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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cus Plato， 我父亲把这两个词向我的脱庇叔叔解释时常说，Amicus Plato；那就是，黛娜是我的姑姑；——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但是真理是我的妹妹。 [1]
——《项狄传》第一卷第21章
然而，先必须跑一下题。艾略特先生新近有个言论，一开始就为我们摆出了这一根本问题：我们（仅仅作为批评家）是否有权谈论弥尔顿。艾略特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当世尚在写诗且写得最好的诗人，才是唯一的“审判官”（jury of judgement） [2] 。关于他对《失乐园》的看法，他只接受他们的 裁决 。 [3] 艾略特先生在此，只不过把近百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观点，明确说出来而已。这一观点就是，只有诗人才是诗歌的唯一裁判。假如我以艾略特先生的言论为由头，来讨论这一观点，那么，切莫以为，我这样做不只是图个方便，更不要以为，我是要攻击艾略特先生本人。我为何要攻击他呢？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我跟他都同意，一切文学问题相比之下都无足轻重了。
我们先看看，若将艾略特先生的看法信以为真，会得出什么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鉴于我不是当世最好的诗人，根本就无法评判艾略特先生的评论。那么，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投奔当世最好的诗人？他们能评判，我可以问他们，艾略特先生说得对不对。然而为投奔他们，我必须先知道他们是谁。可这一点，根据前面的假定，我恰恰发现不了；诗人身份（poethood）之缺失，既令我对弥尔顿的评论变得一文不值，也令我对庞德先生或奥登先生的看法同样一文不值。然后，我是否应该投奔艾略特先生，问他当世最好的诗人是谁？可这样还是于事无补。我可能私意以为，艾略特先生是个诗人——事实上，我的确这么认为——然而就像他向我解释的那样，我的这点思考一文不值。我不可能发现，艾略特先生到底是不是诗人；而且在我发现之前，我不可能知道他对庞德先生及奥登先生之诗人身份的证词是否有效。出于同样理由，我也不可能发现，关于 他的 诗人身份， 他们的 证词是否有效。这样一看，诗人就成了一个无法辨识的社群（[unrecognizable society]，一个不可见的教会[an Invisible Church]），他们的相互批评在一个封闭圈里流通，圈外人在哪一点上都打不进去。
即便在圈内，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关于自己的评论，艾略特先生准备接受当世最好的诗人的裁断。可是，
他
怎么就认出他们是诗人？显然，因为他本人就是个诗人；因为，倘若他不是个诗人，他的意见也一文不值。这样说来，他的整个的评论大厦，就奠基在“我是个诗人”这一判断上面。然而，这是个批评判断（a critical judgement）。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当艾略特先生自问“我是不是诗人”，在他能
找到
答案“我是”之前，他就不得不
设定
“我是”。因为这一答案，作为一条评论，只有
当
他是个诗人时，才有价值。于是，他在开始证明论题之前，就被迫“乞求论题”。
同理，奥登先生和庞德先生也在开始证明论题之前，被迫乞求论题。然而由于任何文名颇高的人，都不会让自己的思考基于明显的循环论证，所以其真正后果就是，这类人没有一个能够评论诗，无论是自己的诗还是同侪的诗。文字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于是就演变成为无法交流且没有窗户的单子之汇集。
每个人都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封为“立锥之地”的教主和国王。
对此，艾略特先生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响应说，在别的一些我难以驳斥的准则（maxims）中，我们也会遭遇同样明显的恶性循环。比如我们说，只有良善之人才能评判善，只有理性之人才能评判推理，只有医生才能评判医术。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这是错误类比。（1）在
道德
领域，尽管知行并不合一（合一则使得罪感和立志成为不可能），但没错的是，长期违背良知，会使良知变瞎。然而，违背良知是有意为之。与之相对，坏诗通常并非故意。作家总是力图写出好诗。他竭力追随内心之光（such lights as he had）——在道德领域就有道德精进，在诗歌领域却不会这样。再者，一个人无缘“好诗人”之列，或许还不是因他是个糟糕诗人，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作诗。而在他清醒生活的每一刻，他都要么遵守要么触犯道德律条。因成为坏人而导致的道德盲（the moral blindness），因而必定落在每一个不是好人的人身上；但是，因成为糟糕诗人而导致的批评盲（[the critical blindness]假如有的话），就无须落在那些不是好诗人的人身上了。（2）跟评判诗歌不一样，我们永远不会
从外部
评判
推理
。对一个推理过程的批评，本身就是一个推理过程；而对一部悲剧的批评，本身并不是悲剧。因此，说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评判理性推理，其实只是提出一个分析命题：“只有理性的人才能理性推理。”这类似于说“只有批评家才批评”或“只有诗人才作诗”，而根本不类似于这一综合命题：“只有诗人才能批评。”
（3）至于一门技艺（
skill
），诸如医疗或工程之类，我们必须要做些区分。虽说只有内行才能评判手艺，但这跟评判其后果的价值，不是同一回事。说某一盘菜是否证明了厨师的手艺，这是厨师的事；可是，如此费心炮制出来的这盘菜，是否值得一吃，厨师的意见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因而，且让诗人告诉我们（至少在他们精通此道的情况下），像弥尔顿那样写作是难是易，而不要他告诉我们阅读弥尔顿是不是一种宝贵经验。要是有一种学说，只许牙医说我们是否牙痛，只许鞋匠说我们的鞋是否夹脚，只许政府告诉我们政治是否清明，请问，谁能忍受这一学说？
我们谨遵那一立场，后果就是这样。当然，假如它只是说，一个好的诗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往往并不相同），谈论自己特别拿手又乐于阅读的那类诗歌时，更有可能说出一些更加值得一听的话——这时，我们就无需否认了。
[1] 拙译采蒲隆先生译本（译林出版社，2006，页67）。中译本脚注云：“ 拉丁文：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更好的朋友。这句谚语从苏格拉底的话演变而来：‘我要你想真理，而不要想苏格拉底。’见柏拉图《斐多篇》 ，91。”
[2] 【原注】 A Note on the Verse of John Milton.Essay and Studies ，Vol.xxi，1936.
[3] 艾略特先生的《关于弥尔顿诗体的按语》（1936）一开头，就质疑了弥尔顿的“伟大诗人”这一身份：“ 必须承认弥尔顿的确是一位伟大诗人，可是他的伟大毕竟在哪里，却是模糊不清，很难肯定的。如果分析一下，他的负方积分比他的正方积分好像更多些，更重要些。作为一个人说，他和别人不那么合得来。无论从什么观点看，从道德家、神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或从人类可爱的普通标准来说，弥尔顿都不能令人满意。我要对他提出的疑问比这些都更严重 。”就作为诗人而论，艾略特认为弥尔顿的确是个“伟大诗人”，但却是个“坏诗人”。因为在他看来，弥尔顿“ 败坏了英语，使英语遭遇到非同一般的败坏”。 艾略特自觉其观点，恐为批评界所不许，故而补充说： “有那么一帮人，包括批评家在内，认为对一个大诗人的指责意味着破坏和平，是一种偶像破坏者行为，甚至是耍无赖。我不得不对弥尔顿提出的贬抑之词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们不懂得某些要害方面，作个好诗人要比大诗人更重要；我认为我要讲的话的唯一审判官是我们今天从事于写诗工作中的最能干的人。” （殷宝书译，见殷宝书选编《弥尔顿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页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