议院就爆发了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关于外交政策“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激烈辩论—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的工业设施高度集中（尤以首都伦敦为甚），无疑是最惧怕核报复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议员和普通民众眼里，铁腕总统已与疯子无异。国内扬扬如沸的反核、反战情绪使英国政府顿时坐到了火山口上，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火速飞赴华盛顿。
一时间，全世界期盼的眼光都聚焦在艾德礼身上。阻止杜鲁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似乎被全部寄托于艾德礼的游说之行。
但事实上，杜鲁门、艾德礼这些操控着历史航向的政治巨头们却另有图谋。
在大洋彼岸，华盛顿貌似已乱成一锅粥。由于深陷朝鲜泥潭，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正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内外交困，在共和党坚持不懈的弹劾之下，民主党政府早已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尤其是艾奇逊，简直要被政敌们的口水淹没了。
“在战后全新的世界里，美国两党斗争日渐升级。艾奇逊成为保守派最频繁的攻击目标……共和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艾奇逊和许多国会议员都交过恶，他觉得这些人已经被政治弄得臭气熏天。艾奇逊习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们说话，仿佛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小学老师，在为一群令他不胜其烦的六年级学生上课。”
但这些精明的政客并不像在媒体镜头前那样出离愤怒、失去理智—杜鲁门政府绝不会真的发动核打击，将自己陷于万夫所指和两败俱伤。
杜鲁门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演出。
他先是授权其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在记者招待会后发表了“一项旨在澄清视听的声明”，用极其模棱两可的暧昧语言，反复强调美国一定会谨慎对待核武器，希望媒体不要误读政府的战略意图；但同时又十分露骨地暗示，美国总统绝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杜鲁门将自己发出的核打击意图归结为媒体的误读，却不断发出赤裸裸的威胁，这显然不是出自先礼后兵的军事礼仪。他和幕僚们当然十分明白，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友好结盟后，社会主义阵营也拥有核武器，他们根本不会惧怕美国的核打击。
因此，杜鲁门制造核恐慌，所触动的必然只有英国等盟国。美国刺激英国等国的目的何在？
答案只有两个字：停火。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腕总统”。1884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南部的拉玛尔乡下。在青少年时期，他爱读历史、战史和历届总统的政绩实录。高中毕业以后，当过银行的职员，也经营过农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炮兵连长；大战结束，获得陆军少校军衔；复员后主持过一个县的政府工作。
1935年当选为参议员，1945年1月任副总统。当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他继承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
哈里·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从未遭受战火破坏的头号强国。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决断在我”的座右铭，象征着世界头号强国的绝对权威。
杜鲁门是一位极端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曾经这样主张：美国应该观望，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就帮助俄国；反之，如果俄国胜利了，就帮助德国；让它们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就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恰到好处地做出各种表演，精巧地拨动着民众的情感之弦，由此赚到巨额票房—国家利益。
杜鲁门和艾奇逊没有疯，他们比谁都清楚形势。
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以及在前两次战役中痛击美军，使美国从仁川登陆成功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意识到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即美军已不可能在这场已几乎彻底失控的“有限战争”里获胜，“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北朝鲜军队溃败得如此彻底，致使我们不能罢手……很清楚，我们没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狭窄地带这条线上停下来，这是个悲剧性错误。”
原本希望一举两得，借朝鲜战争的良机巩固远东势力，并获得更多军费支持，以恢复、增强二战之后日益萎缩的美国军力，用以对抗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果却遭到中国军队意外的迎头痛击。这样一来，这场原本设计好的“有限战争”战略彻底破产，使美国面临在朝鲜长期耗下去的危险。美国面前只有一片无尽的泥沼。
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之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止损，他们果断决定寻求停火。
此时，美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果由他们先提出停火，则无异于自戕，不但成为共和党的笑料和话柄，也根本无法对国内民众、世界各国交代。进退维谷的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索性以进为退，悍然发出了“核威胁”。
英国的决策者当然读懂了杜鲁门的潜台词，这才有了艾德礼的及时到访。艾德礼明白，杜鲁门的剧本中还缺两个角色：调停者和罪人。万事俱备，他要扮演美国所需要的那个“调停者”，和杜鲁门、艾奇逊一起演一出戏，使美国政府能体面地对中国说出“停火”二字。
事实上，美、英两国就像被硬拉进同一剧组的两位影帝级演员，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这一金杯，将前嫌搁置一边，珠联璧合地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丘吉尔有一段名言，深刻诠释了国家关系的本质：“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盼望停火谈判的心情异常迫切，甚至超过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后萧条影响下，西欧各国普遍期盼美国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唯此，美国才会将部队和物资用于欧洲的重建，而不是消耗在远东。正是基于这个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主张以“最低限度的条件尽快地结束谈判”。
英国正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
由于经历了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急于脱困的英国一直寄希望于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寻找新的生机。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则英国在香港的一切利益都将变得岌岌可危。
看起来，英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截然相反，分歧似乎无法协调。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与之建立了通商关系，视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为永久、合法的政权。
但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由于和蒋介石政权一直保持紧密关系，并将台湾看作其构想中的远东岛链的重要一环，所以绝无可能在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除此之外，美国虽然认同英国在远东的经济优势，但也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正日益衰落的颓势看在眼里。美国政府正在步步为营，意图取代英国，掌控远东地区的经济大权。因此，美国依然将欧洲看作其战略重镇，但也绝不会如英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欧洲一边倒。
在这些利益关系的制衡下，原子弹问题甚至根本不是艾德礼来访的重点。英国首相开门见山，直接谈到停火问题：“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
杜鲁门的智囊团早已精确估算过对方的价码，他们断定，中国共产党会要求联合国承认他们的政府，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要求解决台湾问题。正在为中苏结盟头疼、懊悔不已的美国政府还处于“谁丢掉了中国”的互相指责中，并不愿意看到红色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继续突飞猛进，因此，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停火谈判的姿态上显得万分谨慎：“从军事上着眼，尽快得到停战对我们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对我们有利的，自然就意味着对中国人不利，因此他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有这么一种危险，如果我们表示妥协，价钱就可能上涨。”
但这并不是英国政府想考虑的问题，为了尽快撑过艰难的战后重建期，英国政府最大的愿望就是停火，他们绝不愿好胜的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导致欧洲复兴计划搁浅，进而使英国复兴化为泡影。艾德礼委婉地提醒美国政府：“不管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决议，总不免不合一些人的口味，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西方是不能弃置不顾的，西方仍然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据点。”
艾德礼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英美双方看来，真正的威胁一直在西线，就是那个幕后的苏联，从来都是。
国务卿艾奇逊反复强调了苏联威胁论。在他看来，“必须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朝鲜的行动完全出自莫斯科的唆使。”
杜鲁门与他的国务卿意见一致：“依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国的卫星。”
美国总统的话，确实提醒了在场所有人。
是的，在遥远的莫斯科，仿佛神话中终年冰封的克里姆林宫内，深谙国际政治规律的斯大林始终居于神秘的幕后，看似不发一兵一卒，却通过默许、援助金日成打击南朝鲜，将最大的对手美国引向了狭长、遥远的朝鲜半岛，且极有可能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泥潭。这种战略上的被动，无疑使美国急于像跳出弹坑一样从朝战脱身。
同时，参谋长联席会的布雷德雷等人认为，战场东面的滩头堡极可能失陷，而西面以仁川和釜山为根据地的滩头堡则还有望坚守一段时间—换言之，朝鲜战场的局势已是大厦将倾，联合国军随时可能被“赶下海”。
美国此时的处境，就像一个捕风捉影的绝望骑士，已陷入崩溃边缘，却连自己期待的真正敌人都没见到；更糟糕的是，一个他们绝对意料不到的对手却在此时杀了出来，将他们打得焦头烂额；而这个快要对美国造成致命伤的对手，根本就不是美国愿意与之消耗的那个敌人。
“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艾奇逊这样回忆。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停战是不可避免了，但至少在姿态上，杜鲁门政府急需避免被贴上失败者、侵略者、穷兵黩武等标签。
就在内外交困之时，英国说客到了。杜鲁门政府立即如释重负，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个来劝他们停战的人。
体面的停火马上变得近在眼前了。
当天，杜鲁门就迫不及待地向艾德礼宣读了备忘录。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和签署，并由杜鲁门批准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
“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停火的安排不得附带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宣读的场景。“念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们自动撤出将不成问题。所有被我们撇下、曾经效忠于联合国的朝鲜人将面对死亡。共产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
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我又继续念下去：
“如果出现前面一段所说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拒绝停火），联合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并应运用一切可用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对北平施加压力……此外，还可能采取不断骚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下点功夫，鼓励中国内部的反共活动，包括利用国民党的潜在力量。”
从这份备忘录不难看出，杜鲁门政府已将谈判视为东西方长期斗争战略的一环，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预判。在后续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他们如愿以偿，将中国宣布为“侵略者”，并利用国民党特工，对被俘的中朝军队进行了分化和策反。
这一天，英美这对盟友谈拢了。
除此之外，艾奇逊不忘坚持他的一贯论点：“我们不能讨好中国共产党，我们不应该试图证明我们比俄国人对他们还要友好。倒该由中国人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美国坚决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告诉共产党他们赌赢了，现在他们可以收场了，这无异给侵略者以奖励”，“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们对于谈判的愿望，因此在我们得到谈判机会以前，不应该要求再作让步。”
艾德礼甚至想得更远：中国共产党潜在的“铁托主义”已经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指斯大林对中国的路线和态度一度存疑，认为毛泽东可能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坚持自主路线，游离于苏联的政策与指导之外）。中国并非完全控制在斯大林手里，因此，美英的目标应该是分化苏联和中国，这对远东天然的竞争对手。
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艾德礼还是明确表示，共产党中国必然应在联合国有个席位。不然就无法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也无法通过联合国的规条对之约束。
至于最初的原子弹问题，直到正式会谈结束之后，艾德礼才与杜鲁门私下提起。杜鲁门只是淡然一笑，“向他保证并没有这种打算”，并将之归结为媒体的曲解。
至此，英国政府已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精明的艾德礼在与杜鲁门谈妥了停火筹码后，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此行的另一重要话题：经济和资源问题—毕竟，英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诉求。
“英国人来到华盛顿时，为了使他们的国防计划能够很好地走上轨道，带来了一张他们所需要的原料清单……有些物资是英国迫切需要的，如锌、硫黄和棉花。”
任何一次惨痛的失败，都需要一个罪人向世界忏悔。
在自信与自大、利用与被用的复杂动机驱使下，已近垂暮的麦克阿瑟走进了一团迷雾，在颂扬、胜利的幻觉中渐行渐远，待到猛然惊觉，才发现自己已身处祭坛。
3个月后。
1951年3月24日，杜鲁门总统的高层会议室。
一直以来在暴风雨中闲庭信步、游刃有余的美国顶层权力者们，此时却陷入了朝鲜战争开始以来最愤怒、最难抉择的时刻。与终于转为乐观的社会舆论截然相反，会议室里的气氛似乎已接近冰点。
此前，局势本已全面转为乐观，无论是朝鲜战场上，还是联合国会议厅里，美国都开始重新掌握主动权。
原本，凭借新任联军地面部队司令马修·李奇微顽强冷静的指挥，几乎已被赶下海的联合国军反戈一击，发动了“屠夫作战”、“磁性战术”等针对性极强的行动，一举扭转颓势，由此缓减了志愿军通过前三次战役积累起的巨大优势。
原本溃不成军的美军终于缓过神，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在整个3月，他们一点点扭转着朝鲜战场的颓势。在第四次战役中，他们甚至重新攻占了汉城—这个战果无异于抢到了这盘战棋游戏中的军旗。这使得民主党的决策者们已隐约看到了曙光，仿佛“最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
至此，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在寒冷而狭长的朝鲜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均势，两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在三八线两边对峙，剑拔弩张之下双方都明白，谁都不具备彻底击垮对手的实力，这场战争已注定将以平局收场，冰原上熊熊血火的熄灭只是时间问题，停火谈判的最佳时机终于出现了。
“不过，没人知道应该怎样结束这场战争。战争已陷入到不可忍受的拉锯战之中，谁也赢不了谁，它已经变成一场没有胜利者、只有死亡的游戏。双方都想脱身，但又都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政治技巧。”大卫·哈伯斯塔姆说。
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胜利喜闻乐见。李奇微的胜利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脸上。
因为，已经俨然成为美国时代精神旗帜的麦克阿瑟，已无法再容忍别人用更多的胜利来反衬自己的失败。他对杜鲁门、对李奇微、对民主党政府的鄙夷和忍耐已达极限。
“1951年3月初，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信件中，对李奇微将军为执行政府的目的和战略使用了全部兵力取得的胜利表示了惊奇和不快。麦克阿瑟轻蔑地称它为‘手风琴战争’。”
麦克阿瑟的揶揄并未止步于此。要知道，这位“远东王”、“日本的太上皇”正站在个人声誉的巅峰，他对文官政府的蔑视、民主党对他的排挤、共和党对他的煽动，这些早已使他如鲠在喉，按捺不住。很快，麦克阿瑟就给了杜鲁门政府致命一击。
3月20日，经过“缜密计议”，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国防部共同拟定了一份滴水不漏、八面玲珑的总统声明，指出“侵略者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也为朝鲜“量身定做”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以颇为宽容的胜利者姿态，准备从容不迫地发出停战信息。
但令他们始料不及、出离愤怒的是，“我们的周密准备竟枉费心机。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项声明。它与我所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结果是如果我发表那项经过缜密计议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诸流水了”。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民主党高层的震怒：“鲍勃（即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平时一向冷静，即使在最着急时也只说几句含蓄的讽刺话，他当时那样生气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必须要把这位将军撤职，而且要立刻撤职。我读了声明之后，也和他同样感到恼火。”
会议室里，杜鲁门面前依然放置着“决断在我”的铭牌，但是，这位铁腕总统只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身边围坐的是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威特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人。
一份薄薄的声明在几人手里无声地传阅，一向游刃有余、长袖善舞的几位实权者个个怒火中烧。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中。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的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方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已无疑地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惯于作这种形式的战斗。敌人的渗透战术只能加重他们的被零星消灭的损失。敌人的持久力在气候、地形与战斗的困难条件下已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了。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新敌人—赤色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地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从前，他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足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抵偿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逊于过去，有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就有了对补给、交通与运输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方面的劣势，结果就形成战斗力的悬殊，而这种悬殊决不是勇气（不管它是多么疯狂）或完全不顾生命的损失所能克服的。
“自从赤色中国加入朝鲜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就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是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麦克阿瑟夸夸其谈、目中无人。他的声明充满必胜决心，剖析了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战略弱点，昂扬的信念跃然纸上。在骄傲的五星上将看来，要打败中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但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份愚蠢的声明所带来的打击简直不亚于核武器—触手可及的和平，就这样被一份肆意妄为的个人战书毁掉了。
这份来自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个人声明已迅速在国际社会发酵。在和谈的最佳时间，这种轻率而激进的言论不但尖锐地攻击了北京，也是对多次明示言论限制令的杜鲁门的“极大蔑视和公然挑衅”，这给刚出现缓和迹象的战争双方关系再度拉响了警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在一瞬间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失控的战局，关于军费的无休止争吵，垂直下坠的民众支持率，民主党政府早已被朝鲜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一直在苦苦寻找合适的时机，只为了停止这场取胜无望的战争。
怒不可遏的艾奇逊痛斥这篇声明是“重大的蓄意破坏行动”，原本一向低调稳健的洛威特则要求立即解除联军总司令的军职。杜鲁门并未当场表态，但这位对日使用原子弹、一手结束二战、重建欧洲、发动全球反共浪潮的政治强人内心的恼怒已至极点。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认为“（杜鲁门当时的心情）就是怀疑加上极力压抑的愤怒”，而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也表示：“那份声明让我们无法向中国人传递任何信息，他阻止了马上即将开始的停火和谈进程。我真想一脚把他踢进黄海。”
此时，美国的决策者们考虑的，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代价，也不再是那些在两党无休无止的国会争吵中被反复提及的陈词滥调，例如以欧洲为根本重心的国策、民间的反战思潮、担心苏联介入所引发的核战争，甚至是有可能导致民主党政府直接下台的庞大的军费问题。
愤怒的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认为，是否解除那个无法无天的传奇偶像指挥官的职务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什么时候解除他的职务。
这才是整个3月里最让民主党人头疼的问题。
当时，虽然已决定解职，但出于对那位拥有极高民望的“军神”的狂热支持者和共和党的顾忌，国会始终处于犹豫和摇摆之中。
在地雷密布的两党战场上，他们不但要冒着遭受大部分美国民众谴责的危险，还极有可能使原本已入不敷出的军费拨款再次惨遭削减，即使他们冒险一试，也因为无法准确摸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立场而有可能徒劳无功。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次解职行动，杜鲁门的声望迅速跌到历史最低点，不但导致未能再次连任总统，也结束了民主党长达20年的执政历史。
无论是为了结束这场代价过于惨重的国际战争，还是为了战胜国内的政治敌人，杜鲁门及其幕僚已经下定决心。网已备好，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撒网的绝佳时机。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像一只金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马修·B.李奇微
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火线解除军职，这一事件无疑成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解职事件如同地震，震惊了美国社会，甚至短暂动摇了美国民众那份根深蒂固的自信。从二战起，麦克阿瑟、巴顿这些犹如军功章一样辉煌的名字，早已是胜利的符号、美国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麦克阿瑟力排众议，成功实现仁川登陆，挽狂澜于既倒，将一触即溃、被逼到墙角的联军从海边的悬崖上拉了回来。此时，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再次扮演了救世主，他的战术彻底扭转了败局。
他的“烙铁行动”石破天惊，大获成功，使联合国军通过仁川登陆夺取了战场主动权，这位71岁的五星上将的个人声望已达到顶峰。在美国国会后来破例授予他的金质勋章上，刻着如下字样：
澳大利亚的保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即使在一些十分厌倦战争的美国民众心目中，这位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极具个人魅力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五星上将也早已被神化了。民众厌恶战争，但他们喜欢麦克阿瑟的英雄主义风骨。从罗斯福时代起，麦克阿瑟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代言人和实权者；而当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上任之后，有“远东王”之称的麦克阿瑟早就笼罩在神一般的光环之下，对杜鲁门这样的“小人物”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傲慢已经凌驾于总统的权威之上—他甚至两次拒绝总统的会晤邀请。
长久以来，这才是杜鲁门政府最大的麻烦所在。
直到仁川登陆大获成功之后，麦克阿瑟才半推半就，勉强同意见杜鲁门一面—而由于他将总统的这次邀请视作对其仁川战役胜利光环的分享、总统选举的拉票行为，麦克阿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十足的傲慢：总统需要乘坐专机，从华盛顿跋涉4700英里，飞赴离东京仅1700公里的威克岛与他会晤。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也懒得屈尊，而是一路向同行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抱怨个不停。
商标式的黑色雷朋墨镜，夸张的玉米芯烟斗，风度翩翩，言辞极富感染力。如日中天的五星上将在与总统的会面中风光无限，他向杜鲁门谆谆教诲：中国绝不敢出兵朝鲜，即使中国参战，凭其在鸭绿江边部属的区区几万兵力，也不可能对战局造成多少影响，美军将在朝鲜创造新的胜利神话。
但是，之后的战局发展则充分证明了麦克阿瑟的误判。
美军在三八线以北遇到的志愿军，远远不止麦克阿瑟估计的“区区6万”，这些善于隐蔽的东方战士就像冰原上的精灵，时而无影无踪，时而席卷大地，耐力惊人，使人畏惧。
在战争早期，相比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他的中国对手则理智沉着得多。早在1950年8月底，当毛泽东听说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以高傲狂妄和刚愎自用而著称”，连声说：“好，好。越狂妄越好，越固执越好。一个自高自大的敌人是最容易被打败的。”
麦克阿瑟的自大和误判，使联军在志愿军所发动的前三次战役中险些陷入全军覆灭的绝境。极度严寒的冰雪战场，倏忽来去、毫不畏死的志愿军，致命的夜袭近战……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起来的骄傲几乎损失殆尽，他们由大踏步前进，转为无休无止的突围、撤退，最终演变成不顾一切的溃逃。
联军霉运的彻底结束，是始于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期间。这时，李奇微出任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这位麦克阿瑟口中“最差的指挥官”，只会策动“手风琴式的战争”的晚辈，以其犀利的眼光、务实的做法迅速扭转了战局，为联合国军赢得了战场上的均势，并为和谈取得了重要砝码。
在回忆录中，李奇微这样描述了他那傲慢无比的前任长官：“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正如下级军官麦卡弗雷所言：“如果他（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的第二天退休，那么美国每个城市都会出现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但是，他留下的时间越长，说得越多，对自己的伤害也就越大。”
1951年3月，偏激的麦克阿瑟展现出了最后的疯狂。他先是擅自发表了主战宣言，继而又在给共和党领导人之一的马丁回信中抨击了民主党政府，亲手为自己的被解职创造了最佳机会。
事实上，虽然闭目塞听，但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对自身处境并非一无所知。4月9日，他在会见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不安：“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我得向你告别了……我陷入了政治纠纷，很可能会被总统解职。”
很快，麦克阿瑟的担忧变为现实。通过媒体，他得知了自己已被总统解职的消息—这并非由于媒体的高效和敏锐，而是因为白宫不愿让麦克阿瑟通过政府途径提前得知被免职，以免他以退为进，主动提出辞呈，陷政府于不义，所以白宫才迅速通过媒体而非官方途径发布了消息。
终于，由于打乱政府部署，一再抗命，以及在战争中做出的一系列误判，罪人麦克阿瑟被解职了。
在完全接过麦克阿瑟的指挥权后，李奇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安装一部电话。
为麦克阿瑟专门召开的听证会即将开始。
随着麦克阿瑟的被解职，扩大朝战规模的论调已成明日黄花，停火谈判的议案得以重启。
对于杜鲁门政府而言，外部危机早已缓解，当务之急则是内部危机—共和党从来不会坐失良机，他们早已打算在麦克阿瑟问题上大做文章，往杜鲁门和民主党伤口上狠狠撒一把盐。
尽管已有充分心理准备，但麦克阿瑟去职所引发的民愤如同海啸，舆论压力大得难以想象，汹涌澎湃的批评之声几乎将美国政府淹没。
主战的《时代周刊》写道：“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解雇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这绝对是闻所未闻……麦克阿瑟是伟人的化身，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需要他这样的伟人来领导自己……而杜鲁门则是标准的职业小人”。马歇尔的政敌威廉·詹纳扬言：“当今美国已落入一个由苏联间谍控制的秘密团伙手中。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
25万日本人含着热泪欢送麦克阿瑟飞离东京，也向美国送去了示威游行的滔天巨浪。在纽约，据说有700万人走上街头，加入到迎接麦克阿瑟的游行人潮。沸腾的民怨使美国暂时陷入了接近倾覆的政治危机，来自各方的指责和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千万条小溪合流，正迅速形成极度危险的洪流。
著名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精辟地剖析了这种社会情绪：“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不仅是反对朝鲜战争，而且是反对冷战。它是一种全民挫败感的反映，因为美国在遥远的地方陷入了一场不令人满意而且前景灰暗的冲突当中，胜利带来的收益太少，而美国又无法运用自己的绝对武器。这是一种不得不与敌共眠的挫败感。”
几乎是怀着一种殉道者、国家英雄的悲壮情结，麦克阿瑟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在听证会开始前，1951年4月19日，他发表了那场著名的去职演说，那无疑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为煽情、最有影响力的一幕。一位毕生护佑国家的老将军悲怆、坚贞的形象几乎令整个美国动容，“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的引语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高呼：“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上帝，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而杜鲁门的反应则是冷笑：“空洞无物，一堆废话。”
紧随其后，对麦克阿瑟召开的听证会，与其说是对其个人错误的审判，不如说是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犯错误的集中反思，使世人从一个更为真实的侧面了解到朝鲜战争真正的发生和停火原因。
正是由于1950年1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发表声明，将台湾和朝鲜半岛划出了美国的远东防卫圈，在一定程度上使南北朝鲜做出了新的判断，从而进入战备，给朝鲜内战埋下导火索；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方又极其傲慢地低估、无视了志愿军参战的决心和战斗力，将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并一举进军鸭绿江边；再加上麦克阿瑟过于狂妄的个人行为使美国屡次陷入被动，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严重影响到杜鲁门的连任和民主党的地位，政府的支持率一泻千里。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环环紧扣的质询之下，过于自信、高傲的麦克阿瑟彻底暴露了他的硬伤：口无遮拦，惯于妄言。虽然共和党试图破釜沉舟，利用听证会再次塑造一个伟大的国家英雄，但当三天的作证结束，麦克阿瑟已在反复辩白之后，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事实上已承认了对战局的多次误判。他的政敌们敲定转脚：“这是一个眼界狭隘、知识缺乏的指挥官。他再也不能显示他的世界级战略大师的风采了，再也不能说来自东京第一大厦的观点比外交家和其他军事家更出色了。”
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自己正困在一个深深的陷阱之中。当他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中国不可能出兵参战”时，白宫的审判官们冷笑着拆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的谎言—他们当场公布了记录员安德逊的笔录稿，上面清楚记载了当时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时的那番豪言壮语。
这时，麦克阿瑟才知道，早在半年前，1950年10月，在那次威克岛会晤时，他就不知不觉堕入彀中。
麦克阿瑟的支持者们坚信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阴谋，但杜鲁门则坚称这只是一个偶然：“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杰赛普大使的秘书维尔尼斯·安德逊小姐躲在隔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便把谈话速记了下来。这事在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以后，在出席作证的时候，才被揭露出来。对于这件事外间的谣诼纷纭，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也不是杰赛普先生，更没有任何人命令安德逊小姐做记录；事实上，她的随行并不是要她作记录，而只是随带一名秘书，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起草一项对外发表的公报。”
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白宫索性一竿子捅到底，使麦克阿瑟再无翻身机会。
于是，《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托尼·莱维罗在4月21日让安德逊的笔录见报了。第二年，莱维罗获得了普利策奖。
听证会的结果令普通民众大跌眼镜。在为数众多的美国民众心目中，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对虚伪政客的审判、个人英雄主义的羽化，但是，在布雷德雷、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轮番强硬质询之下，麦克阿瑟的一连串愚蠢的错误被揭露得纤毫毕现，一览无遗，五星上将那上帝般的光环已经全然黯灭，而此前焦头烂额的杜鲁门政府倒显得泰然自若得多了。
“艾奇逊国务卿是这次听证会中一些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尽管他遭到了猛烈攻击，但他却安之若素。在听证会上，他得以阐述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并向委员会及美国公众说明，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行动是一种错误，这种行动不仅在战略上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苏联干预的危险，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失去盟国的支持。”
这次“世纪审判”般的听证会上，诞生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言论，如布雷德雷那番被广泛误读的发言—
“如果执行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计划，将战场延伸到红色中国，那就会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一度在流传中被误读为美国对己方惨败的评价，其实只是对麦克阿瑟错误战略的严重后果的假设，正式宣告了美国“在亚洲扩大战争规模”这一战略构想的终结。
“听证会对于让美国人认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是一堂生动无比的课。很多人一直以为华盛顿没有应对共产主义的总体政策，今天他们开始意识到，遏制政策早已成型。”
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从5月3日持续到6月25日。持续近两个月的听证会，使麦克阿瑟上帝般的伟大形象被抽丝剥茧，层层消解。
这次酝酿已久的一边倒的政治斗争，被美国的研究者视为标准的国内两党之争。I.F.斯通在《朝鲜战争内幕》一书中指出，与其说麦克阿瑟的解职是因为战场上的严重失误，倒不如说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权中行差踏错。
麦克阿瑟和民主党的两败俱伤是朝鲜战争在美国身上留下的一道深刻伤痕。曾一度狂热追随麦克阿瑟的普通民众的激情渐渐冷却，开始转而追捧新的政治偶像，如艾森豪威尔；支持率跌到26%的杜鲁门失去了连任机会，不过，他在卸任后反而渐渐重新获得了民众认可与尊重。
麦克阿瑟去职事件，是美国两党长期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在朝鲜战争，以及国防、军费、选举、遏制共产主义、扶持欧洲等丛生的难题中，过于沉重的战争代价使民主党不堪重负，杜鲁门政府极目远眺，终于朝着“停战”的目标驶去，而个性过于张扬的麦克阿瑟则不得不为美方的一连串严重失误埋单。
停战既是历史规律的选择，也是美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谈判就是明天的平安生活；对美国政府而言，谈判则意味着一台硕大无朋的计算机的重新启动：对苏联、对欧洲、对亚洲的战略部署将被重新界定、精确调校，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新一个轮回。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之后的第十一天，志愿军利剑出鞘，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猛烈攻势，史称“第五次战役”。
在1951年寒冷的初春，志愿军毅然在朝鲜前线投入重兵，发动了志愿军战史上规模较大的战役。30万兵力规模的投入，使这场战斗惨烈空前，令世界悚然动容。
中国军队展现出的视死如归的斗志、超人般的耐力，终于使刚在第四次战役中看到些许希望的“联合国军”彻底死心，他们明白了，这支红色军队是不会在朝鲜战场被击败的。
第五次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完全了解中国的军力和决心，这使他们占领朝鲜全境的信心开始摇摇欲坠，改为转入长期的全面战略防御。由此，因为一系列误判而导致战局失控的美国政府终于重新调整了战略目标，积极寻求和谈机会。
美国并未如假想中一样使用核武器，但战争给几个国家带来的创伤绝不亚于核打击。三年朝战，军民的伤亡人数超过300万，无数经历了二战血与火考验的老兵在这个远东的寒冷半岛上长眠。
在偶像般的五星上将看来，军人的意志永远不死，只是凋零、隐退，这种解甲归田的颂歌，蕴涵着几许萧索，几分超脱。但实际上，这种无奈的自我注解却印证了美方由战前对朝鲜局势的疏于管控、误判，到悍然干涉朝鲜内政，威胁中国领土，并导致战局失控的事实。相比麦克阿瑟的自我陶醉，一首中国古词更能准确地诠释这场“被遗忘的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