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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迪安·艾奇逊
迫使杜鲁门寻找停战机会的原因有两个。除了战场上几乎无望打破的均势之外，就是杜鲁门和民主党真正的永恒敌人—美国共和党。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驴象之争”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无休无止的针锋相对贯穿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两党之争就像一场又一场艰巨无比的美国赛区预选赛，只有先搞定了卧榻之侧的强敌，民主党才能“冲出美国，走向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一较雄长。
虽然两党都明确遵守那条“兄弟阋墙，共御外侮”的无形底线，但出于截然对立的两党利益，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两党当然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对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大的外部威胁促使两党紧密协作；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亲密关系也随之宣告终结。在深孚人望的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垄断总统权柄十多年的民主党似乎显出了一丝疲态，这使得长期蛰伏的共和党人抖擞精神，他们要新账旧账一起算，对立足未稳的杜鲁门政府展开全面反攻。
学会微笑面对反对党的责难，这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必修课—哪怕对手明明是无理取闹，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此，在回忆录中，杜鲁门无奈而鄙夷地调侃那些又要压缩军费、又要扩大战争规模的反对党：“说来真是不幸，有些人竟那么健忘。多年来一直阻挠国家执行可靠的军事政策，又要缩减一切以求收支平衡的人，如今就是叫嚷得最厉害的人……有些人实际上竟说我故意惹起对外政策的危机，为的是要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力……具有言论自由的任何制度都有这样的特点：评论家和政治煽动家的言论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的言论往往更受人欢迎……而在1950年12月，这件事似乎显得特别棘手难办。”
不过，日子最难过的还不是杜鲁门。在这场关于朝鲜战争的、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处于中心的并非总统杜鲁门，而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迪安·艾奇逊，东西方铁幕的制造者。
他在1949—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是总统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和得力助手。
艾奇逊是英国移民后裔，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服役6个月，退役后即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律师。
作为共产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艾奇逊最大的“业绩”，是提出并建立了二战后的西方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纲领都是出自他的构想，从此，欧洲被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构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踏上了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漫长的封锁、制裁之路。
在激荡的美国国内两党斗争中，艾奇逊锋芒毕露，对极右翼成员、共和党成员毫不留情，严厉抨击，针锋相对，这也使他长期处于美国党争的漩涡中心。艾奇逊的精明与犀利使他显得树大招风，在很多次政治危机中，他们的政敌甚至一反攻击总统的历史惯例，放弃抨击杜鲁门总统，而将矛头对准了这位国务卿。
1953年，杜鲁门离任总统，艾奇逊也随之解甲归田，安心著书立说。艾奇逊以其在国务院时代的经历，撰写了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在197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艾奇逊始终坚持认为，欧洲是美国战后政策的重心所在。在他的一手推动之下，马歇尔计划得以成型并有效执行；但那些该死的共和党人眼里只有“裁军，裁军，裁军”，他们不愿冒着提高税收、对抗欧洲共产主义的风险去重建欧洲秩序，从来不愿。因此，在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几年时间里，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处于被他深深鄙视的反对党的批评之火炙烤中。
艾奇逊早已习惯共和党唇枪舌剑的诛心攻击，这也是美国执政党的必备素养。为了解决水涨船高的军费问题，他先是将过于保守的国务院过气高参乔治·凯南打入冷宫，然后和新晋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共同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赫赫有名的NSC68），然后巧妙地通过了各级部门的审查，使之得以颁布。
国防任务的改写，使提高军费的问题迎刃而解，也激怒了艾奇逊的政敌们，愤怒的共和党人再次把他置于风口浪尖—虽然早已习惯处于风口浪尖的艾奇逊其实压根不在乎，要知道，在艾奇逊就任财政部时，支持新政的共和党人将他称作“华尔街的特洛伊木马”，暗中维护银行家利益的内奸、保守者；现在，同一批反对者却改口称他为左翼分子。
作为战后初期美国主要国策的制定者，这位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确实有力地辅佐了杜鲁门，在国内分担了大量舆论批评，在外交舞台上更是长袖善舞，正是他兜售的“集体安全”概念，使美国建立起一个庞大战后同盟，甚至主导了联合国的许多重要国际事务。
在名著《最寒冷的冬天》中，艾奇逊的任职年代甚至被称为“艾奇逊时代”。
基于“帮助欧洲平稳过渡，建立经济联盟，预防苏联渗透”的战略理念基石，艾奇逊式的外交确实卓有成效，但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性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与革命的历史大潮时，他和其他美国决策者一样，都对生机勃勃的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深入了解：既不了解这些国家深层的价值取向、文化思维，也无法准确预料新兴革命的走向。
极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就是艾奇逊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
1949年初，艾奇逊确定中国内战将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于是他极力主张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各项援助，因为“援蒋”无疑会“愈加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且巩固他们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决心”。但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和荆棘丛生的两党之争使对蒋援助不降反增，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艾奇逊宣誓就职国务卿时，蒋介石恰好于同一天逃亡台湾。于是，艾奇逊讽刺道：“美国政府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也终于宣誓入职，但是蒋介石却逃跑了。”
就这样，原本被纳入美国的盟友名单甚至受到广大美国民众期待的中国，“一边倒”地坚定站在了苏联身边，成了美国的重要假想敌，现在甚至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
一时间，“谁丢掉了中国”的责难声四起，杜鲁门和艾奇逊只得亡羊补牢，为远东政策的严重后遗症埋单。
艾奇逊圆熟地运用联合国的种种规则，成功地在新中国四周竖起了层层壁垒，1951年5月18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联合国终于通过了一项对中国和北朝鲜禁运重要战略物资的决议。
但是，随着停战成为这场战争唯一可能的结果，一直致力于战胜中国的艾奇逊只好改弦易辙，不得不转而寻找停战机会。美国比中国更早介入朝鲜，又一贯无视中国的警告，现在却不得不先开口，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外交窘境。艾奇逊说：“唯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停战，因为停战也许可以逐步达到结束交战状态。看来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也是不可靠的。我们一致同意的结论是：通过联合国的公开程序或者通过像印度这类容易泄密的外交部去进行试探，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间，惨烈的第五次战役正如火如荼（1951年4月22日—5月23日）。在这次最后的大型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80万，双方士兵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死斗志，双方指挥官也都已从过于乐观的误判中充分吸取了教训，对朝鲜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清醒认识，这使得战争空前艰苦冷酷。
美军的海空优势明显，极大钳制了中朝方面的补给线，几乎打得志愿军断炊；而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丛林、夜间作战的中朝军队则牢牢把握了地面进攻的主动权，让美军睡不好一个整觉。至此，战场上早已悄然成形的均势终于清晰呈现在双方眼中。
在西方舆论看来，“1951年春，中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损失惨重却收效甚微……战果微不足道。然而，它提醒了西方国家的指挥官们，中国军队有多么能征善战，有多少人能投入战斗。这彻底击碎了‘联合国军’再次跨越三八线、直奔鸭绿江的幻想。”
双方的决策者都已明白，此时的三八线，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平衡标尺，谁也难以打破平衡，以军事力量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了。
当军人们陷入僵局，政治家就开始行动了。
“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政府在当时的急迫与紧张心情。
这一次，美国政府已不得不放低身段，主动寻求谈判机会。但正如杜鲁门所料，在此时寻求谈判机会，要比以往难得多。
身处巴黎玫瑰宫的美国官员查尔斯·波伦接到艾奇逊指示，他马上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发出了试探。但这次一反常态的试探并未引起苏联方面的丝毫反应。
很快，《纽约时报》又爆出猛料：在联合国，美国官员格罗斯和科里在与苏联官员马立克和查拉普金的非正式谈话中透露了停火意愿。无论几名官员的私下沟通是否真有成效，由媒体将之公布出来只能被视为一次过分躁动的乌龙事件，很快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否认和抗议。
艾奇逊只得通过瑞典联系莫斯科，希望获得与中国直接对话的机会，但依然未果。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派出由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奔赴香港，希望直接制造会谈机会，但仍毫无结果。
几次碰壁之后，艾奇逊忽然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恐怕连他自己都十分意外的破冰人选—乔治·凯南。
那个被艾奇逊一脚踢出国务院的凯南。
乔治·凯南，这个在艾奇逊眼中食古不化、异常保守、悲观、反对军事扩张的前国务院高官，刚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人生曲线。4年前，由于凯南准确剖析了苏联的策略变化趋势，并提出闻名全国的“遏制政策”，他一举成为美国国务院的政治新星。
但随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急速变更，凯南的持重言论在急于扩张的美国决策层眼里开始变得令人生厌，碍手碍脚，他反对研制氢弹，反对提高军费，将艾奇逊处心积虑推出的NSC68文件斥作“劳民伤财”，简直是共和党派来和艾奇逊唱反调的。因此，在1949年，新秀尼采取代了他的政策司司长职位。
孤立无援的凯南则带着对美国前途的深深忧虑离开了政府岗位，这个不太适应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态、带着浓浓学者气质的政治家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从此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5月中旬，凯南回到华盛顿，欣然接受了艾奇逊的任务—与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见面。
作为苏联问题的专家，凯南也曾在苏联工作过很长时间，与不少苏联官员互相熟悉，而他又并非美国政府的现职人员，完全符合政治中介的身份要求。
国家利益摆在眼前，凯南会不会捐弃前嫌，尽力而为？艾奇逊也是捏了一把汗的。虽然他深信凯南的学者气质和苏联背景会促成这次会谈，但这毕竟只能算是一次聊胜于无的死马当作活马医。
1951年5月31日，纽约长岛。在静谧如昔的格伦克福庄园，乔治·凯南终于见到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当然，是以私人名义。
格伦克福庄园位于长岛乡下，清幽雅致，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专用度假别墅。驱车而来的凯南显示了足够的诚意，他熟练地用俄语和马立克交谈，仿佛两人是久别重逢的好友，一时间，宾主尽欢，别墅内气氛融洽轻松。
尽管两人都尽量将这次会面处理成一次私人会谈，但两人心中都十分明白自己言行的极端重要性，哪怕一语之失，都可能破坏国际大势。由于过度紧张，马立克甫一会面就失手将果盘和酒打翻，弄得自己满身污渍，场面的紧张尴尬可想而知。
但这种狼狈的失态反而消除了他的极度紧张，这位常驻联合国、熟悉外交事务的苏联代表终于放下包袱，两人的谈话顺利进行。
由于表面上已远离政治，凯南此时的身份是一位学者，他理所当然地从学术角度切入了谈话。
“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凯南随口闲聊，仿佛两个普通民众在谈论遥远的国家大事。
马立克也显得对国际政治颇有兴趣：“既然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它不应该改变行动和政策吗？”
凯南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直接抵达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看来，中国人所导引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但对我们两国来说，这是个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
“是这样吗？”马立克措辞客气，态度却柔中带刚，“我们曾不止一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去解决。凯南先生提到中国的行动，你知道，中国曾多次提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而且当你提到中国时，难道你不应该回想一下杜鲁门总统去年6月27日的声明吗？你们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和你们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错误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它的安全时才进入朝鲜境内的。”
凯南仍不反驳，显得十分耐心地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人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
马立克两手一摊，滴水不漏：“你知道，苏联并未介入朝鲜战场上的作战。”
凯南当然明白，一直侧身幕后的苏联，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但他话锋不改，态度更加明朗：“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终于摊牌了。
“是恢复朝鲜战争战前状态吗？”马立克闻言，马上变得像一只发现猎物的猎鹰，紧紧追问。
“是的，”凯南说，“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一切外国军队应该立即从朝鲜撤离。”马立克说，“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
面对马立克连珠炮般抛出的满口“问题”，准备充分的凯南并未觉得意外，他保持着学者清晰的逻辑思维：“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和美国敌对的力量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
凯南停顿了一下，又说：“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这些问题，包括朝鲜的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
说到这里，双方均已探明对方态度，于是点到为止。马立克礼节性地提出，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后，尽快再次会面，凯南当然明白，马立克将在这次会面结束之后即刻请示莫斯科，于是两人相约再会。
这次庄园会谈虽然没有任何结果，却足以使艾奇逊长出一口气。果然，在凯南和马立克的第二次会面（6月5日）时，马立克做出了明确答复：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他们不便直接参与停火讨论。马立克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分寸，“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我的个人意见，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
尽管美国政府仍未能彻底摸清莫斯科的整个意图（事实上，苏联复杂多变的外交思路几乎很少被美国完全掌握过），但杜鲁门和艾奇逊至少已经能确定，苏联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在谈判的条件（如其他远东问题）上，显然已有讨价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