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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
巴迪欧为什么要来谈爱？
目标可能还是在如何获得行动的勇气这一点上。由爱出发的行动里，我们才会表现出勇气，才能学会忠诚，在全球历史中找到北，找不到北，也能有毅力继续找，直到完成我们自己的贝克特式命运。这可能是巴迪欧要来谈爱情的主要原因。
巴迪欧在这个文本里最关注的，不是自柏拉图《会饮篇》以来哲学家们对爱情的形而上学式探究，而是关注：我们如何在这个黑暗时代从人身上的正面力量中找到一种美好的寄托？他向我们展示：爱情可以怎样被放大到一种政治情境中，成为政治追求的动能？
爱，被巴迪欧看作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它能引领我们进入对未来的伟大冒险。巴迪欧最忠诚的追随者——齐泽克，很好地阐明了巴迪欧对于爱，也就是对于真正的平等——解放政治的信念：让我们去爱上垃圾，爱上我们这个将要完蛋的世界，爱它们到尽头，一直挺下来，熬出头，带着勇气忍受，在不可能中实践可能，站到命运的另一边去，直到让我们自己都惊奇为止。只有爱的贯穿，行动才能如此彻底。
讨论爱，为什么就是在讨论一种真理过程？爱就是走向真理的过程？
巴迪欧认为，艺术、科学、爱和政治，是我们人类走向真理的四种途径。在这四条道路上的每一种追求，都会把我们升华到更高的命运刻度。
比方说，恋人们面对自己的爱情，会像一个稚嫩的艺术家面对他的材料时那么焦虑：“纯粹的偶然如何成为真理？”如何使我们的爱结出正果？作品或爱的力学、心理和精神支撑点到底在哪里？去爱，这不就是去做作品吗？像马拉美所说，这不啻是围海造田，搭出一个外围，抽干其中的有限，将里面的偶然和随机，像鱼干一样，永恒地晾晒其中。去爱，这是谈恋爱呢，还是做作品？框住一块现实，抽掉其中易腐烂的蛋白质，风干，展示被围堵其中的那些偶然、随机和必然，这既是艺术创作，也是谈恋爱：是抽象雕塑？把自己做进活体标本？
爱的作品里有“俩”：交叉、混合和关联后，两条命运搭结其中，在“共同世界”里扭合成“俩”。马拉美说，最终，偶然应该被固定。固定？在作品中如何固定？这也等于问：如何将我们的爱定位到历史坐标系中？
“爱是通向真理的一步。”爱是关于真理的全新体验。每一次都不一样。齐泽克这样写游击队内的恋人们的爱：互相告密、残杀后，再在斗争中重燃爱火，热烈相拥。一次次感情波折，成为革命道路上的限速标志。达到了爱之真，就是恋人们在这一刻观照了自己的命运。在巴迪欧的哲学中，我们能见到很重的马拉美式诗性：我们时时在掷殻子，掷一次，历史就对我们清明一次：直面真理，每一次都重新来过。爱也是这样一次次的掷殻子，需天天、时时来验证。革命者像恋人那样，需要时时明证自己的历史坐标，一次次重申自己的爱，这样，他的行动才有方向，才有力。
两人之间的爱为什么会通向共同体的平等——解放政治？
二人结合本身通向纯粹、共同的创造。所以，贯穿情爱的戏剧，是“博爱的审美形式”。感情戏中展现了人人身上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枝蔓与瓜葛：公共、共同事业高于私人事务，高于个人内心。两个人的爱：这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在形式上，爱是一次巡回演出，演出之后会分开、隔离，忘了打电话，可能再也见不着，但将要到来的思念，使分离也出足戏分。所以，爱是：“反抗隔离的可能”，爱是我们想要努力继续留在路上的决心。
电视和电影里的，都只是“性的滑稽剧”，真正的戏剧，应该是政治再加上爱，让二者交叉；戏剧是要演出“爱中爱”、“爱之爱”、“对爱的爱”、“爱爱”。这就是为什么普天之下，爱情剧全都一个样：青年人在一些无产阶级人物的帮助下，去反对教会和国家所支持的老年人，去获得自由，不再屈服于父母安排的婚姻，真的走到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创造小组。
由爱到政治，展现了“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之后的经过。爱成为政治，就是从两个人的爱出发，去到集体中追求“平等地一起创造”这一伟大目标。而政治，在巴迪欧的哲学中，是指：使集体一起去爱、思考和行动。做政治是做什么？他认为可以简答：做政治是追问：这个我所处的集体，到底还能够做什么？
这个集体还能做什么？这个集体要怎样才能共同地去做这个什么，并做得正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这个集体共同地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它应该去做的事儿？我们怎么使我们自己去这样做？这些意向和行动，都是政治。政治像爱，也是人类的共同筹划和共同冒险，是把赌注押到了很高、很远。共产主义？那是：去爱，为了去爱，而需要爱，集体地去爱：那是无数个俩们的使命：那开始于两件乐器之间的重奏。
在充塞欲望和快感的时代里来谈“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
独特和困难在于巴迪欧是在拉康传统里来谈爱。他是在这一倾向上来讨论爱的：如何用爱来弥补性关系的缺失？如何去爱来修补性关系缺失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创伤？
在现当代法国哲学里，我们是听得多了：没有性关系，不存在性关系，性关系，那是没有的，拉康说，我们又学着他说。巴迪欧避开了心理分析对于爱的主要关注，只盯住两点：一是，男人最终会发现女人身体之皮肤下潜伏着死亡，胸皱脸瘪将会成为女人的宿命，但还是冲进那一层其实不是性关系的关系里；二是，性的确如拉康说，是个人自恋地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借口，但它仍不失为个人本体的基本力量，像地球的重力那样，使他向外，面向他者，去触摸也等待被触摸（爱是触摸对方的身体之开放）。性是个人此在的“绽出”的力量（能）之源，个人好像总想要离开他自己一样，要逃出自己的身体这片死亡场地，这个冲动就是爱。
性是无法搭接的冲动，但爱能持续：它是错误的冒险，唐突的宣言和孟浪的托付，但可以一再透支；因为，巴迪欧说，爱是宣言，是可以凌乱而一再地重新作出的宣言，是宣言之上的宣言，是对宣言的一再宣言，是对最新的宣言的重申。
爱是对忠诚的训练的话，它会不会成为工具？
忠诚，巴迪欧认为，是通过爱，去“征服偶然”，达到“一”。忠诚是要与爱人成为“一”这个“一”，巴迪欧是照了毛泽东的意思，来理解：它是“俩”。“俩”是一？是的，爱之中，俩是一。但他又在之上带有马拉美倾向：征服一路上的错位和散失，就是爱之中的忠诚，正如马拉美说诗歌是“逐个征服字，进而征服自然”一样。
在巴迪欧的哲学里，总的主体场域，是由忠诚的主体带来的。主体的历史坐标一开始是清晰的。主体一在场，反动的主体和暧昧的主体就同时冒出，互相作对或共谋，要来削弱这一在场的实质，或掩盖这一在场。
反动的主体成为忠诚的主体的无意识。它在革命胜利后就会说，这些忠诚的主体以前作出的决裂，是不算数的，必须为欲望和快感让道。它会说，不应该用暴力和恐怖，而应该和平地去得到一个温和的或已熄灭的当前。这一反动主体本身是由下面这些身体的残骸粘合而成：被吓倒的和临阵逃脱的奴隶、革命群体里的变节者、被回收成为学者的先锋艺术家、盲目于其学科发展的老科学家、被婚姻的日常套路窒息的情人们。
对于暧昧主体来讲，当前成为它的无意识，成为其致命的扰乱。暧昧主体之身体直接与过去相关：打了败仗回来的老兵、失败的艺术家、被苦涩败坏的知识分子、干瘪的主妇、没文化但肌肉发达的青年、被资本毁了的店主、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招人恨的夫妻、单身的告密者、妒忌诗人成功的学者、沉闷而没劲的教授、各色仇外者、贪图荣誉的黑手党、邪恶的神父和戴绿帽的丈夫。暧昧的主体向这些身份提供着新的命运机会，使它们成为绝对的身体，只要求它们去仇恨任何活的思想、透明的语言和不确定的成为（巴迪欧，《世界的各种逻辑》，Alberto Toscano英译，Continuum出版社，2009年，61页）。
但是，巴迪欧认为，忠诚的主体又是由这些反动主体和暧昧主体的残骸构成。爱这一行动，是主体场域里的正面力量。它使主体走出反动和暧昧。忠诚似乎就成了主体的自我修复力量，是我们走出黑暗时代的真正动力。爱对于我们就是这样的动力。
2012年4月5日