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集结号—开城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周恩来寄语李克农

毛泽东亲自选出了主持停战谈判的人选。

中南海，菊香书屋。

清朝康熙所题的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显得大气庄重，使这间毛泽东的专用书房兼卧室透出别样的清幽雅致。

周恩来正一字一句凝神审视几份文件：马立克在6月23日发表的《和平的代价》演讲，杜鲁门6月25日在田纳西州所做的“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政策性演说，以及李奇微6月30日致中朝战地司令官的停战信函。

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吸着烟，久久凝视窗外长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战略正随着烟雾的聚散逐渐清晰成形—“零敲牛皮糖”，放弃速胜论，改打局部战争，稳步推进。半晌，他终于起身，用力灭烟，目光坚定地说：“朝鲜战争不只要打武仗，也要打文仗了，是该派得力人员负责停战谈判了。”

周恩来点头，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什么，递给毛泽东：“关于谈判代表，我倒有两个好人选—”

毛泽东并未接过纸条，微一沉吟道：“恩来呀，你和伍修权现在分身乏术，我不建议你俩去。李克农和乔冠华倒是合适人选。”

周恩来面带微笑，展开纸条。纸条上写的，正是“李克农，乔冠华”两个名字。

两人会心一笑。

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作为开国57位上将中唯一没有带兵打仗经历的“影子上将”，他的自我评价既非常形象，又十分低调：“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公开表示的：“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复存在了。”

在血雨腥风的国内革命时代，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红色特工之王”曾通过情报战拯救、保护多位中央领导人，不但军功赫赫，而且在老一辈中国人（尤其是军迷）心目中地位极为崇高，从一个坊间流传数十年的段子就可见一斑：“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流言虽不足取信，人们对红色特工之王的敬爱却可见一斑。

李克农还是西安事变谈判、国共谈判等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他具有惊人的统筹能力，机变百出，敏锐善辩，是共和国建国史上不可多得的情报专家、谈判专家。1962年2月9日，张学良得知李克农病逝的消息，当年不听周恩来、李克农劝阻，以致被蒋介石长期软禁所产生的悔恨之情涌上心头，念及故人之情，他难过地对身边工作的林渊泉说：“李公非将非帅，但文武兼备，才思敏捷果敢，难得人才呀，可惜英年早逝，可叹！可惜！”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军人，张学良提笔写下：“君在此处嗟叹惜，念及彼时悔思量。若与李公抗倭寇，留下丹情慰后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决定，委任李克农担任代表团团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随即，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李克农。

面对这位器宇轩昂、沉稳冷静的将军，毛泽东直奔主题，言简意赅：“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扶了扶标志性的宽大黑框眼镜，没有丝毫犹豫。

但毛泽东并不知情的是，此时的李克农已经恶疾缠身。

人们都知道，戴眼镜的李克农将军患有严重的眼疾，那是他“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狂热工作习惯所致。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就描述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

但比起极为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眼疾已经不值一提了。

早在1年前，李克农就已重病复发。严重的哮喘病和心脏病折磨着这位精悍的老兵，他必须借助镇静剂才能入睡。1950年5月14日，李克农几近病危，周恩来为此向中央提交了他的病情报告，随即火速将他送往苏联疗养。

目前，他的病情只是略有好转。所以，虽然十分渴望参与谈判，但病体能否胜任，实在是未知之数，他不愿迁就一己的好胜心，以免拖累和平的进程。他向中央据实汇报了病情，并请中央据此做出备案，以备不测。

如果不是周恩来和伍修权实在分身乏术，毛泽东是绝不愿意李克农抱病上阵的。

经过艰难的权衡，李克农最终还是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他的搭档是年仅38岁的外交才子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这位后来的外交部长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撰写了大量著名重要外交文件，他洒脱的笑容，疏朗的风度，奇捷的文采，豪壮的酒量，一度是中国外交的名片和标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立即召见二人，进行长谈，要他们立即组织起工作班子。这个班子里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他曾作为伍修权特别助理出席过安理会的会议，并在重回学界之后成为中国经济学泰斗；新华社的丁明（负责起草谈判发言稿，于1951年9月29日病逝于开城，时年36岁）、沈建图（中国共产党对外新闻宣传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等几位干将。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并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动身前，周恩来再次叮嘱，并赠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勉励代表团果敢行事，灵活有度，能收能放。

没有一分钟多余停顿，代表团踏上征途，奔赴鸭绿江和朝鲜战场。

此时正值夏季，李克农的夫人赵瑛细心地提醒他带上冬衣，以防哮喘复发。

“不用，到不了冬天就能回来了。”李克农显得不以为意。但谁也没想到，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竟然持续了两年多，从1951年7月10日，硬是一直谈到了1953年7月27日。漫漫征程，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李克农几度病危，险些丧生于冰天雪地的朝鲜。

算准了天下大势、国运沉浮，却算不到一己安危。是因为对自己安危的“近视”，还是因为根本无暇考虑这些？

这期间，中央也考虑到李克农的身体的实际情况，曾派伍修权火线增援，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

在追忆李克农时，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对这位生平好友极为推崇敬重。

伍修权还清晰记得李克农主持朝中两国军队与美军的停战谈判工作的许多细节。由于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他在战争年代染上的老病又复发了，严重的气管炎、哮喘病，加上不断的咳嗽，使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困难。

“中央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派我去朝鲜接替他的工作，将他换回来休息和治疗。当年9月，我和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同志带着几个随行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由安东（今丹东）过了鸭绿江大桥，日伏夜行地向朝鲜前线进发。经过一片废墟的平壤，又遇到几次空袭和一次翻车事故，总算到达开城，见到了克农同志和我方代表团的同志。我们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同时又表示了极大的遗憾与抱歉；原来我们离开祖国时，考虑到朝鲜前线生活艰苦供应困难，特地买了一批香蕉等水果，打算带来慰问他们，谁知由于天冷路远，一路颠簸又加翻车，千里迢迢带来的香蕉全都烂了。克农同志为了免除我们的不安，装作叹息地笑着说：‘这事也不怪谁，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

“我们到达后，向克农同志转达了中央对他的关怀和指示。他听了以后，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从党的利益出发，在他的身体还能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这里坚持工作，不同意马上换人。

“他的决定使我很感动，又使我不安，感到自己没能完成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便向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同意换将，我特地一路风险，赶来朝鲜前线，不是白跑了吗？’

“他却说：‘不，你来得正好，有你在这里，我就有了后盾，万一支持不住躺下来，你可以马上顶上去，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另外，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战争和谈判中的许多具体情况，增加各种感性知识，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党和祖国的关怀，使我们深感温暖和大受鼓舞，增加了我们的干劲和士气，所以，你们来得非常必要，我们双手欢迎！’我又说：‘不过，对于你的建议，我个人不能表示可否，得由中央决定。’

“他说：‘那好办，我们马上一起向中央请示。’

“我们就拟定了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也具体报告了他的病况和工作情况。中央很快复电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意仍然由他主持谈判工作，并让我暂时留在这里，一方面深入了解谈判进行情况，一方面继续观察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必要，再随时换他下去休息。这样，我就又获得了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好机会。

“我在开城观察了一段时间，见克农同志干得毫无倦意，根本不考虑换下来休息的事，就像个负伤不下火线的战士，一直在带病坚持工作。我为他这种顽强精神感动不已，也觉得应该支持他这种可贵的积极性。我看到他的病情相对缓解，不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就在同他商量并请示北京后，决定我还是返回国内，这里的工作可以完全托付给他，就与他紧紧握手后再次分了手。此后他在朝鲜一直坚持到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才带着伟大的胜利成果，光荣却仍然是秘密地返回了祖国。”

初次谈判的地点是来凤庄。在遍地焦土的朝鲜，那里就是废墟中的世外桃源。

从1951年7月1日谈判开始筹备时起，中朝代表团就不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书写传奇。

7月4日，双方通过商议，将位于三八线上的朝鲜古都—开城确定为谈判地点。双方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接触的细节：

“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应对方要求，我方（中朝）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留给李克农和代表团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天。

在三天时间里，李克农不仅要从无到有地搭起一支谈判经验几乎为零的“草台班子”（有的成员甚至是他在行程中临时征召入团的），还要与朝鲜方面及时沟通，制订详尽的谈判计划，甚至还要和前方联络官一起，从无到有地建起一个体面的谈判会场。

7月5日，二十余人的代表团乘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御辇”（火车包厢），到达边城安东（今丹东），渡鸭绿江，一路疾行，再至平壤。7月6日，代表团马不停蹄，火速抵达根地里。金日成新的作战指挥所就设于这个距平壤东北15公里的地方。这里面朝大同江，背靠牡丹峰，是一座隐秘壮观的地下城，树木葱翠，幽静凉爽，隐蔽安全。

雷厉风行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朝鲜领导人的赞誉和热情招待。当天上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倪志亮、柴成文等成员。

金日成终于见到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红色特工之王”，他早已听毛泽东对这位传奇将军的描述：“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正值壮年的金日成说一口带吉林口音的流利中国话，与李克农几乎一见如故。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李克农与金日成因为谈判工作而结下了深厚友谊，私交甚笃。金日成每到北京就要见见这位老朋友，还送些李克农最喜欢的鲜酸辣菜，作为两人深厚战友情谊的象征；而李克农与夫人赵瑛在开城驻地合影中的那一身做工考究的朝鲜民族服装，也是金日成的赠礼。

就在接见时，毛泽东的电报又及时送到了：由于美方主将李奇微所提供的3名联络官中，最高军阶不超过上校，所以请金日成指派1名人民军上校为首席联络官，指派1名中校为联络官，而中方的柴成文则以中校名义作为志愿军联络官。

金日成当场决定，由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担任中朝首席联络官，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出于保密和谈判的需要，金昌满少将改名张春山，而原名柴军武的柴成文，则是在李克农的指示下，自此改名的。

两年零十七天的马拉松式谈判，真正负责布局谋篇的是隐藏在志愿军代表团身后的由李克农和乔冠华领导的智囊团，他们的功绩，在战后长逾半个世纪的正史记载中一直不为人知；而在李克农代表团的坚强支持下、在全世界聚光灯照射下与美军代表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解方将军，以及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大将、李相朝中将、张平山少将。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作战风格勇敢细腻，既是彭德怀依仗的左膀右臂，也是患难与共的同袍手足。第五次战役之后，彭德怀曾坦言，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并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解方则因在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在解放军也官至少将，得了“双料少将”的雅号。这位辩才与筹谋俱佳的将军精通英、日语，被张学良称为难得奇才。他曾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舌辩之才一时彰显，有“解铁嘴”之称。

进入朝鲜战场后，彭德怀一旦遇事不决，往往粗着嗓门冲通信员喊：“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大将军口中的“诸葛亮”，就是这位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人民军方面，金日成指派南日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张平山为代表。

南日大将是苏联籍朝鲜人，也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风度极为儒雅。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牺牲后，他继任为总参谋长，后担任朝鲜外交部长、副首相。

李相朝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曾是活跃在中国太行山上的朝鲜义勇军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朝鲜人民军的组建者之一。

张平山1937年前往延安，后参加八路军。1945年来到中国东北，1946年回到朝鲜。

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究竟派几位代表，所以最初确定的、对全世界公开的中朝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仅此4人。

7月6日傍晚，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在与李克农简短沟通后，联络官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等人先行火速赶赴开城，他们的任务，是在7月8日之前完成谈判会场的所有布置和安保工作，为代表团搭好舞台。

为了躲避美军战机在日间的致命猎杀，中朝军队的大部分活动都被迫在夜间进行。三人分乘三辆军用吉普车，星夜启程，为了在黎明前安全赶到开城，他们改走特殊行车线路，从燕滩、金川线一路疾驰。

极度恶劣的天气，密布弹坑的夜间险路，加上破损不堪的车辆，很快造成了险情。

张春山的车首先抛锚，他马上改为和柴成文共乘；但行不多远，柴成文的车竟然又发生故障。此时，他们已无法联系上早已远去的金一波。凛冽的夜风席卷着满目疮痍的大地，硝烟未散，不知隐藏着多少危险。

在危机四伏的前线，这无疑是个致命的残酷玩笑。

就连极其蔑视对手军备的美军，也难以想象中朝军队的军备粗陋残破到何种程度。直到1954年，几乎没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中国才借助苏联的军事援助，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而朝鲜当时的状况则更糟，不但在正面战场上武器装备处于极度劣势，连后勤的车辆都无法保障。

幸运的是，他们截住了一辆借助夜色掩护的人民军运粮卡车。挤在粮食口袋上的几人，一路颠簸，在寂静的子夜衔枚疾进，终于在金川山沟人民军营区里调用了一辆吉普车，尘霜满面地顺利赶到开城。

7月7日凌晨，全部相关人员齐聚开城。

接下来纷乱复杂的筹备工作，对于久经考验的李克农而言，就显得游刃有余了。早在30年代的国内革命时期，李克农就在波谲云诡的情报战争中练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统筹能力，他就像一台稳健运行的超级计算机，工作任务越繁重，他越是井井有条。随即，李克农迅速安排、分配好了所有谈判工作。

开城旧名松都，是古高丽首都，举世闻名的高丽参即产于开城。

但代表团发现，在一年的战火袭扰之后，这座原本精致小巧的名城已经遍是残垣断瓦，颓败不堪，既不符合谈判所需的宁静庄严气氛，也完全不利于安保。

解方带领参谋李士奇、吴克昌等人继续探寻，行至开城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意外发现了一处适合之地—来凤庄。

这个寓意为“有凤来仪”的庄园，虽然略显古旧，但仍是一座气派堂皇的富宅，像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般，幸运地躲过了战火摧残。庄园坐北朝南，房前砌有花坛，一株精致的古松挺立庭中，花草葱茏。内堂宽敞，去掉早已破旧的屏风，正好摆上一张谈判专用的长桌。

来凤庄西南的松岳山边还有几处民宅，以及一栋可用于志愿军代表团驻地的别墅，而人民军代表团则可被安排在南山中学附近的民房里。往西北行出400米，有一座白色的石砌教堂，稍作整饰，可通行汽车，用作对方代表团会间休息之所。

解方等人对这个意外收获感到十分惊喜—“来凤庄虽比不得日内瓦倚山带湖，然在战地能得此为停战谈判会址，亦十分难得。”

于是，来凤庄被选为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从此，这个无名之地被永远载入史册。

会场一经选定，开城人民委员会就展现出令西方媒体咂舌的工作效率。开城的民众被立即动员起来，除杂草，清废物，重新粉刷墙壁，平整地面，修好道路；部队则火速完成了探雷和扫雷工作，仅一天时间，所有预备工作全部完成。

当天，南日、邓华、李相朝、李克农、乔冠华等台前幕后的核心人物全部入住。

与此同时，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特纳·乔埃中将还在与克雷奇少将反复激烈争论诸如“是搭乘直升机还是军车赶赴会场？”“如何保障谈判人员安全？”等一大堆问题的时候，李克农等人早已进入会场，各就各位，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

入夜。朝鲜的夜风中，来凤庄显得愈发静美如画。这使舟车劳顿的代表团几乎产生了一种回家的错觉。

一切准备停当的解方率众巡视来凤庄。会场、双方代表团驻地、安全警卫全部布置妥当，他紧迫的心情彻底舒缓，这个颇负智计的将领用戏文般的话为谈判的前期工作做了总结，引发了大家轻松的欢笑：“如今好比是周瑜战赤壁，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乍起，好戏便可开台了。”

至此，仅用了短短三天，朝鲜停战谈判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9g1aiS76B8RcnrM5sUb+QcY+8HklBqj8CS98ZHWVKBm0VHd/9nguFtKEmmzhR7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