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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造了一个人，取名克瓦希尔（ Kvásir ）。他如此聪慧，以至于你向他提问，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他周游世界，给人们教这教那。终有一日，他成了两名侏儒的座上客。他们让他说话，设计杀了他。接着，他们用他的血液和着蜂蜜，制成一种蜜酒（ mead ），任何人喝了都会成为诗人。 [1]
——缩写自 Bragaröpur 卷五十七
在前文对基础史诗的说明里，读者可能注意到，只字未提后来批评家通常视为基础史诗本质所系的那个特征。关于题材之伟大，什么都没说。毫无疑问，我们所考虑的史诗，并不处理喜剧题材或牧歌题材。然而，后来时代认为悲剧主题就是超越个人利益的伟大的民族或宇宙题材，又该当何说？
依我看，伟大题材（“亚瑟王的一生，或耶路撒冷之陷落”）不是基础史诗之标志。它随维吉尔进入史诗。在我要述说的这个故事里，维吉尔是枢纽人物，改变了对史诗的理解。正是由于他，我相信，而今我们才企图将伟大题材读入基础史诗，而在那里它原本就不存在。不过，鉴于这样说可能会引发争论，因而，且让我们由此视点来看看《贝奥武甫》和《荷马史诗》。
《奥德赛》自不待言。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返家途中屡遭磨难这一事实，并没有让那场战争成为该诗题材。我们的兴趣在个人沉浮上面。即便他是一位国王，那也是弹丸小国的王。诗中也看不出任何企图，想使伊塔卡显得重要。除非说，像任何故事中一样，伊塔卡作为英雄之家园及田产，还是重要的。诗中也没假装，况且也没有可能假装，说倘若奥德修斯根本回不了家，那么整个世界，抑或整个希腊，就会大不一样。此诗仅仅是一部历险故事（adventure story）。就题材之宏大而论，它更接近《汤姆·琼斯历险记》或《艾凡赫》 [2] ，而不像《埃涅阿斯纪》或《耶路撒冷的解放》。
至于《伊利亚特》，则能找到看似言之凿凿的证词。它曾被当作关于东西方冲突的史诗。甚至在古代，伊索克拉底
就称赞荷马，说他讴歌了那些与“蛮夷”作战的人。默里
教授在某种程度上赞成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与这样一位大学者分道扬镳，或许有些虚妄。而且他的论著，我十几岁时就如饥似渴地读，而今则已深入骨髓，他的讲座仍是我最为激动人心的大学记忆；跟这样一个人分道扬镳，也着实令人不快。不过，关于这一问题，我实在无法苟同。关于《伊利亚特》，默里教授问：“难道它不是关于全体希腊人（All-Greeks）对亚洲蛮夷的战争故事？‘全体希腊人’：这一响亮词汇在诗中一再响起。”
[3]
这可不是我的印象。根据剑桥版《伊利亚特》的索引，查勘
（全体阿开奥斯人）一词在诗中出现的九个地方（有四处就在同一卷），我们会发现，有八处前面都冠以
或
[4]
——“全体希腊人之勇士”
。其中没有全体希腊人与蛮夷之对立。只有全体希腊人，希腊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希腊最优秀的人的对立。在第九处
（卷九第301行）
，奥德修斯游说阿基琉斯，说即便他恨阿伽门农，也应怜悯“全体希腊”其他人。
[5]
在这里，“全体”（All）看起来是指希腊人全体与全体之一成员的对立。就我所见，希腊人联合对抗蛮夷的意思，一点没有。人们禁不住好奇，
的第一个音节，是否不仅仅是出于音律方便。
纵览这部诗，默里教授的观点，就更不能令我信服了。特洛伊战争并非《伊利亚特》之题材。它只不过是个背景（background），给一个纯个人故事（purely personal story）提供背景——阿基琉斯的愤怒、磨难、悔恨以及杀死赫克托尔。至于特洛伊城之陷落，除顺便提及之外，荷马不置一词。有人曾争辩说，荷马无需去说，因为赫克托尔死后，特洛伊城陷落就不可避免。然而，故事高潮——假如攻城乃故事主题，那么城陷就应该是其高潮——只是被提及，这在我看来就难以置信。充其量，它可能是一种极端的蕴藉（subtlety）；但那样的话，那就是吉卜林的艺术，而不是荷马的艺术了。而且我也没有在《伊利亚特》中找到任何反特洛伊的感情。其中最高贵的人物，是个特洛伊人。
几乎所有暴行，都在希腊这边。我们甚至没找到任何迹象（卷三第2—9行可能算是个例外），
[6]
将特洛伊人看作是跟希腊人不同
族类
（
kind
）的人，无论是更好还是更坏。无疑，可以假定有个更早版本，其中特洛伊人
遭
痛恨，恰如可以假定在《贝奥武甫》的更早版本中全然没有基督教段落（Christian passages），或者假定有个“历史上的”耶稣全然不同于对观福音传统
中的形象。不过且容我直话直说，我打心底并不信任这种“研究”方法。
[7]
“除非必要，勿增实体”，
[8]
这里确无必要。其他文学中的平行现象也在暗示，基础史诗只需要英雄故事，并不在意“伟大民族题材”。查德威克（Chadwick）教授谈及德国史诗时，说“这些诗歌多么异乎寻常地摆脱了民族利益或民族感情的纠缠”。
[9]
冰岛史诗中最伟大的英雄，是个勃艮第人。
在《贝奥武甫》中，查德威克教授的论断得到很好展示。诗歌是英文。其场景最初设在西兰岛，
其英雄则来自瑞典。假如诗人持有维吉尔关于史诗题材的观点，那么，韩叶斯
就应当是我们英文史诗里的埃涅阿斯，然而，他仅仅是插曲。
真相就是，基础史诗既没有后世意义上的伟大题材，也不可能具有那种伟大题材。只有当某些事件，被认为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并带来或暂或久的改变，才会产生那种伟大。诸如罗马帝国的建立，更不用说人之堕落了。任何事件要具有此等重大意义（significance），历史就必须有些许条理（pattern），某种蓝图（design）。那种无休无止的命运浮沉，那种毫无目的的荣辱变换，这些构成所谓英雄时代的可怕现象，并不承认此种蓝图。没有任何事件真正比其他事件重要得多。没有成就堪称永久：今日我们烧杀抢掠大吃大喝，明日我们则被掠杀，我们的女人被抓走充奴。“无物永驻”，任何事情均无超出当下之意义。英雄主义和悲剧多之又多，因而好故事也层出不穷。然而却没有“由治至乱的宏大蓝图”
。其整体效果不是一副蓝图，而是一个万花筒。特洛伊城陷落，特洛伊人哀哭，毫无疑问。不过，又能怎样呢？“宙斯曾经使许多城市低头，还要这样做，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企及。”
（《伊利亚特》卷九第25行）
规模宏大的鹿厅，到头来又如何？从一开始，“大厦高高耸立，山墙雄伟壮观；它在等待仇恨的烈火将它付之一炬”
（《贝奥武甫》第81行）。
关于维吉尔之忧郁（melancholy），已经谈得很多。然而在荷马表面的光明下面，仅仅一肤之深，我们发现的不是忧郁，而是绝望。歌德的用词，则是“地狱”。它格外可怕，因为诗人视之为理所当然，一点抱怨都没有。说得不紧不慢，用的是明 喻：
有如烟尘从遥远的海岛城市升起，
高冲太空，敌人正在围攻城市，
居民们白天不停歇地从城市护墙上，
同敌人展开激战。 （《伊利亚特》卷十八第207行）
还有：
有如妇人悲恸着扑向自己的丈夫，
他在自己的城池和人民面前倒下，
保卫城市和孩子们免遭残忍的苦难；
妇人看见他正在死去作最后的挣扎，
不由得抱住他放声哭诉；在她身后，
敌人用长枪拍打她的后背和肩头，
要把她带去受奴役，忍受劳苦和忧愁。 （《奥德赛》第八卷第523行）
注意，这跟《埃涅阿斯纪》第二卷特洛伊城的劫掠比起来，何等不同。 [10] 那只是明喻——每天都发生的那种事情。而维吉尔笔下的特洛伊之陷落，则是场灾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多年来称雄的古都灭亡了。” [11] 对于荷马，它只是家常便饭。《贝奥武甫》弹的是同一曲调。国王一旦死去，我们都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那座幸福岛屿，就像在它之前及多年之后的众多岛屿一样，终将沉没，英雄时代的大浪翻涌而过：
既然英雄的主公已经弃绝
人间的幸福与欢乐，他的子民
别想再活得快活，他们将一个个
离乡背井。不管天气多么寒冷，
他们一大早就得把长矛紧紧地
握在手中。唤醒武士的声音
不再是清越的竖琴，而是乌鸦的聒噪，
它们在气数已尽的人身边低飞，
向老鹰叙述它们的经历，
夸耀自己如何与狼争食尸体。
（《贝奥武甫》第3020行）
基础史诗伟大，但不是后世的那种伟大。荷马史诗之伟大在于，以毫无意义的万物皆流为背景，构筑人类及个人悲剧。它格外之悲，因为在英雄世界上方高悬万事皆空（a certain futility）。阿基琉斯对普里阿摩斯说：“我远离祖国，在特洛伊长久逗留，使你和你的儿子们心里感到烦恼。”
不是为“保卫希腊”，甚至不是为“赢得荣誉”，也不是因某种使命之呼召而伤害普里阿摩斯。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们这时，处于跟维吉尔的“他的思想坚定不移”
不同的世界。在那里，苦难具有意义，是意志坚定的代价；而在这里，只有苦难。也许歌德正是心想到此才说：“《伊利亚特》的教诲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必定上演地狱。”
[12]
只有这一风格（style）——荷马的一成不变、不动声色、超然物外的语调——使得它尚可忍受。离开这一风格，那么，现代最冷酷的现实主义（the grimmest modern realism）与《伊利亚特》相比，都是儿戏。
《贝奥武甫》略有不同。在荷马笔下，那种认命的绝望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accepted，matter-of-fact despair），毕竟只是背景。而在《贝奥武甫》中，那种根本的阴暗，则走向前景（foreground），并部分体现为怪物（monsters）。英雄就与这些怪物战斗。在荷马那里，无人曾与黑暗战斗。在英语诗歌里，我们有北方神话的标志性主题——诸神与人联合，跟巨人战斗。就此而论，《贝奥武甫》骨子里更为令人振奋，尽管表面上并非如此，而且首次暗合了伟大题材（Great Subject）。在这一方面，恰如在其他方面，它处于《伊利亚特》与维吉尔之间。但它并不特别接近维吉尔。怪物只是部分体现黑暗。怪物的失败——或者说黑暗在怪物那里的失败——并非永久，甚至也不长久。恰如其他任何基础史诗那样，《贝奥武甫》将它发现之物原封不动又留了下来：诗歌结尾，英雄时代一仍其旧。
[1] 这段故事，来自北欧神话。路易斯缩写的底本 Bragaröpur ，恕译者无知，暂不知是何书，可能是散文体《埃达》之一种。
[2] 《艾凡赫》（ Ivanhoe ），英国小说家、诗人司各特（1771—1832）的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刘尊棋、章益之中译本。
[3] 【原注】 Rise of the Greek Epic ，p.211.
[4]
希腊文
和
，词根都是
，意为“最英勇的人”。
[5] 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卷九第300—303行：“ 即使阿特柔斯之子和他的礼物非常可恨，你也该怜悯其他的阿开奥斯人，他们在军中很疲惫，这些人将把你当作天神来尊敬，给你莫大的荣誉。”
[6] 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卷三第1—9行：“ 特洛伊人列好队，每队有长官率领，这时候他们鼓噪、吶喊，向前迎战，有如飞禽啼鸣，白鹤凌空的叫声响彻云霄，它们躲避暴风骤雨，呖呖齐鸣，飞向长河边上的支流，给侏儒种族带去屠杀和死亡的命运，它们在大清早发动一场邪恶的斗争。阿开奥斯人却默默地行军，口喷怒气，满怀热情，互相帮助，彼此支持。”
[7] 在《魔鬼家书》第2章，路易斯以学者所谓“历史上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为例，对这种研究方法做了详尽驳斥。其中大鬼Screwtape教导小鬼说，即便一个人信仰坚定，不为世俗或肉欲所动，也仍有办法。只不过办法不再是从其灵魂中移除灵性，而是“使这灵性腐化变质”。最好的攻击点就在“神学和政治之间的接界处”，因为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政论家正在发表高论，以为后来的基督教传统背离了创建者的教导。现在的引诱策略就是，用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所发明的“历史上的耶稣”这一概念，鼓励回到“历史上的耶稣”。“ 再次鼓励他们清除后人的‘增补和曲解’，找到‘历史上的耶稣’这一概念，并将其拿来与整个基督教传统作比较。 ”（况志琼、李安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89）
[8] 原文为：Entities are not to be feigned without necessity.这句名言，就是著名的“奥康剃刀”。这一原则的通行表述是： “除非必要，勿增实体” 或 “若无必要，绝不设定多样性”。
[9] 【原注】 The Heroic Age ，p.34.
[10] 《埃涅阿斯纪》卷二，全卷由埃涅阿斯向迦太基女王讲述特洛伊城之陷落。讲述开头的语气，足以昭示路易斯所说的这一不同：“ 女王陛下，你要我回顾过去的痛苦，要我讲希腊人如何消灭伟大的特洛伊帝国，那真是惨不忍述。我亲见那悲剧，曾参加过许多战役。没有人能讲这个故事而不流泪，即使他是迈密登人或多洛皮安人，或铁石心肠的尤里西斯的士兵。现在夜露已迅自天空降下，众星已在沉落，使人想到必须休息，不过，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知道我们的遭遇，听我讲述特洛伊的最后痛苦，纵使我想起就不寒而栗，殊难忍受它的悲惨，可是我仍将开始讲。 ”（曹鸿昭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页33）
[11] 原文为： Urbs antiqua ruit ——‘an ancient city，empress of long ages，falls.’语出《埃涅阿斯纪》卷二第363行。
[12] 原文是The lesson of the Iliad is that on this earth we must enact Hell.出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