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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艾奇逊“像猎狗一样”四处出击寻找线索时，中国也做出了寻求停火谈判的决定。
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战役得失。据聂荣臻回忆，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暂缓南下，将防线稳固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敌人已被赶回三八线以南，中朝方面的预期目标已然实现，不宜继续扩大战争。
最终，这一方针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经过了长逾半年的浴血奋战，所有参战国终于在此刻形成了一种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复杂均衡。为了尽快促成谈判，迎来和平，毛泽东立即会见了金日成。6月3日，金日成飞赴北京，经过劝说，他接受了毛泽东的谈判方案，并和高岗一道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在6月10日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停战的共识。
与美国类似的是，中国也难以率先抛出橄榄枝。因为曾先后拒绝了十三国提案与五项原则，态度强硬的中国已经在联合国陷入被动，此刻如果主动要求停火，显然不是上策。因此，毛泽东在6月13日回电斯大林，向苏联提出了详细方案：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的事业，我们将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这封电文已经明确提出对联合国席位与台湾问题的让步，显示了中方足够的诚意。
至此，三八线两边虽然依旧剑拔弩张，但双方至少在停火的问题上找到了默契。
于是，在6月23日，全世界都听到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的著名演讲—和平的代价。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6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了威胁。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接着，6月25日、7月3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社论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
“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针对马立克的演说，美国对苏联的议和姿态做了详尽的评估，列出了几种可能性：
1.当年4月，美国试爆氢弹成功，可能使苏联产生忌惮。
2.苏联不愿意中国长期盘踞在北朝鲜，进而增强对北朝鲜的控制。3.通过朝鲜和谈，拖缓美日和谈的进度。
鉴于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表态已经十分明确，杜鲁门也做出了回应。6月25日，杜鲁门发表了政策性演讲，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他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求见苏联外交部官员，要求证实并阐释马立克演说中关于朝鲜问题的部分。
杜鲁门、艾奇逊通过凯南寻找到一扇门，和平之门。
但走过这扇门，却耗费了双方两年多的漫长时间。
中美双方在谈判伊始就存在的根本分歧，注定了谈判必将无比艰辛。这个根本分歧，可以概括为“一方想谈政治，一方只谈军事”。
正在准备外出旅行的杜鲁门总统很快就与苏联达成共识，6月27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向杜鲁门答复道：“停战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之间进行商谈……应该是不涉及政治的、领土的一切事项而严格地限定为军事问题”。
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就可以确认，马立克的声明完全表明了莫斯科的立场，即板门店谈判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无限升级、失控而举行的军事停火讨论，绝非政府之间的政治性谈判。
这正是长久以来美苏两国的一贯思维。从1945年划分三八线时的明争暗斗起，无论是1948年的莫斯科会谈，还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会议，美苏双方关于朝鲜问题的争斗一直无法平息，这也让双方心知肚明，只要一方不彻底退出朝鲜，朝鲜问题就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因此，“不举行政治谈判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双方默认都没有从朝鲜摆脱出来的打算，因而会谈得以举行”。
就这样，军人李奇微指挥着他的中将和少将们，将“政治解决”留在华盛顿，驾着军用直升机来到开城的谈判桌旁。
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坐到谈判桌旁的最初目的，却恰恰是从政治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湾问题和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而绝非仅仅只是停火。
这种南辕北辙的目的差异，导致了双方谈判代表无休无止的分歧与争吵，在各个环节和议题上始终难以协调，也造就了板门店谈判这一史上耗时最长的停战谈判。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回函：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此后还有多次广播和电文往返。中朝方面发出的回应，7月1日和7月4日的是在北京起草的，后来几件是在平壤起草的，所以出现了对金日成职务称呼的不一致，先称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后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双方顺利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对方的要求，我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双方将谈判地点定在开城，表面上看是一拍即合，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寻常协商，事实上却蕴含了复杂、剧烈的冲突和博弈，可谓暗流汹涌。
在由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辑出版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详尽分析了定址开城背后的复杂博弈。
据记载，在双方联络小组第一次会面时，联军的肯尼上校率队直入会场，丝毫不顾及礼仪，更有甚者，肯尼“斜楞着眼看着张惶的张上校（张春山），坐在了面朝南的座位上。这似乎出乎张上校的意料，据说他明显地浮现出动摇和困惑的表情”。
肯尼的先声夺人显然是有意为之，显得深谙东亚文化中“胜者面南而坐”的文化习俗。据日方研究者分析，肯尼此举的幕后策划者应是南朝鲜代表白善烨将军，因其曾力主“共产党方面在执拗地以胜利者的立场来参加谈判，我们这方面也要经常开动脑筋抢先下手”，“我认为当初同意把谈判会场设在开城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因此要想个办法把这个失败挽救回来”。
根据《新共和》杂志评论分析，联军将开城定为谈判会场视作一个失败，是因为定址的过程充分暴露出联军对谈判的准备不足和失误。
“联合国军”所提出的将会场设立在中立国丹麦的医院船的方案遭到了中朝方面拒绝，联军同意改为在开城会谈，这原本合情合理。
“从理论上说，医院船米特兰蒂亚号是中国和北朝鲜尚未参加的联合国的领土，因此他们要是同意联合国方面的提案那才会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而美方谈判代表乔埃中将也认为“他们拒绝医院船是可以理解的”，而开城作为无人区，确实可以减少很多额外麻烦的发生，因此才答应定址开城。
但是，如此一来，在朝、韩、中、日等国民众看来，联合国无异于以战败者身份，被胜利者召唤到己方的势力范围之内来“求和”，联军在社会舆论上必将陷入极大被动。
因此，在白善烨反复强调之后，美方代表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有了肯尼“抢座”的行为，而在当天的会晤中，“遭受奇袭的张上校的寒暄生硬而又冷淡”，在中朝工作人员端上茶点后，美方代表也将其视作“胜者给予败者的恩惠”，为了避免“自认战败”而若无其事地予以拒绝了。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已有整整一年时间。对于一场现代战争而言，一年的时间已太长太久，参战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已实在太大。
朝鲜，这座充满了寒冷与苦难的远东半岛，从此彻底决裂，一分为二，南方北方割席断交，双方不但在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上日益分化，连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渐渐疏离。在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朝鲜民众死亡超过百万，本就欠发达的经济几乎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在损伤更为严重的北方，绝大多数城市和村庄都在美军强大的空中攻势之下化为焦土。当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人们走出防空洞和丛林，回到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时，这片曾经的沃土已经满目疮痍，“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头”。
在美国，对普通民众而言，朝鲜战争是一场没人愿意想起和了解的战争；在美国政界，这更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两党之间无休无止的内耗，前方指挥官的连续误判和妄自尊大，使这场被规划好的“有限战争”一度失控，虽然亡羊补牢，及时进行停火谈判，但早已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痛，麦克阿瑟时代终结，杜鲁门竞选折戟，民主党近二十年的漫长统治也由此终结。
对中国而言，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时期，被卷入这场与世界头号强国的肉搏，在获得辉煌战果的同时，无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外交策略上的被动，使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国”，不但与联合国席位失之交臂，还自此遭到数十个国家的封锁、经济禁运，孤独地行走在近代国际政坛上；原本正在策划的解放台湾也被迫搁置，并长期处于美国第一岛链的军事威慑环伺中。
虽然苏联因为中国的参战而彻底消除了疑虑，收起了怀疑的眼光，不再将中国视为“第二个南斯拉夫”，也不再将毛泽东视为铁托第二，并从1952年开始加快对中国的援助速度，为中国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片面依赖苏联，冷对整个西方，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越行越窄，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国民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
中苏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签订于1950年2月14日，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此前，国民党政府曾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为了在二战之后延续与南方邻国的紧密关系，苏联以旧条约为基础，与新中国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萧规曹随—新条约的几点关键性内容与旧条约相去甚远。新条约签订后不久，双方外长即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旧条约失效，苏联外长还宣布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财产、在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都无偿移交中国政府—事实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几乎搬空了全部厂矿机器和器材物资。
条约的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若被第三国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条约有效期为30年。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双方约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年末，苏联红军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该地区的民事行政，由新中国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由新中国政府管辖。后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基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协商之后，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
在《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从1950年起，苏联在五年时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司纯金），年利较低，仅为1%；这笔贷款将用来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铁道、钢轨、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偿还期为十年。
1963年底，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咬牙还清了这笔贷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中国在苏联支持下迅速发展了现代工业，也造就了中苏关系最为亲密的一段时期。
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这份条约。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即终止，没有再续约。
一直隐于后方、运筹帷幄的苏联，本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益者。它成功拖延了美国的脚步，在美苏争霸中缩短了一大段落后的距离，也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远东社会主义阵营联盟。但这位强壮的跨栏运动员没有跑赢时间—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并未对历史强人网开一面，斯大林在朝战末期突然逝世，导致苏联通过长期集权模式所积累起的外交方略后继无人，继任者们均不具备足够的声望、手腕和经验，并逐渐在狂热的超级大国竞争中迷失了方向。
这些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都被用沉重的笔墨铭记在各国的史册之中。
但这些沉重的悲歌同时也是成长的代价。
正是从朝鲜战争开始，东西方的几个大国开始警惕地保持距离，并在相对和平的漫长岁月里了解对方，消解仇恨，逐渐将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浓缩，再浓缩，至少将其尽量剔除出民众的情感，而只留存于政府的少数决策者的笔记本里。
中国正式结束了漫长的农耕年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摆脱了百年来的屈辱，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迎来了工业文明，并用令人艳羡的速度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