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当这个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国的演出行业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景。不同机构对演出市场的统计数据兴趣浓厚：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演出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7.29%，超过了同样火爆的电影市场；还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演出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从近年来演出市场发展的趋势来看，演出票房收入（含分账）占到了市场总收入的三成以上。

走进剧场，观看演出，正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喜爱的娱乐文化活动。

然而，在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新冠肺炎病毒袭来。为了防止和阻断疫情蔓延，世界各国都出台了各种措施，包括关停剧院在内的演出场所。美国百老汇原本有6部新剧计划在当年3月公演，但纽约州政府的关闭令直接让纽约的戏剧舞台停摆。百老汇制作人里查德·罗斯（Richard Roth）表示：“百老汇将至少在几周内处于黑暗状态……许多新节目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将可能不会上演。” 现在看来，里查德·罗斯的担忧过于乐观了。只有当新冠肺炎病毒被彻底控制住，剧场才有可能恢复生机。什么时候可以控制？公共卫生专家给出的预测是2021年甚至更久。在往年的3月，百老汇的票房收入都稳定在3000万～4000万美元，而2020年的3月成千上万的演员、酒保、剧场服务人员，甚至剧场经理等管理人员都面临失业风险。此外，戏剧舞台停摆直接导致了每年4月底的托尼戏剧奖投票成了问题，2020年的托尼戏剧奖甚至可能推迟或停办。百老汇的主要观众群体是游客，占比大约为65%。全球旅行禁令使得即便百老汇开门，只要旅行禁令不解除，百老汇及其所属产业依然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在欧洲，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74届阿维尼翁戏剧节（Festival d'Avignon）被迫取消。该戏剧节自1947年创立以来，仅仅在2003年因为抗议政府计划施行针对演艺工作者工资社保制度的改革而兴起的行业大罢工而停办过一次。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停办，直接导致了面向民间剧团开放的板块——Off戏剧节的取消。这对几乎所有在法国依赖戏剧谋生的演艺人员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状况，在中国同样令人担心。在全国早已经全面复工复产几个月后，演出行业，这一人际传播风险极高的行业仍然难以复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调查显示，2020年1—3月，至少有2万场演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或延期，票房损失超20亿元。毋庸置疑，这次的疫情，让全球演艺行业在未来一两年都会步履维艰。

数千年来，戏剧人习惯躲在剧场这一象牙塔中而不管外界的风云变幻。这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疫情彻底把传统剧场构建起来的保护壳给击碎了。戏剧人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面对消费文化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冲击，剧场艺术在创作与传播手段中的“复杂而低速”，已经成为影响这个古老艺术样式“生存还是毁灭”的核心问题。戏剧要不要改变？该怎么改变？这些问题，在这样的至暗时刻显得更加尖锐。

实际上，有一些剧团已经尝试主动求变。上海歌舞团近年来推出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经典主旋律电影，融入现代审美元素进行舞美设计与舞蹈设计，上演以来一票难求。2020年，上海歌舞团所属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开始考虑将舞蹈作品高清影像化，以剧院放映的形式推出。这种尝试的灵感来自英国国家剧院的NT Live影像戏剧项目。NT Live即“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它的口号为“将英国最好的戏剧通过离你最近的剧场直播”（best of British theatre broadcast live to a cinema near you），顾名思义就是将剧场演出通过高清技术转播为影像作品在剧院播放。影像戏剧自然解决了传播中时间和空间受限的问题，的确是传统剧场向现代传播方式主动靠拢的尝试。不过大批保守的戏剧研究者或戏剧从业者也将NT Live式的剧场传播行为看作不友好的入侵，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同样在疫情背景下，时尚行业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就让人刮目相看了。事实上，传统时尚行业也严重依赖线下资源，时装周、秀场、买手、样衣拍摄、成衣工厂、零售商店、物流等同样在疫情下被延宕了。时尚圈立刻作出改变，线上平台为时尚品牌提供了多种可能：传统秀场上的时装发布会上没有观众，演出改为线上直播；最新系列服装的大片在网络媒体滚动发布，时尚圈的意见领袖与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互动交流……疫情当然也导致了线下时尚门店的关停潮，但也迫使时尚界清晰地认识到依托于线上媒介的电子商务成了时尚行业转型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是为了应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更是未来消费行为的趋势。从品牌设计、发布方式到消费模式，时尚都在作出积极的改变。时装设计行业致力于创造美好价值，也希望在疫情过后能用更美好的设计语言来燃起消费者对新生活的希望。

本书名为《时尚的剧场》，当然不是要把戏剧和时尚画上等号。戏剧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有自己的边界和范畴。在戏剧研究的领域内，也存在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但是，要应对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要理解当代剧场现象，必须要适当打开戏剧的边界。应该允许戏剧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融合的创作实践和学术交叉。时尚，是当代剧场的一种可能，且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展开了实践。然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却表现出集体沉默。大众传媒对戏剧作品时尚化的表面化阐释，使时尚变成了戏剧娱乐化、平庸化、商业化的代名词。我们则试图用传播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框架来审视剧场艺术时尚化的倾向与特征，理解背后的逻辑与动机，为当代剧场的发展找到清晰的方向。

所谓时尚，还没有一种被所有人认同的标准定义。狭义的时尚是指与时尚产业休戚相关的领域，主要与穿着相关。时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法国将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时装特别是男装推向了奢侈、优雅、高端的地位，位高权重者竞相仿效，逐渐将高跟鞋、香水、饰品等都作为时尚的符号。由此，时尚作为带有审美、阶级、性别等多重属性的一种社会现象被固定下来。时至今日，我们所谈论的时尚仍然局限在这个总体框架内。

然而，随着消费文化的崛起，人们突破原有的时尚框架，开始探讨穿着之外的时尚现象，如喝咖啡的时尚、旅行的时尚、约会的时尚。实际上，这已经把“时尚”（fashion）和“时尚的”（fashionable）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时尚。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将时尚概念泛化，因为这容易导致原本就复杂的概念更加含糊其词。但实际上，狭义时尚与广义时尚，具有阶级性的古典时尚与去中心、反权威的当代流行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边界。于是，人们对时尚进行更宽泛的定义。《辞海》中对时尚作出了如下定义：

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如在服饰、语言、文艺、宗教等方面的新奇事物往往迅速被人们采用、模仿和推广。表达人们对美的爱好和欣赏，或借此发泄个人内心被压抑的情绪。属于人类行为的文化模式的范畴。时尚可看作习俗的变动形态，习俗可看作时尚的固定形态。

这个定义主要有四个观点：第一，时尚现象具有多样性，不再局限在服饰领域，已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追求新奇、标新立异是时尚的重要特征，从传播效果来说时尚能引起模仿和流传；第三，时尚现象是一种人类对现实生活态度的折射，即有怎样的人类生活就有怎样的时尚；第四，当代社会，时尚与流行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有国外学者将时尚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界定，认为应该满足连续性、不中断性和制度化三个特点。其中的连续性和不中断性都指时尚需要有承上启下的风格特点与持续不断的影响力；而制度化则是现代时尚的重要特点，即它不是个体现象，应该是组织化生产的一种符号，在制度化的保障下，依靠媒介的传播获得商业利益的一种行为。所以，探讨现代时尚应该以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为总体背景。也是基于这样的定义，具有连续性、不中断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剧场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化产品的商业戏剧，当然可以被纳入时尚的框架中进行探讨。艺术的剧场、商业的剧场、媒介的剧场和体验的剧场是我们理解当代剧场时尚倾向的四个视角，也是本书的基本框架：

时尚的剧场，用“时尚”来修饰剧场，并不是要把剧场进行流派或者样式的分类，也并非要提出一种叫作“时尚戏剧”或“时尚剧场”的类型。本文所谈“时尚的剧场”，是对当代剧场在不同角度呈现出的时尚化特点的总体表述，在不同场景和形式下，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时尚特点；但因为“时尚”一词本身就具有多义性，用这一形容词来描述戏剧特点不免会产生理解的混淆。因此，本书的第一章就从艺术实践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时尚的戏剧”的表现形式与特点，从戏剧的现代性、先锋性出发，讨论其与时尚化的关系，尝试去厘清当代剧场艺术向时尚化靠拢的逻辑和动机。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代剧场在题材选择、叙事技巧、舞美设计、服装设计、表导演方法和戏剧观中的总体特点与时尚倾向。

第二章将当代剧场纳入商业传播的框架下讨论。如前文所述，当代时尚需要在消费文化背景下体现着制度化特征，我们将重点围绕时尚化特征最明显的商业剧场，以时装领域的场域系统为参考，讨论商业戏剧的时尚场域、时尚生产、时尚功能和时尚传播，其中重点关注在戏剧商业生产过程中政府作为“把关人”的角色，以及戏剧商业营销中的方法。

第三章将剧场看作一种多元的媒介，考察身体、感官和多媒体对剧场产生的改变。从时尚的角度来看，身体、感官是时尚中最重要的元素，并与性、性别、性感、权力等产生关联。多媒体对戏剧的介入给当代剧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可能性，音乐在剧场中的深度参与成就了音乐剧这一戏剧门类，我们也将重点讨论西方音乐剧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的问题。作为传播媒介，剧场也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实际上，不论是戏剧表演中对身体的运用，还是诸如音乐、多媒体影像等形式在剧场中的使用，或是戏剧在展览领域的跨界实践和对外传播中的运用，都体现了剧场作为一种媒介的灵活性。

最后一章将剧场作为一种时尚生活的体验过程来考察，既讨论原生态戏剧、沉浸式戏剧等突破观演关系的艺术实践，又讨论嘉年华式的戏剧节运作及背后的产业特征，还从政治逻辑和生活逻辑来考察戏剧如何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最后，我们将探讨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剧场如何通过开放的手段，参与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战略中来。

叶长海
2020年上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