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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逝者如斯，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过去了60多年，却是中国人始终萦怀的一段难忘历史。东邻半岛那片“三千里江山”（作者注：以南北长度计，一朝里相当0.3公里），以及长眠在那里的十几万志愿军烈士，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梦里情怀。提起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钢铁运输线上的烽火岁月，以及清川江、临津江、松谷峰、上甘岭……年纪大一些的国人至今仍耳熟能详。朝鲜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又是“打谈结合”，谈判斗争与战场上的交锋交织在一起，想全面了解这场战争就不能不考察一下在开城、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的斗争。
最近，经重庆出版社策划，由赵勇田、牛旻合写了“最寒冷的冬天”系列之《板门店谈判纪实》。赵勇田是我很尊敬的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前辈，他在30年前就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同亲身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的柴成文前辈合写过《板门店谈判》一书。近年来赵老又根据新搜集的资料，同牛旻合作，创作出这部新书，其史料翔实，文笔生动，确实值得对现代史感兴趣的人们一读。本人看过此书后，又由衷地写出几点感想。
在冷战期间，两个阵营对峙的政治斗争需要，使朝鲜战争的许多内情长期被迷雾所掩盖。苏联瓦解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许多档案解密，使这场两个阵营前哨战发生过程的内情大多得以公开。1992年我受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之邀，曾前往那里参加他们买到的俄罗斯朝鲜战争档案的鉴定，自己也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停止军事交流后访美的第一个中国军官。
在旧金山以南的斯垣福大学的日子里，我通过仔细阅读和研究第一手档案材料，倒是更坚定了自己以往的信念，那便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虽是错误的决定，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项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最终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这双重目标。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本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朝鲜北方想统一南方虽然是其内政，他国不应干涉（从这一点看还应说是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不过若通观当时整个国际战略全局及中国的利益，半岛上开始内战的时机选择却是个严重错误，可惜这一点并不在中国控制的范围之内。
朝鲜内战是国际冷战条件下的产物，却又加剧了冷战，并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进战争的结果。朝方对美国的反应判断失误，出现这个错误斯大林也负有担当责任。此时美国看到中苏结盟而正想干预中国台湾，无论朝鲜战争是否爆发都要拦阻解放军渡海攻台，就以朝鲜内战为借口，采取“三管齐下”的“遏制”方式。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6月27日宣布，同时出兵朝鲜、台湾，并援助侵越法军，从而在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形成了威胁。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海，这使海空力量非常弱小的解放军就此丧失了解放台湾的可能，中国分裂长期化成为定局。
美国如此侵犯中国的领土权益，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的边界，中国共产党和刚刚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如果只是口头抗议而无实际的反击行动，势必在国际上显得软弱可欺。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考虑，只有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对美国的反击战不能不打，按毛泽东的形容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朝鲜战争”同“抗美援朝战争”，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为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是在双方处于平局的状态下结束的。新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出兵朝鲜，达到了抗击美国侵犯我国边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两重目的。从军事较量的结果看，战争开始时志愿军的战线还在作为中朝国界线的鸭绿江，战争结束时战线已在鸭绿江以南500公里的三八线附近。通过这次战争，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军事强国的地位，在中国国内也恢复了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间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点。正如毛泽东在出兵前所判断的那样──“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任何国家和军队进行战争，都有其追求的目标。朝鲜战争发生前有关方面的筹划并不合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本意。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对此也回忆说：“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出兵朝鲜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便考虑到对手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实力的美国，对作战目标和战局发展的可能性做了多种打算。当时最好的设想，是歼灭在朝美军以彻底解决问题，同时也设想过通过我军的胜利，“有迫使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1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950年10月下旬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通过实战体验证明美军并非不可战胜，尤其是第二次战役以出敌不意的攻势和独特战术迫使敌军从北朝鲜南逃。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此役后美国当局认识到新中国的强大力量，加上其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害怕深陷于一场打不赢的朝鲜战争之中，因而将战略目标改为求得保住南朝鲜，要求停火并进行谈判。
由于志愿军入朝之初取得的胜利超出预想，中共中央一度想尽快实现全歼朝鲜境内敌军的作战目标，毛泽东还提出了“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的口号。不过通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实践，新中国领导人明白在敌方拥有很强实力的条件下，想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是无法办到的。此时中国出兵已经解救朝鲜北方的危急，并将侵略者从我国边境鸭绿江边赶走，这一作战成果达到了己方和友方可接受的底线，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就将是最好的选择。此时斯大林也看到了朝鲜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就不支持某人想要志愿军再向南朝鲜发动攻势的主张，同意坚守三八线一线，边打边谈。
6月中旬，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鲜战场上所应遵循的具体军事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7月1日，彭德怀复电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方针，并认为：“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历史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战略反攻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适可而止，以和谈结束朝鲜战争，反映了适应现代局部战争要求的思想观念已经全面形成。这一观念的形成，对于随后停战谈判的达成及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板门店谈判纪实》一书，在开始部分着力描写了中国出兵朝鲜后进行了五次战役，然后又转入谈判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这一转变过程的生动史料。
1951年7月以后，朝鲜战场上近乎“拉手风琴”式的一进一退拉锯争夺战终于告终，随之出现了为时两年之久的边打边谈局面。由于美方不可能接受外国军队撤退的要求，军事分界线之争其实成为谈判前期的斗争焦点。当时中朝军队实际控制线与原来的三八线相差不大，提出以原有的三八线为界或就地停战，基本上都是恢复朝鲜战前的位置。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朝谈判代表的感觉如同李克农所总结的，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73页，第4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美国在7月下旬的谈判中提出的要价与两个月前与苏联所谈的条件（即大致以三八线为界）相比已有提高，即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界以北的北纬三九度线一带，想取得1.2万平方公里的“海空补偿”。随后，“联合国军”发起了夏秋季攻势，企图以军事行动达到其在谈判中要求占有的位置。
谈判开始后出现这一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正加紧全球性备战部署，不愿因迅速停战缓和紧张局势。在朝鲜战场的较量中，美军在第五次战役后期的反扑中取得一些进展，便想以技术装备优势施加压力，达成对其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的停战协定。面对敌方的无理要求，中朝方面断然拒绝，并决心不怕谈判破裂继续作战。从8月18日至10月下旬，中朝军队粉碎了敌方两个多月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迫其改取守势，美军被迫于11月27日同意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放弃了所谓“海空补偿”的要求。对此，美国军方事后也评价说：“虽然共产党被迫放弃了三八线，但是在分界线的设立上却占了上风，因为这条分界线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海军中将乔埃后来在其文章中写道，他认为这是谈判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军事压力不足以使共产党在签署这一协议后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TRUGETENTANDFIGHTINGFRONT，P121，P240.）
朝鲜战局稳定及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后，中共中央从1951年末确定在一年半内将全军部队从626万人压缩至350万人，并减少在朝部队26万人。1952年内，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33％，经济建设费用则上升到45％。此时采取的这一步骤，是将局部战争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英明决策。
军事分界线问题解决后，朝鲜停战谈判又拖延了一年半的时间，战俘问题成为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敌方就战俘的去留进行宣传鼓噪，是美国政客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共政治宣传和心理攻势的表现。美方以“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名提出“战俘应自愿遣返”的原则，利用台湾、南朝鲜特务机关组织中朝战俘中的投敌分子和败类，制造所谓“共方战俘不愿回归铁幕”的闹剧，企图以此向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煽起“投奔自由”的政治恶风。
当时中共中央从维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威望角度考虑，决定在此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一方面坚持要求敌方应遣返中方全部战俘（其中包括战场上的投敌分子），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积极持久地杀伤消耗敌人。美方对平壤和水丰发电站大举实施轰炸施加压力后，友方和开城谈判代表团一度倾向于接受敌方“自愿遣返”的条件和遣返的数字，以尽早实现停战，毛泽东则于7月14日否决了接受敌方条件的意见，并指出，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这个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对我不利。
历史经验证明，即使我方准备让步，在敌人施加压力时也不能示弱，需要待对方招数用完后再让步，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否则以后敌方动辄施压将后患无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因而于3月19日致函毛泽东和金日成建议改变原有的谈判方针，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
鉴于此时美国使用原子弹、登陆等威胁都已无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又已开始，毛泽东于3月27日致电金日成正式表示“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这一让步方案又并非单方面做出，而采取折中解决办法，即规定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交中立国看管，再由双方派人进行解释动员遣返。这一方案虽对战俘遣返数字提高不大，却显示了中方的意志并打击了美方的气焰，从维护我国长久安全看还是必要的。
在停战前夕，7月13日志愿军出动六个军发起了金城战役，消灭了金城一线的南朝鲜军四个师的大部，将战线南推15公里。在此胜利的形势下乘胜即收，显示了我方是在胜利的形势下结束战争，从长远角度看符合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本目的。局部战争的战场行动要紧密服务于国家的全局利益，打仗和谈判要相互配合，当时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板门店谈判纪实》一书，对当年交战双方谈判有了详细的描述，想知道如何进行打谈结合，看看全书便能一目了然。
新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军队在近现代对外战争中取得的最为辉煌的胜利。1900年时2万八国联军能长驱直入北京无人能挡，而1950年几十万“十六国联军”在靠近中国边境时便被打得丢盔弃甲而逃，中国在世界上军事强国的地位恰由这一仗奠定。记得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和讲学时，所遇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军人都赞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其史学界也承认自此美国政府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
由国际上多方参战的朝鲜战争，是以交战双方形成平局而以休战（停战）结束的；新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战争开始时志愿军的战线还在作为中朝国界线的鸭绿江，战争结束时战线已在鸭绿江以南500公里的三八线附近，当年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几百公里的缓冲区，还以打出的国威军威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此前有过二十多年战争经历的中国革命军队又经受了一场世界型现代化战争的考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作战目标已不再是追求消灭敌人以军队为主体的国家机器的胜利，而是在力争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前提下打退敌人入侵。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交战各方都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战争，以免招致得不偿失甚至自身毁灭的后果。作战目标有限、时间有限、战场有限和手段有限的局部战争（或称有限战争），此时就成为世界战争舞台上的主角，朝鲜战争又是第一个突出范例。
美国军事当局也正是通过朝鲜战争，确定了“有限战争”的概念，在朝鲜战争任过“联合国军”统帅的李奇微在其所写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的序言中也总结说：“朝鲜战争之前，我们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都是有限战争”。针对美国的这种有限战争，我国领导人也针锋相对地以局部战争的方式相对付，结束这种局部战争的方式，通常又要进行谈判。当年朝鲜战场上打谈结合的经验，对后来我国进行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军事斗争留下了宝贵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已是沧海桑田，人间巨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与自己的父辈，并同当年志愿军总部、兵团的诸多老首长及中央军委机关一些负责同志阔论起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包括采访柴成文同志，他们都还是谈锋甚健，笑声朗朗，如今他们却多已不在人世！笔者多年前在国际场合相晤的一些往日敌手美国军人、韩国老将，现在多也成俱往矣！如今，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军事领域的变革也日新月异。随着现代高科技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许多拿手好戏在新条件下会变成为昨日黄花。然而世间事物无不具有继承性，温故方能知新，鉴古方可警今。欲解决未来高新局部战争之难题，仍需回顾以往战争的丰富经验。朝鲜战争作为其典型开端，又是现代军人不可不回首的重要实例。
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的军队而言，可谓进入现代化战争之门的一部百科全书。如今霸权主义者仍恃强凌弱，全仗军事科技优势。虽说战术日新，变革炫目，火力加信息增威，机械伴电子添翼，却无改历史铁律。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代军事家领导中国军队经过战火中的艰难探索，适应了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如今在改革开放中进行中国国防建设，也是在探索如何走一条适应世界大潮而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军队现代化之路。
尽管抗美援朝与当年的谈判斗争已成为历史，如今朝鲜半岛的形势也令人担忧和感到叹息。不过人们看一下《板门店谈判纪实》这本书，回顾研究当年新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如何以劣胜优，研究那时如何将打谈结合，以两手对两手，还能使我们能很好面对变幻的国际风云及国内社会结构大改革的正途与歧路，在漫漫征程中耳聪目明，为正确地选择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最优途径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